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雅書局

廣雅書局

廣雅書局是張之洞於光緒十三年(1887年)六月創辦的,創辦後,因“海內通經致用之士接踵奮興,著述日出不窮,亟應續輯刊行”,在十月創立廣雅書局。

書局原設於菊坡精舍,後在省城舊機器局廠屋修葺套用,聘請順德李文田學士為總纂,開局以後,雕刻成書者千餘種,雕片逾十萬。書局所刻的各種經籍圖書,均贈藏廣雅書院藏書樓(名冠冕樓),供院中諸生隨意借閱研習。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廣雅書局
  • 創辦時間:1877年
  • 創辦人:張之洞
  • 地址:省城舊機器局廠屋修葺套用
  • 總纂:李文田學士
廣雅書院的由來,書院與張之洞,教學模式,廣雅書局,張之洞的財政手段,

廣雅書院的由來

書院與張之洞

廣東廣雅書局為張之洞於光緒十三年(1887)籌資舉辦。清末有江南書局淮南書局、江楚編譯局、江蘇書局、浙江書局、山東書局、湖北官書局、山西官書局、廣雅書局及湖南、四川、福建、廣東等官書局。
張之洞出身翰林,乃儒學侍臣,為官一任,總不忘興學育才,端士風以正人心。廣東自開埠通商以來,商賈走集,華洋雜處,士風民俗漸趨浮滑;廣西則瘴地荒遠,習尚強悍,民俗不齊。廣東原在總督舊治肇慶設有端溪書院,齋舍僅四十餘間,大半敝漏壞朽,且限於地勢,無從展拓,只可稍加修葺,不能容納兩粵向學多士。省城廣州原有粵秀、越華、應元三處書院,專課制藝時文,且齋舍或少或無,肄業者不能住院,故有月試而無課程。另有學海堂、菊坡精舍,講習經史,用意精美,但經費無多,膏火(生活費)過少,又以建在山阜,限於地勢,故有課程而無齋舍。且以上各書院多為東省而設,西省生童不得應課。光緒十三年(1887年)六月,張之洞奏準於廣州創建廣雅書院,作為東、西兩省讀書士子繼續深造的場所。書院選址頗費周折,張之洞曾親自履勘城外七處地址,或因氣勢不暢,或出入不便,或無甚幽趣,皆不合用,最後選定城西北五里的元頭村。他描寫此地的形勝說:東北則雲山迤邐而來,注於粵秀,連山盤行環其東,北江抱其西,後枕增步以北諸遠山。前有彩虹橋,河水自東南而正南、而西南、而西,迴繞如帶;南面平疇百畝,平疇之外,則見南岸諸村,林木蔥鬱。高山大河,左回右抱,雄秀寬博,似兼有之。距城距河既不甚遠,而非塵囂所到,頗於書院相宜。
張之洞為創辦廣雅書院耗費大量心血,他不僅為書院籌足建院經費和常年經費,親自題寫書院匾額,制定書院規章,延聘山長、教習和管理人員,政余之暇,蒞院考業稽疑,時加訓勉。卸任離粵前,又奏準朝廷頒給御書匾額,還議定以光緒十六年(1890年)為始,每逢四季,由張之洞親自命題,封寄廣雅諸生,答卷交監院匯收後轉寄湖北,親加評閱,定榜寄回,“籍覘在院諸生學業進退,以無負本部堂創設書院之本意”。這一年九月,他將廣雅書院送來的諸生春季課卷親加批閱,評定名次,獎勵一百二十名,獎銀共一百兩,並封寄夏、秋兩季課卷。他對廣雅書院的現狀和前途充滿自信,說開辦兩年以來,才俊輩出,造就斐然,其餘亦多恪守院規,不蹈陋習。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可觀,上者闡明聖道,砥礪名節,博古通今,明習時務,體用兼備,儲為國家棟樑之材,次者亦能圭璧飭躬,恂恂鄉黨,不染浮囂近利習氣,足以淑身化俗;士習既善,民風因之,庶於邊海風氣人才不無裨益。

教學模式

張之洞在此購地一百二十四畝,興建齋舍二十棟共一百間,東、西兩廊各十棟五十間,中路建辦公樓、講堂、藏書樓及濂溪祠、嶺學祠等,延翰林院編修梁鼎芬為山長,聘請品行謹嚴、學術雅正之儒士為分校主講。學額二百名,廣東、廣西各一百名,選拔兩省諸生中才志出眾者入院住讀,優給膏火(生活費)、獎賞,道遠者加給來往路費,令其靜心讀書,免致內顧為憂,紛心外務。院內課程,經學以能通大義為主,不取瑣屑,史學以貫通古今為主,不取空論,性理之學以踐履篤實為主,不取矯偽,經濟之學以知今切用為主,不取泛濫,詞章之學以翔實爾雅為主,不取浮靡,士習以廉謹厚重為主,不取囂張。以上各門,院生可憑其性情所好,選修一門或多門。其辦學宗旨,以博約兼資,文行並美為歸,培養上者效用國家,次者儀型鄉里的有用之材。廣雅書院的教學方式,不注重系統講授,而重視命題作業,答疑批改,謂之考課。考課分官課與師課兩種。官課由督撫或由督撫委員主持,師課由掌教(即分校)主持,分別於每月初二、十六兩日舉行。每臨考課之日,諸生黎明登堂,向山長揖坐後,封門發題。如屬官課,則由監院教官等於課日清晨請題封發經史理文四門課卷,即日收齊後,次日上午由委員親送至主講衙門,照核無誤,仍發至書院,由分校評閱指點,並分門擬定名次,匯齊後送主講衙門審定,全院共為一榜。至於師課(也稱齋課)的分閱擬取,一切均照官課辦理,由山長審定,列榜宣示。

