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簡介,與釋星雲,
簡介
昔在棲霞寺剃度，師未考。棲霞寺者，千年古剎，十方叢林也。其主持方丈與景教教宗同，賢德兼備法師選舉產生。抗日戰爭期間志開上人為棲霞寺監院，1937年，日本軍隊侵入南京城，燒殺搶掠，志開上人到處奔走，救死扶傷。期間收今覺法師（星雲法師）為徒。南京大屠殺期間，志開上人和寂然法師將棲霞寺作為避難所，挽救24000多人免予日寇屠殺。期間，志開上人多次和日寇直面衝突，志開上人帶領僧眾殺日寇、救難民，並為中國軍隊籌集糧食九死一生。抗日戰爭勝利後，德高望重，功德圓滿的志開上人被選為棲霞寺住持方丈。
解放後，志開上人為盡主持義務，遭到文革的迫害，遊街示眾，倍受折磨，後回老家江蘇海安白甸居住，直至圓寂。90年代，志開上人弟子今覺法師（星雲法師）回師父老家，為師父修築靈塔。星雲法師為師父志開上人修建靈塔事件，對大陸改革開放事業和兩岸破冰之旅有著重要的作用。
志開上人的靈塔
志開上人的靈塔
星雲法師為恩師靈塔立的碑
志開上人的故居
志開上人的靈塔志開上人的靈塔星雲法師為恩師靈塔立的碑志開上人的故居與釋星雲
1938年，釋星雲在棲霞山出家，師父即志開上人。在南京棲霞山。在星雲大師17歲時，星雲大師得了瘧疾，折騰半個多月，差不多奄奄一息。志開上人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送了徒弟星雲大師半碗鹹菜，拯救了星雲大師的性命。星雲大師立誓：“師父，弟子有幸跟隨你出家修學，我將來一定弘揚佛法，普度眾生，決不辜負師父的一片慈悲！”。10年間志開上人跟釋星雲談話的次數只有三、四回而已。有一天，志開上人很難得地找星雲去談話，那是因為星雲受到一位師長責備，志開上人知道星雲受了委屈，便派人叫星雲去問話。一番開導後，志開上人問起他的近況。星雲回答：“衣單不全，紙筆不周。”志開上人說：“你沒有錢？要我給你錢用，這很容易啊！”隨後他就端起一杯茶，說：“我這吃茶葉錢省下來給你，你也用不了，但我就是不給你。為什麼？你現在不懂，不過將來會懂的。”志開上人的話當時的星雲不懂，也不能信服。現在回想起來，他說，真是偉大的師父，“不給”兩個字，對他一生最大的益處，就是養成淡泊的物慾和“不要”的性格。星雲大師一生沒有儲蓄的習慣，沒有保險柜，沒有抽屜，沒有鑰匙，也沒有存摺，也沒有購買的習慣，因為沒有東西誘惑得了他；對於身外物，他統統不要，一切現成，一切滿足。雖然以現代經濟學理論來說，要購買才能剌激經濟發展，但在當時，因為“沒有”，因為“不買”，才養成淡泊的習性，這都得益於偉大的師父志開上人的培養。
附：
百年佛緣 志開上人 嚴厲教育愛護徒弟
星雲大師 2013-1-18
我最不能忘記的，當然就是剃度恩師志開上人了。
志開上人的法名又叫「智開」，江蘇海安縣人，據大本法師告訴我，他是「與民國同生，與藥師佛同壽」，也就是出生於民國元年。不過，我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了解，他怎麼會從海安到宜興的大覺寺去出家的？在那個時候，不說生長地和出家地沒有地緣關係，尤其大覺寺雖然建於宋朝年間，是有歷史的古寺，卻是個簡陋、貧窮的寺廟，何況在那個荒涼的白塔山下，前不著村，後不巴戶，據說還經常有土匪出沒，打家劫舍。
我所知道的是，民國二十六年，家師因為在棲霞山救濟難民有功，後來常住為他授記，請他擔任監院。
民國二十八年我隨他出家時，他告訴我：「棲霞山是一個十方叢林，不可以說在棲霞山出家！」意思是說，棲霞山是十方共有的道場，就像現在的縣政府、市政府，是公共場所，不是個人私有的。接著他說：「我們的祖庭，我們師承的寺院，是在宜興白塔山大覺寺。」當時我就記住了這句話。
