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張子全書
- 又名：The Whole Works of Zhang Zai
- 作者：張載
- 開本：16
書籍簡介,張載簡介,張載生平,張載思想,張載著作,內容體系,刊刻版本,作者簡介,張載（宋代理學家）著作的詳細書目,四庫提要,
書籍簡介
《張子全書》十四卷。
通行的《張子全書》中《東銘》、《西銘》、《正蒙》為一至三卷，《經學理窟》為四至八卷，《易說》，為九至十一卷，《語錄》為十二卷，《文集》為十三卷，《附錄》為十四卷。《全書》中除《經學理窟》、《語錄抄》、《文集抄》及《附錄》世無單行本外，余皆有單刻本行世。
【英文】The Whole Works of Zhang Zai
張載簡介
張載（1020－1077），北宋哲學家，理學創始人之一，理學支脈“關學”創始人。字子厚，長安人，徙家鳳翔郿縣（今陝西眉縣）橫渠鎮，學者稱橫渠先生。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進士，授祁州司法參軍，調丹州雲岩令。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神宗熙寧二年（1069），除崇文院校書。次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同年冬告歸，十二月乙亥卒於道，年五十八。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賜謚明公。
張載生平
張載原籍大梁，祖父張復，宋真宗時任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等職，後贈司空。父親張迪於真宗初攜妻陸氏上任於陝西長安。天禧四年（1020）生張載。天聖元年（1023）年任涪州（今四川涪陵縣）知州。後贈尚書督官郎中，祖父和父親都是中小官吏。張迪在涪州任上病故，家議歸葬開封。十五歲的張載和五歲的張戩與母親，護送父柩越巴山，奔漢中，出斜谷行至郿縣橫渠，因路資不足加之前方發生戰亂，無力返回故里開封，遂將父安葬於橫渠南大振谷迷狐嶺上，全家也就定居於此，以後張載就生活於此，人稱他為橫渠先生。
張載從小天資聰明，少年喪父，使他成熟較早，當時西夏常對西部邊境侵擾，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初，西夏入侵，慶曆四年（1044）十月議和。朝廷向西夏“賜”絹、銀和茶葉等大量物資。這些國家大事對“少喜談兵”的年僅二十一歲的張載刺激極大，他就向當時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主持西北防務的范仲淹上書《邊議九條》，陳述自己的見解和意見，打算聯合焦演（郴縣人，精兵述）組織民團去奪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為國家建功立業，博取功名。范在延州（今延安）軍府召見了這位志趣不凡的儒生，張載談論軍事邊防，保衛家鄉，收復失地的打算得到了范的熱情讚揚，認為張載可成大器，勸他道：“儒家自有名教，何事於兵。”意思是說你作為儒生，一定可成大器，不須去研究軍事，而勉勵他去讀《中庸》，在儒學上下功夫。張載聽從了范的勸告，回家刻苦攻讀《中庸》，仍感不滿意。於是遍讀佛學、道家之書，覺得這些書籍都不能實現自己的宏偉抱負，又回到儒家學說上來，經過十多年的攻讀，終於悟出了儒、佛、道互補，互相聯繫的道理，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學說體系。
慶曆二年（1042）范仲淹為防禦西夏南侵，在安陽府（今甘肅慶陽）城西北修築大順城竣工，特請張載到慶陽，撰寫了《慶州大順城記》以資紀念。
仁宗嘉佑二年（1057）三十八歲的張載赴汴京（開封）應考，時值歐陽修主考，張載與蘇軾、蘇轍兄弟同登進士，在候詔待命之際，張載受文彥博宰相支持，在開封相國寺設虎皮椅講《易》。一天晚上，遇洛陽程顥、程頤兄弟，張載是二程的表叔，但他虛心待人，靜心聽取二程對《易經》的見解，感到自己學得還不夠，第二天，他對聽講的人說：“今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橫渠先生行狀》）。於是撤席罷講，但又對二程說“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橫渠先生行狀》，表現了他在學術上積極開拓精神，他的《易說》就是在這個時期寫成的。
