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工業烏托邦

本書對後工業社會左翼闡釋者的理論思想和政治方案進行了開創性研究，深入考察了他們所支持的新社會關係和制度的可行性。作者不僅對困擾當代理論家和行動者的主要問題進行了解讀，而且對後工業烏托邦思想進行了批判性評價，並基於對當下政治理論和實踐問題的獨特視角，給出了一系列社會政治領域可能的替代性選擇。

基本介紹

• 書名：後工業烏托邦
• 作者：(澳)鮑里斯•弗蘭克爾 
• 原版名稱：The Post-Industrial Utopians
• 譯者：李元來
• ISBN：9787544713146
• 類別：鳳凰文庫·馬克思主義研究系列
• 頁數：306
• 定價：38.00
•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4-2
• 裝幀：平裝
• 開本：32開
• 用紙：膠版紙

內容簡介

本書對後工業社會左翼闡釋者的理論思想和政治方案進行了開創性研究，深入考察了他們所支持的新社會關係和制度的可行性，內容涵蓋了失業、社會福利、生態危機、後現代犬儒主義、技術官僚、軍國主義等諸多問題。作者不僅對困擾當代理論家和行動者的主要問題進行了清晰解讀，而且對後工業烏托邦思想進行了批判性評價，並基於對當下政治理論和實踐問題的獨特視角，給出了一系列社會政治領域可能的替代性選擇。

作者簡介

鮑里斯·弗蘭克爾，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生於澳大利亞墨爾本，現任教於澳大利亞莫爾文市維多利亞學院社會學系，研究領域涵蓋了社會理論、國家理論、當代文化爭論及政治經濟學，主要著作有《後工業烏托邦》《超越國家？——支配理論與社會主義戰略》等。

目錄

中文版序
序 言導 論
第一章 更加一體化抑或完全自給自足：經濟調整的互斥路徑
第二章 替代官僚福利國家的可行性選擇
第三章 生態和平主義或後工業軍國主義與剝削性“南北”關係
第四章 重新界定公共和私人領域：後工業社會的文化矛盾
第五章 識途問路：後工業主義政治
結 論
索 引
譯後記

導讀

從中國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由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這樣一個大視角出發，從中國現代化在世界現代化浪潮中的獨特性出發，中國已經並將更加鮮明地表現自己特有的實踐、經驗和路徑，形成獨特的學術和創新的思想、理論，這是我們出版鳳凰文庫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們相信，在全國學術界、思想界、理論界的支持和參與下，在廣大讀者的幫助和關心下，鳳凰文庫一定會成為深為社會各界歡迎的大型叢書，在中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中，實現鳳凰出版人的歷史責任和使命。

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可能性，即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是從科學轉向烏托邦，而並非從烏托邦走向科學。

——赫伯特·馬爾庫塞

當人們認識到並不是所有的價值都可以量化，認識到不能用金錢買到的東西恰恰是最重要的，或者可以說是必不可少的時，“以市場為根基的秩序”也就從根本上動搖了。

——安德烈·高茲

中文版序

自從《後工業烏托邦人》初版於1987年在英國和美國面世以來，25個春秋已經悄然逝去。該書在國際上一直廣受歡迎，並且自1978年以來已在歐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國家中被譯成多種文字單行出版。如今，我十分高興的是，中國讀者將有機會接觸關於後工業社會的爭論。雖然世界上許多事情已經今非昔比，但是正如我在20世紀80年代為它們著書立言時一樣，這本書中所分析的大部分議題在今天依然具有重大意義。由於中國讀者對於有關後工業社會的早期爭論並不熟悉，所以我就有必要簡要說明後工業理論的歷史背景、以及我和許多其他社會分析家為何曾對這種後工業主義的新現象分析情有獨鐘。

