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簡介,人物生平,
人物簡介
1856年赴荷屬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謀生。後獲準承包酒稅、典當稅及一些地區的鴉片煙稅，獲巨利。從1866年起，先後開辦裕和、亞齊、笠旺、萬裕興墾殖公司，東興礦務公司，廣福、裕昌輪船公司等，成為南洋巨富。1892年後歷任清政府駐檳榔嶼首任領事、新加坡總領事、中國通商銀行總董、粵漢鐵路總辦、佛山鐵路總辦。1894年後在國內投資興辦煙臺張裕葡萄釀酒公司、廣廈鐵路公司、廣西三岔銀礦、惠州福興玻璃廠、雷州墾牧公司等。1903年獲賞侍郎銜，三品京堂候補。主張抵制洋貨，以商戰收回利權。1905年賞頭品頂戴，補授太僕寺正卿，繼任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督辦鐵路大臣。1910年任全國商會聯合會會長。
1912年後，歷任袁世凱總統府顧問、工商部高等顧問、南洋宣慰使、華僑聯合會名譽會長等。1915年發起組織赴美實業考察團，籌辦中美銀行。還熱心捐資辦學。1916年9月12日病逝於巴達維亞。
50歲出頭以後，張振勛亦商亦官，先後做過駐新加坡總領事、粵漢鐵路督辦等職。1904年獲光緒帝第三次召見，並被任命為督辦閩粵農工路礦大臣和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就在這年的11月，張振勛給商部寫了一份奏摺，將他吸收利用僑資的計畫和盤托出。其主張有這樣三個要點：
第一、在工作切入點上，由於“外埠華商，籍隸閩、粵者，十人而九，其擁厚資善經營者，指不勝屈”，所以“振興商務，尤非自閩、粵等省入手不可”。
第二、在具體做法上，商部派要員周曆各埠切實開導時，講究的是“動之以祖宗廬墓之思，韻之以衣錦還鄉之樂”，要撥動華僑鄉情那根敏感的神經。
第三、在發展順序上，先由督辦在閩粵“湊集華資，認真提倡，選擇要地，築路一段，開礦一區”，等到“著有成效昭示大信”之後，“再勸華商出其資財，承辦各項公司，極力經營”，並“由南至北，逐步擴充”。
張振勛的奏摺得到商部贊同，並呈報光緒帝獲得批准。當然，今天的吸收利用華僑資本與清朝末年不可相提並論，不過上述這些見解即便是一百多年後來看，依然能給人啟迪。
張振勛不僅提出吸收利用僑資的主張，而且還身體力行回國辦廠。其中值得稱道的是，1894年他出資300萬銀元在山東煙臺創辦的張裕葡萄酒公司。這個公司一直延續至今，該廠生產的上等葡萄酒被列為中國名酒之一。
1916年9月，張振勛在印尼巴達維亞病逝，享年75歲。遺體運回家鄉安葬，途中荷蘭及英國殖民當局下半旗致哀，百姓則點香路祭。人們用各種方式來悼念這位曾叱吒風雲的商界奇才。
1875年，他又在蘇門答臘的阿齊創辦了新的墾殖公司，1877年在荷屬怡里創辦裕業墾殖公司。而1878年在日裡創辦的笠旺墾殖公司，光橡膠園就有8處，僱工萬餘人。據資料記載，其中一座橡膠園，他的家人乘坐馬車，直線行走4個小時才能出園。
在經營墾殖的同時，張弼士還積極捕捉其他商機創辦各種實業。在日裡，張弼士感到商務的盛衰全在於金融是否通暢。而當地匯兌漲落卻操縱在外人手裡，於是他又擴展到金融業，開設日裡銀行，專門辦理華僑匯兌業務。光緒二十四年，他在馬來亞彭亨州文東埠創辦東興公司，開採錫礦。有感於印尼富人的增多，他在棉蘭、檳榔嶼興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高檔住宅，吸引了大量的歐洲和華裔富商。
