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晉行

1945年，我出生在陸河縣。但在寶安的時間已經超過了家鄉，所以，我把寶安當成第二故鄉。1965年我考到廣州中南林學院（現華南農業大學），1970年和“老三屆”一起畢業。我們家裡祖祖輩輩都是農民，我是村里第一個大學生，當時在村里可是名聲大震。父親是勤勤懇懇的貧農，靠耕種和做竹織等小手工養活我們姐弟四個。家裡窮得叮噹響，我是靠獎學金、助學金念下來的書。大學，我拿的是甲等助學金有15.5元，一天一伙食是0.5元，小月的時候30天，多出來的5毛錢可換點小零用。哪有錢做衣服呀，只是每年到年底，父親怕那1.36丈的布票過期，到生產隊支錢給做了一、二件衣服。一年1.36丈的布票發了很多年。每年底，農民都透支得厲害，我家是特級超支戶，欠100多塊，每一年還一點，一直還到我畢業工作後才還清。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彭晉行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日期：1945年
• 畢業院校：廣州中南林學院（華南農業大學）
• 出生地：陸河縣

人物簡介

1945年出生，廣東省汕尾市陸河縣東坑鎮人

1970年中南林學院大學畢業，分配到深圳市寶安區工作

1970年8月後，任寶安縣大鵬公社技術站、縣農林辦公室技術員

1973年4月後，任寶安縣林業局林業股副股長、深圳市林業局主辦科員、營林科副科長

1981年12月後，任寶安縣委辦公室副科長、深圳市華寶公司辦公室副主任、副總經理

1984年8月後，任寶安縣委第四、五、六屆常委、組織部長

1992年12月後，任寶安區委常委、區委組織部長、區政協籌備組組長

1996年7月後，任寶安區政協主席

2005年12月離任

個人語錄

說得再好聽也沒用，老百姓相信的是實實在在的東西。

口述實錄

那時的大學生都有一股熱情，就是“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我被分配到寶安大鵬公社工作，那是寶安縣經濟最不好的一個公社。

在“政治邊防”的寶安縣時期，並不是誰都能來這裡工作的。我在學校就是團支部書記，是黨組織培養的對象，屬於“根正苗紅”，這樣的人才被分配來寶安的。

記得和我一起分配的有60多人，在狠批臭老九的年代，絕大多數人分配去當了老師。我與袁汝穩等4人在農業戰線。我被分配到了寶安縣大鵬公社技術站當技術員。我第一年試用期的工資是47塊，轉正後是56.5塊，在當時算很高的了，除了一伙食我全部寄給家裡，家裡太窮了。

到大鵬公社的第一天，我就傻眼了。我雖然是從農村出來的，但沒想到，這裡竟比家鄉還要窮。第一天去報到時，從深圳坐車到大鵬，一天只有一班車，一路顛顛簸簸。從龍崗到大鵬的時候，就沒路了，順著一條彎彎曲曲的小道走，中途車還壞了，我們下來推，車子過溪是從水裡衝上去的，車窗里伸出手可以摸著兩邊的樹。到地方時，天也黑下來了。技術站的同志把我接到一個農民家裡，屋裡屋外都是黑乎乎的，樓上住人，有四張床，樓下是生產隊養的豬。那房子是逃港走了的農民空下來的，我在那個房子裡住了兩年。

上世紀六、七十代，農民非常艱苦。有香港親戚的，都靠那邊寄麵粉、生油之類食品過來接濟，連茶樓的鍋巴都寄回來。那年頭，公社幹部力沒少出、勁沒少使，農村勞力全部到田間勞動，生產就是搞不上去。當時大鵬公社的工農業產值還不如外匯寄過來的多。那時一元港幣換0.3元人民幣。百姓手裡的零花錢都是外面寄回來的。那時左傾路線導致下面跟風，在寶安1970年“反三洋”，其中有動員農民退洋貨，也就是要求香港及海外親戚寄來的東西拒收。那些東西又無法退回香港和海外等國家去，結果都積壓在縣郵電局。

1972年4月，我被調到寶安縣農林辦公室當技術員。我搞林業，那幾年，寶安所有的高山我都爬上過了。很長時間以來，寶安和全國一樣，都是推行“以糧為綱”，農村經濟很蕭條，幾毛錢一個勞動日，分配很低。大鵬是全縣最低的，有個大隊一個勞動日只有8分錢。我記得，當時只有西片公社幾個稍富裕的村，一個勞動日才有1元多。像翻身村，他們人均貢獻糧食最多，大約有3000多斤，其次是和平村。他們是全省農業學大寨的典型。

大躍進時大煉鋼鐵，山上的樹木幾乎砍光了。再加上農村人生火做飯、蓋屋砌牆，山上的樹木還未等長大就又砍了。那時，寶安的山坡上到處都是光禿禿的。後來，內地開始搞飛機造林了，但寶安縣屬於邊防地區，大搞“政治邊防”，上面不敢讓飛機來播種。

