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rtky (1990)提出了性客體化(sexual objectification)的概念, 指女性的身體、身體部分或性功能脫離了她本人, 淪為純粹的工具或被視為能夠代表女性個體本身。即當被性客體化, 女性會被視為身體, 而其身體存在的價值僅僅是為了取悅他人和供他人使用。女權主義者指出性客體化作為一種性別壓迫, 會對女性的身心產生危害。
性客體化通常指女性成為取悅或供他人使用的身體或身體部分的集合。生活中的性客體化無處不在,主要通過媒體、人際以及一些隱秘的環境表現出來。相比於男性, 女性更容易成為性客體化的目標, 而女性的自我客體化會影響到女性的心理健康, 導致進食障礙、抑鬱和性功能障礙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性客體化
- 外文名：sexual objectification
- 心理學：性
簡介,性客體化的表現形式,媒體性客體化,人際性客體化,隱秘的性客體化環境,女性自我客體化及其心理機制,客體化理論與證據,女性自我客體化的心理機制,
簡介
“我看上去怎樣?” 或許這是很多女性有意無意間揮之不去的念頭。從古至今, 在很多文化中,女性的身體都是處於一種被評價和觀看的境況中,如同一件沒有生命力的物體或裝飾品。如中國古代對女性小腳的賞玩, 19 世紀歐洲對女性束腰的追捧, 女性的價值在很大程度取決於她們的這些身體部位是否滿足當時的標準。這種現象作為男權社會下的產物, 一直鮮有關注, 直到 20 世紀西方女權主義運動的興起, 人們才開始關注社會文化對女性身體的這種不平等待遇。
心理學觀點認為, 性客體化會影響女性的自我知覺和行為,使得女性化身為一個觀察者來看待自己, 關注可觀察到的身體屬性, 將自己的身體當作一個基於外表被觀看和評價的客體(Fredrickson & Roberts，1997), 進而對女性的心理健康產生很多負面的影響, 如進食障礙、抑鬱、性功能障礙、物質濫用等。當今社會, 性別問題仍然突出, 性客體化視角對於解讀女性自我及其心理健康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
性客體化的表現形式
媒體性客體化
性客體化最常見的表現是通過大眾媒體對女性的身體展現(Fredrickson, Roberts, Noll, Quinn,& Twenge, 1998)。諸如雜誌(Hatton & Trautner,2011), 電視(Aubrey, 2006)、音樂視頻(Frisbya &Aubrey, 2012)等, 這些媒體就常常聚焦於女性的身體或身體部位, 忽視女性的個性, 將女性視為被觀賞的客體。廣告是一個集中體現。例如, Hall和 Crum(1994)發現在啤酒廣告中表現出對女性的身體主義傾向, 鏡頭更關注女性的身體部位而非臉, 而且女性常常以穿著泳裝形式出現, 更大程度的暴露她們的身體。 王春梅(2005)通過對化妝品廣告的分析, 也發現女性完整的形象常常被一雙眼睛、一條美腿、一個紅唇所取代。這些廣告以女性的部分肢體代替完整的女性形象, 將女性等同為性客體或裝飾品。不同類型的媒體側重點可能有所不同(Vandenbosch & Eggermont, 2012), 如音樂視頻主要強調對身體視覺化的呈現, 如穿著性挑逗的服裝, 並表現出性挑逗姿勢, 誘使男性凝視她們的身體(Frisbya & Aubrey, 2012), 而雜誌通常會“教”讀者如何根據當前理想美修改自己的外觀, 如一個雜誌的封面標題是“52 步讓你的臀部更翹” (Aubrey, 2010)。但實際上, 這些不同並不是絕對的, 在很多情況下, 不同類型的媒體性客體化女性的方式是類似的。
人際性客體化
人際性客體化主要是指在實際的人際關係和社會交往中的性客體化, 如吹口哨, 打量或注視女性的身體、性評論等(Fredrickson & Roberts,1997)。對於女性, 生活中的人際性客體化是司空見慣的。例如, 有研究對美國大學生的日記進行研究, 發現女性比男性報導更多性客體化經歷,女性平均每周經歷 1.38 次性客體化評論和行為,而男性則僅為 0.35 次(Swim, Hyers, Cohen, &Ferguson, 2001)。 隨後的研究發現性客體化經歷在其他女性群體中同樣是常見的, 女同性戀和女異性戀報告了類似水平的性客體化經歷 (EngelnMaddox, Miller, & Doyle, 2011; Hill & Fischer,2008)。對於這些人際性客體化經歷, Fredrickson和 Roberts (1997)特別指出客體化注視是人際性客體化的一種最隱秘和主要的表現形式, 它是對一個人身體的視覺觀察。通常男性更多是注視者,女性更多作為性客體化目標, 而且這種注視往往不可控的。除了上述性客體化的普遍形式, 不少女性還會遭到性騷擾、強姦等性侵犯, 這些可視為性客體化的極端形式。
