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的八個重要抉擇

《我一生中的八個重要抉擇》是人教版國中語文八年級下冊（2018年春季修訂版）新選入的課文，這篇課文是王選1998年10月在北京大學發表的一篇演講稿。本文在選入教材時編者將題目改為《我一生中的重要抉擇》並對文章做了部分刪改。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我一生中的八個重要抉擇
• 作品別名：我一生中的重要抉擇
• 創作年代：現代
• 文學體裁：演講稿
• 作者：王選
• 入選教材：人教版國中語文八年級下冊 
• 篇數：第四單元第15課 

文體解讀

本文原題為《我一生中的八個重要抉擇》，現部編人教版（2017年12月第1版）語文八年級下冊第15課，題目改為《我一生中的重要抉擇》。課文節選的主要是第六個抉擇的部分。“我”表明文章運用第一人稱的寫法，寫的是關於自己的事情。“一生中的重要抉擇”表明了這些抉擇對作者一生的重要影響。標題點明了文章的主要內容。

原文

我在五年前脫離技術第一線，一年來逐漸脫離管理的第一線，我已經61歲了。微軟的董事長比爾.蓋茨曾經講過：“讓一個60歲的老者來領導微軟公司，這是一件不可構想的事情。”所以比爾·蓋茨本人一定會在60歲之前退休。同樣，讓一個61歲的老者來領導方正也是件不可構想的事情。我是屬於高峰過去的一個科學工作者。有一次在北京電視台叫“螢屏連著我和你”這個節目裡，我們幾個人，被要求用一句話形容我們自己是什麼樣的人。李素麗的一句話我記得，她說：“我是一個善良的人。”非常貼切，她是一個善良的人，充滿了愛心，全心為大家服務。我怎么形容自己呢？我覺得我是“努力奮鬥，曾經取得過成績，現在高峰已過，跟不上新技術發展的一個過時的科學家。”所以我知道自己是一個下午四、五點鐘的太陽；各位呢，上午八、九點鐘的太陽，這是本科生；碩士生呢，九、十點鐘的太陽；博士生呢，十點、十一點鐘，如日中天的太陽。那么，一個快落山的太陽跟大家講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奮鬥過來的體會。所以我從我一生中覺得重要的抉擇中，引發出一些話題跟大家來討論。

我第一個抉擇，在大學二年級即1954年進入北京大學的數學力學系。當時北大非常好，教我基礎課的老師都是非常優秀的老師。因此我受到很好的培養。北京大學應該繼承優秀老師講基礎課的這種傳統，他們是把心思放在教學上的。這第一步很好的數學基礎是我一輩子終生受益的。所以我經常給研究生講，在大學本科期間你不應該去問這個課有什麼用，這是對你一生知識的某種鍛鍊，將來發揮的作用是難以估量的。

我們到了二年級的下學期分專業——那時候有數學專業，搞純數學的；力學專業；還有計算數學——是剛剛建立的一個專業，同計算機是關聯的。好的學生當時都報到數學專業去，覺得計算數學這個專業跟計算機打交道沒有意義，很枯燥。當時卡片都是紙帶的，非常煩瑣，就這個煩瑣的東西，不見得有很多高深的學問，所以很多學生都不願意報。我一生中第一個重要的抉擇，是選擇了計算數學，正好趕上了計算機迅速發展的年代，這是我一生中的幸運，這個幸運跟我當初的抉擇有關。

為什麼當初選這個方向呢？我覺得我這個抉擇的一個重要的核心的想法是：一個人一定要把他的事業，把他的前途，跟國家的前途放在一起，這是非常重要的。我當時選擇這個方向，就是看到未來國家非常需要這個。我非常關注我們國家的科學事業的發展，我看到了十二年科學規劃里，周恩來總理講了未來幾個重點的領域，包括有計算機技術，我看了以後非常高興，我覺得把自己跟國家最需要的這些事業結合在一起，是選擇了正確的道路。這是我一生中第一個抉擇，選擇了計算數學這個方向。