第一次搞飛播是在1974年，寶安縣打的報告，這要求從地區到省，最後由總參批下來。飛機在寶安縣境播種的日子讓老百姓很興奮。我們這邊的飛機起飛，香港那邊的飛機也起飛了，監視我們在幹啥，還能聽到報務員在講“發現敵情，發現敵情！”看看，有多緊張。當時撒的樹種主要有松樹、相思樹等。現在，寶安山上的樹，大部分是那時播的，連續播了三次。當時，各生產隊也經常為山林的邊界發生爭執，縣農林辦就幫助他們協商解決。1972年6月14日，布吉公社山廈大隊與觀瀾公社牛湖大隊君子布片的山林矛盾，我就參與解決，給雙方做工作協商，達成協定：鐵路以東，朱羅皮山脊以西朝鐵路一面山，以深窩壢北面小山脊為界，向北至該山天堂圍防火線止歸屬君子布；向南至炮台全部歸山廈大隊……山上附屬的林木、果樹也隨山林歸屬長期不變，不得相互侵犯，並附註圖示和樹立界標。之後，羅田林場與燕川大隊的林權糾紛、深圳林場、蔡屋圍、福田與泥崗生產大隊的山林糾紛都達成協定，我是作為寶安縣革委會工作組代表參加簽訂協定的。

寶安很多村子裡，幾乎家家都有親戚在香港。歷史上香港屬於寶安縣，鴉片戰爭後中英條約里把香港割讓給英國成了殖民地。但香港和寶安的民間來往從來就沒有中斷過。上世紀60年代以前，兩地經濟條件差不了多少，也都不怎么樣。那時我們還動員香港人回家鄉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呢。在60年代以後，香港的經濟發展非常快，我們這邊天天在搞運動，他們在加速搞經濟。香港的發展主要是在我們“文革”時搞上去的。

寶安人在三年自然災害中的生活不好過，村民中青壯年不斷有人逃港。歸結原因主要是經濟不行。

兩邊的懸殊有多大？這邊社員做一個月掙不了十幾元錢，他們那邊的收入是我們的幾十倍吧！1973年的元旦，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在沙頭角住了三天，一看就看出兩邊的鮮明對比。我們每年都有機關幹部去邊界生產隊幫著插秧、收割。因為這些生產隊的勞力大部分都逃港了。我們去勞動時，當地農民給我們吃從香港買回來的眉豆煲雞什麼的，到現在仍回味無窮，這裡根本吃不到的東西那裡都有。

附城公社有一個羅芳村，對面香港也有一個羅芳村。為什麼？其實，都是這邊村裡的人跑過去的多了，在新界就形成了一個羅芳村。我們這邊兒，大片大片地都荒著，水稻熟了，沒人割，果子熟了，也沒人收。

我聽說1979年的逃港潮中還有這樣一件事誤導了民眾。中央民政部有位領導來寶安檢查收容站情況。當時，寶安的收容站歸公安部門管（專門用來收容外逃被抓回來的人，每年收容上萬人，79年收容20多萬人）。他走進那個收容站，發現裡面已經關滿了人，每個倉里都是人滿為患，而且只有站著的地兒。所有人都只能站著，吃喝拉撒都得站著解決，臭氣熏天。曾經有從那裡出來的人說，進了收容所這樣的的地方，永遠不敢再偷渡了。當時，中央民政部那位領導看到這個情況，讓“馬上放人！”這些人湧出來，一路往東莞方向走，另一路還往惠州方向走，他們邊走邊散布著今後逃港不再送收容所了。於是兩股潮流帶來更多的人湧向了深圳河。那年寶安縣跑的人最多，有幾萬人。我們所有的宣傳，都說資本主義是人間地獄，那邊是臭港，是黑暗的。事實上，去了的人很快寄錢回來，收到錢的村民家裡的生活很快就改善了，人們漸漸不相信宣傳了。當時松崗東方村曾有一位支部書記，坐船到香港看了一次，說“被騙了三十年。”於是買船給村里人偷渡，後來給判了六、七年。

當時，縣裡正在推廣林業技術，種林種果。沿海要防風，農民又不夠柴燒，所以，每個生產隊都有規定，只準砍多少托樹枝。我在大鵬公社搞了兩年林業技術，李廣鎮在大鵬當書記時，見我會寫材料，後來就把我抽調到辦公室搞材料了。

這樣的偷渡潮一直到改革開放後才真正結束。1978年中央就開始計畫發揮寶安靠近香港的優勢發展寶安經濟，把寶安列為“鮮活商品生產基地”，大辦養雞、果樹、水產、種菜四個基地。這樣，寶安的經濟才逐步發展起來，人民生活不斷改善，外逃之風才得以遏止。

