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書寫:大眾文化的社會觀察(2008-2012)》是以文化研究的方法對“後奧運”時期的社會文化界進行的文化觀察。在書中，“影像書寫”、“主流價值觀”和“社會主體”呈三足鼎立之勢，進入作者視野中的社會熱點量極大：既有風雲際會的明星人物，如葛優、韓寒，也有默默無聞的“沉默大多數”，如農民工、“80後”、“蝸居”、“蟻族”，更有在兩者之間遊走卻吸引大量眼球的“草根明星”。作者始終懷抱“反思大眾媒體”的立場，雖然自謙“書寫個人文化記憶”，但其時代記憶感和話題通約性也極為明顯。
基本介紹
- 書名：影像書寫:大眾文化的社會觀察
-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頁數：217頁
- 開本：16
- 定價：35.00
- 作者：張慧瑜
- 出版日期：2012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108040425, 9787108040428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影像書寫:大眾文化的社會觀察(2008-2012)》可以視為近年來最為鞭辟入裡的影視書寫，也是對08奧運以來的中國思潮、變遷洞若觀火、啟迪未來之作。讀其書，不但能練就穿透大眾媒體的“火眼金睛”，還可見出作者冷靜分析背後隱藏著的那一絲沉痛與悲憫。
作者簡介
張慧瑜，1980年生於山東。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博士，現供職於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興趣為中國電影史和文化研究。近幾年在《讀書》、《電影藝術》、《當代電影》等處發表文章，並參與1217俱樂部《話題》系列的寫作。
圖書目錄
前面的話
自序
第一輯 影像書寫
獨立製片電影中的底層講述
“潛伏”與中國版的“竊聽風暴”
《建黨偉業》：紅色記憶的拼貼與重組
“甄功夫”：功夫片的改寫
“賀歲帝”葛優的文化功能
不“裸”的“裸婚時代”
變形金剛記
“從月光集市到中國”：寶萊塢的啟示
從“縣城”到“北京”：一份“80後”的電影記憶
第二輯 主流價值觀的重建
“舊瓶”如何裝“新酒”
“法治人物”的“除魔術”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我是草根，我怕誰”：草根的“顯形”
從“傻根”到“許三多”
“見證奇蹟的時刻”：被凝視的草根達人
“非誠勿擾”被整頓與“主流價值觀”的形成
“限娛”之後，“道德”能否重建
“為什麼受傷的總是我”——“失業”與“欺騙”的雙重修辭術
第三輯 社會與主體
“精神家園”與“沉默的大多數”
“貪婪”與“信心”：金融危機時代的根源與藥方
“勞動最光榮”
“房產”之爭與關於“市場經濟”的雙重想像
“模範公民”韓寒
“不高興”和“沒頭腦”
“在希望的田野上”
跋：匪兵、拾荒者與解夢師
自序
第一輯 影像書寫
獨立製片電影中的底層講述
“潛伏”與中國版的“竊聽風暴”
《建黨偉業》：紅色記憶的拼貼與重組
“甄功夫”：功夫片的改寫
“賀歲帝”葛優的文化功能
不“裸”的“裸婚時代”
變形金剛記
“從月光集市到中國”：寶萊塢的啟示
從“縣城”到“北京”：一份“80後”的電影記憶
第二輯 主流價值觀的重建
“舊瓶”如何裝“新酒”