我在畢業以後就投身到硬體裡面，在第一線跌打滾爬，滾爬了大約三四年之久。那個時候我忙的程度，可能是你們現在難以想像的。我最近20多年搞雷射照排當然很忙，沒有休息。但那個時候忙的程度更加難以想像，每天工作都在14個小時以上，一年裡頭都沒有休息的。我們希望為我們國家計算機的發展全身心地投入。在第一線跌打滾爬以後我覺得我懂得計算機了。而我就納悶，為什麼看到國外有好的材料、好的設計，我們只能停留在欣賞的地步，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創新呢？後來發現我不懂得套用，不了解計算機的套用，也就不了解程式。

1961年，在24歲的時候，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就是在有了幾年的硬體的基礎上，投身到軟體，投到程式設計、程式自動化——就是編系統——這樣一些領域來。而且是確實做了一個項目，做了一個大項目，當時是5000行，今天做5000行算小得不得了的程式，在1962年、1963年，5000行的程式的確是大得驚人，好比現在的50萬行差不多——5000行的難度相當於今天的50萬行，因為沒有那么多工具。

我專門投入到軟體領域，而且做硬體和軟體相結合的這種研究，它給我帶來的好處非常大，我豁然開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創造力源泉，很多新理論都提出來了。懂軟體的不懂得硬體，他認為計算機生來就是這樣的，不能去動它，沒法動的；而懂硬體的人，他不知道需求。兩者——結合以後，我就能夠在硬體上做非常靈巧的設計，可以使軟體的效率極大地提高。一旦有了兩種背景（跨領域的）以後，一下子就豁然開朗，我體會到美國控制論的提出者說的一句話，他講：“在已經建立起的科學部門間的無人的空白區上，最容易取得豐碩的成果；在兩個領域交錯的地方，最容易取得豐碩的成果。”我當時跨了這兩個領域，對我一生帶來了很大的好處。

當然，我當時設計的一個新的計算機自己覺得非常得意，比IBM的流行的計算機性能要高很多。當時因為我太年輕，不知道哪些事情在中國是能夠做的，哪些事情在中國是不能夠做的。中國工業基礎太差，你做了一個IBM不兼容的機器，但你不可能花幾十億美元的東西來上自己的作業系統，更不可能花幾百億美元的精力去做套用軟體，所以你一點點創新就變成一種禍害。因為我們沒有能力來搞不兼容的東西，也不應該這樣做，只有在達到美國的水平後才可以做這個工作，才可以在下一代的晶片上來結合做新的機器設定。實際上後來，我差不多同美國人同時提出了某些新的思想，大概中國不能實踐它，也不應該實踐它，所以我很快就放棄了這方面的工作。

第三個重要的抉擇呢，是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我決定鍛鍊英語的聽力。這個在今天毫不新鮮，大家每天耳朵裡面聽Radio Beijing或者別的什麼，但在當時理科裡頭沒有什麼人來鍛鍊聽力。我為什麼這么做呢，因為我看英文的專業文獻，有的時候，覺得每個字都認識，每個語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覺得要做研究，必須要很快地掌握國外的這些資料，一句一句地看，沒法在裡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東西，象看中文這樣——當然永達不到看中文的速度，總是達不到的。但是我的速度、反就能力總是提不上去。我忽然想起，應該訓練聽力，因為訓練聽力，大家都有這個經驗，一句話聽不見，有一個字稍微打一疙瘩，你後頭兩三句話都聽不見了，這對鍛鍊反應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種做法。於是就聽，這是1961年的事情了。從1962年開始聽Radio PeKing，（那時候叫Radio PeKing，不叫Radio Beijing），後來對中國的事情比較熟悉，不太過癮，就去聽外國的台，當然那個時候BOA是聽不見的，干擾得很厲害，因為中文台和英文台是一個台，所以中文干擾，英文也干擾。只有英國的BBC全部是英語台，沒有干擾，所以聽得很清楚，聽了好多年，從1962年，聽了整整四年，一直聽到文化大革命。

但這件事情也是我一生裡頭一個重要的抉擇，鍛鍊聽力給我帶來的好處非常大。當然從來沒想過要出國，因為我父親是錯劃的右派，怎么可能出國呢，只是為了工作。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大家紛紛出國了，我呢，一直忙著，假如說當時出國一年，或者出國兩年，做一兩年訪問學者，我想就沒有今天這樣一個結果，因為關鍵時候走不脫，一走整個隊伍就要散了。這是我第三個抉擇。

