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生印書局原在西大街路北里首，是座中西合璧的二層小樓，為張培植二十年代初開設的大生醫院舊址。前面還有個半截鐵欄桿半截牆帶大門隔成的長方形小院，如今由於街道路的拓寬，只剩下那座小樓挺立在西大街和永華路交叉口的西北角。
為了緬懷先烈，紀念張培植先生在傳播革命真理、創辦黨的出版事業上的不朽貢獻，這裡已被列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我們應嚴加維護，保持舊觀，使之成為我市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一個基地。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張培植
- 別名：名國卿，號文樵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河北省清苑縣東閭村
- 出生日期：1891年
- 逝世日期：1939年5月30日
張培植，名國卿，號文樵,1891年出生在河北省清苑縣東閭村一個小康之家。1895年父親病逝，家道中落。1899年,張培植八歲時,席捲華北平原的義和團運動爆發了,給幼年的張培植心靈里播下了反帝、愛國的種子。此後,張培植追隨著每個時期的革命先驅,默默的、鍥而不捨的工作著。
1905年,張培植十四歲,在親友的幫助下得以到保定府官立中學堂讀書。這年,同盟會在日本成立,《民報》發行。不久,《民報》到了保定,同盟會的組織也發展到保定。1910年，清朝政府把粵漢、川漢鐵路權利賣給帝國主義，激起全國人民的反對，紛紛成立保路同志會，保定府官立中學堂的學生曾罷課聲援。張培植冒死在北京丁家街參與炸北洋大臣袁世凱的活動（未遂），因參加同盟會反對清政府封建統治的革命活動, 張培植被清政府逮捕,作為“要犯”押解北京囚禁。1911年清帝退位才恢復了他的自由，得以回保定繼續未完的學業。1914年，張培植以優異的成績學完中學課程。他痛感中國人民體質孱弱，深以“東亞病夫”為恥，決心學醫，為富國強兵盡力。經本人申請，學校保送進入北京協和醫學堂學習。在北京期間，他積極參加了反對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的活動。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的醜劇，使他痛心疾首。1919年，他該畢業了，即將到手的大學畢業文憑並沒引起他的注意和關心，他關心的是巴黎和會的協定要將青島割讓給日本，帝國主義拿著中國的權益在做骯髒交易了。秉性謙和的張培植怒不可遏，他不顧校方的警告、親友的勸阻，毅然參加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愛國運動。就這樣，他在畢業前夕，被學校開除了。
經師友引薦,張培植到同仁醫院當了藥劑師。他利用外國人開設的同仁醫院做掩護，在教會的地下室秘密印刷宣傳品,巧妙地將傳單夾入傳教士散發的《馬太福音》中,散發到民眾中去。
就在此時,張培植的胞弟張國鐘痛恨北洋軍閥在保定作威作福，魚肉人民,到北京與乃兄商量,共束漏牛謀用炸彈炸死坐鎮保定的北洋軍閥頭子曹錕。張培植用自己的化學知識並參照民間配方，配製了炸藥。同鄉友好李東園負責製作炸彈殼及裝配，張國鐘執行爆炸。炸彈響了，曹錕未死，張國鐘被捕，張培植、李東園被通緝。曹錕下野後，張國鐘才被釋放，通緝令才取消。
1925年春，張培植回到保定，擔任他與別人甩多駝乘合營的化真照像館的經理，同時開設了大生醫院。醫院開業不久，當時的政府以他無大學畢業文憑為由，勒令停業。此後，張培植買了一家小印刷廠的設備，就在醫院舊址辦起了協生印書局。此外，還陸續經營過“中國書店”、“中華鞋店”、“恆昌照像館”等店鋪，收容、安置了許多革命同志，並給革命活動以經濟上的支持。在這些店鋪中,“化真照像館”存在時間最長，“協生印書局”的貢獻最大。