“法治人物”的“除魔術”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我是草根，我怕誰”：草根的“顯形”
從“傻根”到“許三多”
“見證奇蹟的時刻”：被凝視的草根達人
“非誠勿擾”被整頓與“主流價值觀”的形成
“限娛”之後，“道德”能否重建
“為什麼受傷的總是我”——“失業”與“欺騙”的雙重修辭術
第三輯 社會與主體
“精神家園”與“沉默的大多數”
“貪婪”與“信心”：金融危機時代的根源與藥方
“勞動最光榮”
“房產”之爭與關於“市場經濟”的雙重想像
“模範公民”韓寒
“不高興”和“沒頭腦”
“在希望的田野上”
跋：匪兵、拾荒者與解夢師
後記
匪兵、拾荒者與解夢師
楊 早
慧瑜與我的北大歲月，可謂失之交臂。當他在2001年秋走進戴錦華老師主持的文化研究工作坊，曾經的參與者我，已經成為博士一枚，進入到導師認為我去聽課是浪費資源、往外轟我的階段。雖然我於2003年還是忍不住跑去聽了戴老師的電影解讀課，以繼續提高自己在買碟方面的品位，然而並沒有因此認識慧瑜——即使或許他也在那個課堂里虔誠地坐著。
說到“虔誠”，我是以己度人了。從1998年到2000年，我一口氣選修戴老師三門課時，聽講之認真，確乎可以用“虔誠”兩個字來形容。毫不誇張地說，我後來會做一些當下文化研究的課題，從眼光到方法，受戴老師影響至深。
不過，2001年之後，我基本是在清末民初的報刊堆里打轉，離文化研究越來越遠。直到2005年底，幾位朋友興之所至，成立1217俱樂部，謀劃出版《話題2005》，才又與文化研究這行當接上了榫。
我找到戴門的大師姐滕威（其實我認識她時，她還在讀大四，被戴老師親呢地叫做“小滕威”），約她寫專題，讓她在“超級女聲”和“芙蓉姐姐”里任選其一（我知道兩者她都一直關注）。滕威選了“超女”，推薦師弟慧瑜來寫“芙蓉”——算起來，慧瑜剛上博一，方從私淑弟子登堂人室，成為戴門一員。
我沒見過慧瑜，一度認為是位女孩（這個錯誤後來犯的人非常多，似乎這兩字已成女性專用），約稿都是通過滕威，直到稿來了，《“芙蓉姐姐”的迷思》，我看完，編完，交稿，出書。慧瑜一直也未謀面，直到次年四五月，在社科院開《話題2006》的例會，一群戴門弟子包括滕威光降，才第一次得睹慧瑜的尊范。大家都是微胖界的，自然心有靈犀。
我深知在北大中文讀博有多辛苦，多無法分心。所以後來也沒敢打擾慧瑜，只是間或聽見傳來對他的讚譽，比較不低調的說法是：“張慧瑜”三字，在某些場合，就等於“學問”一詞。哈哈，慧瑜該臉紅了，微胖界一臉紅就特別萌。
直到2008年末，慧瑜主動給我寄來一篇稿：《“誰的”愛，奉獻給“誰”——抗震救災中的“人道主義”話語表述》，又讓我窺見了久違的戴門風采。不必諱言，剛剛結束博士論文寫作，慧瑜的筆還有些緊，與《話題》追求的活潑平易的文風未必一致，但我與另一位主編薩支山，都看重文章中的思辨力，看重他對在大災之前成為某種霸權話語的“人道主義”條分縷析，從“底層”、“80後”、“中產階級價值觀”多面攻打的運思特質。這種批評的複雜性，以及“評論之評論”正是《話題》系列的追求。我們為慧瑜這篇稿的辭句調整花了很大的力氣，正要想在加強表達有效性的同時，亦能保留他思辨的元氣與深入。
次年再看慧瑜的寫作，就鬆快多了。學院寫作（狹義的，寫給評審委員會或同行看的）會製造一種筆下的緊張感，我本人深有體會。如何在不放棄深度與複雜的同時，擺脫學院寫作的晦澀與匠氣，是一道很難突破的關卡。後來我想，慧瑜大概虧得有網路影評的底子，所以能夠從學院寫作的陰影中快速掙脫出來，他的文化時評，尤其是涉及影視的，可謂輕靈、厚重兼而有之，足以讓讀者輕易感知思辨的快樂。