深圳這個“圈”畫得好，最大優勢就是靠近香港，其他經濟特區就沒這么方便了。有了改革開放的政策，寶安和香港這種血脈相連的關係，村民、幹部通過親戚、朋友、老鄉做工作，發揮華僑的愛國精神，很快，好多香港人帶錢跨過深圳河過家鄉這邊來投資辦廠，比如說翁銳貴、蕭樹強等第一批香港同胞過來投資辦廠了，他們帶動了一大批香港人來寶安辦廠投資。

那真是一個思想大解放的時代。當時，集體經濟沒錢，沒錢怎么建工廠？萬豐村書記潘強恩想出了集資的路子，把民眾手中的錢集中起來了（實際上是很多人從香港親戚拿錢回來），成立股份公司，每個村民都是股東。後來，連機關幹部都集資了。還有的人想出去銀行貸款，借雞生蛋。資本運作在寶安農民的手裡開始了。

1981年冬，我被安排到縣委辦公室資料科當科長。從大鵬公社到農業局，我的工作一直沒離開過辦公室，寫材料。這期間，寶安的每個大隊基本都去過，收集了不少資料，以前的寶安經濟狀況，怎樣建市的，特區是怎么發展起來的，我們都是親身經歷。

當時，寶安升格為市，大家很高興。1981年，恢復寶安縣建制，很多人不願意到寶安來。當然留在市里好，特區有免稅政策。寶安畢竟屬於農村，寶城當年這裡只有幾個村，除了水田旱地種莊稼外，107國道那邊都是一片荒地。方苞、李廣鎮來組建寶安縣，他們都是我老領導，點了我來寶安，也就來了。當時，在挑選縣城辦公地還有幾個方案：第一方案是留在特區內老縣政府所在地，市里不同意；第二方案是在布吉，但是那裡沒水，不夠開闊；第三才挑選在現在這個地方，當時規劃一半在特區內，一半在特區外，受沙頭角影響，想搞一城兩制，搞成一條河兩邊。為照顧幹部情緒，大家在裡面住，在外面辦公。說到底，還是想沾特區一點光。

1983年7月，搬出來辦公後，我們一個星期只能回一次家。市里不允許我們在裡面建房子，分房子沒有你的份兒，全部出特區。但有些幹部的家屬還在市里呀，後來，市里為解決寶安幹部夫妻分居和小孩讀書問題，還專門每年給三、五十個入戶指標去解決；為處理特區內寶安縣的一些事，還專門批准設立了寶安縣駐深圳辦事處，直到1993年撤縣建區後才撤銷。

恢復寶安縣時，市里給我們的發展方針仍是為出口服務，同時為特區服務。就是在這樣的政策下，寶安人都大喊“無工不富，無商不活，無人不旺”的口號，大力發展工業，大搞外引內聯企業，吸收人才和資金，實行購房入戶政策，發展房地產，硬是把寶安的經濟從一個農業縣逐步邁進城市化，工業化，變成一個經濟大區。其實，寶安走了一條跟特區不一樣的經濟發展之路，比如“三來一補”，特區內不準發展，也常常反對寶安發展，每年人代會都要求市的工作報告裡要提“三來一補”政策。我們覺得好用，大力引進“三來一補”企業，不然，寶安不可能發展這么快。土地使用，當時執行省的政策，我們每次只能批3畝水田、10畝山地，大企業需要多的話，我們就變通，分幾次批，當時就是一心要搞經濟，只要為了老百姓，不把錢裝在自己腰包里就大膽地乾。

發展市場經濟初期，很多人不敢發展經濟，怕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時，縣委、各級黨委就號召共產黨員帶頭，幹部要帶頭致富，不能帶頭致富的黨員，就不是好黨員。內地組織部門的人來交流，說這個觀點可不象我們的啊，太不可想像了，共產黨員哪能自己先富？要讓民眾先富，最多是共同致富啊。內地人都接受不了。這就是深圳比內地能走在前面的地方。觀念的轉變需要一個過程，這一點，寶安幹部比內地的開放，對於內地很長一段時間還在對“姓社姓資”的問題進行爭論時，他們早就埋頭搞經濟建設了。寶安的幹部一下就轉變了，能讓百姓富裕就是好樣的。

