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垂簾：祺祥政變始末

祺祥政變開啟了慈禧垂簾。年僅27歲的慈禧如何能夠取得祺祥政變的勝利，從而開始了長達47年的垂簾聽政生涯？是天時、地利，還是人和？似乎都是。本書以“滅建州者葉赫”的讖語作引，勾勒出晚清道光皇帝立儲隱憂的朝局和烽煙四起、內憂外患的政局變幻圖景，全面接受了祺祥政變的歷史背景；描述了隨著祺祥政變的風起雲湧，慈禧步步為營、遊刃內外，最終徹底擺脫了以肅順為首的贊襄政務八大臣的掣肘，登上最高權力寶座的跌宕起伏的過程，概括了黃色垂簾之後的慈禧，點了三位小皇帝的將，決定了晚清47年的朝局走向，進而影響了中國近代史發展的歷史脈絡。在敘述的過程中，本書也一一解讀了：慈禧為什麼要發動祺祥政變？是為了自保，還是為了政治野心？在政變中，她是如何整合自身以及周邊的各種勢力，並逐步達到自己的目的的？作為勝利者，為什麼她執政時間是歷史上492位皇帝中的“第七帝”，是唐朝女皇武則天執政時間（21年）的兩倍多……

基本介紹

• 書名：慈禧垂簾:祺祥政變始末
•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 頁數：251頁
• 開本：16
• 品牌：人民東方出版傳媒有限公司
• 作者：王開璽
• 出版日期：2014年3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06073363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本書有近70副珍貴的歷史圖片。作者敘述歷史深入淺出，可讀性強。

作者簡介

王開璽，1949年生，河北辛集人，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中國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到目前為止，他已出版學術專著多部，發表學術論文60餘篇，內容多屬晚清政治史範疇。
本作者銷售較好的相關圖書（包括外版書）。
近期（兩年內）我社已出版的同作者圖書。

媒體推薦

據我寡聞所及，20世紀末葉以來，在大陸出版的十多種關於辛酉政變（祺祥政變）的論著或普及讀物中，敘史有理有據而可讀性強的，當屬王開璽的《慈禧垂簾：祺祥政變始末》。
——已故歷史學家、文學家朱維錚

圖書目錄

再版總序
引子——滅建州者葉赫
帝國危機
誰主沉浮——皇位本應是我的
無聲之變——一張出奇制勝牌
封號問題——兄弟失和的導火線
異軍突起——肅順集團的形成與政績
為政苛猛——肅順播下失敗的種子
君命難違——恭親王奉命議和前後的處境與心態
熱河風雲
初露崢嶸——一個未被重視的女人
好男好女——鑲藍旗中的生死冤家
進退兩難——鹹豐帝的憤懣與無奈
託孤何人——鹹豐帝的抉擇