而藥材批發生意，是張弼士從事商業的另一個重要領域。他在新加坡、巴城、香港和廣州分別設立藥行，在國內採購名貴國藥，轉輸新加坡、巴城，批發銷往海內外，並由海外運送西藥回國。當時，華僑聚集的海外市場，如曼谷、東京、河內、舊金山、紐約、菲律賓、檀香山等地的中藥行業，都向張弼士的藥行訂貨，形成一個遍及海內外的龐大藥材批發網路。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30多年間，張弼士經營的企業風生水起，涉及印尼、馬來西亞的許多重要行業，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商業王國。據統計，頂峰時期（1869年），張弼士的財產達到8000萬兩白銀，比清政府當年的財政收入（7000萬兩白銀）還多1000萬兩白銀，比當時江南首富胡雪岩的財產多出5000萬兩白銀以上，成為富甲南洋的僑領、當之無愧的華人首富。
儘管張弼士是一位深得晚清政府看重，甚至見了慈禧都可免跪的紅頂商人，但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和後來北洋軍閥政府的相互傾軋，他卻看得十分透徹，故對參政並不熱心，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傾注於“實業救國”。
張弼士主張“主權自掌，利不外溢”。他常對人說：“生為中華民族，當效力於中華民眾。”他不惜把大量資金移歸祖國各地興辦大批現代工業企業。1892年，張弼士應邀回國共商實業興邦大計並親赴煙臺考察。考察完畢後他立即決定投資300萬兩白銀，開闢3000畝葡萄園，紅紅火火建造了中國第一個、也是亞洲最大和世界第三大的葡萄酒工業園基地，成立了以其姓氏“張”開頭，以“裕”取意祖國昌隆興裕的“張裕葡萄釀酒公司”；1905年，歷時11年的亞洲最大地下大酒窯建成。1914年1月20日註冊商標張裕“雙麒麟牌”的葡萄酒橫空出世。1915年，張弼士應美國總統威爾遜邀請，帶領中國代表團出席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張裕的4種葡萄酒（可雅白蘭地、紅葡萄酒、苦艾酒和雷司令）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一舉奪得了一個金獎三個優等獎！這是中華民族的產品在世界上獲得的第一塊金牌！中國人從此擁有了令西方人稱道的金獎白蘭地和系列葡萄酒，打破了洋酒不可戰勝的神話！
除了創辦張裕葡萄釀酒公司外，張弼士先後在國內興辦了10多家現代工業公司。據專家學者考證：張弼士是中國第一輛拖拉機的製造者，第一批工業化國產機器制磚廠、玻璃製造廠、機器織布廠的創始人。
人物生平
富可敵國的南洋首富
張弼士（1841-1916年），清道光21年（1841年）出生於廣東大埔。張弼士幼時家貧，從小就聰穎過人，跟著當塾師兼業餘醫生的父親讀過三年私塾。
鹹豐8年（1858年），張弼士17歲，娶陳氏為妻，因家鄉鬧災荒，遂辭別父母妻子，自汕頭出洋，到荷屬東印度巴達維亞（簡稱巴城，今印尼首都雅加達）謀生。
在巴城，張弼士先後做過米店雜工、礦工，後經人介紹到溫氏米行做幫工。由於誠實守信、勤懇麻利又精明過人，深得老闆信賴，不久就提拔他為賬房先生，還將女兒許配給他做偏房。幾年後，老闆病逝，張弼士夫婦繼承了資產。
有了一定基礎之後，張弼士的經商才能開始顯現。看到當時巴城外國人逐漸增多，張弼士調撥一部分資金，開設了一家經營各國酒類的商行。同時，勤奮好學的張弼士一方面熟悉當地語言，一方面廣泛結交華僑和當地人士，隨時關注著當地的社會狀況。他聰明機敏，遇事能屈能伸，善於權變，對人仁義寬容，得到了較好的口碑。
有一段時間，一位名叫拉轄的荷蘭青年軍官經常到他的酒吧喝酒，經常不付錢甚至還無理取鬧。夥計們都覺得這人是無賴，要哄趕出去，張弼士卻對夥計說：“此人氣質不凡，買醉鬧事可能有難言的苦衷，以後大家不要對他冷眼相看，也不要要酒錢，還要以禮相待。”夥計依言行事，卻讓這位軍官感到很詫異，探問究竟，夥計如實說明，這位軍官感嘆不已，含笑而去。
