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特洛布·克里斯蒂安·伯格爾（Gottlob Christian Berger）於1896年7月16日出生於符騰堡的格爾斯泰騰（Gerstetten）鎮。父親約翰內斯·伯格爾是一名鋸木廠主。伯格爾童年在家鄉的公立國小和實科中學就讀，於1910年以obersekunda畢業。之後他進入了位於鈕廷根（Nürtingen）的一所師範學校接受體育教師的職業培訓。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戈特洛布·伯格爾
- 出生地：格爾斯泰騰
- 出生日期：1896年7月16日
- 逝世日期：1975年1月5日
個人檔案,人物生平,家庭情況,職務,軍銜,榮譽,一戰時獲得,二戰期間獲得,
個人檔案
死亡地：格爾斯泰騰
納粹黨籍編號：426875
黨衛隊員證件號：275991
人物生平
1914年8月6日，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戈特洛布·伯格爾志願參軍，並同時被任命為軍校生（fahnenjunker）。起初他被分配到位於烏爾姆（Ulm）的第127符騰堡步兵團第9預備營服役，到9月4日又被調入第247預備役步兵團第1連。同年10月18日他隨部隊開往佛蘭德前線作戰，不久又被編入第120“普魯士威廉大帝” 符騰堡步兵團第2預備營。12月5日，他在根特地區作戰中肩部負傷，隨即被送往當地的醫療所療傷。1915年5月18日起，伯格爾在軍營接受了數月的後備軍官培訓。在此之前，他先後於1914年12月24日和1915年2月25日被晉升為上等兵（Gefreiter）和中士（Vizefeldwebel）。而在接受軍官培訓過程中，他又於1915年7月31日被晉升為候補軍官（Offizieraspirant）。同年8月22日，完成了培訓課程的伯格爾再次被編入第247預備步兵團擔任排長併兼任第1突擊分隊指揮官。結果在10月3日的作戰中他胃部受了重傷，之後他一直在位於Ledeghem的戰地醫院中療養了近三個月。第二年年初，他又被轉到基爾的醫療研究所做恢復性治療直到4月7日。在住院期間，他於1915年11月6日被晉升為預備役少尉。出院後，他仍然回到第247預備步兵團參加作戰。1916年6月10日他被任命為符騰堡突擊營的第5連連長，指揮連隊為進攻部隊開道清掃地雷。不久他又到慕辛根（Münsingen）參加了一次手榴彈投擲培訓。但在培訓過程中，他於7月4日突然因胃傷發作而被迫接受了手術。恢復後，伯格爾於12月1日被任命為第5突擊營第2連連長。第二年1月他在斯圖加特接受了四天的軍事情報局間諜培訓後，於17日被調入第476步兵團第3營擔任第3連連長兼營補給官。四個月後，他又被轉調到第6連擔任連長。到6月初，伯格爾被轉入營部擔任副官。到了大戰的最後一年的7月7日，他又升任第476步兵團的團部傳令官。不久他於8月20日在法國La Neuvillette被手榴彈炸傷，只得卸任接受治療。康復後，他又重新回到該團第3營擔任營部副官直到戰爭結束。1919年1月31日，伯格爾由於受傷造成身體70%部分傷殘而離開了軍隊。在大戰中，他先後獲得過二級和一級鐵十字勳章以及其他多種榮譽。同年7月31日，伯格爾以榮譽預備役中尉軍銜退役。