後記

初版後記
慈禧太后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絕對可以稱得上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因為，慈禧太后自祺祥政變(又稱辛酉政變、北京政變)後，統治中國長達47年之久，統治時間僅比清代的康熙帝、乾隆帝，西漢的武帝，遼道宗、遼聖宗，梁武帝略短，與明神宗相同。
我們不是英雄創造歷史論者，但我們卻不能不承認，在某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某些英雄人物的確深深影響，甚至決定著歷史的發展方向或進程。慈禧太后未必是英雄人物，但卻是極其重要的歷史人物。
清王朝覆沒後，有一個傳說不脛而走。即清太祖努爾哈赤在平滅葉赫部落時，葉赫首領曾發誓說，即使葉赫氏只存一女子，也要復仇雪恨。後來，大清帝國在葉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統治時期。國勢日敗，風雨飄搖。慈禧太后死後僅及三年，其親侄女葉赫那拉氏隆裕太后，在養心殿接受了退位條件，頒布了清帝退位詔書，終於完成了葉赫家族向愛新覺羅家族復仇的遺願。
這一傳說，不是歷史的科學分析，但卻反映出部分民眾對於慈禧太后掌權與清廷覆亡關係的認識和理解。深悉清末宮廷內幕的惲寶惠在分析清王朝覆亡原因時曾說：正是因為鹹豐帝死於熱河，才導致了贊襄政務八大臣肅順等人與慈禧太后的矛盾衝突，繼而發生了祺祥政變，開太后垂簾聽政之惡例。後來光緒初年與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后的再次、三次垂簾，“何嘗不由是而來”?祺祥政變與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實是“造成清室迅速覆亡之遠因”。
由此可見，祺祥政變與慈禧太后的垂簾聽政，不但深深影響著清王朝的政局、朝局及其生死存亡的命運，而且深刻影響著中國的-社會發展方向與速度。人們希望了解祺祥政變，渴望了解慈禧太后。
然而，對於絕大多數的人來說，祺祥政變的始末因由未必十分清楚，而對於慈禧太后的了解，主要來自於稗官野史的傳說演義，更多的則是某些“戲說”之類電視劇的介紹，甚至是隨意的編造渲染內容。這些可以說“趣味又休閒”矣，但卻遠離真實的歷史，真實的慈禧太后。
筆記野史中的諸多傳說趣聞，固然是人們所感興趣的，也是本書所要分析和澄清的，但我們更感興趣和要予以揭示的如下。
其一，當時年僅27歲的慈禧太后，為什麼能夠推倒具有合法輔政地位的贊襄政務八大臣，成功地與恭親王奕訴策劃了宮廷政變?
其二，牝雞司晨，不祥；女主當權，國危。這是封建社會中的一種偏見，但卻又是一種普遍的認識。那么，慈禧太后作為一個女人，是怎樣一步步地走上歷史前台的?為什麼能夠把持清廷最高權力，統治中國長達47年之久，使得清廷的滿漢王公大臣，及中國的四億之眾拜倒在其腳下?
其三，清王朝的最後覆滅與慈禧太后的長期掌權，是否存在著某種必然的因果關係?
其四，慈禧太后陵隆恩殿前丹陛上巨大石雕及漢白玉欄板、望柱上，雕刻的鳳在上、龍在下的“鳳壓龍”圖案，隱寓著慈禧太后怎樣的心理意願?
正是出於以上的種種考慮，中華書局大眾讀物編輯室宋主任志軍、李君洪超，約我就慈禧太后是如何從後官的嬪妃，通過祺祥政變，走上大清朝最高權力寶座的歷史過程予以說明和分析。他們提出的原則和要求是，本書不是“戲說”或“演義”式的休閒書籍，首先應該具有歷史真實的科學性，但同時又必須避免內容與語言的程式化，使之具有較強的知識性、趣味性和可讀性。
這話說起來容易，但真正做到卻是十分不易。當時我即感到這將是一個費力不討好的“苦差事”，有意推卻。但是，承宋、李二君的盛情相邀與鼓勵，另外個人於這一段歷史又確有興趣，於是便不知深淺地應允下來。 一旦動手開始撰寫，愈加切身體味到其間困難重重。其困難並不在於相關史實的了解與把握，而在於如何改變數十年來形成的史學工作者的傳統思維模式與語言表述程式。
要想寫好這本小書，首先要避免個人情感偏好或價值取向的干擾，不能將史學界已有定論的肅順、慈禧、奕訴等人臉譜化、模式化，而應儘可能客觀地再現當時的歷史，保持歷史人物的具體鮮活。其次，要把握好巨觀敘述與細節描寫的關係。巨觀敘述不是枯燥乾癟的嘮叨，細節描寫也不等同於瑣屑小事的堆砌，而是為了使讀者能於巨觀中去總體把握這一歷史，於細節中去感悟理解相關的歷史事件與人物。如通過對慈禧親自書寫的“上諭”中的語言語氣、文字書寫的優劣、文字的錯字別字等的介紹，使讀者對慈禧太后的文化水平做出自己認為正確的判斷。另外，還要特別注意正史資料與稗聞野史的關係。既要堅持正史史料的核心基礎作用，又要重視其他筆記野史的記載。本書中利用了相當數量的野史，絕不僅僅是為了增加所謂趣味性，滿足部分讀者的獵奇心理，而是為了補充正史資料之不足，使所述內容更為具體、生動、鮮活。
“開弓沒有回頭箭”，經過數月的努力與磨難，終於可以交差了。至於是否達到了中華書局的要求，特別是能否得到廣大讀者的認可，則完全由讀者“上帝”們來卓裁評議了。
可以稍感欣慰的是，自己在歷史學走出學院書齋，從學術專業化轉向通俗大眾化方面，又做了一次嘗試。書中也對有關慈禧太后等的諸多傳說及某些相關的歷史問題，如道光帝是否曾立奕訴為皇太子、慈禧奕訴成功發動政變的原因等，結合史實從歷史學的角度，做出了自己的分析與判斷。
本書的可讀性、趣味性或有不足，但其知識性、科學性，則大致不會有重大問題，至少不會將讀者引入歧途，使之與真實的歷史愈走愈遠。
本書的撰寫，參考了學界的相關研究成果，限於體例原因不能一一注出，特此致謝、致歉。中華書局大眾讀物編輯室諸君為本書付出了極大的心血，李君洪超更是出力尤多，在此一併致謝。
王開璽
2006年7月16日於北京師範大學麗澤斗室