誰也沒有想到的是，這位一度買醉的青年若干年後會成為巴城當地的總督。上任伊始，拉轄登門拜訪張弼士，並致以感謝。當初的善緣如今開花結果，在巴城酒稅和典當捐務承辦權的投標競爭中，在拉轄的幫助下，張弼士輕而易舉地中標。有了拉轄的照顧，張弼士在南洋的發展倍添助力。隨後，張弼士又承包了荷屬東印度（印度尼西亞）一些島嶼的鴉片煙稅，資產迅速地擴充起來。
當時，荷蘭政府為了開發東印度群島，曾鼓勵當地華僑從事墾殖業。張弼士聞訊之後，迅速抓住時機，抽出大量資產投入，僱傭當地華工，又廣招家鄉的鄉親前來相助。1866年，他在荷屬葛羅巴創立裕和墾殖公司，大面積開墾荒地，種植椰子、穀子、咖啡、橡膠、胡椒、茶葉等作物，間種雜糧，張弼士從中獲得了極大的經濟收益。1875年，他又在蘇門答臘的阿齊創辦了新的墾殖公司，1877年在荷屬怡里創辦裕業墾殖公司。而1878年在日裡創辦的笠旺墾殖公司，光橡膠園就有8處，僱工萬餘人。據資料記載，其中一座橡膠園，他的家人乘坐馬車，直線行走4個小時才能出園。
在經營墾殖的同時，張弼士還積極捕捉其他商機創辦各種實業。在日裡，張弼士感到商務的盛衰全在於金融是否通暢。而當地匯兌漲落卻操縱在外人手裡，於是他又擴展到金融業，開設日裡銀行，專門辦理華僑匯兌業務。光緒二十四年，他在馬來亞彭亨州文東埠創辦東興公司，開採錫礦。有感於印尼富人的增多，他在棉蘭、檳榔嶼興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高檔住宅，吸引了大量的歐洲和華裔富商。
而藥材批發生意，是張弼士從事商業的另一個重要領域。他在新加坡、巴城、香港和廣州分別設立藥行，在國內採購名貴國藥，轉輸新加坡、巴城，批發銷往海內外，並由海外運送西藥回國。當時，華僑聚集的海外市場，如曼谷、東京、河內、舊金山、紐約、菲律賓、檀香山等地的中藥行業，都向張弼士的藥行訂貨，形成一個遍及海內外的龐大藥材批發網路。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30多年間，張弼士經營的企業風生水起，涉及印尼、馬來西亞的許多重要行業，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商業王國。據統計，到1869年，張弼士的財產達到8000萬兩白銀，比清政府當年的財政收入（7000萬兩白銀）還多1000萬兩白銀，比當時江南首富胡雪岩的財產多出5000萬兩白銀以上，成為富甲南洋的客家僑領，當之無愧的華人首富。
實業興邦的先驅者
19世紀90年代初，張弼士在南洋的事業如日中天，對整個東南亞也影響深遠，英國、荷蘭屬殖民當局看重他的影響力，多次給他封官賜爵，卻被他婉言拒絕。“吾生為華人，當為中華民族效力”，他這樣說。
當時的清政府歷經多年內憂外患，國庫空虛，治國無策。南洋華僑財富和影響力的迅速提升，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
1893年，清政府駐英公使龔照瑗奉命考察歐美富國之道，途經新加坡，張弼士給予了熱情接待。後龔照瑗把張弼士引薦給朝廷，並致函給李鴻章，盛讚張弼士“才大可用”。1893年，清政府派張弼士為檳榔嶼首任領事。不久，又升任他為新加坡總領事。從此，張弼士成為亦商亦官、一身二任的華僑實業家，奔走於中國和南洋之間。
1898年，張弼士攜洋姨太太從新加坡到中國香港，打算搭乘德國輪船。出人意料的是，這家德國輪船的頭等艙只賣給他的洋姨太太和德籍家庭醫生，張弼士和屬下由於是華人，只能坐統艙。張弼士勃然大怒，當即把船票撕個粉碎，怒吼道：“記住，以後我的輪船，凡德國人一律不賣票！”
不久，張弼士就創辦了“裕昌”和“廣福”兩個遠洋輪船公司，而他們的航線正是德國遠洋航運的航線，不僅如此，輪船設備、規格待遇等也和德國公司的完全相同，只是票價減半。這場價格戰令德國輪船公司損失慘重，最後只得道歉求情，迫使德國輪船取消了歧視華人的規定。