退出現役後，伯格爾在符騰堡的利歇騰施坦恩做了三年的教師。之後從1922年開始，他又在家鄉格爾斯泰騰做了六年的體育教師。期間，他於1922年2月6日加入了剛興起的納粹黨，並於第二年參與建立了在家鄉的納粹黨地方小組。同年10月，他又成為了烏爾姆地區的納粹黨領導人，一直在慕尼黑和魯爾地區活動。11月納粹黨“啤酒館暴動”失敗後，伯格爾被逮捕並被以“持武器實施暴力”的罪名被關押。11月10日出獄後，他還被追加禁止參加政治活動六年。不久他脫離了暫時偃旗息鼓的納粹黨。
1924年4月1日，伯格爾參加了號稱達姆地區自由軍的“E分部”，並同時被任命為在烏爾姆地區的蓋斯林根該組織的一名連長。兩個月後，他又轉入“F分部”任職直到1928年11月30日。之後他成為了該組織在符騰堡-米特地區分部的領袖。同期在1928年，伯格爾的正式工作也發生了變動。他成為了圖賓根的萬克海姆（Wankheim bei Tübingen）一所實驗國小的校長，並擔任該職位直到1933年。
1930年11月15日，伯格爾加入了衝鋒隊（SA）。第二年1月1日他重新加入了納粹黨，在14天后被任命為衝鋒隊突擊中隊長，擔任圖賓根地區衝鋒隊第10突擊中隊領袖。到8月1日，他升遷進入衝鋒隊第126旗隊第3突擊大隊領導層，並在這年夏天參加了位於慕尼黑的全國領袖學校的第3期學院課程。12月18日，他被晉升為衝鋒隊突擊大隊長，擔任衝鋒隊第126旗隊第3突擊大隊領袖。到第二年2月10日，伯格爾再次被晉升為衝鋒隊旗隊長，擔任衝鋒隊教導旗隊領袖。五個月後，他被轉到衝鋒隊第125旗隊擔任了一個月的隊長。之後他又被轉調到符騰堡的衝鋒隊下級集團代理指揮了兩個多月，最後於1932年10月15日被正式任命為該集團領袖，軍銜晉升為衝鋒隊區隊長。但就在伯格爾平步青雲地提升地位時，1933年7月1日，以老資格自居的他和衝鋒隊里年輕同僚們發生一場爭吵，造成了很惡劣的影響。他隨後被送上一所仲裁法庭，他的前好友、衝鋒隊地區總隊長漢斯·魯丁（Hanns Ludin）向法庭陳述伯格爾“有些不太過分的自負”和“大嘴巴”，並提交證據證明後者“缺乏自我批評和謙虛精神”。後來經過上級裁決，伯格爾不公開地辭去了在衝鋒隊中一切職務，轉而進入教育機構工作。
同年秋天，他進入了埃斯林根（Esslingen）的教育局並在當地的兒童學校里擔任了兩年的校長。1934年11月13日衝鋒隊被清洗後，伯格爾看到了重返衝鋒隊領導集團的機會。當時他給衝鋒隊最高指揮部寫了一封保證書，在信中稱“我始終認為衝鋒隊是最優秀的隊伍，永遠不會站在想要毀滅衝鋒隊的人一邊”。但一個星期後，伯格爾卻投入由衝鋒隊副總指揮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呂格爾領導的訓練署任職。後者因為曾向希姆萊匯報羅姆的行動被認為是衝鋒隊的叛徒。伯格爾與克呂格爾合流則象徵著他與衝鋒隊徹底決裂。這一系列事件為後來武裝黨衛軍的發展埋下了隱患。原先曾在衝鋒隊法庭上參與裁決伯格爾事件的三位衝鋒隊地區總隊長漢斯·魯丁、迪特里希·馮·雅可夫和阿道夫·貝克勒後來在德國駐巴爾幹使館擔任領導職務，他們對伯格爾的武裝黨衛軍徵兵計畫進行了抵制。由於無法得到該地區德國國外辦事處的支持，伯格爾自然不能有效地徵集到外籍德意志人。
從1935年10月到1936年3月底，他在符騰堡地區文化管理局裡擔任了青年教育顧問。在這一期間伯格爾還在多布雷茨步兵學校接受了為期三周的步兵營級指揮官培訓，隨時為返回軍隊做準備。1936年1月30日，他在希姆萊和漢斯·普魯茨曼（Hans Prutzmann）的邀請下加入了黨衛隊，並依靠在從國防軍中獲得的豐富經驗得到了黨衛隊區隊長的軍銜，同時被任命為黨衛隊“西南”大區總參謀長兼該大區的體育顧問，從此時直到戰爭結束一直領導黨衛隊的體育體檢部門。2月下旬，伯格爾到陸軍第13步兵團第3營接受了六天的後勤補給訓練後被編入了陸軍預備役，並被授予了預備役上尉的軍銜。到1938年11月10日，由於他被編入索勞（Sorau）的第9騎兵團，軍銜隨之改為預備役騎兵上尉。到了1940年5月3日，他被晉升為預備役少校。