序言

在中國歷史上，本來就有“文史不分家”，或是“文史哲，不分家”的說法。大凡歷史學家，同時亦兼為文學家和哲學思想家。故此，司馬遷所著《史記》，即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除了司馬遷個人的特殊天賦外，主要是因為在古代社會中，並無有如現在這樣明確精細的門類分科，所有的學問原本即是一體的。至多只有《易》、《書》、《詩》、《禮》、《樂》、《春秋》的六經之分，或是經、史、子、集四部之別。對於個人而言，所要求的亦不過為“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的六藝修與行。
人們回看中國古代的歷史書籍，並無現今史學著作或論文中這樣多的學術規範和要求，至少在形式上並無文獻徵引出處的注釋。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持的國家清史纂修工程，自2003年正式啟動以來，已歷經足足十個年頭，現已達最終完成階段。但前不久仍未就這一新清史是依據此前的二十四史之例，不加添文中注釋，還是仿照現今史學著作的慣例，加添文中注釋，達成共識。
現今人們公認的最早的史學巨著，即是司馬遷所著作的《史記》。其條理清晰，詞氣縱橫，語言精練而又極富表現力：塑造人物，形象生動，特性鮮明，栩栩如生，如同親見其人，親聞其聲：描寫戰場，五彩斑斕，雄渾而大氣，使人如同親臨其境。因此，其既給人以歷史的啟迪與智慧，“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鑑古而知今，又是具有高度文學成就的鴻篇巨製，給人以文學的體味與美感。
但是，不知從何時開始，歷史學有了歷史學的著作和論文的規範程式。即不但所著、所論，必當“言必有本，論必有據”，且必須明確注出所據史料的原始出處。否則，即算不上“正兒八經的”、名副其實的學術著作或論文。
大人物，就是大人物。大人物，即自然是令人高山仰止，無人，也無資本對其不恭、不敬。小人物，畢競就是小人物。小人物，即可以遭人鄙視與蔑視，至少可以不予重視。
沒有哪一位在學術科研單位，或在某一高校從事歷史教學與研究者，能不肯遵從已經形成的學術規範，而仿效《史記》那樣體例與文字風格來寫史、著史、論史(姑不論其是否具有司馬遷大師那樣的文字功底和深邃思想，“成一家之言”的能力)。就寫作形式而言，如其仿效司馬遷寫《廉頗藺相如列傳》、《陳涉世家》，特別是《項羽本紀》中“鴻門宴”部分的文筆手法，即必須甘冒不為學術界所認同的巨大風險。
大聖人孔老夫子說過的，人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本人剛畢業時，尚未達“三十而立”之年，自然只能是誠惶誠恐，循規蹈矩地不敢“逾矩”，更無“從心所欲”地“逾矩”的知識積累與思維凝練能力。故此，於完成大量繁雜的教學任務之餘，開始亦步亦趨、循規蹈矩，甚至是東施效顰般地習寫學術論文和學術專著。
其間，不斷有出版社的編輯或朋友們與我商談，能否嘗試著擺脫近百年來形成的學術著述形式，改變近年形成的文字表述規範，讓史學從書齋或象牙塔中解放出來，回歸社會，回歸廣大的民眾。也就是說，能否改用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表現形式和語言文字，通俗地講述歷史，普及歷史知識。於此，我雖說遠談不上什麼畏之如虎，避之唯恐不及，但亦始終不敢應允，輕於一試。究其原因，不外有三。