協生印書局有32開手搖印刷機網台,16開腳踏印刷機兩台，另有石印機、鑄字機等。用工人二十至三十名，是保定當時較大的印刷廠，張培植親任經理。原第六中學教師、共產黨員趙雲白市棗弢被學校解聘後，張培植安排他當了協生印書局的編輯兼中國書店的經理。協生印書局公開以印刷學生補充讀物、教學參考書為主，同時承攬廣告、表冊、信箋之類的零活，秘密印刷大宗的馬列主義書刊和進步文藝作品。二十年代，張培植與保定早期的共產黨人張廷瑞、劉憲增等交往密切，負責承印他們需要的印刷品。三十年代初期，中共保定特委領導王宇斧同志主持的北方人民出版社的印刷業務照紙想店，都是協生印書局擔負的。在秘密工作條件下，所謂北方人民出版社，其實就只王宇斧一人，他承擔著編審、校對、發行、聯絡的全部工作。可以協助王宇斧搞些編輯、校對工作，並負責組織印刷裝訂的，只有張培植、趙雲弢。王宇斧對協生印書局只與張、趙聯繫，內容只是出版、印刷的業務關係,“心照不宣”彼此不發生組織聯繫。一、兩年間，協生印書局承印北方人民出版社的馬列主義書籍多種，據王宇斧《為馬克思逝世百年祭而憶寫》的回憶文章中開列的部分書目，就有：
（1）《各時代社會經濟結構原素表》(張伯簡譯)
（2）《社會科學研究初步》(布浪得爾著，楊霞青譯)實際是《社會科學概論》(瞿秋白著)
（3）《土地農贈肯危民問提糠地題指南》(包括中共六大決議案和五次勞動大會決議案等)
（4）《蘇維埃憲法淺說》(附錄：“一蘇”大會通過的：民紙《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
（5）《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包括《共產黨宣言》及《僱傭勞動與資本》）
（6）《資本主義之解剖》(即《共產主義A、B、C》）
（7）《中國革命論》(即《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決議案》）
（8）《中國革命與中共的任務》(國際代表在中共六次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9）《國家與革命》(列寧)
（10）《左派幼稚病》（列寧）
（11）《蘇聯革命過程中底農業問題》(列寧）
（12）《論反對派》(史達林）
（13）《世界經濟地理概要》(哈拉賓著)
（14)《孫文主義之理論與實際》(即《民眾革命與民眾政權》，選輯的《紅旗周報》論著）
（15）《藝術論》（即《武裝暴動》）
（16）《政治問題講話》(即”聯共”十六次大會史達林的政治報告）
（17）《國際政治法典》(即《第三國際議案與宣言》新訂本）
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下，擔著極大的風險，協生印書局夜間突擊排版、印刷、校對、裝訂。爾後，這些書籍經王宇斧巧妙地郵寄出去。寄往的地方有：北京大學的“開拓社”、“轉換社”；清華大學的“北方青年社”；北京師範大學的“摩爾讀書會”；當時北平黨組織的收件人、清華大學的張清一；上海暨南大學的“東方青年社”；還有正定河北第八師範、邢台河北第四師範、大名河北第七師範、泊鎮河北第九師範。
這些馬列主義書籍廣為傳播，給革命人民輸送了精神食糧，在廣大青年學生中播下了革命火種。
1931年至1932年，任共青團保屬特委發行部長的齊慶祥同志與張培植成為忘年摯友，他經手印刷、分發、運送、郵寄、售賣的進步書刊和部份黨內資料，大部分是協生印書局印刷的。
協生印書局還先後翻印過《吶喊》、《蘇聯紀行》、《鴨綠江上》、《衝出雲圍的月亮》、《寄小讀者》、《從軍日記》、《在黑暗中》等進步小說。
為準備高蠡暴動，中共河北省委在天津從吉鴻昌處搞到一批槍枝，走水路由天津運出，途經白洋淀時被國民黨水上公安局查出扣留了。經過在安新同口擔任國民黨區長的李致光同志活動，設法從公安局領出，裝入夾層蜂箱，運至保定劉守廟，交張培植接收轉運。
高蠡暴動時，省委組織了輸送大隊，建立了三個輸送站，三個接收站，負責人員、槍枝、物資的接轉運送。清苑縣東閭村張培植家是接收總站。
高蠡暴動失敗之後，白堅、齊慶祥、李永茂、劉子玲、李學敏等同志，先後到了東閭村張培植家，由那裡轉赴唐縣、滿城。團省委巡視員白堅，是張培植親自用轎車送到保定轉走的。
