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愛經典·反烏托邦三部曲:一九八四
- 作者：喬治·歐威爾 (George Orwell)
-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 頁數：308頁
- 開本：32
- 品牌：北京天下智慧
- 外文名：Nineteen Eighty-Four
- 譯者：徐立妍
- 出版日期：2013年1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0233372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媒體推薦,名人推薦,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入選英、美、德、法多國中學生必讀書目。被一部分讀書人視為死前必讀圖書之一。
被譯為60多種文字風靡100多個國家，全球銷量超過5千萬冊。
《時代周刊》評為“百部最佳英語小說” ，入選蘭登書屋“20世紀百部英語小說”。
最具收藏品鑑價值的版本。台灣遠流經典新譯No.2，2012最新譯本，汲取諸經典譯本精華；
最新國家插畫師作品首次收入，60多幅珍貴資料圖片精彩呈現；
陸建德作序，李銀河、何懷宏解讀，不一樣的角度，最具縱深度的剖析。
書中的術語和小說作者已經成為討論隱私和國家安全問題時的常用語。書中的一些詞語，如“思想罪”、“新語”、“雙重思想”、“老大哥”、“犯罪停止”等已收進英語詞典。
被譯為60多種文字風靡100多個國家，全球銷量超過5千萬冊。
《時代周刊》評為“百部最佳英語小說” ，入選蘭登書屋“20世紀百部英語小說”。
最具收藏品鑑價值的版本。台灣遠流經典新譯No.2，2012最新譯本，汲取諸經典譯本精華；
最新國家插畫師作品首次收入，60多幅珍貴資料圖片精彩呈現；
陸建德作序，李銀河、何懷宏解讀，不一樣的角度，最具縱深度的剖析。
書中的術語和小說作者已經成為討論隱私和國家安全問題時的常用語。書中的一些詞語，如“思想罪”、“新語”、“雙重思想”、“老大哥”、“犯罪停止”等已收進英語詞典。
作者簡介
作者：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國記者、小說家、散文家和評論家。1903年生於印度，在英國成長。少年時入讀著名的伊頓公學，畢業後因成績一般、家境不富裕無力攻讀大學，考取了公務員，被派到緬甸任警察。1927年辭去公職回到倫敦，開始從事文學創作。1936年，參加了西班牙內戰。因傷回國後又被劃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國。二戰中，在英國廣播公司（BBC）從事宣傳工作。後來又從事專欄書評寫作。1950年死於肺病，年僅46歲。喬治·歐威爾一生短暫，但他以敏銳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筆審視和記錄著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作出了許多超越時代的預言，被稱為 “一代人的冷峻良知”。代表作有《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等。
譯者：徐立妍，台灣新銳譯者，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譯有《污點》《以色列：新創企業之國》《泰絲家的女兒們》等。
譯者：徐立妍，台灣新銳譯者，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譯有《污點》《以色列：新創企業之國》《泰絲家的女兒們》等。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我是否注定要屈從於權威，否則就要忍受再教育，並面對令人生畏的101房間？奧威爾勾連了通信、隱私和安全的問題，他最具影響力的小說的確值得我們再讀一讀。
