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張仲超,又名根泉,陝西三原縣西張堡人,1904年11月16日生。1910年至1919年在本縣國小和省立三中上學,1920年考入天津南開中學做插班生。在南開中學期間,他同堂兄張寶泉及同學武止戈、鄒均、
屈武、張乃華等成立了“天津南開學校陝西同鄉會”。
1922年,張仲超加入了陝西旅京、津進步青年組織“共進社”。1924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同年先後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共產黨。他入黨後更加積極地從事革命鬥爭,經常為《共進》雜誌撰寫文章,熱情宣傳馬列主義和進步思想。在所寫的《推翻軍閥與帝國主義》一文中,他科學地
論證了軍閥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帝國主義借軍閥以肆其侵略,軍閥借帝國主義以固其位置……各國侵略中國,不得不宰割中國經濟之命脈,不能不利用軍閥來擾亂中國。”進而得出結論:“軍閥我們固然要推翻,帝國主義我們尤不能不反抗,後者一經解決,前者即可迎刃而解。”
1924年以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勢,使中國廣東一時間成了中國革命的中心,在國民革命和孫中山先生新三民主義旗幟下,聚集了一大批中華民族的優秀青年。正在北京大學讀書的張仲超,為這種革命形勢所吸引,決心放棄在北京大學的讀書生活,投身到實際的革命工作中去。
1925年,張仲超受黨組織的派遣曾短時間回陝工作,在澄城縣立初級中學任教,講授數、理、化和英語,他講課深入淺出、生動活潑,深受同學歡迎。他還在學生中熱情宣傳馬列主義,講解國內外形勢,引導學生走革命道路。他先是組織學生會,繼而創建澄城青年社,社員曾經發展到70餘人。同年,在王超北的協助下,建立了陝西澄城地區第一個團組織——共青團澄城特支,張仲超任團支部書記,隸屬北方區委,從而使澄城中學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為革命培養了許多人才。不久,他又回到北京。1926年3月初,就在張仲超打點好行裝,準備前往廣東入中央政治軍事學校前夕,發生了
三·一八慘案。
3月8日,在日、英等國軍艦的掩護下,山東軍閥張宗昌和奉系軍閥張作霖的海軍,聯合炮擊國民軍的所在地——天津大沽港。國民軍為了自衛,遂在塘沽海口一帶布設水雷,封鎖港口,檢查一切進出口商輪。9日,各帝國主義列強,以國民軍此舉違反1901年《辛丑條約》為由,向天津國民軍鹿鐘麟提出了無理抗議。中國人民早就對《辛丑條約》不滿,聞此後無比憤怒,各界人士的抗議書紛紛投向各國。
但是帝國主義無視中國人民的反對,繼續擴大事態,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竟於12日派出戰艦2艘,硬闖入大沽口,逆流而上,炮轟兩岸國民軍。國民軍猝不及防,受傷者有十數人之多。隨後,英、意、日、美等共20多艘炮艦雲集大沽海面,準備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
面對帝國主義的武裝威脅,天津各界4萬餘人集會,強烈抗議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干涉,並作出“通電全國一致興起督促段祺瑞政府嚴重抗議別國侵略”、“抵制英貨、日貨”等決議。這時,舉國輿論鼎沸,群情更加激昂。帝國主義見此情況,遂對段政府採取軟硬兼施的手段。為了給奉系軍閥張作霖的海軍鋪平進攻道路,3月16日下午4時,在日本的鼓動下,8個《辛丑條約》的參加國向段執政府發出最後通牒,勒令國民軍在44小時之內,即到3月18日下午為止,必須“除卻水雷、地雷及其他一切障礙物”,否則他們將採取一切“所認為必要之手段”。
為了給段政府施加壓力,督促其嚴正駁斥八國無理通牒,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北京地委立即召集各學校負責人、學聯負責人和國民黨北京市黨部代表等在翠花胡同8號舉行緊急會議。會議由共青團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劉伯莊主持,李大釗作政治報告,參加會議的還有趙世炎、陳喬年、陳毅、蕭三、陳為人、鄧浩等。會議決定以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名義,召集北京各界,於3月18日八國通牒限期未到之前,舉行一次大示威運動,督促段政府駁回八國通牒。
3月17日,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在《世界日報》登出緊急通知,要求“吾黨同志應全體動員,與帝國主義作最後奮鬥。仰各區分部立即組織講演隊,舉行廢除《辛丑條約》全城大講演。18日下午1時天安門國民大會,各同志務須一致參加為要”。共產黨、共青團組織也通知黨團員全體參加。
身為國民黨員、共青團員和共產黨員的張仲超異常興奮,他為能在去廣東之前,在北京再一次參加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而激動不已。他知道,這是一次大的行動。他一定帶頭參加。
3月18日上午,張仲超隨北大的學生隊伍出發,早早來到天安門前,一時間,這裡匯集了北京各校約1萬餘名學生。10時,大會開始,各團體代表紛紛上台,聲討諸帝國主義的暴行和段執政府的卑劣行徑。
會後,約2000名學生高呼口號,列隊遊行,在王一飛、陳喬年、陳毅的帶領下,前往執政府國務院請願。張仲超緊跟在王一飛的後面,他看著王一飛高舉著“廣東省外交後援會北上請願代表團”的旗幟,由衷地佩服這位黃埔軍校畢業的青年共產黨員。在陳毅的帶領下,張仲超手執小旗,和遊行隊伍一起高呼口號:“駁回列強無理通牒!”“廢除《辛丑條約》!”並一面前後聯絡,一面向沿途民眾散發傳單。下午1時半,遊行隊伍到達鐵獅子胡同國務院門前。只見荷槍實彈的衛隊,環立廣場四周,殺氣騰騰。共青團北方區委宣傳部長、全國學生總會北方特派員楊善南看到這種情況,警惕地讓身邊的同志向後傳話:“今天有執政府衛隊,可能要流血,放機靈點。”張仲超等一些黨團員,一邊向同學們傳話,一邊自己卻擠到了遊行隊伍的前列,他要把可能遇到的危險,儘量留給自己,使戰友們儘可能地避免流血。
遊行民眾推選王樂平、丁惟汾、安體誠、陳公翊、譚季緘五人為代表,攜帶大會決議要進國務院,當即遭到阻攔,說院裡沒人接見。王樂平等五人回頭向民眾報告,民眾不答應,並高呼:“非派代表入內不可。”正在此時,只聽槍聲大作,民眾四面奔逃,而埋伏衛隊從四面叢起,刀槍木棍,分途追殺。一時間,血肉橫飛,鐵獅子胡同成了段祺瑞屠殺愛國民眾的屠場。張仲超同志被槍擊中頭部,壯烈犧牲。同時犧牲的共46人,多為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國民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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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八慘案“後北大學生推選北大陝籍學生
陳雨皋(也是張的中學校友)為張仲超烈士的死難控訴人,同學們一道,四處舉行集會和演說,宣傳張仲超烈士的鬥爭事跡,控訴段祺瑞政府鎮壓人民、賣國求榮的罪惡行徑,強烈要求當局懲辦殺人兇手。
張仲超等三烈士碑於1929年5月立於北大三院(沙灘),1982年遷於燕園中心的靜園草坪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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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後,其兄
張寶泉被國民黨新軍閥殺害於上海龍華,時年22歲。13年後,其父
張景秋在重慶遭日本飛機轟炸罹難。
周恩來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一次談話中深情地說,他們一家是“父子國殤”。1926年3月18日參加在天安門舉行的反對八國通牒的國民大會,於會後示威遊行中,被反動軍警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