基本介紹
- 書名：我的求學之路
- 出版社：百花文藝出版社
- 頁數：386頁
- 開本：32
- 品牌：百花文藝出版社
- 作者：季羨林
- 出版日期：2014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30664123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我的求學之路》編輯推薦：已經遠去的大師，不會遠去的記。如果讀書也能算是一個嗜好的話，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讀書。人必須讀書，才能繼承和發揚前人的智慧。
圖書目錄
自傳（代序）
第一輯 回憶校園生活
我的童年
我的國小和中學
師生之間
水木清華
我和外國文學
第二輯 師長·同窗
胡也頻先生
董秋芳先生
西諦先生
朱光潛先生
吳雨僧先生
何仙槎先生
陳寅恪先生
胡適之先生
李長之先生
許衍梁先生
胡喬木先生
吳組緗先生
第三輯 留德十年
楔子
一 留學熱
二 天賜良機
三 在北平的準備工作
四 滿洲車上
五 在哈爾濱
六 過西伯利亞
七 在赤都
八 初抵柏林
九 哥廷根
十 道路終於找到了
十一 懷念母親
十二 二年生活
十三 章用一家
十四 漢學研究所
十五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十六 完成學業，嘗試回國
十七 大轟炸
十八 在飢餓地獄中
十九 山中逸趣
二十 烽火連八歲，家書抵億金
二十一 我的老師們
二十二 學習吐火羅文
二十三 我的女房東
二十四 反希特勒的人們
二十五 伯恩克（Boehncke）一家
二十六 邁耶（Mever）一家
二十七 納粹的末日——美國兵入城
二十八 盟國
二十九 優勝記略
三十 留在德國的中國人
三十一 別哥廷根
三十二 赴瑞士
三十三 在弗里堡
三十四 同使館的鬥爭
三十五 從瑞士到法國馬賽
三十六 船上生活
三十七 西貢二月
三十八 從西貢到香港
三十九 回到祖國的懷抱
餘音裊裊
附錄
重返哥廷根
第一輯 回憶校園生活
我的童年
我的國小和中學
師生之間
水木清華
我和外國文學
第二輯 師長·同窗
胡也頻先生
董秋芳先生
西諦先生
朱光潛先生
吳雨僧先生
何仙槎先生
陳寅恪先生
胡適之先生
李長之先生
許衍梁先生
胡喬木先生
吳組緗先生
第三輯 留德十年
楔子
一 留學熱
二 天賜良機
三 在北平的準備工作
四 滿洲車上
五 在哈爾濱
六 過西伯利亞
七 在赤都
八 初抵柏林
九 哥廷根
十 道路終於找到了
十一 懷念母親
十二 二年生活
十三 章用一家
十四 漢學研究所
十五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十六 完成學業，嘗試回國
十七 大轟炸
十八 在飢餓地獄中
十九 山中逸趣
二十 烽火連八歲，家書抵億金
二十一 我的老師們
二十二 學習吐火羅文
二十三 我的女房東
二十四 反希特勒的人們
二十五 伯恩克（Boehncke）一家
二十六 邁耶（Mever）一家
二十七 納粹的末日——美國兵入城
二十八 盟國
二十九 優勝記略
三十 留在德國的中國人
三十一 別哥廷根
三十二 赴瑞士
三十三 在弗里堡
三十四 同使館的鬥爭
三十五 從瑞士到法國馬賽
三十六 船上生活
三十七 西貢二月
三十八 從西貢到香港
三十九 回到祖國的懷抱
餘音裊裊
附錄
重返哥廷根
序言
季羨林，生於1911年8月，原籍是山東省清平縣（現改歸臨清市），家庭是農民。父親和叔父幼喪父母，家裡貧無立錐之地，被迫逃到濟南謀生。經過艱苦奮鬥，叔父終於在濟南立住了腳。我於七歲離開父母往濟南依靠叔父，在那裡上國小、國中和高中。1930年高中畢業，考入北京國立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後改外國語文系）。1934年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回濟南任母校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國文教員一年。1935年被錄取為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是年秋赴德，入哥廷根（Gottingen）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等。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建國後任原職。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8年兼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1984年，研究所分設，改任北京大學南亞東南亞研究所所長。