——《紐約客》在“稜鏡門”事件後的評論
這是一部能夠點燃自由與人性溫暖的書，一部足以喚起對社會不義的記憶、反思和控告的書，一部對人類的力量抱有信心的書，一部失敗之書同時也是希望之書！
——當代詩人學者 林賢治
《一九八四》的偉大是不用任何廢話的，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偉大的預言。
——書評人老白
多一個人讀奧威爾，就多一份自由。
——《紐約客》在“稜鏡門”事件後的評論
這是一部能夠點燃自由與人性溫暖的書，一部足以喚起對社會不義的記憶、反思和控告的書，一部對人類的力量抱有信心的書，一部失敗之書同時也是希望之書！
——當代詩人學者 林賢治
《一九八四》的偉大是不用任何廢話的，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偉大的預言。
——書評人老白
多一個人讀奧威爾，就多一份自由。
名人推薦
《一九八四》這是一部能夠點燃自由與人性溫暖的書，一部足以喚起對社會不義的記憶、反思和控告的書，一部對人類的力量抱有信心的書，一部失敗之書同時也是希望之書！
——當代詩人、學者 林賢治
——當代詩人、學者 林賢治
圖書目錄
奧威爾和《一九八四》陸建德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附錄 新語原則
大家讀
自由與專制
思想的權力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附錄 新語原則
大家讀
自由與專制
思想的權力
序言
奧威爾和《一九八四》
陸建德
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似乎總是和政治關聯著，關於它的種種標籤無不折射出政治色彩。這部小說是冷戰時期的宣傳品，受到最高程度的評價，自然會在某些國家遭禁。奧威爾於一九五○年一月病逝，亦即《一九八四》初版後半年，如果他自己能對小說的傳播和接受稍加影響，那么《一九八四》的知名度可能就不一樣了。比如奧威爾是由盟軍占領軍總部首先介紹到日本的，他的特殊價值因《一九八四》而被發現。奧威爾本人未必樂見這樣推廣的方式。作者之死在羅蘭·巴特那篇著名文章問世之前就與人方便。
《一九八四》很早就來到了中國。英國著名詩人、文學批評家威廉·燕卜蓀曾是奧威爾在倫敦英國廣播公司（BBC）工作時的同事，上世紀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在北大任教。《一九八四》出版後，他在北京收到了一本。據考，小說是奧威爾本人通過經紀人轉告出版商寄往中國的，他還特意囑咐，不要在書上留下“作者贈閱”的字樣，以免給燕卜蓀帶來麻煩。 顯然，作者知道這本書在政治上高度敏感。燕卜蓀並不欣賞《一九八四》，他評價說：“（小說）像烙鐵一樣在想像力上留下永久的疤痕。”這本書在當時的中國影響微乎其微，一則說明冷戰宣傳發生效力，如果它屬於“反共”的範疇，當然連讀也不讀就堅決拒之門外了。二則進入五十年代，英美文學在國內的傳播受到極大限制，這一狀況一直到“文革”結束後才徹底改觀。改革開放初期，隨著外語風的興起，奧威爾和《一九八四》的名聲就響起來了。一九八二年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上收有奧威爾的條目，是巫寧坤先生寫的。那時奧威爾在英語語言文學教學界已經大名鼎鼎，《一九八四》被列入“反烏托邦小說”類，也有人研究。我在一九八○年左右讀了《一九八四》的原版，與《動物農場》一起讀，書是從復旦外文系的一位美國老師那裡借的，也許她以為讓學生讀奧威爾會收到啟蒙的神效吧。是不是有這樣的神效，我是有點懷疑的。當時的外教初到中國時也帶了自己頭腦里關於中國的刻板形象，與學生接觸多了就對中國有了更具體深入的認識。比如說，學生外國文學方面的知識遠遠超過他們的預期，寫起英文作文來毫無顧忌，一點不像洗過腦。
