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我是愛南開的
- 作者：周恩來
- 寫作時間 ：1919年5月
- 寫作地點：天津
典故,趣聞,
典故
在南開大學八里台校區馬蹄湖的湖心島上，屹立著一座1979年落成的白色大理石紀念碑，紀念碑正面鑲嵌著南開校友周恩來的金色頭像，頭像旁還鐫刻其手跡“我是愛南開的”。離此不遠，還有一座1989年落成的周恩來巨型雕像，雕像的大理石基座上，同樣刻有“我是愛南開的”六個金色大字。當今前往南開大學八里台校區參觀的遊人，抑或是行將畢業的南開學子，都會選擇在這兩處校園標誌性景觀前拍照留念。“我是愛南開的”這句話，已經成為幾代南開人的集體記憶，成為這座知名學府的文化符號。
陶希聖之子陶恒生1943年至1946年就讀於重慶南開中學，作為南開校友，他曾評論道，“我是愛南開的”這六個字“是南開的金字招牌，南開已經不能沒有它。然而，這句名言出自何典？其時空背景如何？為何用‘我是愛南開的’而不直接說‘我愛南開’？似乎很少有人在意或注意”。
事實上，在1979年馬蹄湖上的那座紀念碑竣工之前，周恩來說的這六個字並不為人所熟知。或許是考慮到這一點，在這座紀念碑背面最下方，刻有一行時任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手書的小字：“‘我是愛南開的’引自一九一九年周恩來同志給留日南開同學會的信。”那么找到這封信，看看它的全文，坊間流傳的“揭秘”此語完整版的各種段子即可休矣。
“我是愛南開的”：周恩來原話怎么說？
周恩來堪稱南開最知名最傑出的一位校友，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一再說過，“周恩來——南開最好的學生”。1913年8月，周恩來考入南開中學，1917年6月中學畢業，並在畢業典禮上代表畢業同學講話。周恩來在校期間表現優異，同學對他評價極高：“君性溫和誠實，最富於感情，摯於友情，凡朋友及公益事，無不盡力”；“以善交遊，到處逢人歡迎”；“畢業成績仍屬最佳”；“君家貧，處境最艱，學費時不濟，而獨能於萬苦千難中多才多藝，造成斯績”（《南開學校〈第十次畢業同學錄〉周恩來小傳》）。1917年9月，周恩來東渡日本留學。1919年3月，得知南開學校即將創辦大學部的訊息後，周恩來決定回國求學。他從日本乘船到大連上岸，先去瀋陽，後往哈爾濱，約在4月底返回天津，積極投身於天津地區的五四運動。1919年9月，南開大學成立，周恩來免試入該校文科學習，成為南開大學第一期學生。1920年1月29日，為反對山東問題中日直接交涉，周恩來率領南開等校數千名學生赴直隸省公署請願，遭軍警逮捕，直至7月17日被當局釋放。羈押期間，南開大學校方迫於政府壓力，將周恩來等學生領袖開除學籍。出獄後，反動當局要求校方開除周恩來，嚴修與張伯苓商議，用他在南開設定的“范孫獎學金”資助周恩來出國深造。自此，周恩來結束了在南開的學習生活。他在歐洲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開啟了為中華之崛起而奮鬥的新征程。終其一生，周恩來對南開的深厚感情，絕對是無可爭議的。
周恩來對南開有著深厚感情。他在延安接受《華北明星報》記者採訪時談到：“我在天津南開讀中學、大學。這個學校教學嚴格，課外活潑，我以後參加革命活動是有南開教育影響的。”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作為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肩負千鈞，日理萬機，仍始終關懷著南開大學的發展，曾於1951年、1957年和1959年三次重返母校視察，對南開師生寄予厚望。