慧瑜原先給自己的論文集命名為《匪兵匪語》，實有深意存焉。“匪兵”的被命名、被指認，與“官”的互為轉化，以及邊緣地位導致的無名化，都很可變成某種對於文化研究者的隱喻。在學術界，文化研究一直不是特受待見的行當，以其“淺”（對象之淺）。與“新”（現象之新）讓許多人認為它是“評論”而非“學問”，而在大眾媒體構建的所謂文化圈，文化研究的姿態同樣不受歡迎，它不能向任何一方提供利益，也無法向客群提供酷評那種“爽”的感覺。文化研究力求抽絲剝繭的寫作，有時成為喊出皇帝新衣的童聲，有時又是不知所云的冗談，更多時候是多此一舉的消毒劑。當大眾迷醉於大眾文化製造的幻象時，你卻指明華麗衣袍下的醃臌，或炫彩泡沫中的烏有，誰會感激你呢？
當然，“匪兵”還有一重含義，就是它的抗拒姿態。然而，與戴錦華老師的絕對精英立場不同，生長於大眾文化餵養的“70後”、“80後”學人，對大眾文化的利弊難分，好壞交雜，比長輩確實多了一份體認。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更願意把慧瑜和我從事的活計“影像書寫與社會觀察”，比擬為一個“拾荒者”的形象。無意攀附本雅明的經典，但拾荒者確實是這個自產自銷的文化體系中，我們唯一可選的角色。中國的大眾文化的生產與傳播，還沒有發達到容許嚴肅的文化研究學者參與其中的地步，它仍然像一個無所不包的垃圾場，而文化研究者就像一個個拾荒的人，面目模糊地在蕪雜與惡臭中辨識整座城市的生活。這些人很容易被無視，又很容易被收購，很多人真的就參與到了廢品再加工與仿造的行列之中。可是真正的拾荒者，不僅僅是為了在垃圾場裡找到當晚的麵包，他更想知道的，是這些成山成海的社會碎片之中，隱藏著怎樣的一些軌跡？生產、出售、消費這些製品的人，如今被塑造成了什麼模樣？
當我們直起腰來，開始講述與分享我們拾荒的心得，角色又一次轉變，我們憑藉辨識垃圾的慧眼，占有碎片的豐富，瞬間化身了文化迷夢的“解夢師”。戴老師總說，有牆的地方總有門，又說，每一個硬幣都有兩面。世界大千，總還是有聽眾不滿足於看孔雀開屏，而想知道屏為何而開，如何綻開，那美麗的尾羽凸顯了什麼，又遮蔽了哪些。
夢有好有壞，有美有惡，但每一個夢都需要解析，可能是過度闡釋，也可能是杯弓蛇影，但解夢的好處是窮盡各種可能，讓隱藏在陰影中的機巧、算計、欲望無所遁形。當一個夢被拎出來放在台上時，無論溫暖或冰涼，它是熟悉的，與生活息息相通的。隨著解夢師的分析，聽眾們驚異地睜大瞳孔，張開嘴巴，他們在我們的講述中聽見了一種陌生的生活，一個陌生的自我。
這些年拾的荒，解的夢，被一個匪兵摭拾到一起，於是你看到一本手記，這本手記可能叫《匪兵匪語》，也可能叫《話題2012》，抑或更名為《影像書寫——大眾文化的社會觀察（2008-2012）》不管書名與裝幀、開本為何，你能從中了解到的，是我們時代的一些秘密。
2012．3．19於京東豆各莊
楊 早
慧瑜與我的北大歲月，可謂失之交臂。當他在2001年秋走進戴錦華老師主持的文化研究工作坊，曾經的參與者我，已經成為博士一枚，進入到導師認為我去聽課是浪費資源、往外轟我的階段。雖然我於2003年還是忍不住跑去聽了戴老師的電影解讀課，以繼續提高自己在買碟方面的品位，然而並沒有因此認識慧瑜——即使或許他也在那個課堂里虔誠地坐著。
說到“虔誠”，我是以己度人了。從1998年到2000年，我一口氣選修戴老師三門課時，聽講之認真，確乎可以用“虔誠”兩個字來形容。毫不誇張地說，我後來會做一些當下文化研究的課題，從眼光到方法，受戴老師影響至深。