聯繫奧威爾參加西班牙內戰和接觸“其他變種的社會主義者”的經歷，以及他自己所說的“想用一個故事來揭露蘇聯神話”，《一九八四》一度被視為反蘇作品（前蘇聯直到一九八八年才首次出版《一九八四》）和反極權的象徵，這在一定程度上是言之成理的。但是僅僅從反蘇、反極權來理解這部小說，對奧威爾不大公平，可能他自己要為此承擔一點責任。奧威爾認為好幾位最傑出的當代作家都有極權傾向，他的打擊面過寬了。假如我們對龐德和義大利歷史讀得多些，我們就不會把“法西斯”變成一個使用方便但毫無意義的符號。奧威爾寫作《一九八四》的時候已經病重，他全身心投入鬥爭，聽憑恐懼感主導他的想像，也付出了代價，這就是為什麼燕卜蓀感到難以欣賞《一九八四》的原因。米蘭·昆德拉曾非常敏銳地指出，《一九八四》是“偽裝成小說的政治思想”，它自身變成了專制精神和宣傳的象徵，不能照亮“社會學與政治學都無法進入的神秘之地”。英國著名小說家、《發條橙》作者安東尼·伯傑斯的一句話十分有名：“多一個人讀奧威爾，就多一份自由。” 燕卜蓀和昆德拉大概都不會同意。伯傑斯自己讀奧威爾，也未見得多一份自由。《發條橙》發表於一九六二年，也是一部反烏托邦小說，一九七一年由庫布里克拍成電影，當時是引起不少爭議的。書里的主人公阿歷克斯是個問題少年，有嚴重的暴力傾向，不以惡為惡，為此受到嚴厲的懲罰。小說中絕對的、帶有反社會意味的個人自由與高科技主導下不容一點獨立個性的社會規訓機制形成尖銳的衝突。奧威爾的自由禮物並沒有使伯傑斯對人類的未來樂觀，伯傑斯無法在《發條橙》所呈現的兩個極端之間作出選擇，也不希望讀者站隊。真正的反烏托邦小說並不是站在善的一邊譴責惡，它必定包含一種恐懼的意識，而引起恐懼的現象帶有極大的普遍性，或具有四處瀰漫的潛能。如果這樣理解，《一九八四》指涉的範圍恐怕就不限於一時一地。至於它是否將政治的目的與藝術的目的融為一體，那是另話。
奧威爾所擔心的極權主義要比美軍駐日總部所描繪的極權主義要複雜得多。他要是看到二十一世紀的超強帝國可以隨意在經受過殖民之苦的地方發動戰爭，摧毀國家機器，導致無窮無盡的災難，肯定是不會讓自己的筆閒下來的。現在真正在全世界掌權的是市場上的技術精英和金融大鱷，奧威爾會怎樣看待這一現象，可以從他幾篇有名的書評推知。美國新自由主義的開山學者哈耶克因反對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在我國曾經享有教主一般的神聖地位，但是他的《通往奴役之路》在一九四四年的倫敦出版時，奧威爾的評論基本上是負面的。他警告說，不加干預的市場可以比暴君或專制的國家機器為害更甚。一九四一年，一位叫詹姆斯·伯南的美國政治思想家在《經營者的革命》一書中說，重視效率已成為必然的趨勢，將來世界的主人是“managers”（一般譯為經理們）。兩年後他又寫了《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主張實行精英統治，但保留一些民主的外觀。也就是說，統治世界的最終還是《動物農場》里的豬——不擇手段的拿破崙們。這位伯南先生原是美國左派，一九四○年轉向，二戰時在中情局前身戰略服務辦（OSS）工作，是心理戰專家。他在戰後是典型的右翼，堪稱知識界自由派的勁敵，一九八三年得過里根總統的“自由勳章”。奧威爾在一九四六年寫過很有名的批駁伯南的文章，他認為伯南版本的新社會本質上還是極權主義。《再說詹姆斯·伯南》那篇書評有助於對《一九八四》和當今世界的深度理解。奧威爾不是順著我們熟悉的思維模式去寫作、論爭的，因此還要儘可能全面地了解他的作品以及困擾他的問題，不能溫順地在哈耶克、伯南的價值框架下捧住他的一兩本小說不放，做他“反極權”的冬粉。如果對世界上權力的運作認識更深，對影響或誤導媒體的技巧看得更透，那么我們就會發現，“老大哥”式的操縱、“一○一室”的洗腦，還有更隱蔽因而也更有效的版本。極權其實是個有待深入討論的問題，而不是我們自以為不言自明的結論。當年把《一九八四》經典化的美國，現在突然發現自己利用電子手段監視全球、隨意侵入私人領域的行為被曝光，活脫脫就像小說里無所不在的“老大哥”。這一事件恰恰證明了所謂極權的複雜性。