1938年7月1日，伯格爾被任命為黨衛隊指揮總局下第8補給分局局長。一個月後他又成為第6徵集分局局長。1939年6月9日，伯格爾開始擔任第2體育局局長。而在此之前他就組織過黨衛隊內部的賽跑運動和擔任過德國農民體質鍛鍊的負責人，並不顧自己在一戰中的所受的傷而熱衷於參加這些運動。同年德軍入侵波蘭期間，他還受希姆萊之命組建了一個保護波蘭境內德意志族人的自救團體，並因此被選舉為當年的德國拯救生命協會主席。這一年4月20日希特勒的生日當日，伯格爾被晉升為黨衛隊旅隊長。
1940年1月1日，伯格爾從陸軍轉入武裝黨衛軍中，進入黨衛隊指揮局（SS Führungsamtes）領導層，軍銜為武裝黨衛軍少將。8月15日，他取代海斯邁爾成為了黨衛隊最高指揮總局（SS Hauptamt）局長。戰爭初期，由於國防軍抵制黨衛軍的徵兵工作，嚴重威脅到伯格爾關於黨衛隊特別機動大隊的擴編計畫，伯格爾不得不另尋他路來解決該問題。他發現受黨衛隊最高領袖領導下的部隊只有三支不在國防軍編制下：一是集中營的守衛部隊，二是同樣屬於前者的戰時補充部隊（即後備骷髏旗隊），三是秩序警察（Ordnungspolizei）的一部。1938年8月17日，希特勒命令骷髏看守部隊（Totenkopfverbände）一部分將在戰時作為特別機動部隊的後備力量，而到1939年5月18日他又下令允許希姆萊從普通黨衛隊中抽調50000人來補充後備骷髏旗隊。伯格爾隨即向希姆萊提出立即組建兩個滿員的黨衛軍戰鬥師的計畫，另外在計畫中他還構想如果希特勒批准從骷髏看守部隊和秩序警察中抽調人員到特別機動部隊的話，那么黨衛軍就可以在很短時間內擁有建立三到四個師的實力。儘管這一計畫違反了國防軍設立的徵兵法規，但希特勒仍然批准了伯格爾的計畫。伯格爾與特別機動部隊觀察局隨即得以放手組建一支新的軍隊，特別機動部隊也正式在此期間更名為武裝黨衛軍。這裡如何將骷髏看守部隊融合到武裝黨衛軍中去的問題甚至比戰鬥更顯得重要，因為要讓武裝黨衛軍成員平等接受那些他們一直蔑視的集中營守衛的確很困難。
伯格爾在戰時是組織外籍志願者參加武裝黨衛軍政策的先驅。他主導發起了將武裝黨衛軍發展為國際化的軍隊，並籍此為團聚分散在歐洲各地的日耳曼族人的口號助威。1941年3月，伯格爾正式開始負責起日耳曼族志願者徵兵中心的工作。他首先將目光放在比利時佛蘭德地區，為此他聯合了當地一個主張併入德國的組織，組成了一個 “德意志-弗萊芒運動聯合會”（DEFLAG）。不久來自於這個地區的志願者組成了武裝黨衛軍中的第一支外籍作戰部隊。在1941年到1942年這兩年中，伯格爾早在戰前就建立起的各方面良好關係為他的徵兵工作帶來很大便利。這兩年他的徵兵工作成效也不斷上升。到1943年8月30日，徵兵中心被編為黨衛隊最高指揮總局下的第6分局。這年夏天，伯格爾還說服戰時東方占領區事務總管阿爾弗雷德·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給予他在東方占領區負責政治行動的職位，這樣一來他可以更為方便地在這些地區的鄉村居民中推行他的徵兵政策。同年6月21日伯格爾被晉升為黨衛隊副總指揮和武裝黨衛軍上將，7月1日他又被授予德意志銀質十字章。戰爭後期，他還在克羅地亞等地組織了類似的聯合協會組織，招募更多的志願者加入武裝黨衛軍作戰。