這三位偉大的發明家到了晚年都有這樣一些問題，而我下正處在這個關鍵的時刻，我要吸取教訓，少犯錯誤。所以一個人要多做好事，少犯錯誤，不做壞事，我認為我今後應該是這樣。“多做好事，少犯錯誤，不做壞事”，壞事是絕對不能幹的，錯事也要少做，這樣，我就覺得扶植年輕人算是個自然的規律。

那么，怎么扶植年輕人？我們要把年輕人放在風口浪尖上鍛鍊。這就涉及到我的第七個重要的抉擇，就是進軍日本市場。

我的第一個重要抉擇是選專業，第二是跨領域的研究。跨領域的研究我要補充一下。我們今天有很多新的跨領域，機會非常非常多，比如在數學領域跨到經濟，搞經濟數學。山東大學的一位教授在這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貢獻，我們通過一位中國最早從事經濟數學的南開大學的一位教授，陳佳洱親自出面，把他請到北大來，現在成了北大的教授，我們成立了金融數學中心——“北京大學金融數學中心”，這得到了方正的支持，我們提供住房和工資。同時我們又成立了一個金融工程中心——“方正的金融工程中心”，把上一步的研究和下一步的研究合併起來，把新的思想變成軟體，實現頂天和立地的結合。金融到數學，數學跨到金融的領域非常大，我們很多得諾貝爾經濟獎的把博弈理論、機率論運用到經濟中得到了成功，這樣的跨領域我覺得很多。

還有一種重大的，我覺得特別有前途的跨領域就是有技術背景的學生畢業，來學管理，我們方正的發展現在最缺的就是有技術背景的管理幹部。將來這個前途極大。我們也要自己培養，我們中國不缺少技術專家，但缺少懂技術的管理人才，非常稀缺所謂有技術背景的企業家。一個管理人才就可以使一批技術尖子發揮非常好的作用。最重要是跨領域，既要有技術背景，又要懂管理，所以學了數學、物理、計算機、無線電，再去學MBA，我覺得這個將來很有前途。大家可以看未來中國社會的發展，文科和理科的結合，都是一系列的新的機會，簡直不可想像，大家要學會如何跨領域，培養這種知識。

再講進軍日本市場的問題。我們從國內發展到海外，永不滿足是一個取得成就的巨大的動力。台灣最大的日報《聯合報》，國民黨的機關報《中央日報》，最大的晚報《自立晚報》，台灣的省報《台灣日報》，都用我們的系統。進入台灣以後，就想能不能進入日本市場，一方面這個市場大得驚人，是中國市場的十倍，一方面日本的印刷又極端發達，他的彩色印刷的水平無以倫比，他可以在印刷廠里用機器人，一大批的機器人的規模和水平，我想5年之內中國大陸的凸版印刷廠要達到這種水平是不可能的。但是這么一個極端發達的印刷市場，很可愛的一點呢，就是他的出版軟體並不先進，這就有我們可乘之機。我從1975年比美國人更早地提出這種描述事情的方法以後，一個強烈的感受就是只要提前得到需求的刺激，我們就能比外國人更早的有某些創造。這也需要把年輕人放到需求刺激的最前沿的風口浪尖上，日本市場可能給我們這種機會。加上日本的管理非常嚴格，可以極大的提高我們的管理水平。就拿方正日本員工來說，非常完美，早晨九點鐘準時到辦公室，晚上9點鐘出去，有時候忙了就睡在我們的辦公樓，這種敬業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現在日本有六家報紙在用我們的技術，當然都是小的，還有一個中等規模的正在考慮部分用我們的系統。還有一個汽車雜誌，三個版，每個版都是雙周刊，一次出1000多頁，這一本雜誌用我們近一百套前端軟體和後端輸出軟體，價值400萬美元，在中國很難想像一個雜誌社一次就買400萬的軟體。這個市場大得驚人。進軍日本市場就可以靠日本這個大市場，把年輕人推到市場最前沿。

我經常想，為什麼中國人到矽谷很有創造力，做第一流的工作，為什麼在國內做不到？我們就是得不到最前沿的需求信息。那么我們能不能在某些環境下把優秀的年輕人放到這種需求刺激的最前沿，讓他出成績呢？我們現在正在努力創造這種環境。我們進軍日本市場的決策很大程度也是為了這么一個目標，能夠得到最前沿的需求刺激，能夠刺激我們年輕人的創造才華。年輕人最大的願望是獲得成功，當然也需要住房，將來也需要自己的小車，這是應該的，但我覺得他要能夠全力以赴工作的話，首先是一種成就感，同時需要一種團結和諧的氣氛，希望能夠得到長進。