不過，2001年之後，我基本是在清末民初的報刊堆里打轉，離文化研究越來越遠。直到2005年底，幾位朋友興之所至，成立1217俱樂部，謀劃出版《話題2005》，才又與文化研究這行當接上了榫。
我找到戴門的大師姐滕威（其實我認識她時，她還在讀大四，被戴老師親呢地叫做“小滕威”），約她寫專題，讓她在“超級女聲”和“芙蓉姐姐”里任選其一（我知道兩者她都一直關注）。滕威選了“超女”，推薦師弟慧瑜來寫“芙蓉”——算起來，慧瑜剛上博一，方從私淑弟子登堂人室，成為戴門一員。
我沒見過慧瑜，一度認為是位女孩（這個錯誤後來犯的人非常多，似乎這兩字已成女性專用），約稿都是通過滕威，直到稿來了，《“芙蓉姐姐”的迷思》，我看完，編完，交稿，出書。慧瑜一直也未謀面，直到次年四五月，在社科院開《話題2006》的例會，一群戴門弟子包括滕威光降，才第一次得睹慧瑜的尊范。大家都是微胖界的，自然心有靈犀。
我深知在北大中文讀博有多辛苦，多無法分心。所以後來也沒敢打擾慧瑜，只是間或聽見傳來對他的讚譽，比較不低調的說法是：“張慧瑜”三字，在某些場合，就等於“學問”一詞。哈哈，慧瑜該臉紅了，微胖界一臉紅就特別萌。
直到2008年末，慧瑜主動給我寄來一篇稿：《“誰的”愛，奉獻給“誰”——抗震救災中的“人道主義”話語表述》，又讓我窺見了久違的戴門風采。不必諱言，剛剛結束博士論文寫作，慧瑜的筆還有些緊，與《話題》追求的活潑平易的文風未必一致，但我與另一位主編薩支山，都看重文章中的思辨力，看重他對在大災之前成為某種霸權話語的“人道主義”條分縷析，從“底層”、“80後”、“中產階級價值觀”多面攻打的運思特質。這種批評的複雜性，以及“評論之評論”正是《話題》系列的追求。我們為慧瑜這篇稿的辭句調整花了很大的力氣，正要想在加強表達有效性的同時，亦能保留他思辨的元氣與深入。
次年再看慧瑜的寫作，就鬆快多了。學院寫作（狹義的，寫給評審委員會或同行看的）會製造一種筆下的緊張感，我本人深有體會。如何在不放棄深度與複雜的同時，擺脫學院寫作的晦澀與匠氣，是一道很難突破的關卡。後來我想，慧瑜大概虧得有網路影評的底子，所以能夠從學院寫作的陰影中快速掙脫出來，他的文化時評，尤其是涉及影視的，可謂輕靈、厚重兼而有之，足以讓讀者輕易感知思辨的快樂。
慧瑜原先給自己的論文集命名為《匪兵匪語》，實有深意存焉。“匪兵”的被命名、被指認，與“官”的互為轉化，以及邊緣地位導致的無名化，都很可變成某種對於文化研究者的隱喻。在學術界，文化研究一直不是特受待見的行當，以其“淺”（對象之淺）。與“新”（現象之新）讓許多人認為它是“評論”而非“學問”，而在大眾媒體構建的所謂文化圈，文化研究的姿態同樣不受歡迎，它不能向任何一方提供利益，也無法向客群提供酷評那種“爽”的感覺。文化研究力求抽絲剝繭的寫作，有時成為喊出皇帝新衣的童聲，有時又是不知所云的冗談，更多時候是多此一舉的消毒劑。當大眾迷醉於大眾文化製造的幻象時，你卻指明華麗衣袍下的醃臌，或炫彩泡沫中的烏有，誰會感激你呢？
當然，“匪兵”還有一重含義，就是它的抗拒姿態。然而，與戴錦華老師的絕對精英立場不同，生長於大眾文化餵養的“70後”、“80後”學人，對大眾文化的利弊難分，好壞交雜，比長輩確實多了一份體認。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更願意把慧瑜和我從事的活計“影像書寫與社會觀察”，比擬為一個“拾荒者”的形象。無意攀附本雅明的經典，但拾荒者確實是這個自產自銷的文化體系中，我們唯一可選的角色。中國的大眾文化的生產與傳播，還沒有發達到容許嚴肅的文化研究學者參與其中的地步，它仍然像一個無所不包的垃圾場，而文化研究者就像一個個拾荒的人，面目模糊地在蕪雜與惡臭中辨識整座城市的生活。這些人很容易被無視，又很容易被收購，很多人真的就參與到了廢品再加工與仿造的行列之中。可是真正的拾荒者，不僅僅是為了在垃圾場裡找到當晚的麵包，他更想知道的，是這些成山成海的社會碎片之中，隱藏著怎樣的一些軌跡？生產、出售、消費這些製品的人，如今被塑造成了什麼模樣？
