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獲榮譽
《
大關東》原名《
厚土》,曾獲得“書贏天下”網路文學大賽
亞軍。先後獲得吉林市第五屆
松花湖文藝獎、第十屆長白山文藝獎、第三屆吉林文學獎等省市級政府將,入圍第八屆茅盾文學獎;長篇小說《大地蒼生》獲得由江蘇省作家協會主辦,中國江蘇網、鳳鳴軒小說網承辦的“2010年網路小說大賽”二等獎。
文學貢獻
2010年5月14日,由
吉林省作家協會、吉林市作家協會主辦,中國銀行
吉林省分行、吉林市分行協辦的張海清長篇小說《
大關東》研討會在吉林市召開。長篇小說《
大關東》,是吉林省文學不可多得的成就,更是吉林市文學創作值得矚目的代表作。我國著名作家喬邁先生在研討會的開場白中說:吉林(市)是產生文學和作家的地方,地域和自然的風光決定,我們要出作家,出大作家。這塊大地,上演了太多的故事……在吉林能出現張海清這樣的作家,出現《
大關東》這樣的作品,並不奇怪,這樣的作品,歷史期待了百年才出現……著名評論家張未民在研討會上最後總結道:這是一部附合當今創作潮流的作品。中國開放了這么多年,我們的創作不能停留在業餘水平上……
這次研討會,不僅是吉林市近年最重要的文學活動,也是
吉林省近年度最重要的文學活動之一,進而也是吉林市文化的一件大事。
專家評論
《
大關東》是
中國區域文學創作一個新收穫。近年來,文學和影視掀起一股“
關東熱”,寫“關東”的作品不少,但像《
大關東》這樣歷史跨度久遠、關東文化內涵如此豐富的長篇小說,筆者尚未見到。(這裡“區域文學”提法,是當代文學文化研究重新界定的術語,其概念約界於“地域文學”與“民族文學”之間。)
據說,這是作者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確實出手不凡,值得刮目相看。以旗人後裔耿氏兄弟及其後人的命運為線索,透過東荒地烏白兩大家族的興衰,從民國寫到新時期,酣暢淋漓地書寫關東大地的鄉音、鄉俗、鄉情,展現關東人的苦難與抗爭、歡樂與悲痛,顯示了作者高度的歷史駕馭力和博大的人文情懷。
一是連環結構。小說有別於傳統寫法:分五單元,每單元開篇有一段歷史大事件概述。雖然耿氏與烏白兩家貫穿始終,但每單元截取某一歷史斷面,故事相對獨立。這樣寫,歷史的層次感更清晰,敘事也更靈活而有選擇。不足之處是,可能會削弱人物塑造。回過頭來品味全書,小說中主要人物的完整性和立體感似乎有所欠缺。
二是歷史——自然觀念。作者的思想新銳,觀念放達。立意從地域原型出發,而不是見入為主的主流模式。例如,以“大糧戶”、“東家”代指“地主”,避開了佃家鬥地主的階段;人物也不都是共產黨人始終居於主導地位;在人和自然、人與動物、人與未知世界、神秘現象的處理上,也多有出人意料之筆。
三是結合故事情節鋪展關東文化氣象。
我想著重說說這一點(與第二點也有關聯)。這一也是《
大關東》最令我關注之處,也是《大關東》主要成就。
這種文化氣象,主要指一定歷史條件下,關東農民在處理與社會與自然關係中形成的民間習俗和生存智慧,是他們逐漸形成的一種人生規範與生活方式。《
大關東》中的關東地域文化展示,就其涵蓋規模、新奇細膩程度,實現了對以往同類題材作品的超越,肯定具有很大的集成性和民俗學價值。然而,它並不是民俗實錄,而是緊密結合故事情節的文學情境與藝術化書寫,因而它會產生一種特有的吸引力、衝擊力。
1、關東土匪的複雜身影。
亂世匪興,小說開篇就寫關東的“匪患猖獗”。土匪擾民甚至害民,但在那個特殊歷史背景下,土匪的生存又有其複雜性。他們與大糧戶、官府、日本侵略者都處於對立的位置。篇中所寫的宋老實之死,源出日本人的罪惡,摩天嶺綹子的反擊就具有正義性。這是駝龍入綹子四年後發生的事。第一單元寫駝龍,未入流行套路,既寫了她的不幸,也寫了她的兇惡,筆調應說是客觀的。
其間,涉及不少牽涉胡匪文化的描寫,如“砸響窯”,刨季家祖墳;贖季廣源、搬各路救兵的“規矩”等等。
特別是列舉駝龍“綁票”、折磨“財神”的十個手段:
之一“咬屁兒”(被俘者首尾相接);之二“敬財神”(頭朝下用香熏);之三“螞蟻上樹”(胸口以下埋在
螞蟻窩里);之四“拿枕頭”(牆上掏洞塞進人,用石頭木頭卡住,澆糞水);之五“掛夜壺(被抓的祖孫二人,一個尿尿一個接);之六:熬鷹”(被囚者圍著火堆跑,不讓睡覺);之七“打瓜皮”(割眼皮、鼻子、耳朵);之八“餓虎掏襠”(把狸貓塞進褲襠里);之九“老漢望天”(用小樹把人挑在半空);之十“坐火車”……
2、民風民俗的細緻描繪。
這類習俗儀式描寫,滲透全篇,是小說相當下功夫的部分。可舉幾例。