從中學時代起，我就開始學習著寫一些東西，也曾翻譯過一些歐美文學作品。上大學後，念的是西方文學，以英文為主，輔之以德文和法文。當時清華大學雖然規定了一些必修課，但是學生還可以自由選幾門外系的課。我選了幾門外系的課，其中之一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這門課以《六祖壇經》為課本。我從來不信任何宗教，但是對於佛教卻有濃厚的興趣。因為我知道，中國同印度有千絲萬縷的文化關係。要想把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學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東西是困難的。陳先生的課開闊了我的眼界，增強了我研究印度的興趣，我學習梵文的願望也更加迫切了。
1935年我到了德國。德國對梵文的研究是頗有一點名氣的，歷史長，名人多，著作豐富，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外國許多梵文學者是德國培養出來的，連印度也不例外。我到了德國，入哥廷根大學．從瓦爾德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他給我出的博士論文題目是關於印度古代俗語語法變化的，從此就打下了我研究佛教混合梵文的基礎。苦幹了五年，論文通過，口試及格。以後，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應召參軍，他的前任西克（EmilSieq）教授年屆八旬，早已退休，這時又出來擔任教學工作。這位老人待人親切和藹，對於我這個異域的青年更是寄託著極大的希望。他再三敦促我跟他學習吐火羅文和吠陀。我今天在這方面的知識，都是他教導的結果。我畢生難忘我的德國老師們。
在德國十年，我主要致力於語言的研究，對於印度古典文學很少涉獵。
但是回國以後，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喜歡的那一套印度古代語言，由於缺少起碼的書刊資料，不管我多么不願意，也只能束之高閣，研究工作無法進行。在科學研究方面，我是一個閒不住的人。現在幹些什麼呢？我徘徊，我遲疑，結果我就成了一個“雜家”。有什麼飯，就吃什麼飯；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飯。這就是我當時的指導思想。於是，我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關係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譯和研究梵文文學作品也成了我的主要工作。
對於中印文化關係史的研究，我很早就有興趣。在德國求學時期，遇到有關資料，我隨手札記。回國以後，既然研究印度古代語言和吐火羅文有了困難，我就更加注意蒐集中印文化關係史的資料，寫過一些文章。50年代中期以後，集成了一個集子．名之日《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80年代初．我把這個集子進行了改編，把有關印度古代語言的，用德文、英文和漢文寫成的論文，編成了一冊，名之日《印度古代語言論集》，1982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把原有的有關中印文化關係的文章和50年代以後新寫的與此有關的文章編在一起，名之日《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1982年由三聯書店出版。
至於翻譯，50年代初，我翻譯了一些近代德國作家的作品．其中有托馬斯·曼的短篇小說等等。翻譯最多的是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已經集成了一個集子《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從1957年起，我陸續翻譯、出版了古典梵文名著《沙恭達羅》、《優哩婆濕》、《五卷書》、《十王小傳》（選譯）等等。從1973年起，翻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這一部書在印度文學史上和世界文學史上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對南亞東南亞各國有很大影響。有很多印度各種語言和國外許多語言的譯本。它對中國也有影響。蒙、藏和新疆地區，以及雲南少數民族地區，都有羅摩的故事。《西遊記》中孫悟空的形象也顯然受了它的影響。但是卻一直沒有漢文譯本。在過去，翻譯這樣一部規模巨大的史詩，對於我這個行政工作和社會活動都非常繁忙的人來說，簡直是無法想像的。但是，當時所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我頭上被戴上的那一大堆可怕的帽子，一頂也沒有摘。我被命令到一座學生宿舍和系辦公室合在一起的大樓里，去看守大門，傳呼電話．分發信件。後來不知怎樣一來，我又成了教師，教一點英文。總之．我是靠邊站，除了上面說的那些雜事之外，什麼事情也不管。這真是一個難得的好時機，我從1973年起，用了五年的時間，終於把這部長達二百多萬字的巨著譯完。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羅摩衍那》第一冊，到1984年完全出齊，共八巨冊。
