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莊氏

常州莊氏代代榮耀

莊氏家族的生息繁衍，幾乎把常州近千年的歷史穿連起來，循著莊氏家族的脈絡，人們可以走遍常州的東西南北，體驗城市發展的心路歷程；循著莊家的脈絡，人們還能追述到中國近代史學思想的源頭：由這個家族所創立的常州今文經學派。莊氏家族對常州、對中國近代史學思想的貢獻，正成為史學思想的一項課題。莊姓並不是常州的本地姓氏，他們的祖先在宋元年間分作四批遷居常州，繁衍生息。其中出自第二房的莊起元、莊存與、莊培因、莊述祖一支最為後人仰慕。這一支於宋元佑年間自鎮江遷居金壇，最初務農，至第八代莊秀九有了轉機，老莊家開始往來常州做生意，結交了常州嘉澤鎮姓蔣的朋友，八九歲的莊秀九跟著父兄經常到蔣家走動，蔣家看秀九聰明好學，斷定將來要成大器，遂訂下娃娃，秀九長大後訂下娃娃，秀九長大後果然入贅蔣家，繼承了蔣家的財產，但子孫並沒有改姓。因為家境開始好轉，子孫萌生了讀書求仕的志向，由此開始了莊氏家族的輝煌。莊秀九這一支的輝煌起始於1496年，秀九的第四始於1496年，秀九的第四代孫莊澤（示字旁的澤）金榜高中，考上進士，加官晉爵，不久舉家遷居常州城。到莊秀九的第八代孫，家族的榮耀更加顯赫，1610年，莊廷臣、莊起元堂兄弟倆雙雙考中進士。此後，莊起元中進士。此後，莊起元一支七代產生9名進士，4個兒子3箇中進士；莊廷臣一支七代產生8名進士。清代莊家出舉人90名，進士29名。1684年到1795年的111年間，武進有34人入仕翰林院，其中9人出自莊家林院，其中9人出自莊家，4人來自莊存與一支。莊氏興旺發達，最頂峰的時候，幾乎半個常州城都屬莊家所有，子子孫孫圈地建堂，宅第遍布大街小巷，堂內房屋鱗次櫛比，假山、花樹、池塘，應有盡有，如今多處成為有盡有，如今多處成為人文景觀或文保單位。市中心的楊柳巷，即因明代莊姓在此建園，遍植楊柳而得名。 “過楊柳之巷，迎風碧柳垂檐”，園中池水環繞，軒亭洞明，小橋流水，迴廊曲折，花木掩映，園內建有莊氏萬卷映，園內建有莊氏萬卷藏書樓、玉山草堂等，世人比作《紅樓夢》中的大觀園，為郡城勝地。園子毀於戰火以後，過往市民常常留連於此，在廢墟上漸漸踏出一條小路，終成今天的楊柳巷。。莊氏家族的繁榮，還得益於與唐順之等名門望族的聯姻，強強聯合，資源共享，如虎添翼。唐順之一生致力於經世致用之學，經世之學不僅是世界觀的學說，也是一套專業知識，包括天文學、水利學、軍事天文學、水利學、軍事繪圖學等等。唐順之精研數學、天文、兵法，是當時最著名的數學家之一。唐氏祖居揚州，宋明兩代都出過翰林，唐順之的祖父唐貴中進士，父親唐瑤中舉人，唐順之本人22歲時會試第一名。唐、莊聯姻，在莊存與的先祖時代就開始了。唐順之娶莊齊之女為妻，他的女兒又嫁給莊齊的孫兒莊以臨，莊以臨來自唐氏家族的妻子把唐順之之學傳授給他們的兒子莊起傳授給他們的兒子莊起元以及其莊氏族人。莊起元及其堂兄莊廷臣把文學訓練、正統說、經世學說運用於莊氏二房長期的科舉考試和為官任職中，取得赫赫功績。此後，莊氏族內的男性成員，從少年起就研習朱子著述，同時研習天文、算學、醫學、地理、水利、典制等經世之學，被譽為 “莊氏家學”。通過嚴格的宋學和實學教育，莊氏族人不僅能順利通過科場考試，而且當官以後，能應付種種難題，運用掌握的經世之學指導實際工作，解決實際問題。莊存與是深受祖蔭的莊氏子孫中最傑出的代表。莊存與：韜光養晦莊存與（1719——1788），字方耕，乾隆乙丑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翰林部侍郎。他是皇帝的心腹重臣，憑著自己的才學和能幹，在乾隆身邊得寵了二十多年。