伯格爾還熱衷於在捷克斯洛伐克與波蘭境內發展和協調德意志種族純潔工作，清除這些地區的不同政見者並代之以德意志族人控制民政部門。他支持羅森堡將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納入德國的保護國的計畫，這些保護國自身只有極少的自主權並且在國際上無外交可言。立陶宛由於其國民被認為不完全斯拉夫化未被納入該計畫中。1943年夏，伯格爾還說服了戰時東方占領區事務總管阿爾弗雷德·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給予了他一個在東方占領區負責政治行動的職位——東方占領區內政部“政治參謀部”全權總督。這樣一來他可以更為方便地在這些地區的鄉村居民中推行他的徵兵政策。隨著戰爭形勢對德國愈加不利，伯格爾在東線後方為保證後勤通暢，實行了殘忍的政策。
伯格爾雖然身患殘疾，但是卻非常活躍。1943年2月，他寫信給希姆萊自薦指揮新組建的第12黨衛軍青年師。他將該師預想成第二個警衛旗隊師，並抽調前警衛旗隊師的軍官和希特勒青年團的人員構成該師的骨幹。但鑒於他是武裝黨衛軍徵兵工作的負責人，希姆萊自然拒絕了他擔任師長的要求。當然他沒有任何指揮經驗也使得他根本不適合擔任該職。1944年8月31日，伯格爾被任命為斯洛伐克地區黨衛隊和警察高級領袖，奉命指揮部隊鎮壓普雷斯堡（Pressburg，現在為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發）的起義軍。但到了9月中旬，他又被調離該職。9月26日，伯格爾數年來在軍隊後方不懈的努力為他帶來了一枚配有雙寶劍的騎士戰功十字勳章。
伯格爾（右）與魯道夫·萊曼一起視察黨衛軍
伯格爾（右）與魯道夫·萊曼一起視察黨衛軍希特勒遇刺的“7.20”事件後，原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下屬的戰俘管理部門被黨衛隊接管，伯格爾成為該部門領導人。起初他向希特勒表明他不願意擔任該職，因為他生來就不是乾看押人員或警察的料，但最終還是服從了命令。一開始他監督了一些對密謀分子的逮捕行動，但是他還是把該部門辦公室遷移到離黨衛隊中央辦公室兩英里之外，並保留了原在職人員而不使用黨衛隊人員。這樣雖然並沒有保護多少人但是卻讓這些囚犯少受了很多苦。在戰後曾被拘禁的前陸軍中將漢斯·施派德爾斯（Hans Speidels）證實伯格爾在1944年到1945年冬季曾設法將他從蓋世太保的看押中解救出來，雖然最終沒有成功但卻讓他能夠安全地呆在正規的監獄中。在盟軍日益逼近之際，伯格爾收到了立即處死包括漢斯·施派德爾在內的犯人們的命令。但他卻冒險通過愛娃·布勞恩勸說希特勒收回了這個殘酷的命令，解救了一批陸軍軍官。此外，伯格爾還多次抵制黨衛隊經濟管理局局長波爾等人企圖徵用在他控制下的戰俘作為勞工的計畫。1945年3月28日，伯格爾還曾在柏林召開了一次關於戰俘醫療品問題的會議。出席會議的還有兩名美國戰俘：亞瑟·瓦納曼將軍和德馬爾·斯皮威上校。最後他們決定醫療品應集中管理，並由兩個由醫生們構成的組來進行分配。該兩組中包括來自英美戰俘中的醫療官。伯格爾還盡力給予3月6日後進入德國的紅十字會人員安全保障。他的這些努力拯救了很多國防軍陸軍人員和盟軍戰俘。
伯格爾在安特衛普檢閱比利時的志願者
伯格爾在安特衛普檢閱比利時的志願者1944年10月，希姆萊任命伯格爾為人民衝鋒隊（Volksturm）總參謀長，負責該部隊的組建和裝備工作。他與由陸軍上校漢斯·基塞爾（Hans Kissel）領導的參謀部一起在位於柏林道格拉斯斯特拉塞大街的指揮部里開始組建工作。但這支部隊的政治工作實際上是由馬丁·鮑曼負責，徵兵大權則把握在各省領袖手中，伯格爾只是一個有名無實的領導人。這一年，他的指揮部還遭到了英國空軍的轟炸。這次轟炸使他一生中最後一次負傷，卻險些喪命。因為在負傷後他被誤診為不治，差點被埋葬。