張載中進士後，先後任祁州（今河北安國）司法參軍，雲岩縣令（今陝西宜川境內）著作佐郎，簽書謂州（今甘肅平涼）軍事判官等職。在作雲岩縣令時，辦事認真，政令嚴明，處理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推行德政，重視道德教育，提倡尊老愛幼的社會風尚，每月初一召集鄉里老人到縣衙聚會。常設酒食款待，席間詢問民間疾苦，提出訓誡子女的道理和要求，縣衙的規定和告示，每次都召集鄉老，反覆叮嚀到會的人，讓他們轉告鄉民，因此，他發出的教告，即使不識字的人和兒童都沒有不知道的。在渭州，他與環慶路經略使蔡挺的關係很好，深受蔡挺的尊重和信任，軍府大小之事，都要向他諮詢。他曾說服蔡在大災之年取軍資數萬救濟災民，並創“兵將法”，推廣邊防軍民聯合訓練作戰，還提出罷除戍兵（中央軍）換防，招募當地人取代等建議。在此時他還撰寫了《經原路經略司論邊事狀》和《經略司邊事劃一》等，展現了他的軍事政治才能。
神宗熙寧二年（1069）御史中丞呂公著（晦叔）向神宗推薦張載，稱讚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神宗召見張載，問他治國為政的方法，張載“皆以漸復三代（即夏、商、周）為對”。神宗聽了非常滿意，高興地說：“你先到二府（中書省樞密院）作些事，以後我還要重用你。”張載認為自己剛調入京都，對朝廷王安石變法了解甚少，請求等一段時間再作計議，後被任命為崇文院校書。當時王安石執政變法，想得到張載的支持。有一天見到張載對他說：“朝廷正要推行新法，恐怕不能勝任，想請你幫忙，你願意嗎？”張載回答說：“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與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張載一面贊同政治家應大有作為，但又含蓄地拒絕參與新政的行為，遂漸引起了王安石的反感。張載擬辭去崇文院校書職務，未獲批准。不久被派往浙東明州（今浙江省寧波）審理苗振貪污案，案件辦畢回朝。此時張載之弟監察御史張戩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與王安石發生激烈衝突，被貶知公安縣（今湖北江陵），張載估計自己要受到株連，於是辭官回到橫渠。
張載回到橫渠後，依靠家中數百畝薄田生活，整日講學讀書，“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半夜坐起，取燭以書……”在這期間，他寫下了大量著作，對自己一生的學術成就進行了總結，並親自帶領學生進行恢復古禮和井田制兩項實踐。為了訓誡學者，他作《砭愚》、《訂頑》訓辭（即《東銘》、《西銘》），書於大門兩側。張載對推行“井田”用力最多，他曾把自己撰寫的《井田議》主張，上奏皇帝，並與學生們買地一塊，按照《周禮》的模式，劃分為公田，私田等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並疏通東西二渠“驗之一鄉”以證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今橫渠鎮崖下村，扶風午井鎮、長安子午鎮仍保持著遺蹟，至今這一帶還流傳著“橫渠八水驗井田”的故事。
熙寧十年（1077）秦風路（今甘肅天水）守帥呂大防以“張載之學，善法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為由，上奏神宗召張載回京任職。此時張載正患肺病，但他說：“吾是行也，不敢以病辭，庶幾有遇焉。”意思是說這次召我回京，不能因病推辭，藉此機會可施行我的政治理想和主張，便帶病入京。神宗讓他擔任同知太常職務（禮部副職）。當時有人向朝廷建議實行婚冠喪祭之禮，下詔禮官執行，但禮官認為古今習俗不同，無法實行過去的禮制。唯張載認為可行，並指出反對者的作為“非儒生博士所宜”，因而十分孤立，加之病重，不久便辭職西歸。路經洛陽見到二程時說：“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當年農曆十二月行至臨潼，當晚住在館舍，沐浴就寢，翌日晨與世長辭。享年五十八歲，臨終時只有一個外甥在身邊。