自1893年應召回國後，張弼士多次受到光緒皇帝召見，他多次上書朝廷，建議振興商務，核心思想主要有三個：一是設商部，二是開特區，三是引外資。1903年9月，光緒帝下詔成立商部，欽命張弼士為商部考察外阜商務大臣，成為當時影響頗大的事情。
1904年，他考察南洋歸來後，上奏朝廷，提出振興商務要從閩廣入手，以商戰挽回利權，並提出振興商務的十二條建議，描繪出一幅“實業興邦”的宏偉藍圖，被任命為考察商務大臣。隨後又被委任為頭品頂戴、太僕寺正卿、粵漢鐵路總辦。
1905年以後，為了實踐“實業興邦”，張弼士投資數百萬銀兩，在兩廣創辦織造、玻璃、建材、採礦、製鹽、墾牧等多家企業，並為中國的金融、鐵路做出了較多貢獻。據史料記載，張弼士是中國第一輛拖拉機的製造者，第一批工業化國產機器制磚廠、玻璃製造廠、機器織布廠的創始人。
中國第一瓶白蘭地的故事
1892年，中國發生了很多事，但在中華世紀壇青銅甬道上值得銘刻的，只有四件大事，其中之一就和張弼士有關。銘文寫著：“華僑張弼士在山東煙臺創辦張裕葡萄酒釀造公司。”
創辦張裕，是張弼士一生最大的成就，也是他在回國投資創辦的企業中最成功的一家。
而動機竟然來自於一個偶然聽到的故事。
1871年，張弼士在雅加達應邀出席法國領事館的一個酒會，一位法國領事講起，早些年曾到過中國的煙臺，發現那裡漫山遍野長著野生葡萄，用隨身攜帶的小型制酒機榨汁、釀製，造好的葡萄酒口味相當不錯,還說有一天想到煙臺開個葡萄酒公司。張弼士將此事默記心中。
1891年，應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之邀，張弼士到煙臺商討興辦鐵路、開發礦山事宜。藉此對煙臺進行了全面考察，了解到此地靠山面海，氣候濕潤，土質肥美，具備種植釀酒葡萄和釀造葡萄酒的天然條件。第二年，張弼士拿出300萬兩白銀，創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葡萄釀酒公司張裕釀酒公司。張弼士具有濃厚的開放意識，公司創建即以公司制形式運營，這在120年前的中國可謂少之又少。
由於煙臺當地葡萄品種不多，釀出來的葡萄酒也味道不佳，張弼士先後從歐美國家引進124個品種約120萬株葡萄苗，經過反覆試驗，並與國產葡萄嫁接，終於栽培出上好的葡萄酒釀製原料。
為了釀出上等美酒，張弼士曾三易西方酒師、最終聘請得奧地利的拔保為張裕酒師。拔保出身釀酒世家，本人也是釀酒專家。接受拔保建議，張弼士引進各種先進的生產設備，如葡萄破碎機、橡木發酵桶、紅白葡萄貯藏桶、調配葡萄酒和白蘭地的橡木桶、銅質的連續殺菌機、白蘭地間歇蒸餾機和壺式葡萄皮蒸餾機等。這是繼西漢、盛唐以來，又一次對葡萄、葡萄酒以及生產技術、機械設備等的引進，並奠定了中國葡萄酒工業化的基礎。
1915年，著名的巴拿馬運河竣工，應美國總統威爾遜邀請，張弼士帶領中國代表團參加了舊金山巴拿馬舉行的太平洋萬國博覽會。這是中國首次派團亮相國際舞台。在此次萬國博覽會上，張裕產品最後壓倒眾多歐洲老牌葡萄酒，產自中國煙臺的“可雅白蘭地”、“紅玫瑰葡萄酒”、“瓊瑤漿”和“雷司令白葡萄酒”一舉榮獲4枚金質獎牌。喜訊傳來，張弼士十分興奮，他激動地說:“唐人是了不起的，只要發憤圖強，後來居上，祖家的產品都能成為世界名牌。”
“中國的洛克菲勒”心憂天下
1915年6月13日，《紐約時報》刊出一篇張弼士特寫，文章題為《中國的洛克菲勒》。經濟學家郎鹹平認為，值得“中國的洛克菲勒”稱號的，張弼士是唯一一個。獲此稱號，除了富可敵國的財富之外，他和洛克菲勒一樣，有著一顆心憂天下的慈善之心。
1900年，黃河大決口，老百姓傷亡慘重，流離失所，得知訊息後，張弼士立刻在南洋各地募集銀兩百餘萬賑濟災民，為此，清廷賜予他“樂善好施“的牌坊。
張弼士小時在家鄉大浦時，曾經放牛種地，沒有讀過多少書，因此深知學習的重要性。有一年，他在回國視察汕頭後，看到當地居民生活貧困，讀書困難，特地在汕頭撥款建“育善堂”，購置堂產，為民眾作福利基金。