在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諸如馬克思（Marx）、韋伯（Weber）、涂爾幹（Durkheim）或者齊美爾（Simmel）這樣的古典社會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就沉浸在為闡釋資本主義和現代城市社會的起源而著書立說之中。儘管在資本主義社會如何運行的問題上，他們的理論和解釋各不相同；但是他們已經全都親身經歷了一段歐洲歷史時期，該時期見證了社會的轉型，迄今為止，這些社會的主要基礎一直是農業、鄉村生活、貴族或者鄉紳以及強大的傳統宗教制度和諸如君主制之類的政治制度。資本主義並非僅僅是一種經濟制度。與前資本主義的農業社會相比，新興工業社會不僅是城市化的，而且擁有新的法律、文化、政治和社會結構。在資本主義生產興起的過程中，傳統的社會關係遭受到了資本主義工業化和商貿所催生的新價值觀和實踐的洗禮，它們不是被大浪淘盡，就是要吐故納新。一旦新的資本主義價值觀和實踐已經發展起來，並取得支配地位，那么任何制度（無論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還是社會的）都無法抱殘守缺。

資本主義工業化在西歐、北美以及澳大利亞經歷了一百多年的發展之後，到了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新一代社會-經濟理論家再一次面臨著重大經濟、社會以及技術的變遷所帶來的挑戰。他們開始圍繞著如下問題展開辯論：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現今是否正在邁入一種新的歷史轉型階段？這些根本性變遷的後果將會是什麼？與從前工業社會向後工業社會轉變的早期歷史時代不同，當代“西方”社會如今是否正朝向後工業社會發展？如果是的話，那么這些後工業社會的特徵將會是什麼？它們將會繼續是資本主義式的嗎？抑或，它們將會變成社會主義社會或者一種以環境可持續性為基礎的新型社會嗎？

我一直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的多所大學中從事研究和工作，隨後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期間參加過舉辦於美國和西歐的許多大學的學術沙龍和專題研討會。我所發表的作品已經涵蓋了社會理論、有關國家理論和當代文化方面的爭論以及政治經濟學領域。所有這些領域始終是與有關後工業社會的新爭論相互重疊的。與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早期工業化過程相比，資本主義社會自1945年以來的發展有何不同？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遲早變得必要，依據在於某人到底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一名保守主義者或一名自由主義者、一名環保主義者，還是一名研究新技術、官僚組織或家庭和文化生活的分析家。例如，如果“西方”國家（到20世紀70年代）中的大部分民眾不再在工廠中工作，而是就職於服務行業、行政管理以及其他領域；那么人們仍然能夠把這些國家稱為工業資本主義國家嗎？抑或它們還是一種新型的社會秩序？如果主要的“西方”社會正在將它們的海外工廠轉移到非“西方”國家，而增加它們對生活消費品的消費和休閒娛樂的活動；那么這些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將會如何對家庭生活、環境資源以及 “左翼”和“右翼”之間的舊式政治衝突產生影響呢？“西方”國家中的政治仍然將會由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來支配嗎？抑或服務經濟中的非工業性就業率的增加，將會預示著階級政治被後工業社會中的新式政治替代嗎？

後工業理論家曾出現分野，一類人相信我們正在目睹資本主義的終結；而另一類人則相信後工業社會不僅仍然是資本主義式的，而且同樣面臨所有關於不平等、生產和盈利能力的危機以及持續開發新的國內和國際市場的需求方面的問題。如果後工業社會並非是資本主義式的，那么，人們將如何就業？仍然將會有數以百萬計的依賴福利金過活的人們嗎？政治機構將會保持不變，還是轉為行政管理的地方性的、分權化的新單元，還是保持高度的集權化？