在戰爭期間，伯格爾還擔任了德國郵政部門中的黨衛隊領袖。1943年1月，他甚至從郵政部門抽調人員組成了一個汽車運輸營，編入武裝黨衛軍在後方參加反游擊作戰。同年他還負責了驅逐丹麥境內猶太人的事務。德國投降時他還兼任著“東方占領區”管理委員會中的黨衛隊全國領袖聯絡官，以及巴伐利亞軍區的軍事總督。
伯格爾眉發濃密，性格開朗，外表有點像斯拉夫人。他舉止生硬且不雅，言語粗放，但卻不乏親切和幽默感。有人描述他的身上匯集了東方人的謀略和農夫的淳樸性格。雖然長相粗獷，但他其實是一個聰明而精於變通的人，精通官僚政治的特點也使他深受希姆萊器重。伯格爾熱愛祖國，但在政治方面卻非常固執。熟悉他的人們對他爭議很大，這主要是因為他先後在衝鋒隊、國防軍和黨衛隊之間“改旗易織”。伯格爾是黨衛隊中最有能力、最殘酷的領導人之一。他對權力頗有欲望，對希姆萊無限忠誠，並將後者當做兒子和朋友來對待。他精力充沛，被人看作第三帝國的黨衛隊詩人。他長期忙碌於黨衛隊和他私人的事務中，是黨衛隊中最主要的活躍分子。他極端仇視蘇聯，同時始終對西方懷有好感。這點可以從他在戰爭後期盡力解救盟軍戰俘體現出來。
1945年5月8日，伯格爾在貝希斯加登被法軍逮捕。隨後他被押往英國倫敦的第7戰俘營。之後他又先後被轉到位於庫伯蘭的第3高級軍官戰俘營、布魯塞爾、法蘭克福和紐倫堡。1946年5月1日，他被轉到達豪的戰俘營療養，之後作為證人參與了達豪集中營審判。在德國境內的多所監獄展轉後，伯格爾於1947年在紐倫堡國際法庭上作為戰犯接受了審判。最後他因參與強征勞工等事件被確定犯有戰爭罪，被判處25年有期徒刑。1951年1月31日他的刑期被減為10年。同年12月16日，他從蘭德斯伯格監獄中被釋放。出獄後，伯格爾被博世（Bosch）公司聘用為建築機械主管，1953年7月到1964年底他又在VORHANGSCHIENENFABRIK MHZ擔任同樣職位。1964年9月在前黨衛隊副總指揮卡爾·沃爾夫的審判中他曾作為辯方證人出庭。1965年，伯格爾回到家鄉格爾斯泰騰，在科堡的《歐洲民族月刊》雜誌社謀得一份職位。當然，在戰後他還參加了黨衛軍老兵互助協會（HIAG），並在1971年10月獲得了由該組織頒發了金質榮譽獎章。1974年12月31日他被送到位於斯圖加特的一家醫院接受治療，第二年1月5日在那裡病逝。他死後被葬於家鄉，很多前武裝黨衛軍成員參加了他的葬禮。
家庭情況
伯格爾在1921年4月23日與瑪麗亞·丹姆巴克結婚，婚後生有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伯格爾夫人生於1900年4月20日，也是納粹黨員。他們的長子沃爾夫在黨衛軍警衛旗隊師服役期間於1943年2月11日在蘇聯哈爾科夫陣亡，軍銜為一級突擊中隊長。長女克麗斯塔的丈夫安德烈斯·施密特是羅馬尼亞地區德意志族領導人，後來死於蘇軍之手。克麗斯塔在1942年11月11日因病而死。
職務
1938年7月1日-1941年4月20日，黨衛隊指揮總局下第8補給分局局長
1938年8月1日-1939年10月1日，黨衛隊指揮總局下第6徵集分局局長
1940年8月15日-1945年5月8日，黨衛隊最高指揮總局局長
1941年3月-1943年8月30日，日耳曼族志願兵徵兵中心負責人。
1943年8月30日-1943年12月，黨衛隊最高指揮總局下第6局局長。
1941年12月-1945年，“DEFLAG”德意志-弗萊芒運動聯合會主席。