張載的一生，兩被召晉，三歷外仕，著書立說，終身清貧。歿後貧無以殮。在長安的學生聞訊趕來，才得以買棺成殮，護柩回到橫渠。翰林院學士許詮等奏明朝廷，乞加贈恤。神宗下詔按崇文院三館之職，賜喪事支出“半”數，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三月，將張載葬於橫渠大振谷其父張迪墓南，與弟張戩墓左右相對。
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宋寧宗賜謚“明公”，淳佑元年（1241），賜封郿伯，從祀孔廟，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改稱先儒張子。
張載思想
張載是北宋時期一位重要的思想家、關學的創始人，理學的奠基者之一。其學術思想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對以後的思想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他的著作一直被明清兩代政府視為哲學的代表之一，作為科舉考試的必讀之書。
張載認為，宇宙的本原是氣。他說：“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氣有聚散而無生天，氣聚則有形而見形成萬物，氣散則無形可見化為太虛。他認為宇宙是一個無始無終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充滿浮與沉、升與降、動與靜等矛盾的對立運動。他還把事物的矛盾變化概括為“兩與一”的關係，說：“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認為兩與一互相聯繫、互相依存，“有兩則有一”，“若一則有兩”。在認識論方面，他提出“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的區別，見聞之知是由感覺經驗得來的，德性之知是由修養獲得的精神境界，進入這種境界的人就能“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在社會倫理方面，他提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區別，主張通過道德修養和認識能力的擴充去“盡性”。他主張溫和的社會變革，實行井田制，實現均平，“富者不失其富”貧者“不失其貧”。
張載還提倡“民胞物與”思想。他在《西銘》中說：“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乾坤是天地的代稱，天地是萬物和人的父母，天、地、人三者混合，處於宇宙之中，因為三者都是“氣”聚而成的物，天地之性，就是人之性，因此人類是我的同胞，萬物是我的朋友，萬物與人的本性是一致的。
張載著作
張載著有《崇文集》十卷（已佚），《正蒙》、《橫渠易說》、《經學理窟》、《張子語錄》等，明嘉靖間呂柟編有《張子鈔釋》，清乾隆間刊有《張子全書》，後世編為《張載集》。
內容體系
《正蒙》是張載的最為重要的著作，原來只是數萬言，而其弟子蘇炳將這部書分為十七篇，相續成為今存本的樣子。這是一部哲學著作，它與《西銘》、《易說》構成了張載的哲學體系。《經學理窟》，是反映張載社會思想的著作，他不講理學而講《周禮》，把井田、宗法等改良思想都寫在這部書中。《張子語錄》是他講學的語錄，其中哲學、政治、倫理思想都有反映。張載的著作在流傳中有存有佚。《詩說》、《孟子解》、《春秋說》等，史志皆有著錄，其中的《孟子解》、《春秋說》宋代的晁公武曾親自讀過，現已佚傳。據朱熹《近思錄》所引用張載的書目有《正蒙》、《文集》、《易說》、《禮樂說》、《論語說》、《孟子說》、《語錄》七種，其中史志沒有著錄的有《禮樂說》、《論語說》二種，說明這二部著作早在南宋末已經佚亡不傳。《易說》、《經學理窟》、《祭禮》、《孟子解》四部書，諸志著錄卷數不盡相同。這說明張載的著作版本不同，流傳得也廣。如《易說》，《宋史·藝文志》著錄十卷、《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三卷，可見，宋代社會上就流傳著《易說》的十卷或三卷的兩種本子。現存的張載著作的卷數除個別的《正蒙》有單行八卷本之外，其餘的皆為《張子全書》或《張子抄釋》中的卷、篇數。