很難想像一九四四年的哈耶克會征服英國的知識界，他到了美國以後才吸引了一批追隨者。在此有必要談一下英美社會在價值觀以及社會政策上的差別。美國聯邦政府最近因預算問題“停擺”，主要是因為共和黨拒絕歐巴馬總統的醫療改革方案，認為它帶有社會主義色彩。英國的國民保健制度（簡稱NHS）為全民提供免費門診和住院服務，其方案（即《貝弗里奇報告》）在二戰期間提出，一九四八年正式實施。美國至今沒有類似的惠及全民的政策，常為已經習慣於福利社會、並將免費醫療視為基本人權的歐洲人取笑。二○一○年五月，英國保守黨在大選中獲勝，卡梅倫組成聯合政府。當時美國有線電視廣播網（CNN）著名主持人克里斯蒂娜·阿曼珀爾請長期在美國大學執教的英國歷史學家西蒙·夏馬向美國觀眾介紹一下英國保守黨的基本特點，夏馬的回答有點出乎意料：“對美國人來說，英國保守黨成員是一批列寧主義者。”夏馬並沒有說錯，只是他表述的方式有點誇張。英國政界比較“右”的人士在社會政策上往往比美國的民主黨還要“左”。奧威爾生前支持的是工黨，要美國讀者真正理解他的社會主義見解是難上加難的。但是只要說奧威爾反蘇反極權，還比較幼稚的美國讀者就會把他引為同道。奧威爾大概不願意看到全世界的讀者都變得跟美國讀者差不多吧。
奧威爾特別解釋過，《一九八四》不是對社會主義和英國工黨的攻擊。實際上，奧威爾始終是個關心社會公正的社會主義者，他對社會低下層的人民有著深厚的同情，因而希望政府通過稅收、市場管制和國有化等等政策手段來調節社會收入，增進全民福利。但是這個政府又不能過於強大，無所不能，它必須為個人自由留下空間。他前期的著作有明顯的左派特徵。他的《巴黎倫敦落魄記》（1933） 和《通向威根碼頭之路》（1937）都帶有自傳成分。威根是曼徹斯特和利物浦間的小城，有運河碼頭，是工人階級聚居的地方。這些作品以極其寫實的筆法描繪了英國下層社會的貧困，跟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有可比之處。他的小說《緬甸歲月》（1934）還涉及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等話題。
英國有深厚的社會主義傳統，尤其在知識階層中間。工黨的英文是“Labour Party”，可見它成立之初以維護勞工利益的宗旨。記得工黨政府卡拉漢首相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訪問中國時強調，社會主義並不是只有一種模式，中國有中國的社會主義，英國也有英國的社會主義。卡拉漢時期的英國工黨就是公開標榜社會主義的，召開大會時還以“同志”相稱。後來工黨被柴契爾夫人領導的保守黨擊敗，其政策也相應做了調整。在奧威爾的時代，英國知識分子裡有很多左派，奧威爾即是左派中的一員。但是有些左翼知識分子在文字上同情工人階級，在生活上依然很講究。奧威爾則不然，他有意拒絕所謂的紳士派頭，有時候像是在自討苦吃，比如只以土豆果腹，絕不抱怨，大概這就是有人稱他為“聖人”的原因。這不是他能夠接受的稱號，因為他評論甘地的文章一上來就說“聖人在沒有證明清白無辜之前應該總是有罪的”。他不喜歡做派，而聖人往往靠做派在人們心目中樹立起自己的形象。我們崇拜聖人和殉道者，讀到這種句子立即會感受到很大的衝擊力。