1942年1月1日-1945年5月8日，帝國郵政部中的黨衛隊全國領袖私人代表。
1942年1月1日-1945年1月1日，帝國郵政顧問團成員。
1942年1月1日-1944年12月31日，德國帝國郵政監督總長
1942年5月1日-1945年，黨衛隊郵政衛隊的軍事領導人
1943年1月1日-1945年5月8日，德國國家郵政局黨衛隊軍事領袖。
1942年8月-1945年5月8日，黨衛隊體育部領袖兼體育督察員。
1943年8月10日-1945年1月20日，東方占領區內政部“政治參謀部”全權總督。
1943年9月2日-1945年5月8日，德國國會議員。
1944年7月11日-1945年5月，德國-克羅地亞民族聯合會主席
1944年8月31日-1944年9月19日，斯洛伐克黨衛隊和警察高級領袖。
1944年10月1日-1945年5月8日，最高統帥部下屬戰俘管理部門總督。
1944年10月7日-1945年5月8日，德國國民突擊隊總參謀長。
1945年1月-5月8日，東方占領區管理委員會下黨衛隊全國領袖聯絡官。
1945年4月19日-5月8日，巴伐利亞軍區軍事總督
軍銜
軍校生（1914年8月6日）
上等兵（1914年12月24日）
中士（1915年2月25日）
候補軍官（1915年7月31日）
預備役少尉（1915年11月6日）
預備役中尉（1921年2月5日）
衝鋒隊突擊中隊長（1931年1月15日）
衝鋒隊突擊大隊長（1931年12月18日）
衝鋒隊旗隊長（1932年2月10日）
衝鋒隊區隊長（1932年10月15日）
預備役上尉（1936年2月24日）
預備役騎兵上尉（1938年11月10日）
預備役少校（1940年5月3日）
黨衛隊區隊長（1936年1月30日）
黨衛隊旅隊長（1939年4月20日）
武裝黨衛軍少將（1940年1月1日）
黨衛隊地區總隊長兼武裝黨衛軍中將（1942年4月20日）
黨衛隊副總指揮兼武裝黨衛軍上將（1943年6月21日）
榮譽
一戰時獲得
一級鐵十字勳章（1918年1月21日）
二級鐵十字勳章（1914年11月26日）
伊普爾突擊獎章（1914年11月26日）
金質符騰堡軍事服役獎章（1915年5月21日）
符騰堡王室軍事服役騎士十字勳章（1918年5月4日）
符騰堡弗里德里希王室一級、二級配劍騎士十字勳章（1918年11月8日）
黑色負傷紀念章（1916年6月1日）
銀質負傷紀念章（1918年6月18日）
二戰期間獲得
配劍騎士戰功十字勳章（1944年9月26日）
銀質德意志十字勳章（1943年7月1日）
1939版一級鐵十字勛飾（1944年9月18日）
1939版二級鐵十字勛飾（1944年9月15日）
配劍一級戰功十字勳章（1940年7月1日）
配劍二級戰功十字勳章（1939年11月1日）
金質納粹黨章（1943年1月30日）
金質希特勒青年團榮譽徽章（1944年1月30日）
芬蘭一級曼海姆十字勳章（1941年9月10日）
羅馬尼亞fortune軍事獎章（1942年6月5日）
芬蘭白玫瑰皇室配劍星飾一級指揮官十字勳章（1942年8月26日）
匈牙利神聖皇冠帶劍星飾大十字勳章（1942年10月1日）
帶劍星與騎士飾克羅地亞日沃尼米爾國王皇冠大十字勳章（1943年7月12日）
一級斯洛伐克戰爭勝利騎士十字勳章（1944年9月20日）
1914-1918前線戰鬥員榮譽十字勳章（1935年11月16日）
銅質衝鋒隊體育運動章（1934年12月15日）
慕尼黑全國領袖學校臂章（1931年4月20日）
一級德國奧林匹克運動榮譽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