與中印文化關係史有關的工作，我也做了一些。主要是同一些同志共同校注了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華書局於1985年出版。陝西人民出版社手同年出版了《今譯》。同年，廣西灕江出版社還出版了我翻譯的《家庭中的泰戈爾》。現在正寫一部《糖史》。
吐火羅文的研究，由於缺少資料，已經中斷了多年。1981年起又收拾起來。因為在1975年新疆吐魯番地區出土了一批吐火羅文A（焉耆文）《彌勒會見記劇本》殘卷。我受新疆博物館的委託解讀這些殘卷。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進度比我預想的要快得多，從1982年起，我在國內外一些雜誌上用漢文和英文發表了一些－論文。將來準備把全部殘卷整理成一部書出版。
有人可能認為，搞一些枯燥的語法現象同艱深的宗教理論，會同文學翻譯與創作有矛盾。也許是因為我在兩方面都搞得不夠深．我倒沒有感到有什麼矛盾，反而覺得有利於腦筋的休息。換一個工作，腦筋就好像刀9重新磨了一樣，頓時鋒利好用。五六十年以來，我就是這樣搞下來的。我不但翻譯文學作品，自己也從事創作。少年時代大概也寫過詩。從高中起就專寫散文，迄今未斷。已經出版了四個散文集：《天竺心影》，1980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朗潤集》，1981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季羨林選集》，1980年，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季羨林散文集》，198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五個集子《萬泉集》也已出版。個人回憶錄《留德十年》也在排印之中。
從上面敘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這一生是翻譯與創作並舉，語言、歷史與文藝理論齊抓，對比較文學、民間文學等等也有濃厚的興趣，是一個典型的地地道道的“雜家”。我原以為，我成為“雜家”是被環境逼出來的。現在看起來，似乎並非如此，我真好像是有一些“雜家細胞”。現在環境早已改變了，而我仍然是東抓西抓，還樂此不疲，這事實我能否認掉嗎？我早已年逾古稀，至今仍無改變的跡象和意願，我恐怕將以“雜家”終了。
從中學時代起，我就開始學習著寫一些東西，也曾翻譯過一些歐美文學作品。上大學後，念的是西方文學，以英文為主，輔之以德文和法文。當時清華大學雖然規定了一些必修課，但是學生還可以自由選幾門外系的課。我選了幾門外系的課，其中之一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這門課以《六祖壇經》為課本。我從來不信任何宗教，但是對於佛教卻有濃厚的興趣。因為我知道，中國同印度有千絲萬縷的文化關係。要想把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學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東西是困難的。陳先生的課開闊了我的眼界，增強了我研究印度的興趣，我學習梵文的願望也更加迫切了。
1935年我到了德國。德國對梵文的研究是頗有一點名氣的，歷史長，名人多，著作豐富，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外國許多梵文學者是德國培養出來的，連印度也不例外。我到了德國，入哥廷根大學．從瓦爾德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他給我出的博士論文題目是關於印度古代俗語語法變化的，從此就打下了我研究佛教混合梵文的基礎。苦幹了五年，論文通過，口試及格。以後，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應召參軍，他的前任西克（EmilSieq）教授年屆八旬，早已退休，這時又出來擔任教學工作。這位老人待人親切和藹，對於我這個異域的青年更是寄託著極大的希望。他再三敦促我跟他學習吐火羅文和吠陀。我今天在這方面的知識，都是他教導的結果。我畢生難忘我的德國老師們。
在德國十年，我主要致力於語言的研究，對於印度古典文學很少涉獵。
但是回國以後，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喜歡的那一套印度古代語言，由於缺少起碼的書刊資料，不管我多么不願意，也只能束之高閣，研究工作無法進行。在科學研究方面，我是一個閒不住的人。現在幹些什麼呢？我徘徊，我遲疑，結果我就成了一個“雜家”。有什麼飯，就吃什麼飯；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飯。這就是我當時的指導思想。於是，我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關係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譯和研究梵文文學作品也成了我的主要工作。