奧威爾提倡新鮮活潑的文風，厭惡陳詞濫調，並說一切裝腔作勢的文字都“暗含欺詐”。他在英國文學史上留名，更多是跟他順暢、明晰的寫作風格有關。他從來沒有把英國人想像為“自由的人民”，或把英國想像為“自由的堡壘”或“上帝應許之地”。二戰結束後，他對語言的退化尤其警覺。《政治與英語》一文（1946）引用了五段文字，說明“意象陳腐”、“意義含糊”的文風如何敗壞英語，敗壞政治。《一九八四》中顛倒黑白的“新語”無非是這篇文章所揭示的語言“壞習慣”的極端表現形式。奧威爾還指出，語言敗壞的根本原因是為無法辯護的事情進行辯護，然後他列出三項應該予以譴責之事：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蘇聯的大清洗和流放、美國在日本投擲核子彈。這三件事涉及二戰後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個國家，可見奧威爾並不是可以用冷戰時期美國“政治立場正確”的概念來歸類的作家。他當然不願意看到有人集中火力攻擊無法辯護之事中的一兩項，來為其他的開脫。
作為一個老牌帝國，英國對世界事務保持著高度的關注，積極報導、分析國際時局也成了英國報刊的傳統。奧威爾的興趣往往是全球性的，但是他對英國社會的關心遠甚於對其他社會的關心，談論別國事務，也念念不忘英國在所論事務中的責任與應持立場。他在寫《一九八四》的時候並沒有把英國完全排除在外，英國的生活給了他很多啟發和警示。他第一任妻子艾琳曾經在英國戰時宣傳部門工作過，知道英國為著戰爭需要所慣用的手法。《一九八四》里的“真理部”篡改歷史，可能也是奧威爾從艾琳那裡得到印證。奧威爾一生極度憎惡壓迫性的制度，這也可以從他的長文《如此歡樂童年》 推出一點緣由來。這是一篇自傳性的文章，講的是奧威爾小時候寄宿在聖賽浦里安學校時的痛苦經歷，其中他因尿床數次挨打的場景特別令讀者難忘。八歲的艾里克·布萊爾（奧威爾是他成年後的筆名）離開自己的家，來到充滿“暴力、欺詐和詭秘”的聖塞浦里安，“就像一條金魚給投進了一個滿是尖刺的水缸” 。存活是可以的，前提是不能反抗：“對你的欺壓，不論是什麼程度，你都沒有辦法。”對校長和校長夫人這對“可怕的權力無比的妖魔”，年幼的奧威爾和他的同學們只能阿諛奉承，看到他們的笑臉，學生就有“一種做奴婢的樂趣”，“憎恨就會化為一種獻媚的熱情”。原來這所寄宿學校就是微型的大洋國，而無助的艾里克·布萊爾就是溫斯頓。《一九八四》中的溫斯頓在“一○一室”接受“訓導”的時候，歐布萊恩待他如學生：“歐布萊恩低頭仔細打量著溫斯頓，這個時候他尤其像個老師，費盡心思想把一個誤入歧途的好學生拉回來。”這位行刑者兼洗腦者的言行舉止不是也有點像當年的校長夫婦“傻包”和“翻臉”嗎？
無疑，《一九八四》有著強烈的政治動機。奧威爾在《我為什麼要寫作》的最後自信地寫道：“回顧我的作品，我發現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時候我寫的書毫無例外地總是沒有生命力的，結果寫出來的是華而不實的空洞文章，儘是沒有意義的句子、辭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話。”不過他也承認，“所有的作家都是虛榮、自私、懶惰的，在他們的動機深處，埋藏著的是一個謎”。允許這個謎存在於《一九八四》的寫作背景中，也未嘗不可吧。
陸建德
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似乎總是和政治關聯著，關於它的種種標籤無不折射出政治色彩。這部小說是冷戰時期的宣傳品，受到最高程度的評價，自然會在某些國家遭禁。奧威爾於一九五○年一月病逝，亦即《一九八四》初版後半年，如果他自己能對小說的傳播和接受稍加影響，那么《一九八四》的知名度可能就不一樣了。比如奧威爾是由盟軍占領軍總部首先介紹到日本的，他的特殊價值因《一九八四》而被發現。奧威爾本人未必樂見這樣推廣的方式。作者之死在羅蘭·巴特那篇著名文章問世之前就與人方便。