廣雅書局

張之洞於光緒十三年(1887年)六月創辦廣雅書院之後,還在十月奏準創立廣雅書局。奏摺說,自道光年間兩廣總督阮元校刊《皇清經解》,匯集本朝儒林經學經解一千四百餘卷,至今六十年間,海內通經致用之士接踵奮興,著述日出不窮,亟應續輯刊行;此外,史部、子部、集部諸書,可以考鑑古今,裨益經濟,維護人心風俗,亦應一併搜羅刊稿。書局原設於菊坡精舍,後就省城舊機器局廠屋修葺套用,延請順德李文田學士為總纂,南海廖廷相太史、番禺梁鼎芬太史、陶福祥孝廉為總校,皆博學鴻才,海內知名之士。開局以後,雕刻成書者千餘種,包括經、史、子、集、雜著、叢書等,雕片逾十萬。時人描述書局的盛況說:“局中前後東西校書堂,屨跡常滿,日事鉛槧,互相考訂。文襄公於政務餘暇,時蒞其間。公既振興文教,凡四方珍異孤本,莫不麇聚紛來,復經諸通人辨別,故所刊無俗本,無劣工。其選擇之精,校讎之善,當世久有定論。”書局所刻的各種經籍圖書,均贈藏廣雅書院藏書樓(名冠冕樓),供院中諸生隨意借閱研習,裨益良多。