我出家的時候，他在律學院兼任訓導主任，後來升任為教務主任，再後來做院長，再做棲霞山的住持，但是那時我已經離開棲霞山了。在棲霞山的六、七年中，基本上，雖然他是我的師父，但在叢林裡沒有師徒的關係，所以不可以叫他師父，我也跟別人一樣，叫他「當家師」；他也不常叫我，免得別人說十方叢林裡面還有師徒關係。為了避免嫌疑，所以在那六、七年當中，我獲得他給我的開示，現在回憶起來，頂多只有一、二次而已。不過，雖然很少和師父見面，不常獲得他的開示，但是心靈上還是能感受到他對我的關心和慈愛。
後來我離開棲霞山，先到常州天寧寺，當時我沒有要求進佛學院，因為沒有趕得上他們的考期；我也沒有要求進禪堂，因為覺得不能天天在那裡晃來晃去，於是就討了一個行單，就在常州天寧寺做了一個短期的行堂，三餐為人添飯添菜。後來，接到我報考的焦山佛學院錄取通知，這才興高采烈地向天寧寺告假。天寧寺的職事們都非常意外，想要留我，並允諾給我很多優待的條件，我當然沒有被他們說動，所以就這樣進入焦山佛學院。在焦山佛學院讀了近三年，本來可以順利畢業，但為了院長東初法師，我提早離開學院。師父問我做何打算？我當時也沒有地方去，不過忽然想起大覺寺，說要回到祖庭禮祖。師父很高興說：「你到棲霞山來，我帶你回去。」
師父帶我回到宜興大覺寺後，宜興教育局任局長有天來看師父，他知道我從南京回來，就說：「這裡有一個國民國小，你來做校長。」我一聽，覺得人生好像從此將起飛一樣，心裡無比歡喜。但我一點經驗都沒有，不過沒有關係，那時膽子也大，我想應該可以勝任，就趕快寫信請在南京的同學，買了些教科書參考。
不過國共內戰爆發，白天國民黨的軍隊武裝整齊，前來要我幫忙剿共；夜晚共產黨的游擊隊來了，要我提供國民黨駐紮的情報。可憐的我，初來乍到，對於偏僻鄉村的道路都還沒搞清楚，也還不認識什麼國民黨、共產黨，不過我心裡很明白，這是很嚴肅的問題，一個不小心，就會送了小命。這時智勇法師仗義前來學校，給我打氣，並幫助我編《怒濤月刊》，因為我們感於佛教太守舊，一些佛教人士思想頑固、執著、鄉愿，我們希望透過辦雜誌，能藉助文字的力量來改革佛教，為新佛教的理想大發獅子吼。因此當《怒濤》一出刊，就如「洪水猛獸」般震驚佛教界。好在那時我們是在宜興偏遠地區，不致於招來佛教人士的攻擊。
徐蚌會戰失利，南京戰局不穩，智勇法師花了幾個月召集「僧侶救護隊」正想付之行動，誰知他忽然打退堂鼓。我只有毅然出面，接下任務，但也不知道如何善後，就求救於師父志開上人。師父說：「你們要救護傷亡，必須經過軍隊訓練！」於是便委託宗仰中學董事孫立人將軍幫助我們，我們因而得以順利成行到台灣。臨行，師父請我吃飯，並給了我二十塊「袁大頭」。
後來我在台灣，因為報戶口、領身分證時用「星雲」這個名字，覺得改了名字對不起師父，一直沒有連絡。直到1952年才寫了封信，連同我的著作《釋迦牟尼佛傳》寄給他。不久收到他的回信說：「佛傳收到，不必來信，好好弘法利生。」
後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清算鬥爭，遊街示眾，畫地為牢，想必是經過很大的折磨，不幸在1987年左右逝世。等我1989年返鄉探親，他已往生二年多。
想到當年師父把我付諸十方，讓我得以在教下、律下、宗下等各大叢林道場參學，親近諸方大德長老，並且走上弘揚人間佛教之路。
志開上人的法名又叫「智開」，江蘇海安縣人，據大本法師告訴我，他是「與民國同生，與藥師佛同壽」，也就是出生於民國元年。不過，我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了解，他怎麼會從海安到宜興的大覺寺去出家的？在那個時候，不說生長地和出家地沒有地緣關係，尤其大覺寺雖然建於宋朝年間，是有歷史的古寺，卻是個簡陋、貧窮的寺廟，何況在那個荒涼的白塔山下，前不著村，後不巴戶，據說還經常有土匪出沒，打家劫舍。