張弼士還在南洋和國內辦過學堂，他在一次演講中提到：“國家貧弱之故，皆由於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皆由於學校不興……我等旅居外埠，積有財資，眼見他西國之人，在各埠設西文學堂甚多，反能教我華商之子弟，而我華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豈不可設一中文學校，以自教其子弟乎？”他的的激情講演，在場聽眾無不感動，博得了熱烈掌聲。
張弼士一生熱衷社會福利和教育事業，生平所捐義款達數十萬兩銀。在清廷任命他為海外商務大臣兼檳城管學大臣時，首先捐資八萬兩銀創辦檳城“中華學校”；在張弼士的帶動下，華商先後在新加坡創立華文“應新學校”，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兩地相繼興辦了八所華文學校。
1840年鴉片戰爭後，香港淪為英國殖民地。由於英人只重視本國貴族子弟的教育，香港本地居民的孩子讀書和上大學都遇到了不小困難。張弼士聞訊後，為了鼓勵華人子弟上大學，特地給香港大學捐銀十萬兩，作為辦學和獎勵華人學子之用。
1915年4月，張弼士回國途經香港時，港英當局特地授予他“法學博士”榮譽，以表示對他辦學的肯定。1924年，著名學者梁紹文在《南洋旅行漫記》中寫道：“在南洋最先肯犧牲無數金錢辦學校的，要推張弼士第一人。”
堪比胡雪岩的“紅頂商人”
巴拿馬博覽會歸國之後，1916年，張弼士為了籌措中美銀行資金，不顧年邁體弱，前往南洋四處接洽，四處奔波加上積勞成疾，當年9月，在印尼巴城病逝，享年76歲，臨終留下遺言，要“死葬家鄉”。
遵照遺囑，他的家屬將張弼士的靈柩從南洋巴城運回廣東大埔縣安葬。據張氏家藏《先考張弼士府君生平傳略》記載：“靈柩自巴城過檳榔嶼，及由新加坡至香港，英、荷殖民政府皆下半旗致哀，香港英督及香港大學監督，均親臨致祭。”
張弼士的靈柩從香港入境後，靈舟從汕頭溯韓江而上，韓江兩岸民眾紛紛擺設路祭，設牲祭奠。孫中山先生得噩耗後不勝悲痛，特派代表到靈前敬獻花圈，輓聯寫道：“美酒榮獲金獎，飄香萬國；怪傑贏得人心，流芳千古”，對張弼士及其金獎白蘭地給予高度評價。
這位連見慈禧太后都享有免跪特權的“紅頂商人”，同時期唯一可相比的是比他年長18歲的胡雪岩，但是張弼士顯然比胡雪岩更成功。當1885年胡雪岩在悽慘中結束自己一生時，張弼士正矗立在人生事業的最高端，而張弼士在1916年逝世時，他同樣享有了與胡雪岩天壤之別的待遇。張弼士之所以能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在於他對政治一直保有清醒的認識。
雖然張弼士出生於清政府時期的中國,與清政府有剪不斷的聯繫：他先後擔任過清政府駐新加坡總領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閩粵兩省農工路大臣、欽命頭品頂戴、光祿大夫、粵漢鐵路總辦、佛山鐵路總辦等職，但是即使身居朝廷高位，他對清廷腐敗無能看得很透徹，這是他與胡雪岩最大的不同之處。
因此,在看到清政府即將垮台之時,他明智地選擇幫助孫中山先生開展民族革命事業：他支持兒子張秩君參加同盟會,並暗示南洋所屬各企業,要對在海外進行民族革命活動的革命黨人給予大力支持。在回到新加坡後,又通過胡漢民暗中幫助孫中山30萬兩白銀作為活動經費。辛亥革命爆發後,又以南洋中華總商會和他本人的名義,捐贈了一筆巨款給孫中山……
對政治的清醒認識,換來的是張弼士更加悠長的政治生涯：在民國時期,張弼士又先後任總統府顧問、立法會議員、參政院參政、全國商會聯合會會長、南洋宣撫使等職——這在朝代更替的時代里,成為絕無僅有的奇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