《一九八四》很早就來到了中國。英國著名詩人、文學批評家威廉·燕卜蓀曾是奧威爾在倫敦英國廣播公司（BBC）工作時的同事，上世紀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在北大任教。《一九八四》出版後，他在北京收到了一本。據考，小說是奧威爾本人通過經紀人轉告出版商寄往中國的，他還特意囑咐，不要在書上留下“作者贈閱”的字樣，以免給燕卜蓀帶來麻煩。 顯然，作者知道這本書在政治上高度敏感。燕卜蓀並不欣賞《一九八四》，他評價說：“（小說）像烙鐵一樣在想像力上留下永久的疤痕。”這本書在當時的中國影響微乎其微，一則說明冷戰宣傳發生效力，如果它屬於“反共”的範疇，當然連讀也不讀就堅決拒之門外了。二則進入五十年代，英美文學在國內的傳播受到極大限制，這一狀況一直到“文革”結束後才徹底改觀。改革開放初期，隨著外語風的興起，奧威爾和《一九八四》的名聲就響起來了。一九八二年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上收有奧威爾的條目，是巫寧坤先生寫的。那時奧威爾在英語語言文學教學界已經大名鼎鼎，《一九八四》被列入“反烏托邦小說”類，也有人研究。我在一九八○年左右讀了《一九八四》的原版，與《動物農場》一起讀，書是從復旦外文系的一位美國老師那裡借的，也許她以為讓學生讀奧威爾會收到啟蒙的神效吧。是不是有這樣的神效，我是有點懷疑的。當時的外教初到中國時也帶了自己頭腦里關於中國的刻板形象，與學生接觸多了就對中國有了更具體深入的認識。比如說，學生外國文學方面的知識遠遠超過他們的預期，寫起英文作文來毫無顧忌，一點不像洗過腦。
聯繫奧威爾參加西班牙內戰和接觸“其他變種的社會主義者”的經歷，以及他自己所說的“想用一個故事來揭露蘇聯神話”，《一九八四》一度被視為反蘇作品（前蘇聯直到一九八八年才首次出版《一九八四》）和反極權的象徵，這在一定程度上是言之成理的。但是僅僅從反蘇、反極權來理解這部小說，對奧威爾不大公平，可能他自己要為此承擔一點責任。奧威爾認為好幾位最傑出的當代作家都有極權傾向，他的打擊面過寬了。假如我們對龐德和義大利歷史讀得多些，我們就不會把“法西斯”變成一個使用方便但毫無意義的符號。奧威爾寫作《一九八四》的時候已經病重，他全身心投入鬥爭，聽憑恐懼感主導他的想像，也付出了代價，這就是為什麼燕卜蓀感到難以欣賞《一九八四》的原因。米蘭·昆德拉曾非常敏銳地指出，《一九八四》是“偽裝成小說的政治思想”，它自身變成了專制精神和宣傳的象徵，不能照亮“社會學與政治學都無法進入的神秘之地”。英國著名小說家、《發條橙》作者安東尼·伯傑斯的一句話十分有名：“多一個人讀奧威爾，就多一份自由。” 燕卜蓀和昆德拉大概都不會同意。伯傑斯自己讀奧威爾，也未見得多一份自由。《發條橙》發表於一九六二年，也是一部反烏托邦小說，一九七一年由庫布里克拍成電影，當時是引起不少爭議的。書里的主人公阿歷克斯是個問題少年，有嚴重的暴力傾向，不以惡為惡，為此受到嚴厲的懲罰。小說中絕對的、帶有反社會意味的個人自由與高科技主導下不容一點獨立個性的社會規訓機制形成尖銳的衝突。奧威爾的自由禮物並沒有使伯傑斯對人類的未來樂觀，伯傑斯無法在《發條橙》所呈現的兩個極端之間作出選擇，也不希望讀者站隊。真正的反烏托邦小說並不是站在善的一邊譴責惡，它必定包含一種恐懼的意識，而引起恐懼的現象帶有極大的普遍性，或具有四處瀰漫的潛能。如果這樣理解，《一九八四》指涉的範圍恐怕就不限於一時一地。至於它是否將政治的目的與藝術的目的融為一體，那是另話。
奧威爾所擔心的極權主義要比美軍駐日總部所描繪的極權主義要複雜得多。他要是看到二十一世紀的超強帝國可以隨意在經受過殖民之苦的地方發動戰爭，摧毀國家機器，導致無窮無盡的災難，肯定是不會讓自己的筆閒下來的。現在真正在全世界掌權的是市場上的技術精英和金融大鱷，奧威爾會怎樣看待這一現象，可以從他幾篇有名的書評推知。美國新自由主義的開山學者哈耶克因反對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在我國曾經享有教主一般的神聖地位，但是他的《通往奴役之路》在一九四四年的倫敦出版時，奧威爾的評論基本上是負面的。他警告說，不加干預的市場可以比暴君或專制的國家機器為害更甚。一九四一年，一位叫詹姆斯·伯南的美國政治思想家在《經營者的革命》一書中說，重視效率已成為必然的趨勢，將來世界的主人是“managers”（一般譯為經理們）。