第八個抉擇，是我們準備進軍廣電業，這是1995年的一個抉擇。方正一直靠出版市場賺錢。雖然我們不斷通過技術創新擴大市場，但是十年來我也一直憂心忡忡，10年我們主打的產品還在出版這個領域，沒有嶄新的領域，這是我一直苦惱的一個問題。我記得當年四通的2401打字機非常成功，1988年，萬仞南曾經講過，四通每年要出一個2401這樣的拳頭產品，後來知道搞個拳頭產品是多么的難，四通再也沒有第二個拳頭產品可以跟2401相比。我們呢，也一直在這裡憂心忡忡，我們的出版系統一直維持了十年的興旺，今後還有幾年的興旺，我們有沒有新的支撐點？

1995年忽然給我抓住一個機會。1995年9月4日，李嵐清同志找了楊偉光台長。因為看到中國的動畫不夠發達，所以要中央電視台跟北大方正合作，做動畫製作。他9月4日談話，我9月8日聽到這個訊息，當時馬上產生兩個想法：第一個想法，方正可望進入廣電行業，以中央電視台動畫為切入點；第二個想法，由此帶來的無限的需求刺激，會使我們成長一批將才和帥才。從李嵐清同志給了我們這個機會起，我們就開始進入廣電行業整個的領域，包括廣告製作，資料檢索，以及整個智慧型的管理。我相信3年到5年之內，方正廣電行業的收入會達到、超過出版系統，而且會出現一批將才和帥才。這樣我們找到了第二個很大的支撐點，一個很大的市場，充滿前景的，充滿挑戰的，可以讓大量的年輕人出成績的領域。這是我第八個重要的抉擇。

我們還要年輕人樹立一種團隊精神。我覺得方正的成功在於一批有思想有頭腦的科學家和一群有科學頭腦的企業家的合作。方正成功決不只是因為有一批象我這樣的科學工作者，恰恰是因為北大培養了一批企業家，兩者的結合才能把工作做好。我覺得我一生，有很多地方不如別人，但我有兩個優點：第一，洞察力，對機會的敏感；第二，我老覺得我不如別人。我總體上信心非常足，比如我們要占領日本市場，我們要成為中國廣電行業的老大，我們進入海外已開發國家，我們充滿了信心，從來沒有喪失過信心。但是我總覺得我不如人，跟我合作的人，我覺得這個人那一點比我強，那個人另外一點比我強，我老覺得別人比我強。松下幸之助成為日本的管理之神，他說：“我有三個缺點，都被我變成三個優點：因為家裡窮，知道奮鬥才能成功；第二是，沒文化，懂得要自學，第三身體不好，懂得要依靠別人，三個弱點就變成三個優勢。”覺得別人比自己強，能聽取意見，我覺得這是取得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年輕人也需要能聽取意見，能夠團結奮鬥。創新精神和團隊精神的結合是北大方正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日本人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當年松下彩電剛到美國的時候，一點名氣都沒有。但日本四家彩電廠商訂立協定：在國內賣高價，謀求利潤，在美國全部賣低價，成本價，占領美國市場。不到10年，松下和另外四家廠商的高性能和低價位的彩電把美國廠商打得一塌糊塗，這是下圍棋的做法。美國是喜歡打橋牌，兩家聯合起來跟另外兩家激烈的競爭，英特爾和惠普兩家發展了下一代的CPU，這兩家200億的大公司能夠合作，和另外幾家競爭，這是打橋牌的做法。中國就喜歡打麻將，孤軍作戰，看住上家，防住下家，盯住對家，自己多摸點好牌，自己和不了，也不讓別人和。這種狀況被稱為東方的妒忌，你急，我妒忌你，比你還要急，是非特別多就是這個原因。