“我是愛南開的”這句名言，出自1919年5月上旬周恩來在天津寫給留日南開同學的信。他在信中反對南開學校當局聘請賣國賊為校董，並對學校辦學方向、教學內容提出尖銳批評。這封信，是我們理解“我是愛南開的”原始語境的關鍵，故需不避繁瑣，抄錄如下：
（一）
南開的事體，我是不願意冒昧說，冒昧管。現在我從各方面看，我說一句，實在是危險的很。校長也許別有肺腑，不過我總看不出。不止我，所有知道校長的人，都這樣說。
（二）
你們諸位離天津遠，還不知道內情。我是現在天天到南開去的。我是愛南開的，可是我看現在的南開趨向，是非要自絕於社會不可了。人要為社會所不容，而做的是為社會開路的事情，那還可以；若是反過臉來，去接近十七八世紀，甚而十三四世紀的思想，這個人已一無可取，何況南開是個團體。團體要做的事情，是為“新”，倘要接近賣國賊，從著他搶政府里的錢，人民的錢，實在是羞恥極了，那能談到為社會的事實！
（三）
南開校內的學生都可造就，並且極有熱心毅力，校中卻不拿真學問教他，弄的一個個都是空的。並且，校長近來人心大變，總是拿中國式的政治手腕辦教育。“新”的一線生機，僅僅在於學生。校長方面是天天講Democracy，可是樣樣事武斷，鬧的人心都離體了。
這封信分為三段，讀來略感奇怪。其實，周恩來寫給留日南開同學的原信早已散佚，但留日南開同學會在收到這封信後，於5月21日將周恩來原信節錄寄給留美南開同學會，並云：“頃得同學周君恩來自津來信，節錄於後，亦可見南開現狀的一斑了……”當時，周恩來南開中學時期的同學馮文潛（後曾任南開大學圖書館館長）恰好在美國留學，並負責留美南開同學會的工作，故而有幸保存了這封信。此後，歷經幾十年的歲月流逝，這封信一直被馮文潛精心收藏直至他1963年病逝。
1979年，在馮文潛夫人黃扶先的幫助下，這封信件終於被南開大學校方發現，並隨著馬蹄湖紀念碑的落成而逐漸為大眾所知。上引即為這份節錄件的全文。因此我們可以明白，“我是愛南開的”一語的完整版其實是“我是愛南開的，可是我看現在的南開趨向，是非要自絕於社會不可了”。周恩來何故對母校做如此激烈的批判呢？聯繫後文，周恩來的激憤顯然和南開“接近賣國賊”有關。
周恩來為何批評母校？
眾所周知，近代私立大學與國立大學最大的不同點即在於資金的來源。私立大學只有募集到充足的辦學經費，學校才能維持運營，避免關門倒閉的命運。深知籌措經費之重要性的張伯苓曾經感嘆：“蓋私人經營之學校，其經濟毫無來源，其事業毫無憑藉，非得教育同志之負責合作，在校或出校校友之熱烈擁護，與夫政府及社會各方贊助與扶持，決不能奠定基礎而日漸滋長也！”1919年初，擺在嚴修、張伯苓等人面前的第一要務，就是為即將成立的南開大學四處募集所需的大筆資金。據《嚴修年譜》及《張伯苓年譜長編》，1919年5月之前，嚴張二人為了籌款，曾赴天津、北京、太原、保定、南京等地奔走，拜見各方軍政要員。1919年當年，南開即爭取到徐世昌、黎元洪、李純、閻錫山、梁士詒、周自齊等人的捐款。從軍閥政客那裡募集資金，也引發了校內外人士不小的爭議。但張伯苓認為“美好的鮮花，不妨是糞水培育出來的”，將軍閥政客的財富拿來發展教育，造就青年人才，當然未嘗不可。時任交通總長曹汝霖此時也對南開大學籌備一事表示熱情。
《嚴修日記》記載，1919年2月9日，嚴修在北京“與伯苓、張向庚同往中央公園董事會室，甫入坐，曹潤田（即曹汝霖）來訪，余遂與談南開學校擴充之議，並請伊為校董”。3月31日，嚴修在中央公園“同靜生（即范源濂）、伯苓合請梁燕孫（即梁士詒）、周子廙（即周自齊）、曹潤田商議為南開學校募捐事，燕孫主分任勸募”。4月12日，嚴修同張伯苓、范源濂三人到中央公園開董事會，梁士詒、周自齊、曹汝霖三人亦“同來會談”，“梁云：南開學校募捐事，彼三君可認籌四十萬之公債票，年可得六厘之現金利息（合二萬四千元），並將擬指之姓名、機關列一清單見示”。曹汝霖等人被列為南開校董之事，隨著五四運動的爆發，在南開學生中引起激烈反彈。