隱秘的性客體化環境
除了以上性客體化形式, 現實生活中還存在很多隱秘的性客體化環境。 例如, 健身中心, 其周圍有許多潛在的性客體化特徵, 如全身鏡, 展示理想身體的媒體(如, 海報、音樂視頻), 暴露的衣服,男性的目光(Greenleaf, 2005; Prichard & Tiggemann,2008)。同樣, 對於一些重視外觀或瘦的體育類型,如芭蕾、體操、游泳、跳水、健美操等, 也會傳遞著性客體化的信息 (Harrison & Fredrickson,2003; Tiggemann & Slater, 2001)。此外, 在一些文化中也存在著被社會認可和鼓勵的性客體化女性的形式, 如選美比賽、拉拉隊、雞尾酒服務員、艷舞表演等(Moffitt & Szymanski, 2011)。對此,Szymanski, Moffitt 和 Carr (2011)總結了傳統的性別角色、男性主導的環境、女性缺乏權力、關注女性的身體、對男性客體化目光認可等性客體化環境標準。可以說, 生活中的性客體化無處不在, 而且日趨多樣, 越演越烈。Hatton 和 Trautner (2011)通過對 40 多年的 《滾石》 雜誌封面的內容分析, 指出女性被過度性感化, 大眾媒體對呈現女人味的可接受方式在不斷縮小。不僅有男性對女性的性客體化 , 女 性 同 樣 會 性 客 體化女性 (Strelan &Hargreaves, 2005), 而且男性也被日益性客體化,雖然男性的性客體環境的標準及經歷可能與女性有所不同(Szymanski et al., 2011)。
女性自我客體化及其心理機制
客體化理論與證據
對於生活中這些隨處可見的性客體化, 雖然一些女權主義者很早就指出其會對女性的身心產生危害, 但並未進行進一步探討。在這種背景下,為了更好理解性客體化文化對女性造成的影響,Fredrickson 和 Roberts (1997)提出了客體化理論(objectification theory), 認為由於生活在性客體化的環境中, 會使女性內化一個第三人稱(觀察者)的視角來看待身體自我, 關注可觀察到的身體屬性(如“我看上去怎么樣?”), 而不是從第一人稱的角度關注不可觀察到的身體屬性(如“我能做什麼? ”、“我感覺怎么樣?”), 將自己的身體當作基於外表評價的客體, 稱為自我客體化(self-objectification)。這種觀察者的視角會要求女性長期“監視”或者監控她們的身體, 即身體監控(body surveillance)。 自我客體化或持續的身體監控, 理論上會導致女性消極的心理或主觀經驗, 如身體羞恥、焦慮、減少最佳動機狀態(心流)和降低內部身體狀態意識(如飢餓、性喚起), 進而可能積累和導致某些心理疾病,如進食障礙、抑鬱、性功能障礙。
客體化理論模型
客體化理論提出以後, 已有不少研究結果支持或部分支持客體化模型, 發現無論是女性自我報告的性客體化經歷(Carr, 2011; Hill & Fischer,2008), 還是通過觀看性客體化媒體(Aubrey, 2007;Aubrey, Henson, Hopper, & Smith, 2009; Harper &Tiggemann, 2008)均會促進女性的自我客體化, 進而與女性的進食障礙(Augustus-Horvath & Tylka,2009; Calogero, 2009)、抑鬱(Peat & Muehlenkamp,2011)、性功能障礙(Lustig, 2012; Tiggemann &Williams, 2012)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此外, 研究還發現自我客體化與更廣泛心理結構有關, 例如, 糟糕的認知表現(Gay & Castano, 2010; Quinn,Kallen, Twenge, & Fredrickson, 2006)、低自尊(Mercurio & Landry, 2008)、身體不滿意(Lindner,Tantleff-Dunn, & Jentsch, 2012)、低主觀幸福感(Breines, Crocker, & Garcia, 2008)、消極的月經態度 (Roberts, 2004) 、 消 極 的 母 乳 餵 養 態 度(Johnston-Robledo & Fred, 2008)、 積極的整容態度
(Calogero, Pina, Park, & Rahemtulla, 2010)、物質濫用(Carr, 2011)、改善外觀的運動動機(Prichard
& Tiggemann, 2008) 以 及 更 少 的 社 交 (Saguy,Quinn, Dovidio, & Pratto, 2010)等。不難看出, 性客體化通過誘發女性的自我客體化, 進而給女性的心理和生活帶來很多負面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