《經學理窟》一書，主要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同北宋時期的其他學者一樣，張載亦十分推重《周禮》，並企圖借《周禮》所論來改良北宋時期的一些制度，特別是土地制度。在《理窟》中，作者提出了“並田”和“封建”兩項政治主張。他認為，實行《周禮》式的“井田制”，司以解決當時的貧富不均問題，具體作法是，將土地收歸國有，然後分給農民，“先以天下之地□布畫定，使人受一方”，取消“分種”、“租種”的辦法。關於“封建”，他說：“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作者看到了過分集權的弊病。特別是當時邊防的無力，他認為一切都由中央朝廷來管，必有許多事情管理不好，所以，要實行“封建”，“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精。故聖人必以天下分之於人，則事無不治者”。張載所講的“井田”，主觀上是解決土地不均；所講“封建”，主觀上是為調整中央與地方許可權，在封建制度下，絕不可能付諸實現，僅是一些空想方案而已。但這些空想方案，卻具有十分積極的進步意義。《理窟》中作者還對儒家經典《禮》、《樂》、《詩》、《書》及學校、宗法、喪祭等進行了精審的論述。在《語錄》中，作者提出“感亦須待有物，有物則有感，—無物則何所感”的命題，指出“人本無心，因物為心”，‘強調窮理，“萬物皆有理，著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作者所言的“理”，是客觀的，“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理”是事物的理，不在人的內心。這些都是唯物主義反映論的觀點。
刊刻版本
張載的著作，有的是自己寫的，有的是後人蒐集的，有的是後人編纂的。《橫渠先生語錄》就是宋人蒐集並刊刻。《經學理窟》據晁公武所見本有題金華先生，以及內容似語錄，並混有程頤語錄，可見也是宋人蒐集的。《張子全書》通行本是何時、何人編輯問題，《四庫提要》曾記載：“此本不知何人所編。”張岱年考證為明萬曆間沈自彰編纂的，此說可信。但後來《張子全書》諸本又不盡相同，有的是尊沈本，有的則把朱熹注的《西銘》《正蒙》編入全集，通稱朱熹本。至於開始蒐集《張子全書》或《張子抄釋》的是元吳澄，因為元虞集作吳澄《行狀》時曾說過：澄“校張子之書，契《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這種編次既與《張子全書》或《張子抄釋》相似，說明《張子全書》或《張子抄釋》早在元代就有人編纂，並非起自明代沈自彰或呂楠，可惜吳澄本諸志皆未著錄，早已佚失。其版本有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沈自彰鳳翔府官刻本為最早刻本《國學基本叢書》排印本。清康熙元年（1662）李月桂刻本。民國二十五年（1936）中華書局排印、縮印《四部備要》本。其中明萬曆本，清初宮刻本，康熙本皆為善本。
總之，《全書》是研究張載儒學思想最全面、最重要的參考資料。明萬曆四十八年刻本為現存最早版本，清康熙七年（1668）新安汪氏據《古今逸史》刻《秘書二十一種》本題《張橫渠先生文集》，析作十二卷，1978年中華書局出版標點本，前有張岱年《關於張載的思想和著作》一文，正文以萬曆四十八年版為底本，參校□縣本、朱軾本、《正誼堂叢書》本及《張子抄釋》等，對原來《全書》中的卷次與篇目作了若干改動，把《西銘》歸入《正蒙》中，把朱熹注刪除，並增補了各書書序、書目提要等有關材料，為目前最好本，並題作《張載集》。
作者簡介