當然也有在團隊精神上非常出色的典範，我覺得我23年來學習的一個榜樣就是搞核子彈的這個榜樣，當時都是一批30多歲非常有才華的年輕人，大家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每個人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特別是鄧稼先，他本來是美國博士，很有才華，但鄧稼先最偉大的是讓才華比他更加出眾的人能夠發揮作用，鄧稼先的手下當時對核子彈做出頭號貢獻的是周光召，對氫彈做出頭號貢獻的是余敏，這兩位的才華都在鄧稼先之上。鄧稼先的偉大，在於讓才華比他更加出眾的人能夠發揮他們的本領，所以我們要學習鄧稼先。

楊振寧先生曾經是鄧稼先的中學同學，大學又住在一個房間裡，非常了解；他跟美國的核子彈之父奧本?海默戰後在一個物理研究工作，所以他對兩個體系都非常了解。他曾經講過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話，他講：“鄧稼先假如是美國人，不可能成功領導美國的核子彈，假如奧本·海默是箇中國人，不可能成功領導中國的核子彈。”這兩個人有很大的性格上的差別，鄧稼先非常的和善，愛護人才，大家一想鄧稼先做的事情都會全力以赴地去支持。老鄧普遍得到大家人格上的尊重，是我自己能工作，大家也能發揮積極性的這種類型。而奧本?海默是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人，他是一個才華出眾的人，他的導師曾經描述說，研究生奧本·海默經常打斷別人的講話，甚至於打斷導師的講課，走上黑板，拿起粉筆說：“你剛才那段話可以用我下面更好的辦法來替代。”然後滔滔不絕講下去——是一人才華出眾的人。中國需要有鄧稼先，也需要容納奧本·海默，但可惜中國的社會環境往往容納不了奧本·海默。所以中國要取得成績，可能更需要鄧稼先這樣的人，既有才華，又能容納別人有才華，當然我希望今後中國也能容納奧本.海默。

最後我送給大家一個公式，來結束我的這場“狗皮膏藥”式的演講，這是美國心理學家榮格的一個公式，我非常讚賞，就是“I plus We equals to Full I”，大家很強調要體現自我價值，體現自我價值，需要把自己溶在“We（我們）”這個大集體裡面，最終完全體現自我價值。我非常讚賞這個公式，把這個公式奉獻給大家——“I plus We equals to Full I”，謝謝。

（說明：本文在入選教材時編者只節選了文中的第六個抉擇的部分）

主旨歸納

本文通過闡述作者一生中的第六個重要的抉擇，表現了作者勤奮刻苦、勇於奉獻、甘做人梯、敬業愛國等優秀的道德品質，表達了作者一切為國家，為民族，乃至為全人類做貢獻的思想，為我們樹立了一面高貴的人格大旗。

寫作特色

（1）主題鮮明，邏輯嚴密。

作者講述第六次抉擇時，先明確抉擇的內容，接著介紹抉擇的背景、抉擇後的實際行動以及怎樣扶植年輕人。文中結合一些具體的事例，說明扶植年輕人的重要性。這樣寫，顯得主題鮮明，邏輯嚴密。

（2）語言通俗易懂，極具感染力。

這篇演講詞以精闢的見解和詼諧的表述，展示了一位科技工作者精彩絕倫的語言魅力。如“名人喝酒，叫豪飲，凡人就叫貪杯；名人老了，稱呼變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作者用貼合生活的語言揭示了社會上不公平的現象，對比鮮明，見解深刻，能激起聽眾的感情共鳴。

作者簡介

王選（1937—2006），出生於1937年，是江蘇無錫人。他是漢字雷射照排系統的創始人和技術負責人。他所領導的科研集體研製出的漢字雷射照排系統為新聞、出版全過程的計算機化奠定了基礎，被譽為“漢字印刷術的第二次發明”。

1992年，王選又研製成功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統。先後獲日內瓦國際發明展覽金牌，中國專利發明金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獎，國家重大技術裝備研製特等獎等眾多獎項，1987年和1995年兩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1985年和1995年兩度列入國家十大科技成就，是國內唯一四度獲國家級獎勵的項目。他本人被授予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稱號，並多次獲全國及北京市勞模、先進工作者、首都楷模等稱號，1987年獲得中國印刷業最高榮譽獎——畢昇獎及森澤信夫獎，1995年獲何梁何利基金獎，2001年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王選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曾任九三學社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是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北京大學計算機科學技術研究所所長，文字信息處理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電子出版新技術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北大方正集團董事、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顧問。2006年2月13日11時許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