但是，在他年近六旬的時候，卻覺察到了一種潛在的威脅，這種威脅源自以滿族少壯勢力和珅為代表的強大勢力。滿洲宮廷侍衛、大學士和（王申），從18世紀70年代晚期起，憑藉貪污和勾結建立了一個私人帝國，規模為晚明宦官魏忠賢以來所未見。和（王申）也明顯感覺到了來自寵大的莊氏家族的威脅，以至於作出了公開的警告性“提示”：莊存與的侄兒莊述祖參加考試，和（王申）的同黨在試卷呈送皇帝時，故意把莊述祖的試卷排到十名以下，使他失去了出任翰林院官員的資格。莊存與深愛著莊氏家族，不能眼看著家族之舟在風雨中飄搖。他必須採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穩住船舵，把住方向。與劉綸家族的聯姻可以看做是他的一項重要策略。莊劉兩家在官場上勢均力敵，清朝時莊氏宗族共有29人考取進士，其中11人在三年一度的北京殿試上表現優異，進入了翰林院，直接協助皇帝的日常政務。而劉家比莊家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清朝出現了13位以上的進士，其中數人也進入翰林院。當時劉綸是清帝國最重要的行政機構軍機處的軍機大臣，而莊存與則是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劉綸和莊存與安排了劉綸之子劉召揚和莊存與次女莊太恭的婚事，成為當時地方和全國最重要的聯姻。莊劉兩家結親以後，作為一個宗族來看，有四十二人擔任清朝高官。乾隆朝中期，他們在地方與全國政治圈裡的顯貴地位達到巔峰。莊存與進一步意識到，對峙和（王申）集團，與其直接對抗可能造成家族覆滅，倒不如以退為進，因為有目的的退與有目的的進其意義是一樣的。年近花甲的莊存與退出了中國的政治中心，開始了皓首窮經的晚年生涯，精研公羊學，帶領整個家庭進行學術大轉移，對千古不變的儒學體系進行顛覆和重構，欲建立一整套更加適應時代發展的國學思想體系。莊存與冒著政治上、學術上和家族存亡三重風險領導這場“學術戰爭”，如履薄冰十數年，直到他七十歲去世。莊存與藉著經學的遮掩，特別是孔子褒貶傳統的歷史掩飾，間接地表達對當時政治的批判，以及對和（王申）及其同夥的不滿。深入研究經學，教授侄兒莊述祖、外孫劉逢祿、宋翔鳳的同時，莊存與指揮家族從官場撤退，以免受和王申集團更大的迫害。在他的影響下，侄兒莊述祖參加1780年的殿試後，辭官回鄉，照顧寡母；劉逢祿的兒子劉召揚中舉，成績優異，不肯為官，一生從事詩歌、經學、數學、醫學研究，都是貫徹莊存與的“既定方針”。在混亂腐敗的年代裡，“有目的的退隱”是由來已久的儒家傳統，莊存與在他的春秋研究里重新發現這一點，莊劉兩家在他們的宗族裡延續這種傳統，直到和（王申）死去。莊存與不僅讓家族後代在官場上隱退，他本人即使在學術研究方面也很低調。他的學術成就在他身前一直有意隱於民間，他的今文經學巨著《春秋正辭》、《春秋舉例》、《春秋要旨》等，直到他逝世40年後，才由子孫後輩們刻印出來，從此被外部學習與傳揚，從一個家族的家學變成為國學經典。他被後世尊為清代今文經學派的創立宗師。近代史學：乾坤扭轉今文經學派形成於西漢初年，由儒學大師董仲舒創始。到東漢中葉以後，古文經學壓倒了今文經學，以後，經學經過了魏晉的鄭與王學之爭，南北朝的南學與北學之爭，到唐代完成了經學的統一。到宋代，完成經學向宋學體系的轉化，元明是宋學的繼續，清代漢學的復興，首先是古文經學的復興，直到莊存與，今文經學才重現於世，重放異彩。清末，今文經學派的“變革” 思想、三世說論述，進一步成為變法維新和中國近代社會巨變的思想源頭。堪稱百年前扭轉中國歷史的原動力。