同樣地，後工業理論家還曾有如下分野，一類人呈現出一幅樂觀的願景，新型的生產和生活消費品在其中一應俱全；而其他人則發出如下告誡，即如果世界想要避免爆發災難性的環境危機，那么後工業社會將不得不削減消費和生產。亞洲、拉丁美洲以及非洲中的所有非“西方”國家在成為一種後工業社會之前，是否首先將必須經歷工業化的歷史階段？抑或它們是否能夠跳過這個歷史階段，從而直接從一種農業社會過渡到一種後工業服務和消費社會？就這個問題而言，後工業理論家也曾眾說紛紜。近些年來，這個問題的答案實際上已經變得更加複雜。尤其是中國已經快速地實現工業化，並且中國在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工業大國的同時（與歐洲早期的工業化相反），仍然保持一個龐大的農業部門。另一方面，印度的工業化發展程度一直要遠低於中國，但印度反而已經通過建設它的服務部門來拓展它的經濟。然而，印度仍然是由傳統的種姓和宗教派系實行統治，並擁有一個十分龐大而又效率低下的農業部門；而不是成為一個世俗化的後工業社會。換言之，每個非“西方”國家正在奉行不同的發展道路。是否世界上的所有國家終究都將會成為工業化社會？這個問題仍然有待觀察，更不用說它們發展成後工業社會了。

自1987年以來，我們已經目睹了新技術領域中日新月異的變化——從“網際網路”、生物技術以及遙控技術到新的電子革新、化學革新、運輸革新以及不可勝數的其他技術革新。我們也已見證了重大的政治和經濟變遷，例如，蘇聯解體、新的經濟大國在亞洲和拉丁美洲的興起以及美國和西歐勢力的相應衰微。與“西方”後工業理論家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所呈現出來的信心不同，經濟危機已經引發大規模的失業，而非創造出一種以完全就業為基礎的新型閒暇社會。加之對市場成長的兼容性和環境的可持續性的關注與日俱增，在新的後工業社會看起來將會像什麼樣的問題上，某些樂觀的展望（由諸如丹尼爾·貝爾和阿爾文·托夫勒這樣的作者做出）實際上一直被染上更多的烏托邦色彩。雖然更少的“西方”民眾在老工業中從事工作，更多的民眾在家庭辦公室里展開工作、並通過線上技術進行溝通；但是迄今為止，如下預言一直無法兌現，即大部分人的工作時間將會大大被縮短。由我們早期的後工業理論家率先勾勒出來的新技術，也一直都在形塑著許多城市以及教育和健康制度的品質。然而，這是一種積極性的發展還是一種消極性的發展？各家在這個問題上莫衷一是。

後工業理論家所討論的其他兩個重要領域是值得一提的：環境和軍事衝突。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後工業理論家曾就如下問題無法達成一致意見，即是否存在足夠的環境資源，以使世界人口能夠達到那些“西方”國家中的民眾所享受的生活標準。伴隨著居高不下的碳排放量、被污染的海洋與河流、許多大陸中的稀缺水資源、被耗盡的森林資源以及過度擁擠的城市空間，後工業理論家的願景將會依然是烏托邦嗎？抑或世界將會看到新型可持續經濟與更大的社會正義一起發展起來？其次，後工業理論家曾在“冷戰”時期著書立說，而核戰爭的威脅在這個時期始終是揮之不去的。儘管“冷戰”已經在二十多年前結束了，但是不僅全球在軍事武器方面的經費一直沒有減少，而且新的充滿危險的軍事衝突一直繼續給全球舞台帶來創傷。如果後工業社會理應建立在國家間和平共處的基礎之上，那么後工業理論仍然會是任重道遠或烏托邦化的嗎？

因而，儘管自該書的英文版問世以來，歷史煥然如新；但是，我希望中國讀者將會意識到，許多所討論的議題仍然具有重大的意義，這不僅對“西方”國家而言，而且也對整個當代世界而言。最後，為了闡釋，我曾仔細分析了一系列的後工業思想家，他們彼此間各執其詞。中國讀者可能對當中的某些作者不熟悉，不過這無傷大雅。更加重要的是這些作者所提出的理念和議題。我真心希望我的分析將會有助於澄清和說明當中某些關鍵性的議題和挑戰，因為我們今天要繼續面對它們。

鮑里斯·弗蘭克爾

墨爾本大學

201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