其一，學術上的社會風險。一個剛剛步入史學習學階段的無名之輩，如無視學界的規範要求，其所撰寫的內容，即使皆為歷史的真實，至多亦只能被認同為“史話”一類的東西，與學術論文或學術著作，尚有很大的距離，甚至是有本質的差異。也就是說，自己若以如此形式寫作，即必須甘冒所寫文字既不為學術界，亦不為本人所供職的學校、學院所認同，徒做無用之功，甚至可能遭到學術界口誅筆伐的風險。本人自幼即屬“抗風險能力”很差的那種人，更何況還是很“世俗”的人呢?如不得不考慮職稱的晉級等。
其二，學術上的個人風險。平時常聽人說，一個人無論進入哪個行業，哪個領域，必須自其開始，即能尋得高師，走上正途正軌，否則一旦上路不正，再想回歸正路，可就難上加難了，、本人如於歷史學的習學之始，即走“通俗化”、“大眾化”之路，即使算不上什麼“左道旁門”，至少是有些“不務正業”。不但社會上的許多人這樣認為，自己當時也有這種認識或顧慮。
其三，個人的能力風險。本人剛剛步入歷史學的習學階段，即使膽大包天，妄生有捅破史學研究與表述“天界”的“賊心’’與“賊膽”，但也決無“捅破天”，另闢新境界的“本領”。
風險多多，嚴重且現實，故此，一直循守著傳統的史學要求與規範。
後來，出版社的編輯或朋友們，或是緣於開拓市場的現實考慮，或是出於普及歷史的社會責任感，不斷相約、相邀，或是鼓勵。或是“鼓惑”，希望自己能加入到他們策劃的歷史通俗系列叢書中來。既然是朋友，又是好意的盛情相邀，不便屢屢相拒，於是開始“大著膽子”，試探著上了“賊船”，不守本務地撰寫了數種普及性、通俗性的歷史讀物。
當其時，主觀上雖然已是大膽地解放思想，發揮個人的最大能量，力圖擺脫傳統學術著作撰寫形式與語言表達方式的束縛，儘可能地追求敘事、說史的可讀性與趣味性，儘可能地使其通俗化、大眾化。但現今回首來看，卻仍有兩點需要說明。
其一，對於絕大多數的人來說，一旦形成某種思維定勢，即很難在短時間內改變。經過歷史學數年的學習與規範性訓練，平日習物，因而必然要受到其撰寫體例與體裁、內容與文字風格等的限制，不可能每一具體問題的表述，皆有其可靠的史料依據，更不可能按照學術專著的規範要求，將所據相關史料的著者、文獻名稱、出版社名稱、出版時間及頁碼等一一注出。
因此在撰寫過程中，參閱、借鑑了前人的學術成果，也不能在書中一一注出，謹在此致謝、致歉。
此次本人的三種普及性讀物的出版，基本保持其初版原貌，只對其中的標點錯誤、錯別字及脫漏字等予以了訂正修改。此外，個別地方略有增刪；書中的小標題，略有增添調整；書中的圖片，也相應做了部分調整。
2014年初春，人民東方出版傳媒有限公司(東方出版社)的許劍秋總編輯、黎松副總編輯和鄒紹榮編輯等，緣於對中國歷史的熱愛，傳播歷史文化知識，凝聚社會文化正能量的歷史責任感，惠準將我已版和未刊的歷史書籍，分類編為三個系列叢書出版。現在展現在尊敬的讀者面前的《慈禧垂簾：祺祥政變始末》、《兩世溥儀：末代皇帝傳奇》、《晚清南國：邊疆千年危機》三種普及性讀物，即是其系列之一。
值此本人的三種普及性讀物的再版之際，特就本叢書的初寫緣起，以及叢書結集出版的來龍去脈，箇中原委，予以說明，並以此代作總序。
最後還要說明的是，季我努學社的范國平先生，為本叢書的出版事宜，頗費心力，特此致謝。
王開璽
2014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