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該書考察
甲午戰爭之前張之洞對日本缺乏必要了解、日本朝野對張之洞高度關注的基本情況,分析雙方這種不對等認知形成的原因;考察張之洞在甲午戰爭期間與日本的間接對抗、在戰後圍繞《
馬關條約》的落實問題與日本的直接交鋒,以及1898年前後與日本醞釀“聯交”的具體情形;主要從1898年以後張之洞與日本的軍事交往和經濟交往兩個方面,考察他採取的舉措以及日本方面展開的活動,探討這些交往為兩湖現代化發展帶來的利弊;從體制變革、思想與實踐等方面,討論張之洞師日舉措對清末中央以及地方變革的各個方面產生之影響,以此理解張之洞在中日關係中的地位。
作品目錄
第一章 彼此之初識 | 第二章 從對抗到“聯交” | 第三章 雙方“聯交”的深入 | 第四章 “以日為師”與清末變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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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張之洞的對日認識及與日接觸 第二節 日本朝野對張之洞的關注 小結 | 第一節 甲午戰時的間接對抗 第二節 《馬關條約》訂立後的交鋒 第三節 “聯交”之醞釀 小結 | 第一節 基本情況 第二節 張之洞與日本的軍事交往 第三節 張之洞與日本的經濟交往 小結 | 第一節 借鑑日本變革體制 第二節 促動他省師日求新 小結 |
創作背景
在近代中國的對外關係中,中日關係尤為突出。圍繞近代中日關係研究,學術界長期以侵略/被侵略的二元模式對日本侵華、中國抗日的歷史進行批判性論述,注重戰爭問題及重大事件的研究。21世紀以來,學術界逐漸突破日本侵華史的研究架構,愈發重視長時段、多方面、不同區域的中日關係史研究。具體到晚清尤其是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作為戰勝國的日本為了攫取在華利益,利用新訂立的《馬關條約》展現侵略姿態,同時積極示好、拉攏清朝各個階層。作為戰敗國的清政府則反思戰敗教訓,尋求革新自強,並於1900年前後的改革中選擇“以日為師”。於是出現了戰爭結束後戰勝國幫助戰敗國的戲劇性畫面,甚至有學者將1898年至1907年間的中日關係稱作“黃金十年”,引發諸多爭議。在詭異多變、環境複雜的時代背景下,晚清中日關係不能簡單地以對立或合作來概述,尚需繼續深入梳理史實、客觀分析闡述觀點。基於此,《張之洞與日本關係研究》對這一主題展開了研究。
作品思想
該書重要觀點有:①張之洞是晚清中日關係的核心人物。近代以來,外交成為中國國家事務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中央與地方權力格局的變化,晚清外交活動形成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合力應對的局面。作為各省最高行政長官,地方督撫在其中發揮著愈發顯著的作用。而在近代中國對外關係中,日本是無法繞開的重要國家。中日關係的演變,往往與地方政府及地方督撫緊密相關。在清朝的政治結構、日本對華不斷擴張的形勢以及張之洞個人的施政能力三個基本因素的作用下,張之洞在1895年至1905年這一時期成為中日關係的核心人物。
②張之洞在師日過程中態度積極,為中國現代化發展作出重要貢獻。早年在京為官時,張之洞主動關心外事,具備淺顯的外部常識;轉掌封疆後急追前輩,成為
洋務運動的“殿軍”。經甲午一役,張之洞反思戰敗教訓,深入了解並逐漸認可日本學習西方的成效。1898年前後,他在多重因素的影響下接受日本,並引領了清末“以日為師”的浪潮。作為受到傳統文化薰陶培養的政治人物,張之洞既有保守的一面,又有開放的一面。面對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他主張“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積極學習日本以及西方先進器物技術乃至制度,推進了中國現代化發展。
③面對日本的對華擴張,張之洞採取了部分防範措施。他沒有盲目信任、依賴日本,而是提高警惕,盡力維護國家利權。在招聘日本軍人來華充當教習、技術官或顧問時,張之洞反覆強調節制日人事權,對契約措辭及練兵方式提出了不少約束防範的要求。在舉借日債時,他也設法避開日方的政治干涉,嘗試將借債限於商業活動內,以期“我毫無遺累,方為周妥”。雖然採取的這些防範措施最終未能達到預期效果,但張之洞為此作出的努力值得肯定。
出版信息
作者簡介
陶祺諶,女,1988年生,湖南郴州人,現任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武漢大學博士,廈門大學博士後,先後就職於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華南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