三十年代以來，直至張培植犧牲，化真照像館的柜上，經常有人憑張培植的手條取錢、“借錢”。恆昌照像館實際上是秘密書庫，也經常有人憑張培植的條子取書。當時黨處在秘密狀態，經費不充裕，同志們都到張培植那裡“借用”。張培植則是有求必應。化真照像館實際上成了同志們的“後勤處”。
1934年5月,張培植被國民黨軍委保定行營傳訊，第二天查抄了協生印書局。印書局的存書在搬運工人的協助下，一夜之間搶運出去。反動當局只抄到了一些國小補充教材、教學參考書，再有就是一些黃色書刊的樣本。“恆昌照像館”的書庫，沒有被發現。張培植清楚，存在“恆昌”的書一時轉移不出去，就乘夥友送飯的機會秘密囑咐把書燒掉。看書庫的張同錄將書全部燒掉，一連燒了三天。
反動當局沒有抓到證據，將張培植扣押了三天，假意同意取保釋放,“欲擒故縱”，他們加強了對協生印書局的監視。七月初，張培植再次被逮捕，罪狀有三：一、窩藏二師學潮的指揮者，收留被開除人員；二、掩護高蠡暴動的策劃者；三、印刷、發行共產黨的報刊、傳單，毒害青年。前兩條沒有真憑實據，張培植矢口否認，巧妙地應付敵人的審訊。
反動當局在這次搜捕中抄出了一汽車革命書刊。於是張培植被關入了保定行營監獄。張培植被捕入獄後，與受中共河北省委派恢復保屬特委而被捕的齊慶祥同志同監。在同監難友四十多人中，張培植年齡較大，鬥爭經驗較豐富，他積極為難友出謀劃策，編造口供；組織難友向監獄爭足夠的水喝，爭傷病員托難友代領食物的權利。還為難友用土法醫治刑傷。齊慶祥後來說：“要不是老張，我早死在監獄裡了。”
齊慶祥了解張培植以前的工作，又看到張在監獄中的表現，向張培植談起介紹張培植參加中國共產黨的事。張培植笑了，他問齊慶祥：“高蠡暴動失敗後，你跑到我家都見誰來?”齊答:”我見過白堅、李永茂、劉子玲、李學敏他們。”張又問：“李永茂沒給你說什麼嗎?”（李永茂是保屬特委委員，高蠡暴動時參加蠡縣縣委，是宋洛曙的主要助手,1932年10月與保屬特委書記李亞克一起犧牲了)齊慶祥恍然大悟。
1934年10月，張培植被判處七年徒刑，押解北京陸軍監獄監押。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用政治的、軍事的、外交的多種手段，步步向華北進逼。愛國學生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反動的北平當局對內對外窮於應付。在此情況下,張培植於1935年元月被提前釋放了。出獄後，他住在北平沙灘的一家公寓，聲稱在獄中得了關節炎，需要水療，每天到浴池沐浴，實際上是等人接頭。等了一個多月，接頭人沒來，春節已經過了，他才回到家鄉。家中人埋怨:“七十多歲的老母親日夜懸念，出獄後不馬上回來，也不該春節不回家。”他婉言解釋:“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難友困難有事，托帶的東西沒交出去，不好早回家，以免錯過機會。”他將獄中帶出的偽裝成紙菸的密信展開，珍重的藏入線裝《三國志》的夾層中。3月，他帶上《三國志》去白洋淀，關係沒接上，《三國志》又原封帶回來了。
張培植以他的身份、地位、技術，做了一般共產黨員無法做到的工作。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張培植把大兒子張林池、二兒子張英池叫回家，各給以路費:“大敵當前，去走自己的路吧!”張林池改名張沖,到冀西山區找黨去了。張英池改名張帆，輾轉到了延安。
1937年9月29日，日本侵略軍侵占保定。張培植回到清苑東閭老家。
1937年10月，聶榮臻同志率領八路軍一一五師一部，創立了以山西五台山為中心的敵後根據地。11月7日，成立了晉察冀軍區。1938年1月15日，晉察冀邊區在河北阜平縣召開軍政民代表大會，民主選舉了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1938年初，張培植由清苑回到保定。他抑制不住內心喜悅，對家人說:“八路軍來了，已到了××地方了，打了一仗。先遣人員已與地方聯繫上了，××有信找我!”