兩年後他又寫了《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主張實行精英統治，但保留一些民主的外觀。也就是說，統治世界的最終還是《動物農場》里的豬——不擇手段的拿破崙們。這位伯南先生原是美國左派，一九四○年轉向，二戰時在中情局前身戰略服務辦（OSS）工作，是心理戰專家。他在戰後是典型的右翼，堪稱知識界自由派的勁敵，一九八三年得過里根總統的“自由勳章”。奧威爾在一九四六年寫過很有名的批駁伯南的文章，他認為伯南版本的新社會本質上還是極權主義。《再說詹姆斯·伯南》那篇書評有助於對《一九八四》和當今世界的深度理解。奧威爾不是順著我們熟悉的思維模式去寫作、論爭的，因此還要儘可能全面地了解他的作品以及困擾他的問題，不能溫順地在哈耶克、伯南的價值框架下捧住他的一兩本小說不放，做他“反極權”的冬粉。如果對世界上權力的運作認識更深，對影響或誤導媒體的技巧看得更透，那么我們就會發現，“老大哥”式的操縱、“一○一室”的洗腦，還有更隱蔽因而也更有效的版本。極權其實是個有待深入討論的問題，而不是我們自以為不言自明的結論。當年把《一九八四》經典化的美國，現在突然發現自己利用電子手段監視全球、隨意侵入私人領域的行為被曝光，活脫脫就像小說里無所不在的“老大哥”。這一事件恰恰證明了所謂極權的複雜性。
很難想像一九四四年的哈耶克會征服英國的知識界，他到了美國以後才吸引了一批追隨者。在此有必要談一下英美社會在價值觀以及社會政策上的差別。美國聯邦政府最近因預算問題“停擺”，主要是因為共和黨拒絕歐巴馬總統的醫療改革方案，認為它帶有社會主義色彩。英國的國民保健制度（簡稱NHS）為全民提供免費門診和住院服務，其方案（即《貝弗里奇報告》）在二戰期間提出，一九四八年正式實施。美國至今沒有類似的惠及全民的政策，常為已經習慣於福利社會、並將免費醫療視為基本人權的歐洲人取笑。二○一○年五月，英國保守黨在大選中獲勝，卡梅倫組成聯合政府。當時美國有線電視廣播網（CNN）著名主持人克里斯蒂娜·阿曼珀爾請長期在美國大學執教的英國歷史學家西蒙·夏馬向美國觀眾介紹一下英國保守黨的基本特點，夏馬的回答有點出乎意料：“對美國人來說，英國保守黨成員是一批列寧主義者。”夏馬並沒有說錯，只是他表述的方式有點誇張。英國政界比較“右”的人士在社會政策上往往比美國的民主黨還要“左”。奧威爾生前支持的是工黨，要美國讀者真正理解他的社會主義見解是難上加難的。但是只要說奧威爾反蘇反極權，還比較幼稚的美國讀者就會把他引為同道。奧威爾大概不願意看到全世界的讀者都變得跟美國讀者差不多吧。
奧威爾特別解釋過，《一九八四》不是對社會主義和英國工黨的攻擊。實際上，奧威爾始終是個關心社會公正的社會主義者，他對社會低下層的人民有著深厚的同情，因而希望政府通過稅收、市場管制和國有化等等政策手段來調節社會收入，增進全民福利。但是這個政府又不能過於強大，無所不能，它必須為個人自由留下空間。他前期的著作有明顯的左派特徵。他的《巴黎倫敦落魄記》（1933） 和《通向威根碼頭之路》（1937）都帶有自傳成分。威根是曼徹斯特和利物浦間的小城，有運河碼頭，是工人階級聚居的地方。這些作品以極其寫實的筆法描繪了英國下層社會的貧困，跟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有可比之處。他的小說《緬甸歲月》（1934）還涉及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等話題。
英國有深厚的社會主義傳統，尤其在知識階層中間。工黨的英文是“Labour Party”，可見它成立之初以維護勞工利益的宗旨。記得工黨政府卡拉漢首相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訪問中國時強調，社會主義並不是只有一種模式，中國有中國的社會主義，英國也有英國的社會主義。卡拉漢時期的英國工黨就是公開標榜社會主義的，召開大會時還以“同志”相稱。後來工黨被柴契爾夫人領導的保守黨擊敗，其政策也相應做了調整。在奧威爾的時代，英國知識分子裡有很多左派，奧威爾即是左派中的一員。但是有些左翼知識分子在文字上同情工人階級，在生活上依然很講究。奧威爾則不然，他有意拒絕所謂的紳士派頭，有時候像是在自討苦吃，比如只以土豆果腹，絕不抱怨，大概這就是有人稱他為“聖人”的原因。這不是他能夠接受的稱號，因為他評論甘地的文章一上來就說“聖人在沒有證明清白無辜之前應該總是有罪的”。他不喜歡做派，而聖人往往靠做派在人們心目中樹立起自己的形象。我們崇拜聖人和殉道者，讀到這種句子立即會感受到很大的衝擊力。
