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真集

內容介紹

序　言

每當有真才實學的學者離開，作為校長的心情是最糾結的。

朱維錚先生逝世轉眼已經一年了。朱先生的離世，對復旦、乃至對整個學界都是巨大的損失。先生於復旦大學大力振興人文學科的關鍵時期離世，我切實感受到了沒有朱先生的復旦多了一絲寂寞和憂愁，復旦的發展太需要以朱先生為代表的老一代學者的建言、獻策、指導和批判。

我對朱先生的學問，既沒有能力、更沒有資格來作任何評述，歷史系的同志們要我為朱先生離世一周年的紀念文集寫幾句話，我只能談一點我的感受。儘管我和朱先生的學科相距太遠，但我和《人民日報》記者姜泓冰女士有著同樣的感受：對於一位大師，我們外行“不必讀懂他的專業貢獻，更不必糾結於他的一言一行；對於一所大學，一個社會來說，這樣一位認真讀書，認真教書，認真做人的學者、教授的‘氣場’，就是最寶貴的‘遺產’。”這種“氣場”和“遺產”就是一種久違了的“士人風骨”。我認為，“風骨”至少是知識分子理想的生命存在方式的概括，並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

朱先生的“士人風骨”首先體現在講真話的巨大勇氣。我和朱先生原先並不熟悉，論年齡他是我的老師輩，加之我是自然科學家，朱先生的學問對我來說太過深奧。因此，我只能以景仰的心情來閱讀他的《走出中世紀》，從而來間接地了解朱先生。9年初，我從國務院學位辦回來任復旦大學校長，為向朱先生請教復旦人文學科的發展理念而冒昧登門造訪，領略大師風采。後來又在醫院聊過數次，內容不外乎關於人文學科的治學之道和復旦的人文學科傳統，以及關於中國近代科學史等等。每次談話都獲益匪淺，但感受最深的還是他的率真、求真、認真，乃至有些頂真的態度。他在《走出中世紀》一書中對如我這樣外行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任何一種歷史研究，那第一步都只能用力於討論對象‘是什麼’，然後才可能追究‘為什麼’。”靜心想來，我們所有學科的研究的第一步不都是在用力於討論對象的“真”嗎？然而，對於經歷過連牛頓、愛因斯坦等的名字都不許提及，對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等物理原理都要猛烈批判的“文革”年代的中國人來說，都會深深體會到作為人文學者要做到這一點的特殊困難。還在“文革”的遺風仍相當盛行的年代，朱先生就大聲疾呼：“不可以帶著現在的感情，對歷史做輕易的價值判斷”，“有一種人習慣於紅衛兵的思維方式，根本不看重學問，把學問當作一種工具，搞來搞去”，“我們現在有一批教授，就是當年的紅衛兵，他們的思維還是當年的紅衛兵思維”，……能夠如此勇敢、不留情面地斥責學界的“紅衛兵”，除了朱先生，恐怕很難找到同類。即便在今天，如此直抒胸臆的人文學者也不再多數。

朱先生說的都是真話，“真話”無非就是把握和傳達了實際情況的本質，並恰如其分地表達了我們需要面對的現實對象（或事件）的屬性及其內在的因果關係，但恰恰因為這個簡簡單單的“真”字的潛在力量，反而使得要想說出真話者面臨巨大的壓力！其實，真話的邏輯非常簡單，許多都是常識性的；在連常識都被廣泛忽視的情況下，說些常識性的真話都會被看作是“另類”。難怪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一句真話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的斷言會成為名言。因此，編者將紀念朱先生的文集取名為《懷真集》是十分貼切的。

朱先生的“士人風骨”還體現在“為學術而學術”、毫無功利性的治學態度。我感到他唯恐我本能地以工程技術學科的觀點來功利地看待人文學科，對我反覆強調的觀點是，“歷史就是歷史，它不是其它任何東西，它也不為任何功利的目的服務”，“歷史不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只是用歷史來說歷史”。我首次與朱先生面談時他也表達了要“重拾純學術大旗”的宏願。他對我說：“純學術很重要，它可以弘揚傳統，啟迪思想。當你講歷史用於功利目的時，那么它和技術一樣是把雙刃劍。”所以，在0年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我發出了“中國不出大師是因為缺少為學術而學術的人”的感慨。

懷真集

基本介紹

內容介紹

作品目錄

相關詞條

熱門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