張衝進入冀西山區，在黨的領導下組織民眾抗日，擔任唐縣抗日政府的縣長。初創時期的抗日根據地，各種物資都很缺乏,張沖經常派人秘密回家，要張培植代買藥品、電料、文具。張培植買到後，先送到東閭，再轉送唐縣。
當時鄧拓同志在邊區主管宣傳工作。印刷檔案、資料，出版報紙，急需印刷設備和器材。鄧拓請彭真同志轉告張沖，希望張衝動員他父親張培植把協生印書局的設備運來抗日根據地，為抗日鬥爭服務。1938年秋，張沖派張蘭池（張沖的堂兄，當時給張沖當警衛員)秘密返回東閭,轉達了上述意思。張培植欣然答應，先派張國旗押運，張興昭趕車，運去了一車藥品、紙張、油墨。年底又運出了一批醫療器材、石印機和鉛塊等。1939年春，日軍封鎖一天比一天嚴緊，原來的道路已無法通行，張培植將16開印刷機拆卸包裝，連同鉛字、銅模，計畫從水路運到白洋淀，再經旱路轉運。因漢奸陳雨田告密，裝上船的設備在保定南關被日本憲兵隊扣下了。張培植也被憲兵隊逮捕。憲兵隊用酷刑追問這些東西準備運往何處，張培植一口咬定：“生意不好，運到天津拍賣。”日寇妄想收買張培植為他們工作，向張提出：“把你兒子張沖叫回來，我們給他事做。”張回答：“我沒有張沖這個兒子，我兒子張林池在德國上大學，學化學。”“你可以當商會會長，願做別的事也行。”張答：“我閒散慣了，不願做事，也做不了事。”憲兵隊給他一個月的時間回家考慮。
張培植回到家中感到事情麻煩了，準備運走的東西，必須加緊啟運，經過一番緊張的籌劃，直運滿城的安排快就緒了，張培植正考慮自己脫身前往根據地的辦法，不料,1939年5月30日，張培植被日本桑木特務機關的便衣特務逮捕了。
張培植從此再沒有回來，多年後才知道他被日本特務放出的狼狗活活咬死了。
原文由王鵬執筆
（1）《各時代社會經濟結構原素表》(張伯簡譯)
（2）《社會科學研究初步》(布浪得爾著，楊霞青譯)實際是《社會科學概論》(瞿秋白著)
（3）《土地農民問題指南》(包括中共六大決議案和五次勞動大會決議案等)
（4）《蘇維埃憲法淺說》(附錄：“一蘇”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
（5）《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包括《共產黨宣言》及《僱傭勞動與資本》）
（6）《資本主義之解剖》(即《共產主義A、B、C》）
（7）《中國革命論》(即《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決議案》）
（8）《中國革命與中共的任務》(國際代表在中共六次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9）《國家與革命》(列寧)
（10）《左派幼稚病》（列寧）
（11）《蘇聯革命過程中底農業問題》(列寧）
（12）《論反對派》(史達林）
（13）《世界經濟地理概要》(哈拉賓著)
（14)《孫文主義之理論與實際》(即《民眾革命與民眾政權》，選輯的《紅旗周報》論著）
（15）《藝術論》（即《武裝暴動》）
（16）《政治問題講話》(即”聯共”十六次大會史達林的政治報告）
（17）《國際政治法典》(即《第三國際議案與宣言》新訂本）
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下，擔著極大的風險，協生印書局夜間突擊排版、印刷、校對、裝訂。爾後，這些書籍經王宇斧巧妙地郵寄出去。寄往的地方有：北京大學的“開拓社”、“轉換社”；清華大學的“北方青年社”；北京師範大學的“摩爾讀書會”；當時北平黨組織的收件人、清華大學的張清一；上海暨南大學的“東方青年社”；還有正定河北第八師範、邢台河北第四師範、大名河北第七師範、泊鎮河北第九師範。
