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預生活小說

“干預生活”在1956年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上一些同志提出的、具有很強現實針對性的創作主張。當時，文藝創作雖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存在著公式化、概念化的問題和迴避生活中重大矛盾的現象。“干預生活”的倡導者認為：作家不能也難以無視生活中的矛盾衝突和陰暗面。“干預生活”就是要研究生活，思索和解釋生活，對生活有所行動。即作家應該以主人翁的姿態，勇敢地去探索現實生活里的問題，把它們揭示出來，給腐朽、落後的事物以狠狠鞭打，並且呼喚與鼓舞人民與種種阻礙我們事業前進的醜惡現象作鬥爭，以推動歷史前進。

名稱來源

“干預生活”曾是1956—1957年流行的一個創作口號，反右後被一些批評家指為修正主義理論，變成“揭露生活陰暗面”、“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同義語。並且認為這股理論，創作“逆流”的肇始者是《人民文學》編者秦兆陽等人。（請參看《中國青年報》1957年9月17日第三版李希凡文章、《人民文學》1957年第11期姚文元文章、1958年第9期劉白羽等人批判文稿。（注））然而歷史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呢？

歷史沿革

尼古拉耶娃

這得從蘇聯幾位作家的作品說起。一是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1954年發表後，我國發行量很大的《中國青年》雜誌很快翻譯連載並向廣大青年讀者推薦，要他們學習娜斯嘉敢於同官僚主義者作鬥爭的精神。而娜斯嘉形象本身就象徵著要積極關心並致力投身於正在進行的事業，要同妨礙事業發展的不良現象作鬥爭。這恐怕就是其後風行一時的干預生活的本意。

奧維奇金

再就是蘇聯另一位作家奧維奇金，1952年起，他在蘇聯《真理報》和《新世界》雜誌一連發表幾個近似小說的特寫作品，這就是使他後來名聲遠播的《區裡的日常生活》、《在前方》、《在同一區里》及《親自動手》（1954年）。作品首次深入地涉及了基層政權領導者思想工作作風及管理體制等方面的嚴重問題，突破了當時蘇聯某些作品頗為盛行的粉飾太平現象；同時，作品也展開描寫了正面人物的第二書記馬爾丁諾夫與官僚主義的第一書記包爾卓夫的矛盾衝突，塑造了難忘的形象。這樣直接面對真實生活的作品不能不給人留下耳目一新的印象。

傳入中國

1955年10月，奧維奇金隨蘇聯新聞代表團來華訪問，劉賓雁任陪同翻譯。劉白羽在中國作協機關的一次講話中首次介紹了奧維奇金這個特寫作家的特色。作協的外國文學雜誌《譯文》譯載了奧氏的《區裡的日常生活》等作品。1956年1月21日下午中國作協創作委員會小說組開會討論《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區裡的日常生活》和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二部三篇作品。2月15日出版的《文藝報》發表了會上部分發言，醒目的標題是《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衝突》。編者說：為什麼討論上述作品呢？“為了幫助我國讀者了解這些作品和學習蘇聯作家勇敢幹預生活的精神。”

提出概念

這是我國刊物首次用了“干預生活”這個提法。作協負責人劉白羽的發言再次強調“奧維奇金的特寫為什麼這兩年在蘇聯這么突出，也是因為大膽地揭示了生活中真實的東西，反對了生活中的官僚主義。”“奧維奇金在藝術上的成功，當然還不僅僅因為他寫了官僚主義者，而在於他接觸到了官僚主義者的靈魂深處……奧維奇金像一個偵察兵一樣，從側面襲擊了包爾卓夫，從他的家庭生活和夫婦關係上全部地揭露了包爾卓夫自私的靈魂。”作為體現文藝政策和文藝導向的《文藝報》，在1956年上半年，又陸續發表了多篇提倡干預生活的文章，如3月25日一期的《勇敢地干預生活的激情》、4月30日一期和5月15日一期載文高度評價《人民文學》新出四月號上刊登的特寫《在橋樑工地上》。洛人文章的題目是《重要的是必須干預生活》。蘇平指出：該作“一方面滿腔熱情地支持著生活中的先進力量，另一方面憤怒地鞭斥那隱蔽在生活的角落裡的落後事物，作品裡洋溢著不可抑止的激情。我以為，特寫這種文學的戰鬥體裁，只有在這種時候，它才真正起到作為生活中勇敢的偵察兵的作用。”直至1957年5月，當有人對干預生活的口號提出質疑的時候，（參看《人民日報》1957年1月27日馬鐵丁文章《何謂“干預生活”？》）《文藝報》第五期仍然發表署名晨風的文章《要不要“干預生活”？》回答是肯定的，因為它已經給我們的創作“帶來若干成績”，而作家們也並沒有忘記“讚揚生活中的光明面，”而專門去“揭露生活中的陰暗面”———像有些人所顧慮的那樣。因之，“我們所應當做的，就不是‘到此為止’，而是滿懷信心地堅持這方面的努力”。

產生原因

任何一種思潮、一個創作口號、一種創作傾向的出現、存在，只要具備一定的合理性，就決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偶然孤立的現象，而必然有其現實的依據。1956年、1957年之際，一些作者寫出，《人民文學》這本“潮頭”刊物帶頭髮表一批“干預生活”的作品，這固然跟作協領導人的提倡、蘇聯奧維奇金等作家作品的影響、《文藝報》的導向不無關係，然而更重要的是當時中國現實生活的發展向文學提出了問題。毛主席曾多次講到執政黨需警惕脫離民眾，要反對官僚主義等不良傾向，1957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更明確地提出了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在橋樑工地上》、《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刊出後，筆者曾有機會去工廠、農村，廣泛徵求基層幹部、工人、青年等對作品的意見，普遍的反映是熱烈地贊成、擁護，幾乎聽不見什麼反對的意見。我感覺這是一股強勁的勢頭。倒是在文藝界，能聽見個別人不同的聲音。反右擴大化後，某些人硬說“干預生活”作品的出現是少數刊物的編者脫離生活，存心反黨反社會主義，這真是主觀主義地顛倒是非了。