(1)白家“分家”。(分而未成,這段情節寫得風生水起。)
四爺白繼業是老太爺欽定的接班人。老太爺過世,剛剛“滿七”,幾位兄長就要另立門戶分家單過。共舉瞎子趙爺主持監督。經趙爺縝密計算與調配,兄弟五人分家方案提出。(見71頁)
遺留問題是“白家的祠堂怎么辦?供奉的仙堂由誰接管?”無人應承。僵至半夜,趙爺提出:“雞叫前院兒里那個石頭魚缸子走到誰家,誰家就要責無旁貸地把家仙堂接受過去。”結果,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發生了,黃鼠狼搬起了魚缸…… 這個荒誕情節,是《
大關東》留下的“謎團”之一。當然,具體處理,可以見仁見智,如果把“搬家”變成老大的幻覺,從而改變主意,似乎更妥當一點兒。
(2)白家過年的習俗。
“八大碗”(P78)、“年夜飯”(P91)、請戲班子、扭高橈、旱船、大秧歌等,作品均有生動的描寫。
(3)耿玉霖的“拉幫套”……
3、傳說、民謠、夢幻與狐黃秘象的大膽披露。
這是《
大關東》敘事描寫的一大特色。我認為,這些是構成這部長篇小說深奧的文化底蘊及現代理念的重要元素,凸顯了作家的膽識。
傳說(民間所謂講瞎話)、民謠為小說增添了色彩,渲染了氣氛,這不難體會。如(P77)黃氏講貨郎與刷帚女(倉房牆上掛著的)的故事,(P99)大奶奶講的“老洞狗子(老光棍)與大白耗子包餃子”的故事,(P184)徐三晃兒講的黑瞎子斗老虎的故事,有些是關東民間耳聞能詳的。
民謠如(P65)《出了山海關》、(P77)的《灶王爺》、(P296)的《老玉米》,都有感人肺腑的力量。
《
大關東》夢境、幻覺的描寫,值得做專門的研究。我這裡只能說一點粗淺的感受。
除了白家分家老爺子託夢、黃鼠狼挪魚缸,我再舉書中幾例:(P94)戴運年的惡夢(黃皮子迷惑白四爺的三夫人,搶先救下上吊的她);(P209),看地的鄭學禮的夢幻;(P229)松花江上趙殃子的幻覺(之前的貓頭鷹怪叫,聽白衣女子說話,見紅柳站在岸邊,手中黑魚變棺材板,救了紅柳,自己卻沉入江中);(P279),乞月兒的夢與預感;(P289)耿子健的幻覺……此外,(P144)耿玉昆打狐狸地奇遇;(P175)白鳳鳴在辦公室見窗外黃鼠狼與狸貓咬架的不祥預感;以及(P228)記錄的吉林市北郊的隕石雨,對中國命運的暗示。
如何看待這些讓人驚異甚至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寫?
作者在“後記”中說,“薩滿文化與封建迷信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他明確地要“通過《
大關東》使之散發出她自有的凝重和莊嚴的氣象”。
我所舉的例證,似乎並不出於“薩滿文化”現象。
我要強調的是,這種文學中奇幻現象存在的合理性。
理由一,現實生活中存在著諸多人類解釋不了的超自然現象、未知現象;而在人類科技與認識解決不了的問題面前,人類免不了會對這些奇幻現象做出種種猜想、幻想或心理感應。
理由二,中外嚴嚴肅文藝,諸如《聊齋志異》、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美國科幻電影,已經構築了豐富多彩的奇幻藝術世界;
理由三,當代文學在對地域、民族文化開掘的基礎上,有發揮想像力的自由,為寫實文本注入荒誕、幻想的元素。
《
大關東》的上述描寫,無疑造就了作品多彩而厚重的關東文化氣象。
4、幾個女子命運與作品的悲劇性格調。
讀《
大關東》,心情頗為沉重。作品中多數人物殊途同歸,走向自己生命的盡頭(這可能與五單元連環結構有關?)。劉翡翠、紅柳之死,乞月兒的瘋狂,尤其令人揪心。心靈手巧的劉翡翠,前夫詹志廉(五里橋副區長)被地主武裝殺害。後嫁耿玉霖,剛過幾天好日子,便難產而死(P129)。
美麗潑辣的紅柳,同情關獻身給右派分子鄭學禮,屢遭烏四郎倌兒的迫害,投江被救又跳崖身亡(P231)。
最慘的是乞月兒。她一往情深愛耿子健而不得,嫁給一個勤勞農民平復了往日創傷,卻遭遇橫禍:丈夫被自家騍馬糞車壓死,幾歲的女兒被大白豬噬咬斃命(P291)。
小說在子健探望乞月兒前的心理描寫,把這種痛苦寫得入骨三分。
而子健會見那個瘋癲的、“一綹一綹的頭髮粘連在一起”的骯髒的乞月之後,在“尾聲”讀到“老玉米,金黃黃……”,誰還能再有“那天空——多美”的好心情?
但我認為,這種悲劇性格調正是對於以血肉之軀澆灌黑土地的關東人靈魂的最好詮釋與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