我所知道的是，民國二十六年，家師因為在棲霞山救濟難民有功，後來常住為他授記，請他擔任監院。
民國二十八年我隨他出家時，他告訴我：「棲霞山是一個十方叢林，不可以說在棲霞山出家！」意思是說，棲霞山是十方共有的道場，就像現在的縣政府、市政府，是公共場所，不是個人私有的。接著他說：「我們的祖庭，我們師承的寺院，是在宜興白塔山大覺寺。」當時我就記住了這句話。
我出家的時候，他在律學院兼任訓導主任，後來升任為教務主任，再後來做院長，再做棲霞山的住持，但是那時我已經離開棲霞山了。在棲霞山的六、七年中，基本上，雖然他是我的師父，但在叢林裡沒有師徒的關係，所以不可以叫他師父，我也跟別人一樣，叫他「當家師」；他也不常叫我，免得別人說十方叢林裡面還有師徒關係。為了避免嫌疑，所以在那六、七年當中，我獲得他給我的開示，現在回憶起來，頂多只有一、二次而已。不過，雖然很少和師父見面，不常獲得他的開示，但是心靈上還是能感受到他對我的關心和慈愛。
後來我離開棲霞山，先到常州天寧寺，當時我沒有要求進佛學院，因為沒有趕得上他們的考期；我也沒有要求進禪堂，因為覺得不能天天在那裡晃來晃去，於是就討了一個行單，就在常州天寧寺做了一個短期的行堂，三餐為人添飯添菜。後來，接到我報考的焦山佛學院錄取通知，這才興高采烈地向天寧寺告假。天寧寺的職事們都非常意外，想要留我，並允諾給我很多優待的條件，我當然沒有被他們說動，所以就這樣進入焦山佛學院。在焦山佛學院讀了近三年，本來可以順利畢業，但為了院長東初法師，我提早離開學院。師父問我做何打算？我當時也沒有地方去，不過忽然想起大覺寺，說要回到祖庭禮祖。師父很高興說：「你到棲霞山來，我帶你回去。」
師父帶我回到宜興大覺寺後，宜興教育局任局長有天來看師父，他知道我從南京回來，就說：「這裡有一個國民國小，你來做校長。」我一聽，覺得人生好像從此將起飛一樣，心裡無比歡喜。但我一點經驗都沒有，不過沒有關係，那時膽子也大，我想應該可以勝任，就趕快寫信請在南京的同學，買了些教科書參考。
不過國共內戰爆發，白天國民黨的軍隊武裝整齊，前來要我幫忙剿共；夜晚共產黨的游擊隊來了，要我提供國民黨駐紮的情報。可憐的我，初來乍到，對於偏僻鄉村的道路都還沒搞清楚，也還不認識什麼國民黨、共產黨，不過我心裡很明白，這是很嚴肅的問題，一個不小心，就會送了小命。這時智勇法師仗義前來學校，給我打氣，並幫助我編《怒濤月刊》，因為我們感於佛教太守舊，一些佛教人士思想頑固、執著、鄉愿，我們希望透過辦雜誌，能藉助文字的力量來改革佛教，為新佛教的理想大發獅子吼。因此當《怒濤》一出刊，就如「洪水猛獸」般震驚佛教界。好在那時我們是在宜興偏遠地區，不致於招來佛教人士的攻擊。
徐蚌會戰失利，南京戰局不穩，智勇法師花了幾個月召集「僧侶救護隊」正想付之行動，誰知他忽然打退堂鼓。我只有毅然出面，接下任務，但也不知道如何善後，就求救於師父志開上人。師父說：「你們要救護傷亡，必須經過軍隊訓練！」於是便委託宗仰中學董事孫立人將軍幫助我們，我們因而得以順利成行到台灣。臨行，師父請我吃飯，並給了我二十塊「袁大頭」。
後來我在台灣，因為報戶口、領身分證時用「星雲」這個名字，覺得改了名字對不起師父，一直沒有連絡。直到1952年才寫了封信，連同我的著作《釋迦牟尼佛傳》寄給他。不久收到他的回信說：「佛傳收到，不必來信，好好弘法利生。」
後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清算鬥爭，遊街示眾，畫地為牢，想必是經過很大的折磨，不幸在1987年左右逝世。等我1989年返鄉探親，他已往生二年多。
想到當年師父把我付諸十方，讓我得以在教下、律下、宗下等各大叢林道場參學，親近諸方大德長老，並且走上弘揚人間佛教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