奧威爾提倡新鮮活潑的文風，厭惡陳詞濫調，並說一切裝腔作勢的文字都“暗含欺詐”。他在英國文學史上留名，更多是跟他順暢、明晰的寫作風格有關。他從來沒有把英國人想像為“自由的人民”，或把英國想像為“自由的堡壘”或“上帝應許之地”。二戰結束後，他對語言的退化尤其警覺。《政治與英語》一文（1946）引用了五段文字，說明“意象陳腐”、“意義含糊”的文風如何敗壞英語，敗壞政治。《一九八四》中顛倒黑白的“新語”無非是這篇文章所揭示的語言“壞習慣”的極端表現形式。奧威爾還指出，語言敗壞的根本原因是為無法辯護的事情進行辯護，然後他列出三項應該予以譴責之事：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蘇聯的大清洗和流放、美國在日本投擲核子彈。這三件事涉及二戰後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個國家，可見奧威爾並不是可以用冷戰時期美國“政治立場正確”的概念來歸類的作家。他當然不願意看到有人集中火力攻擊無法辯護之事中的一兩項，來為其他的開脫。
作為一個老牌帝國，英國對世界事務保持著高度的關注，積極報導、分析國際時局也成了英國報刊的傳統。奧威爾的興趣往往是全球性的，但是他對英國社會的關心遠甚於對其他社會的關心，談論別國事務，也念念不忘英國在所論事務中的責任與應持立場。他在寫《一九八四》的時候並沒有把英國完全排除在外，英國的生活給了他很多啟發和警示。他第一任妻子艾琳曾經在英國戰時宣傳部門工作過，知道英國為著戰爭需要所慣用的手法。《一九八四》里的“真理部”篡改歷史，可能也是奧威爾從艾琳那裡得到印證。奧威爾一生極度憎惡壓迫性的制度，這也可以從他的長文《如此歡樂童年》 推出一點緣由來。這是一篇自傳性的文章，講的是奧威爾小時候寄宿在聖賽浦里安學校時的痛苦經歷，其中他因尿床數次挨打的場景特別令讀者難忘。八歲的艾里克·布萊爾（奧威爾是他成年後的筆名）離開自己的家，來到充滿“暴力、欺詐和詭秘”的聖塞浦里安，“就像一條金魚給投進了一個滿是尖刺的水缸” 。存活是可以的，前提是不能反抗：“對你的欺壓，不論是什麼程度，你都沒有辦法。”對校長和校長夫人這對“可怕的權力無比的妖魔”，年幼的奧威爾和他的同學們只能阿諛奉承，看到他們的笑臉，學生就有“一種做奴婢的樂趣”，“憎恨就會化為一種獻媚的熱情”。原來這所寄宿學校就是微型的大洋國，而無助的艾里克·布萊爾就是溫斯頓。《一九八四》中的溫斯頓在“一○一室”接受“訓導”的時候，歐布萊恩待他如學生：“歐布萊恩低頭仔細打量著溫斯頓，這個時候他尤其像個老師，費盡心思想把一個誤入歧途的好學生拉回來。”這位行刑者兼洗腦者的言行舉止不是也有點像當年的校長夫婦“傻包”和“翻臉”嗎？
無疑，《一九八四》有著強烈的政治動機。奧威爾在《我為什麼要寫作》的最後自信地寫道：“回顧我的作品，我發現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時候我寫的書毫無例外地總是沒有生命力的，結果寫出來的是華而不實的空洞文章，儘是沒有意義的句子、辭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話。”不過他也承認，“所有的作家都是虛榮、自私、懶惰的，在他們的動機深處，埋藏著的是一個謎”。允許這個謎存在於《一九八四》的寫作背景中，也未嘗不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