張載字子厚，鳳翔郿縣（今陝西眉縣）橫渠鎮人，學者稱橫渠先生。嘉祐二年(1057）進士，官至同知太常禮院。因是關中人，其學派稱“關學”。為宋理學四大學派之一，與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並稱“周、張、程、朱”。張載在政治上主張用恢復井田制的辦法以緩和土地問題的矛盾，均貧富有利於民。在哲學上，張載提出“太虛”為萬物之本的觀點。他說：“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正蒙·太和篇》）。又說：“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太和》）。載所謂的“太虛”就是氣，世界沒有“虛無”的本體可以作為萬物的根本。以為“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又認為“萬物皆有理”，“理只天道”，“事無大小，皆有道在期間”，並以“眾人之心同一”為義理，而“天下義理，只容有一個是，無兩個是”（參見《太和》）。在社會觀上，主張通變，“變而通之以盡利”，“功業見乎變”。在認識論上，主張窮理盡性，以為“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又以客觀事物作為認識的來源，主張“人本無心。因物為心”。張載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同程、朱唯心主義理學在思想體系上截然不同。他的學派，是宋代理學中的唯物主義的學派，對後代唯物主義哲學的發展，有重大影響。後人將其《西蒙》、《正蒙》、《禮說》、《易說》、《語錄》等編為《張子全書》，《附錄》一卷。
張載（宋代理學家）著作的詳細書目
關於張載的著作，有些問題需要進行考察和說明。《近思錄》的《引用書目》中所列“橫渠先生著作”，有《正蒙》、《文集》、《易說》、《禮樂說》、《論語說》、《孟子說》、《語錄》。晁公武《郡齊讀書志》所著錄的張載著作，有《橫渠春秋說》一卷、《信聞記》、《橫渠孟子解》十四卷、《正蒙書》十卷、張橫渠《崇文集》十卷。趙希弁《郡齊讀書志附志》及《後志》所載，有橫渠先生《語錄》三卷、橫渠先生《經學理窟》一卷、《橫渠易說》十卷。陳振孫《直齊書錄解題》中著錄的有《易說》三卷、《理窟》一卷、《正蒙書》十卷、《祭禮》一卷。魏了翁《為周二程張四先生請謚奏》中說：“張載講道關中，世所傳《西銘》、《正蒙》、《理窟》、《禮說》諸書，……”《道命錄》卷九引這些都是宋代人關於張載著作的記述。其中一個疑問是：《近思錄》的《引用書目》中沒有《理窟》。《郡齊讀書志》中有一條說：“《理窟》二卷，右題曰金華先生，未詳何人，為程張之學者。”而趙希弁《郡齊讀書志附志》中，則著錄有橫渠先生《經學理窟》一卷，魏了翁講張載的書，也以《理窟》與《正蒙》並提。但何以《近思錄》的《引用書目》中沒有《理窟》呢？疑朱熹編輯《近思錄》時尚未見到《理窟》，或者雖見到而以為不足依據而不取。今存的《理窟》，內容和趙希弁所述目次相同，但其中有些是程頤的《語錄》，而從大部分的題材語氣來看，又確像張載的話。疑宋代《理窟》有兩個本子，一題金華先生，一題橫渠先生。金華先生可能是編者。這本書當是張載程頤語錄的類編，後人因其中張載的話較多，所以算作張載的書了。書中只是門人的記錄，不是張氏手著的，不完全可信。
《正蒙》、《易說》和《文集》中的文章是張載自寫的著作，其餘都是他歷年講學的記錄。《易說》可能是早年著作。《程氏外書》中記載尹焞的話說：“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眾。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二程全書》卷三十七祁寬所記尹和靖語張載在開封講《易》時，可能已經開始寫《易說》了。在《易說》中，他的唯物論的基本觀點已經具備。《正蒙》是晚年著作對於唯物論學說又有所發揮，但也添加了不少唯心論的觀點。《西銘》的寫成，當在《易說》之後，《正蒙》之前，後來也編入《正蒙》中。《西銘》講“民胞物與”，與程顥“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觀點一致，所以深受二程的讚賞。
張載的一部分著作，到元明時代，就逐漸散佚了。二程的著作，經過朱熹的整理，完整無缺。王安石的著作，除《文集》外，也大部散佚。這裡可以看出程朱學派的態度和影響。