張之洞的財政手段

張之洞接署兩廣總督時,廣東藩庫存款不過五十萬兩,而主管全省開銷的善後局欠債無算,可見財政的窘迫。督粵五年,先是為戰爭籌餉購械,繼而辦海防,如築炮台,購大炮、造兵輪及設廠辦學等,在在需款。據張之洞統計,僅以上兩項,從光緒九年至十四年(1883年~1888年),約共用銀二千五百餘萬兩,其中九百萬兩為多次向香港滙豐、寶源等銀行息借的外債。其後又開辦各種近代企事業及修堤防、築馬路、開河道等,加之常年性的官俸兵餉,所費亦當在千萬兩以上。當時廣東一省全年的財政收入,以光緒十二年(1886年)為例,約為四百五十六萬五千兩,其中一百五十三萬餘兩要上繳中央財政,一百零三萬兩要用於償還外債本息,所以本省當年能自由支配的不過二百萬兩。張之洞向朝廷抱怨說,“廣東之累,不患入款之少,而患出款之多”。如果以光緒十二年入款四百五十餘萬兩為準核計,督粵五年,全省財政收入總計約為二千零五十餘萬兩,剔除每年上繳中央財政約一百五十餘萬兩,五年共七百五十餘萬兩,張之洞五年內能夠支配使用的正款不過一千五百餘萬兩,而全部支出卻高達三千五百萬兩以上,收支相抵,虧空達二千餘萬兩之巨。令人稱奇的是,張之洞不但設法填平了這巨額的財政虧空,而且到他離任時,藩庫尚有二百餘萬的存款,令繼任粵督李瀚章“愕然大驚服,肅然起立,長揖以謝”。
張之洞既無鑿空生財之術,那么,他是如何填平這巨大的財政窟窿呢?
首先,奏陳廣東財政艱窘實情,爭取中央財政的理解與支持。光緒十二年(1886年)五月,張之洞奏陳粵省財政困絀情形,說當年以收抵支,不敷銀三百餘萬兩,並陳述粵省較他省所以虧短尤多、窘迫尤甚的八點原因,然後說,粵省地偏事繁,財賦只有此數,已省無可省,籌無可籌,新案舊案、本省外省洋債,都重疊累集於廣東一省,“無米之炊,何從取辦”,請求朝廷理解粵省萬難情形,準許緩解、減解、帶解、抵解、免解每年應交中央財政的京協各款二十餘萬兩,並由粵海關負責籌還洋款本息三十餘萬兩。
其次,廣開本省財源,如重征“闈姓”賭捐。科舉考試的考場曰闈。以猜中錄取者的姓氏多寡為輸贏的賭博方式,盛行於兩廣地區,有相當的普遍性,賭資巨大。闈姓賭博的最大危害是促使賭商串通考官作弊以操縱錄取結果,有傷政體。光緒元年(1875年)以後,為歷任粵督所嚴禁,但禁而不止。賭商們移至澳門設局開賭,葡澳當局藉此獲利巨大,自然為其提供保護。光緒十年(1884年)秋,朝廷轉發暫為弛禁和繼續嚴禁闈姓賭博兩種意見,令張之洞等妥議具奏。次年四月二十日,張之洞奏請暫為弛禁,他緊緊抓住上諭中的“熟權利害”和“不使利歸他族”兩句話,力陳賭商設局於澳門,輸資於葡澳,葡澳藉此購船置炮,接濟法國以與中國為敵等五大害,以及歷年嚴禁而未嘗禁、厲禁愈嚴而索規愈暴,和禁省不禁澳,不如不禁等實在情形。至於弛禁可能帶來的科場弊端,他認為只要學政、考官明於校閱,監臨、提調嚴於關防,並嚴禁考務人員投買賭彩,其弊自絕。據此,張之洞請求暫行弛禁,得到朝廷的批准。張之洞將此項賭業交由誠信堂商人張榮貴、敬忠堂商人楊世勛承辦,以六年為期,共捐銀四百四十萬元,並於五個月內先繳一百五十萬元,其餘二百九十萬元按年分繳。闈姓弛禁等於公開設立賭局,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難免招人非議,但張之洞說:我取之於賭,用之於公,涓滴不入私囊,問心無愧。整頓稅關,增加稅收,嚴杜中飽,也是張之洞開掘財源的主要途徑之一。肇慶黃江、潮州東關等內地稅廠(關)弊混叢集,浮收多於正稅一倍甚至數倍,盡入私囊,謂之黑錢,名目有入櫃錢、辦用錢、官厘頭,船頭錢等十餘種之多。光緒十二年(1886年)三月,張之洞派妥員前往清厘,從書吏等人中收繳私吞款項十二萬兩,又罰款四萬兩,又明禁各項規費,除弊恤商,使正稅收入年增五萬兩,盡入省庫,用作築台購炮、興修堤工等專款。勸募捐款,集腋成裘,是張之洞著力發掘的又一種財源。還在抵任之初,即光緒十年(1884年)十二月,張之洞即敦請在籍內閣學士李文田會同粵省紳宦廣勸義捐,並自己帶頭首先捐出三千兩,以為之倡。光緒十二年至十四年(1886年~1888年),全省文武官紳及鹽商共捐款八十萬兩,後又續捐三年。光緒十二年(1886年)五月,責成愛育堂所屬各行商賈捐助巡緝經費,每年約三十萬兩。其他如潮州海陽紳民捐資二十餘萬兩修築堤工,香山士紳劉永康捐資四萬餘兩修葺城寨,還向南洋僑商募捐十二萬餘兩等等。令人肅然起敬的是,張之洞本人率先垂範,個人捐款為數最多。向例粵海關有解送兩廣總督衙門辦公費一款,每月紋銀三千兩,每年共三萬六千兩,以前歷任總督均照收不誤,視同正俸以外的合法收入。張之洞說“本部堂素性儉約,並無需用之處”,將此項銀兩悉數繳送善後局專款存儲,以充公用。僅此一項,即多達十八萬兩,曾用於施濟災賑、恤犒將士、捐助義舉,支給差弁及捐購軍營藥物馬匹、書院書籍等項,尚餘十萬兩發交香港滙豐銀行生息,作為廣雅書院常年經費。光緒十二年五月至十三年二月,張之洞兼署廣東巡撫七個月,例有公費銀數千兩,他分文不取,也繳送善後局充作公用。
第三,裁兵節餉,減省開支。張之洞在大力開發財源的同時,也十分注意節流。中法戰爭期間,由廣東直接派往前線的軍隊即有馮子材、唐景崧、王孝祺、莫善春、陳榮輝等部廣軍四十餘營,其兵餉自然全部由廣東一省承擔。此外,劉永福的黑旗軍三千餘人和部分桂軍的兵餉也要由廣東協濟,開銷巨大,僅黑旗軍六個營三千餘人的半年餉銀就花去十五萬兩,余可類推。當時籌措兵餉是張之洞最為頭痛的事,頗有牢騷,說“半年來洞大為餉所困,僚屬詆之,粵紳怨之,司農(戶部)憎之。省事省錢便好,疆土在所不計也”。他本來準備繼續勉為其難,籌餉濟械,支持前線獲勝之兵攻下北寧、河內,盡收越北失地,但朝廷嚴令停戰撤兵。既然朝廷堅持妥協求和,戰爭暫時不會再起,於是從光緒十一年(1885年)三月起,便乘著撤兵之機,開始大量裁兵,如劉永福只準帶二千人回駐廣東,馮子材部截去十營,只留八營,唐景崧部截三營,留一營,其餘各部及省防水陸營勇也大加裁減。半年之內,陸續裁兵五萬餘人,省減兵餉三十餘萬兩。為了節省行政開支,張之洞還大量截減冗員,總督府原有各類勤雜人員眾多,他只留何安、長慶兩人,兼門衛、執帖、用印、內外跟班、看籤押房等數差。鹽運司原設有監督鹽商運銷的督配局,後改商辦為官運,張之洞將其撤銷,其業務歸併官運局辦理,原有員役大加裁減,同時要求官運局及所屬分局“亦應一併大加裁省,以節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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