當我們直起腰來，開始講述與分享我們拾荒的心得，角色又一次轉變，我們憑藉辨識垃圾的慧眼，占有碎片的豐富，瞬間化身了文化迷夢的“解夢師”。戴老師總說，有牆的地方總有門，又說，每一個硬幣都有兩面。世界大千，總還是有聽眾不滿足於看孔雀開屏，而想知道屏為何而開，如何綻開，那美麗的尾羽凸顯了什麼，又遮蔽了哪些。
夢有好有壞，有美有惡，但每一個夢都需要解析，可能是過度闡釋，也可能是杯弓蛇影，但解夢的好處是窮盡各種可能，讓隱藏在陰影中的機巧、算計、欲望無所遁形。當一個夢被拎出來放在台上時，無論溫暖或冰涼，它是熟悉的，與生活息息相通的。隨著解夢師的分析，聽眾們驚異地睜大瞳孔，張開嘴巴，他們在我們的講述中聽見了一種陌生的生活，一個陌生的自我。
這些年拾的荒，解的夢，被一個匪兵摭拾到一起，於是你看到一本手記，這本手記可能叫《匪兵匪語》，也可能叫《話題2012》，抑或更名為《影像書寫——大眾文化的社會觀察（2008-2012）》不管書名與裝幀、開本為何，你能從中了解到的，是我們時代的一些秘密。
2012．3．19於京東豆各莊
序言
在我的“入室弟子”中，慧瑜也算得一個特例。
言其特例，並非由於他少年老成，勤奮治學，已著述頗豐，而是指他不僅以學術理路和思考將自己與我聯繫在一起，而且“開篇伊始”，便不斷給我以榮耀的回饋。“師以生榮”，不是我的理念，也不是我的奢望。竊以為：博士研究生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學生，是剛上路的青年學者。所謂導師的意思，就是“、扶上馬送一程”，看他走穩，便是全部了。而後新科博士學業精進，揚鞭躍馬，絕塵而去，令前輩或日導師望塵莫及，原本是題中之義。但慧瑜卻令自己成了例外。
這固然因為我和慧瑜的緣分可稱長遠。那時的慧瑜，大二？大三？也不大見他出現在我的“冬粉”群里，但每逢開課，細看，必有他專注的目光。那看似老成實則稚嫩的男孩便是彼時網路江湖上頗有字號的北大“新青年”之“電影夜航船”的版主。及至大學畢業，他便依舊訥訥地送了我一本網路影評結集的專書，厚厚的一本，用了我一篇短文的標題做了書名。本科生出書，在彼時並不多見，況且如此規模。逐一讀過，感動之餘，偶犯“好為人師”之症，“精英主義”尾巴乍露，便對慧瑜說教：短小影評固好，有見地、有體認、有機智，但終不是學術，難成思想載體；要走思想、學術之路，怕是要改弦更張。說的頗輕，沒想慧瑜便聽進了，自此罷筆網路時評，開始頗具思想性的學術寫作。江湖上時有抨擊：戴錦華毀了一位未來的影評大家。也曾和慧瑜拿來做笑談，他只是憨憨地笑，並不作答，也是無怨無悔吧。
但說他是特例，尚不止於此。直到就讀碩士，慧瑜和我，我以為，只是若即若離，淡淡地遠觀而已。但學界同仁相聚，每每有人贊道：你的那個學生張慧瑜的確很出色！他某某篇文章確有乃師（我？）之風！我每每快活而尷尬地解釋：慧瑜不是我的學生，但的確是個好苗子。這份誤認，來自於他和我思想與立場的相近，理路與質地的相仿吧。倒是印證了我的想法：思想與學術的傳承原本不拘師生名分。
到了博士階段，慧瑜終於做了我的學生。但此時，他已是“初具規模”的青年學者。而且，他仍然話不多，卻執拗地選擇“無視”我對他的規勸：不要揚短避長，當代研究才是你的長項；相反選擇了一個近代文化的題目切入。我當然默認，因為知道他在嘗試挑戰自己。他也的確寫出了一篇好論文；其好，不光是獲得博士學位的意義，這也成了他學術起步的更堅實的基礎。