我們反思以前有些政策是不對的，提共同致富，人的積極性得不到發揮，結果是一起窮。鄧小平同志的“先讓一部分富裕起來”的道理很清楚。

當時，橫崗公社大康大隊上中生產隊，有個黨員叫廖富麟。1979年下半年，他在讀中學的女兒，偷渡了幾次都沒有出去，兒子也不想讀書，使他很苦惱。他認為孩子去偷渡，除了社會逃港的風氣外，自己家裡貧窮也是原因之一，要使孩子不偷渡，就要找到致富的好門路，讓他們感到在家有奔頭，才會安下心來。然後，他發揮自己特長，磨豆腐養豬勤勞致富，成了“萬元戶”。更可貴的是，他自己富裕了，不忘扶持困難戶。自1981年以來，他主動扶持了兩戶非親屬的社員發展經濟。一戶是本隊社員廖仕傑夫婦，他們年過半百，都身有殘疾，全家6口人，生活困難。於是，在1981年3、4月間，廖富麟三次上門提出要扶持他家發展養豬磨豆腐，一下子拿出800元給他買黃豆和油料，還送給他工具。廖仕傑一家一年大變，還清了借款，購買了電視機等，生活得到顯著改善。另一戶是鄰隊社員廖洪桂，他右手殘廢，雙目視力很差，全家8口人，生活困難。廖富麟先後兩次拿出800元支持他開小店。廖洪桂小店生意興隆，收入大幅度增加。廖富麟富裕了不停步，繼續辦雞場，同市食品公司簽訂養雞契約，為特區建設服務，為出口服務。

就是這樣，我們的黨員幹部帶領村民一起走上富裕道路。

我在組織部13年，寶安好多幹部都是經我手調進來或經我手任免的。沒有從外地引進大批幹部、人才，就沒有寶安的今天。我對幹部的要求，主要在四個方面：德、能、勤、績，要有公心、責任心、事業心。有德有才的，要重用；有德無才，難擔重任；無德有才的，是會壞事的。我把“德”放在第一位。有些人是不能搞經濟的，有些人適合在核心部門，對幹部的任用，我認為就是要各得其所。

1996年7月，我任寶安區政協主席，2005年11月離任。先後經歷了創建寶安區政協，第一屆、二屆，在政協一做又是一個10年。

彈指一揮間，在寶安區政協走過了10年曆程。這10年，寶安區兩屆政協緊緊圍繞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積極推動寶安的民主政治建設。抓大事，議大事，把推動寶安經濟建設作為協商議政的中心選題，充分運用全體委員會議、常委會議、主席會議，以及專題議政、專題調研、專題視察等形式，積極開展協商議政活動。圍繞區委區政府的工作中心和民眾關心的熱點問題，先後對全區的“十五”和“十一五”規劃、經濟運行情況、“同富裕工程”建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環境保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加快民營經濟發展、第三產業發展、國企改革與發展、農村城市化、加快教育發展、建設文化強區、城市規劃建設與管理、勞務工權益保障、城市交通綜合整治以及重點工程項目建設等重大問題，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進行了專題協商議政，有很多意見和建議得到區委區政府採納。

從2002年開始，連續5年舉辦專題議政會，選擇影響寶安發展的關鍵議題協商議政，集思廣益。2006年，“實施教育強區戰略，提高城市人口素質”的專題議政會通過電視直播傳遍千家萬戶。11位政協委員圍繞基礎教育、親職教育、社區教育、技能培訓等闡明觀點，提出建議，為政府進行教育決策提供了重要意見。

進入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轉型時期，寶安嚴峻的社會治安形勢引起了區政協的高度關注。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區政協與新聞媒體聯合開設政協主席熱線，聽取民聲、舉辦專題議政會，提出打擊、防範、管理、整治、教育的一系列措施和建議，迎來了整治社會治安“1號工程”的順利實施。

2004年，我們又針對寶安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公共設施用地規劃建設滯後這一熱點問題，組織委員深入調研，開展專題議政，並以建議案的形式，向區政府提出意見和建議，得到區委區政府和有關職能部門的高度評價，被認為是加強我區城市公共用地規劃與管理工作的一個里程碑。

我們高度關注民生民計問題，先後就無公害蔬菜基地建設、交通管理與停車場建設、文化建設、民辦教育發展等等問題，開展專題調研視察280多次，向區委區政府提交建議案30多件，調研視察報告40多件。這些報告、建議有的直接成為區委區政府決策的依據。

我們把事關經濟和社會發展大局的項目、政府的中心工作作為專題視察的重點，先後對寶安大道、新玉公路、新圳河治理、光明高新技術園區建設等重點工程項目進度慢的狀況進行視察，向政府提出監督意見和改進措施，推進了這些工程的提質提速。這10年也是我最灑脫的10年。因為政協不在第一線，有時間去多調查研究，因此站得比較高；因為無實質的權力，也不牽涉利益，只是想為寶安的經濟社會建設出點主意，因此，所提建議也就比較實在。這10年，也使我學會了如何充分發揮同事們的作用，如何團結各界別委員，為寶安出謀獻策。以上所述的業績都是寶安政協集體的成果，都是委員們的心血。我自己只是其中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