這些馬列主義書籍廣為傳播，給革命人民輸送了精神食糧，在廣大青年學生中播下了革命火種。
1931年至1932年，任共青團保屬特委發行部長的齊慶祥同志與張培植成為忘年摯友，他經手印刷、分發、運送、郵寄、售賣的進步書刊和部份黨內資料，大部分是協生印書局印刷的。
協生印書局還先後翻印過《吶喊》、《蘇聯紀行》、《鴨綠江上》、《衝出雲圍的月亮》、《寄小讀者》、《從軍日記》、《在黑暗中》等進步小說。
為準備高蠡暴動，中共河北省委在天津從吉鴻昌處搞到一批槍枝，走水路由天津運出，途經白洋淀時被國民黨水上公安局查出扣留了。經過在安新同口擔任國民黨區長的李致光同志活動，設法從公安局領出，裝入夾層蜂箱，運至保定劉守廟，交張培植接收轉運。
高蠡暴動時，省委組織了輸送大隊，建立了三個輸送站，三個接收站，負責人員、槍枝、物資的接轉運送。清苑縣東閭村張培植家是接收總站。
高蠡暴動失敗之後，白堅、齊慶祥、李永茂、劉子玲、李學敏等同志，先後到了東閭村張培植家，由那裡轉赴唐縣、滿城。團省委巡視員白堅，是張培植親自用轎車送到保定轉走的。
三十年代以來，直至張培植犧牲，化真照像館的柜上，經常有人憑張培植的手條取錢、“借錢”。恆昌照像館實際上是秘密書庫，也經常有人憑張培植的條子取書。當時黨處在秘密狀態，經費不充裕，同志們都到張培植那裡“借用”。張培植則是有求必應。化真照像館實際上成了同志們的“後勤處”。
1934年5月,張培植被國民黨軍委保定行營傳訊，第二天查抄了協生印書局。印書局的存書在搬運工人的協助下，一夜之間搶運出去。反動當局只抄到了一些國小補充教材、教學參考書，再有就是一些黃色書刊的樣本。“恆昌照像館”的書庫，沒有被發現。張培植清楚，存在“恆昌”的書一時轉移不出去，就乘夥友送飯的機會秘密囑咐把書燒掉。看書庫的張同錄將書全部燒掉，一連燒了三天。
反動當局沒有抓到證據，將張培植扣押了三天，假意同意取保釋放,“欲擒故縱”，他們加強了對協生印書局的監視。七月初，張培植再次被逮捕，罪狀有三：一、窩藏二師學潮的指揮者，收留被開除人員；二、掩護高蠡暴動的策劃者；三、印刷、發行共產黨的報刊、傳單，毒害青年。前兩條沒有真憑實據，張培植矢口否認，巧妙地應付敵人的審訊。
反動當局在這次搜捕中抄出了一汽車革命書刊。於是張培植被關入了保定行營監獄。張培植被捕入獄後，與受中共河北省委派恢復保屬特委而被捕的齊慶祥同志同監。在同監難友四十多人中，張培植年齡較大，鬥爭經驗較豐富，他積極為難友出謀劃策，編造口供；組織難友向監獄爭足夠的水喝，爭傷病員托難友代領食物的權利。還為難友用土法醫治刑傷。齊慶祥後來說：“要不是老張，我早死在監獄裡了。”
齊慶祥了解張培植以前的工作，又看到張在監獄中的表現，向張培植談起介紹張培植參加中國共產黨的事。張培植笑了，他問齊慶祥：“高蠡暴動失敗後，你跑到我家都見誰來?”齊答:”我見過白堅、李永茂、劉子玲、李學敏他們。”張又問：“李永茂沒給你說什麼嗎?”（李永茂是保屬特委委員，高蠡暴動時參加蠡縣縣委，是宋洛曙的主要助手,1932年10月與保屬特委書記李亞克一起犧牲了)齊慶祥恍然大悟。