慧瑜對學術，可以說是持久的熱戀吧。他因熱愛而為，以學術為目標和旨歸。真的是一介書生：逐日讀書寫作、觀察思考，但並非自苦。應是其樂無窮吧。這背後，該是某種對社會的責任，對現實的抱負和訴求吧。
現在，到了慧瑜的第一個學術的收穫期。在頗豐的厚重論文之後，慧瑜再次撰寫文化時評，同樣的敏感，但不一樣的視野和厚度。這便是結集於此的文字。
由此，通向思想、抵達現實，文字與行動再度交織。寫在前面，是為引玉之磚。
2012年3月草於加拿大多倫多
言其特例，並非由於他少年老成，勤奮治學，已著述頗豐，而是指他不僅以學術理路和思考將自己與我聯繫在一起，而且“開篇伊始”，便不斷給我以榮耀的回饋。“師以生榮”，不是我的理念，也不是我的奢望。竊以為：博士研究生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學生，是剛上路的青年學者。所謂導師的意思，就是“、扶上馬送一程”，看他走穩，便是全部了。而後新科博士學業精進，揚鞭躍馬，絕塵而去，令前輩或日導師望塵莫及，原本是題中之義。但慧瑜卻令自己成了例外。
這固然因為我和慧瑜的緣分可稱長遠。那時的慧瑜，大二？大三？也不大見他出現在我的“冬粉”群里，但每逢開課，細看，必有他專注的目光。那看似老成實則稚嫩的男孩便是彼時網路江湖上頗有字號的北大“新青年”之“電影夜航船”的版主。及至大學畢業，他便依舊訥訥地送了我一本網路影評結集的專書，厚厚的一本，用了我一篇短文的標題做了書名。本科生出書，在彼時並不多見，況且如此規模。逐一讀過，感動之餘，偶犯“好為人師”之症，“精英主義”尾巴乍露，便對慧瑜說教：短小影評固好，有見地、有體認、有機智，但終不是學術，難成思想載體；要走思想、學術之路，怕是要改弦更張。說的頗輕，沒想慧瑜便聽進了，自此罷筆網路時評，開始頗具思想性的學術寫作。江湖上時有抨擊：戴錦華毀了一位未來的影評大家。也曾和慧瑜拿來做笑談，他只是憨憨地笑，並不作答，也是無怨無悔吧。
但說他是特例，尚不止於此。直到就讀碩士，慧瑜和我，我以為，只是若即若離，淡淡地遠觀而已。但學界同仁相聚，每每有人贊道：你的那個學生張慧瑜的確很出色！他某某篇文章確有乃師（我？）之風！我每每快活而尷尬地解釋：慧瑜不是我的學生，但的確是個好苗子。這份誤認，來自於他和我思想與立場的相近，理路與質地的相仿吧。倒是印證了我的想法：思想與學術的傳承原本不拘師生名分。
到了博士階段，慧瑜終於做了我的學生。但此時，他已是“初具規模”的青年學者。而且，他仍然話不多，卻執拗地選擇“無視”我對他的規勸：不要揚短避長，當代研究才是你的長項；相反選擇了一個近代文化的題目切入。我當然默認，因為知道他在嘗試挑戰自己。他也的確寫出了一篇好論文；其好，不光是獲得博士學位的意義，這也成了他學術起步的更堅實的基礎。
慧瑜對學術，可以說是持久的熱戀吧。他因熱愛而為，以學術為目標和旨歸。真的是一介書生：逐日讀書寫作、觀察思考，但並非自苦。應是其樂無窮吧。這背後，該是某種對社會的責任，對現實的抱負和訴求吧。
現在，到了慧瑜的第一個學術的收穫期。在頗豐的厚重論文之後，慧瑜再次撰寫文化時評，同樣的敏感，但不一樣的視野和厚度。這便是結集於此的文字。
由此，通向思想、抵達現實，文字與行動再度交織。寫在前面，是為引玉之磚。
2012年3月草於加拿大多倫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