“干預生活”的作品，歷史已作出定評，現在似無必要再恢復這個口號。歷史地看，這個口號也有缺點，“干預”兩字的意思接近“干涉”，容易引起誤解，不如用關心、參與這類的意思似更確切。最近十多年，我國文學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不再單純是功利的考慮，而是深廣地面向一個更加多姿多彩的世界。

進程意義

50年代中期中國文論界提出的“干預生活”的文學主張是對“歌頌與暴露”禁區的一次突圍。“干預生活”思潮的產生有著複雜的歷史背景：它顯然是50年代蘇聯文藝思潮影響和刺激下的產物。40年代以來尤其是戰後，蘇聯文壇出現了一種“無衝突論”。社會主義無限光明，衝突和矛盾消失了，它們被暫時的誤會所代替。生活中如果還存在某些假醜惡，那只是資本主義的殘餘，與社會主義制度無關。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必須具備社會主義精神即歌頌社會主義光明的本質和趨勢。50年代初，蘇聯文學界開始反思這種“無衝突論”。1952年，《真理報》發表的社論《克服戲劇創作的落後現象》認為：“無衝突論”導致文學對現實作出反現實主義的、歪曲的和片面的描寫。[2] 1953年《真理報》又發表兩篇重要社論：《克服文藝學的落後現象》和《進一步提高蘇聯戲劇的水平》。前者批評了文論中的教條主義和庸俗社會學；後者直接亮出了反對迴避尖銳問題、“積極干預生活”的文學主張。這大概是“干預生活”概念的最初萌生。一些寫真實的作品如《區裡的日常生活》、《在前方》、《一個農藝師的札記》等出現在蘇聯文壇，實踐了“干預生活”的主張。

無疑，出現在中國文壇的“干預生活”概念直接來自蘇聯文學。1954年“積極干預生活”作家奧維奇金隨蘇聯新聞代表團訪華，劉賓雁擔任俄文翻譯。1955年劉賓雁翻譯發表了奧維奇金的《談特寫》，之後特寫 “偵察兵作用”說法在中國文論中十分流行。劉賓雁“干預生活”作品《在橋樑工地上》明顯受到奧維奇金的啟發，在《和奧維奇金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劉賓雁介紹了奧維奇金“干預生活”的文學主張：“不要害怕矛盾，不要害怕它那糾纏不清的外表。一層層剝下它的外衣，常常就會發現極其重要的問題。”《文藝報》1956年第3期作家協會創作委員會對蘇聯三部“干預生活”的討論文章《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與衝突》，肯定了奧維奇金《區裡的日常生活》、尼古拉耶娃《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以及肖洛霍夫《被開墾的處女地》“勇敢幹預生活的精神”。這標誌著“干預生活”概念正式進入中國當代文學。之後，著名作家馬烽發表《不能繞開矛盾走小路》呼籲作家“大膽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從尖銳的鬥爭描寫新的人物。”康濯在《不要粉飾生活，迴避鬥爭》中呼籲作家“勇敢地干預生活”；劉白羽的《在鬥爭中表現英雄性格》明確反對“表面的歌頌”，認為文學必須回到“生活的真實情況”等等，都談到了“干預生活”的主張。可見，在1956年“干預生活”已經成為許多作家和批評家的一種文學共識。周揚在作協理事會上的報告《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必須“克服創作上的公式主義、自然主義及其他一切脫離現實主義的傾向。”主張作家要積極參與社會生活，有政治和藝術的勇氣表現生活中的矛盾和衝突。某種意義上，周揚為“干預生活”概念的流行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許可證。

流行原因

“干預生活”概念的出現與流行也與50年代中期中國政治文化政策的一次短暫調整有關。1956年，毛澤東和陸定一等領導人為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的科學與文化事業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這一方針為中國文學接受蘇聯“干預生活”文學思潮提供了較為寬鬆的氣氛。從《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暴露黑暗面”的禁止與批判到“雙百方針”的出籠，意味著中共文藝政策的調整：從為奪取政權服務的文學到建構社會主義國家文學的轉換。“干預生活”概念出現在1956年是一個必然的文學事件，它本身也是“雙百方針”的一項積極的成果。現實主義對寫真實的本質要求所驅使的藝術衝動在長期壓抑之後得到一次爆發的契機。於是一大批“干預生活”的文學評論與作品在1956年這個極其短暫的“百花”時代里綻放了。劉賓雁的《在橋樑工地上》、《本報內部訊息》，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李國文的《改選》，耿簡的《爬在旗桿上的人》，李準的《蘆花放白的時候》，劉紹棠的《西苑草》，方之的《楊婦道》等等都在1956到1957年上半年出現了。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大膽觸及了社會生活中的許多尖銳問題，諸如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各種矛盾和一些陰暗面，從而體現了現實主義的真實精神。文學批評對這一“干預生活”思潮也給予了積極的肯定與評價。秦兆陽以《人民文學》主編的身份為《在橋樑工地上》寫了編者按，稱讚它是“尖銳地提出問題的、批評性和諷刺性的偵察兵式的作品。”“勇敢地去探索現實生活裡邊的問題，把它們揭示出來，給落後的事物以致命的打擊，以幫助新的事物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