通行本《張子全書》，編於何時，編者何人，過去很少人注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說：“此本不知何人所編。”《四庫提要》的作者沒有進行深入的調查，只是以不了了之。其實這個問題還是可以解決的。
明呂柟在嘉靖五年編著《張子抄釋》，序文中說：“橫渠張子書甚多，今其存者止《二銘》、《正蒙》、《理窟》、《語錄》及《文集》，而《文集》又未完，止得二卷於三原馬伯循氏。”可見當時還沒有《張子全書》，而《張子全書》中的《語錄抄》、《文集抄》是直接沿用呂柟所摘抄的，可見《張子全書》的編纂在呂柟之後。
清乾隆年間宋廷萼刊本《張子全書》卷首有宋廷萼《附記》說：“張子撰著，明以前散見他書。萬曆中都門沈芳揚芳揚，自彰先生字也守鳳翔，蒐集為《全書》，說見原刻張某序中。”宋氏所說，當有所據。今存萬曆刊本《張子全書》，有袁應泰序、張能鱗序，都未談到這個問題。袁序中僅說：“郡伯沈公表章理學，……為建橫渠書院，肖像以祀之，並刻其《全書》而屬序於余。”順治刊本《張子全書》喻三畏序，有幾句話很值得注意。他說：“遂求先生全集於文獻之家，而鄉先達果進予而言曰：先生著作，雖傳今古遍天下，惟吾郡實為大備。前都門芳揚沈太公祖尊先生教，搜尋殆偏，壽之木以廣其傳，至今家弦戶誦，衍先生澤使之靈長者，沈公力也。根據喻三畏和宋廷萼的說法，我們可以斷定：《張子全書》是明萬曆年間沈自彰編纂的。明末徐必達刻《張子全書》，是在沈自彰以後了。
《張子全書》有許多缺點，它沒有採用宋本《張子語錄》而採用《語錄抄》，《文集》也沒有參考《宋文鑒》，僅採用《文集抄》，這都是不足之處。呂柟沒有提到《橫渠易說》，《全書》保存了《易說》全文，這還是優點。現在這個新編《張載集》，參考了《宋文鑒》，採錄了宋本《語錄》，又查考了《周易繫辭精義》，應該說是一個比較完整的本子了。
《正蒙》艱深難懂，初學須看註解。王夫之的《張子正蒙注》最有名，但他的注也不易懂。比較淺顯易懂而且也比較完備的註解，有王植的《正蒙初義》乾隆刊本，可以參閱。此外還有明劉璣的《正蒙會稿》明刊本，清刊本，明高攀龍、徐必達的《正蒙釋》明刊本，清李光地的《正蒙注》康熙刊本，楊方達的《正蒙集說》雍正刊本等。但這些註解都有曲解誤釋之處，這也需要注意鑑別。
張載的著作中，有精華，有糟粕。他提出許多卓越的思想，也有大量的糟粕，這應該分別觀之。可以說，張載開闢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論哲學的一個新階段。後來，經過王廷相，到王夫之而達到中國樸素唯物論的高峰。在張載的體系中，理是從屬於氣的，但他沒有來得及批判二程的理一元論。王廷相發揮張氏的觀點，比較明確地批判了程朱“理能生氣”的客觀唯心論。王夫之高度讚揚張氏的哲學，認為“張子之學……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張子正蒙注序論》，他全面地批判了程朱“理在物先”的客觀唯心論和陸王“心外無物”的主觀唯心論。戴震以“氣化流行”為道，也是張載學說的繼承和發揮。所以，張載的哲學確實有深遠的積極的影響，對於他的哲學著作確實應該進行深入的研究。
四庫提要
《張子全書》·十四卷、《附錄》·一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宋張載撰。考載所著書見於《宋史·藝文志》者，有《易說》三卷，《正蒙》十卷，《經學理窟》十卷，《文集》十卷。虞集作《吳澄行狀》，稱嘗校正張子之書，以東、西銘冠篇，《正蒙》次之。今未見其本。此本不知何人所編，題曰全書，而止有《西銘》一卷，《正蒙》二卷，《經學理窟》五卷，《易說》三卷，《語錄抄》一卷，《文集抄》一卷，又《拾遺》一卷，又采宋、元諸儒所論及行狀等作為附錄一卷，共十五卷。自《易說》、《西銘》以外，與史志卷數皆不相符。又語錄、文集皆稱曰抄，尤灼然非其完帙。蓋後人選錄之本，名以全書，殊為乖舛。然明徐時達所刻已屬此本。嘉靖中呂柟作《張子抄釋》，稱文集已無完本，惟存二卷。康熙己亥，朱軾督學於陝西，稱得舊稿於其裔孫五經博士繩武家，為之重刊。勘其卷次篇目，亦即此本，則其來已久矣。張子之學，主於深思自得，本不以著作繁富為長。此本所錄，雖卷帙無多，而去取謹嚴，橫渠之奧論微言，其精英業已備采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