1934年10月，張培植被判處七年徒刑，押解北京陸軍監獄監押。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用政治的、軍事的、外交的多種手段，步步向華北進逼。愛國學生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反動的北平當局對內對外窮於應付。在此情況下,張培植於1935年元月被提前釋放了。出獄後，他住在北平沙灘的一家公寓，聲稱在獄中得了關節炎，需要水療，每天到浴池沐浴，實際上是等人接頭。等了一個多月，接頭人沒來，春節已經過了，他才回到家鄉。家中人埋怨:“七十多歲的老母親日夜懸念，出獄後不馬上回來，也不該春節不回家。”他婉言解釋:“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難友困難有事，托帶的東西沒交出去，不好早回家，以免錯過機會。”他將獄中帶出的偽裝成紙菸的密信展開，珍重的藏入線裝《三國志》的夾層中。3月，他帶上《三國志》去白洋淀，關係沒接上，《三國志》又原封帶回來了。
張培植以他的身份、地位、技術，做了一般共產黨員無法做到的工作。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張培植把大兒子張林池、二兒子張英池叫回家，各給以路費:“大敵當前，去走自己的路吧!”張林池改名張沖,到冀西山區找黨去了。張英池改名張帆，輾轉到了延安。
1937年9月29日，日本侵略軍侵占保定。張培植回到清苑東閭老家。
1937年10月，聶榮臻同志率領八路軍一一五師一部，創立了以山西五台山為中心的敵後根據地。11月7日，成立了晉察冀軍區。1938年1月15日，晉察冀邊區在河北阜平縣召開軍政民代表大會，民主選舉了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1938年初，張培植由清苑回到保定。他抑制不住內心喜悅，對家人說:“八路軍來了，已到了××地方了，打了一仗。先遣人員已與地方聯繫上了，××有信找我!”
張衝進入冀西山區，在黨的領導下組織民眾抗日，擔任唐縣抗日政府的縣長。初創時期的抗日根據地，各種物資都很缺乏,張沖經常派人秘密回家，要張培植代買藥品、電料、文具。張培植買到後，先送到東閭，再轉送唐縣。
當時鄧拓同志在邊區主管宣傳工作。印刷檔案、資料，出版報紙，急需印刷設備和器材。鄧拓請彭真同志轉告張沖，希望張衝動員他父親張培植把協生印書局的設備運來抗日根據地，為抗日鬥爭服務。1938年秋，張沖派張蘭池（張沖的堂兄，當時給張沖當警衛員)秘密返回東閭,轉達了上述意思。張培植欣然答應，先派張國旗押運，張興昭趕車，運去了一車藥品、紙張、油墨。年底又運出了一批醫療器材、石印機和鉛塊等。1939年春，日軍封鎖一天比一天嚴緊，原來的道路已無法通行，張培植將16開印刷機拆卸包裝，連同鉛字、銅模，計畫從水路運到白洋淀，再經旱路轉運。因漢奸陳雨田告密，裝上船的設備在保定南關被日本憲兵隊扣下了。張培植也被憲兵隊逮捕。憲兵隊用酷刑追問這些東西準備運往何處，張培植一口咬定：“生意不好，運到天津拍賣。”日寇妄想收買張培植為他們工作，向張提出：“把你兒子張沖叫回來，我們給他事做。”張回答：“我沒有張沖這個兒子，我兒子張林池在德國上大學，學化學。”“你可以當商會會長，願做別的事也行。”張答：“我閒散慣了，不願做事，也做不了事。”憲兵隊給他一個月的時間回家考慮。
張培植回到家中感到事情麻煩了，準備運走的東西，必須加緊啟運，經過一番緊張的籌劃，直運滿城的安排快就緒了，張培植正考慮自己脫身前往根據地的辦法，不料,1939年5月30日，張培植被日本桑木特務機關的便衣特務逮捕了。
張培植從此再沒有回來，多年後才知道他被日本特務放出的狼狗活活咬死了。
原文由王鵬執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