對於中印文化關係史的研究，我很早就有興趣。在德國求學時期，遇到有關資料，我隨手札記。回國以後，既然研究印度古代語言和吐火羅文有了困難，我就更加注意蒐集中印文化關係史的資料，寫過一些文章。50年代中期以後，集成了一個集子．名之日《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80年代初．我把這個集子進行了改編，把有關印度古代語言的，用德文、英文和漢文寫成的論文，編成了一冊，名之日《印度古代語言論集》，1982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把原有的有關中印文化關係的文章和50年代以後新寫的與此有關的文章編在一起，名之日《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1982年由三聯書店出版。
至於翻譯，50年代初，我翻譯了一些近代德國作家的作品．其中有托馬斯·曼的短篇小說等等。翻譯最多的是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已經集成了一個集子《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從1957年起，我陸續翻譯、出版了古典梵文名著《沙恭達羅》、《優哩婆濕》、《五卷書》、《十王小傳》（選譯）等等。從1973年起，翻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這一部書在印度文學史上和世界文學史上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對南亞東南亞各國有很大影響。有很多印度各種語言和國外許多語言的譯本。它對中國也有影響。蒙、藏和新疆地區，以及雲南少數民族地區，都有羅摩的故事。《西遊記》中孫悟空的形象也顯然受了它的影響。但是卻一直沒有漢文譯本。在過去，翻譯這樣一部規模巨大的史詩，對於我這個行政工作和社會活動都非常繁忙的人來說，簡直是無法想像的。但是，當時所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我頭上被戴上的那一大堆可怕的帽子，一頂也沒有摘。我被命令到一座學生宿舍和系辦公室合在一起的大樓里，去看守大門，傳呼電話．分發信件。後來不知怎樣一來，我又成了教師，教一點英文。總之．我是靠邊站，除了上面說的那些雜事之外，什麼事情也不管。這真是一個難得的好時機，我從1973年起，用了五年的時間，終於把這部長達二百多萬字的巨著譯完。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羅摩衍那》第一冊，到1984年完全出齊，共八巨冊。
與中印文化關係史有關的工作，我也做了一些。主要是同一些同志共同校注了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華書局於1985年出版。陝西人民出版社手同年出版了《今譯》。同年，廣西灕江出版社還出版了我翻譯的《家庭中的泰戈爾》。現在正寫一部《糖史》。
吐火羅文的研究，由於缺少資料，已經中斷了多年。1981年起又收拾起來。因為在1975年新疆吐魯番地區出土了一批吐火羅文A（焉耆文）《彌勒會見記劇本》殘卷。我受新疆博物館的委託解讀這些殘卷。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進度比我預想的要快得多，從1982年起，我在國內外一些雜誌上用漢文和英文發表了一些－論文。將來準備把全部殘卷整理成一部書出版。
有人可能認為，搞一些枯燥的語法現象同艱深的宗教理論，會同文學翻譯與創作有矛盾。也許是因為我在兩方面都搞得不夠深．我倒沒有感到有什麼矛盾，反而覺得有利於腦筋的休息。換一個工作，腦筋就好像刀9重新磨了一樣，頓時鋒利好用。五六十年以來，我就是這樣搞下來的。我不但翻譯文學作品，自己也從事創作。少年時代大概也寫過詩。從高中起就專寫散文，迄今未斷。已經出版了四個散文集：《天竺心影》，1980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朗潤集》，1981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季羨林選集》，1980年，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季羨林散文集》，198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五個集子《萬泉集》也已出版。個人回憶錄《留德十年》也在排印之中。
從上面敘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這一生是翻譯與創作並舉，語言、歷史與文藝理論齊抓，對比較文學、民間文學等等也有濃厚的興趣，是一個典型的地地道道的“雜家”。我原以為，我成為“雜家”是被環境逼出來的。現在看起來，似乎並非如此，我真好像是有一些“雜家細胞”。現在環境早已改變了，而我仍然是東抓西抓，還樂此不疲，這事實我能否認掉嗎？我早已年逾古稀，至今仍無改變的跡象和意願，我恐怕將以“雜家”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