1919年5月4日，數千名血氣方剛的北京學生走上街頭，高喊“懲辦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口號，火燒曹汝霖住宅趙家樓，痛毆駐日公使章宗祥。一時間，曹汝霖等人淪為千夫所指、名聲掃地的標誌性賣國賊人物。在這樣大背景下，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21歲的周恩來會在5月上旬的信中痛斥南開校方“接近賣國賊，從著他搶政府里的錢，人民的錢，實在是羞恥極了，那能談到為社會的事實！”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麼對南開感情深厚的周恩來會說出“我是愛南開的，可是我看現在的南開趨向，是非要自絕於社會不可了”這樣沉痛的話語。
“我是愛南開的”如何被校方發現？
那么，1979年，“我是愛南開的”一語又是如何被南開大學校方截取下來，刻上馬蹄湖紀念碑的呢？
1979年是南開大學成立60周年，時任南開大學團委書記趙耀民被任命為校慶慶典籌備小組成員，校領導分配給他兩大任務：一、在校圖書館籌建總理紀念室；二、在馬蹄湖畔建立一座周總理紀念碑，讓他查找出周恩來青年時期的名言警句，同時還要以楊石先校長的名義寫出碑記。趙耀民領命後，組織了有校圖書館林秉賢、校黨史教研室胡靄立等人參加的工作小組並開展工作。在籌建總理紀念室時，馮文潛夫人黃扶先告訴他們，她家中保存有周恩來早年留日時期寫給馮文潛的信件，需要翻找。於是趙耀民等人就組織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到她府上查找，發現了周恩來留日時期的親筆信，同時還找到了1919年5月21日留日南開同學會寄給留美南開同學會的那封信件。眾人讀到信中節錄有周恩來“我是愛南開的”一語，頗感振奮，於是密而未宣，收藏起來。
趙耀民回憶：“不久校領導召開校慶籌備組會議聽取工作進程匯報。等到該我匯報時，首先匯報了紀念室展出資料的收集情況，然後匯報紀念碑碑文集句情況。當時我共準備了17條，而把‘我是愛南開的’列為第一條。當我念出此句時全場欣然，紛紛問我此條的出處，我作了一番詳述。主持會議的校黨委副書記崔希默同志（已故）當即斷然說，我看後面幾條甭念了，就定這一條，於是大家高興地一致通過。”就這樣，新發現的“我是愛南開的”一語，被確定為馬蹄湖紀念碑的碑文。
不過，既然周恩來原信已不存在，我們當前看到的“我是愛南開的”手跡又從何而來？1920年1月29日，周恩來等人遭軍警逮捕後，一度被關押在警察廳，他在獄中根據被拘代表的回憶和日記，編寫了《警廳拘留記》一書。這部書的手稿後來流散在民間，新中國成立後，有關部門在北京一個書鋪中發現了這份珍貴的手稿，將其收購回來，後交由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保存。
1979年，籌建總理紀念室的趙耀民等人在北京看到這份手稿後，便把周恩來的墨跡影印下來，帶回學校。當崔希默在會場上詢問，是否能找到“我是愛南開的”原稿手跡時，趙耀民回答，不能，但是能找到1920年周恩來的手稿《警廳拘留記》。這份長篇手稿中，有多處“愛國”“南開”等詞，眾人從中分別挑出“我是愛南開的”六個字的墨跡，每個字選出五六個，然後拍照放大進行組合比較，選出其中較為滿意的，就成了現今流行的“我是愛南開的”正式手跡。
趣聞
2009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視察南開大學時說：“我記得周恩來總理說過一句話：‘我是愛南開的’。其實，我也是愛南開的。”
2011年10月25日下午近15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回到母校南開中學時說：南開培養了我，南開是我心裡的一塊聖地，我是愛南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