莊存與的整體經學觀被視為“公羊學”，包括他關於《周易》、《周禮》、《春秋》的一系列學說。莊存與的著述豐富，於六經皆有撰述，於《易經》有《彖傳論》一卷、《彖象論》一卷、《繫辭傳論》一卷、《八卦觀象解》二卷、《卦據論》一卷，於《尚書》有《尚書既見》三卷、《尚書說》一卷，於《詩經》有《毛詩說》四卷，於《周禮》有《周官記》五卷、《周官說》五卷，於《春秋》有《春秋正辭》十一卷、《春秋舉例》一卷、《春秋要指》一卷，于樂有《樂說》二卷，等等，他的代表著作是《春秋正辭》。莊存與借經術文飾政論，關心國計民生，講求經世致用，慨然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積極倡導關乎現實的新學風，在當時有著解放人們思想的進步意義。莊存與是今文經學派的開山大師，其家族中的後輩傳承其學，對於常州學風在嘉道之後的獨領風騷，甚有貢獻。李兆洛在當時就指出：“南村莊公以名進士為名臣，所至著勳績，流惠澤，懸車而歸，矜式鄉里，典型後進，薰善氣者景附而起。識者謂吾鄉風俗之美，先生實開之。” 莊存與的公羊學理論，主要通過他的侄兒莊述祖傳授給他的孫子莊綬甲和外孫劉逢祿、宋翔鳳等。和王申倒台以後，作為莊、劉兩家的傳人，1814年，劉逢祿以名列前茅的成績中進士，進翰林院，入禮部。劉逢祿在禮部12年，運用公羊學解決外交、法律難題贏得聲譽，被奉為“國士”。莊述祖、莊有可、莊綬甲把莊存與的公羊學研究和考據方法結合起來，到劉逢祿最終完成了這兩者的一體化。劉逢祿把今文經學轉變為公認的漢學形式，他運用考據為公羊學對經典的解釋提供了認識論依據，為今文經學贏得學界完全承認開闢了道路。他是莊存與創立的今文經學派的最終完成者和集大成者，他在19世紀初期為莊劉兩家獲取了學術上的領導地位。劉逢祿潛心研究公羊學20年，完成了公羊學系列著作：《春秋公羊學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發墨守評》、《穀梁廢疾申何》、《箴膏盲評》、《左氏春秋考證》、《論語述何》等等。對於後世來說，莊氏家族的貢獻遠遠超出了家族和常州的範圍，一百多年後，當它終於直接或間接流布到外族，便顯示出更加神奇的功效——影響了中國從封建帝制向民主政體轉變的歷史進程，龔自珍和魏源的改良主義啟蒙運動和康有為、梁啓超的變法維新運動，都因為得其精髓。龔自珍和魏源是劉逢祿的學生，兩位青年學者懷著崇敬和欽佩的激情跟隨劉逢祿高舉公羊學的大旗，他們成為晚清今文經學的繼承者和健將。龔自珍對公羊學的三世說作了革命性的改造，他不拘泥於何休注“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的具體解釋，而把 “三世說”作為觀察社會歷史變遷的哲學武器，從哲理的高度，論述社會變遷的必然、危機時代的到來，論證封建統治到了衰世這一時代的中心課題，把批判的矛頭直指嚴重阻礙社會進步的封建專制制度和官僚集團的腐朽習氣，憧憬一個政治開明、人才湧現、個性發展的新時代的到來，從而把公羊哲學提高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魏源著有《公羊春秋論》、《董子春秋發微》、《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等，以闡發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張大今文經學派的聲勢，他的《詩古微》和《書古微》兩書更把今文經的復興推向儒家經典更廣闊的範圍，掀起了清代學術思想變革的新高潮。嘉道年間，社會極不安定，清朝統治危機日益暴露，龔自珍、魏源改造公羊學說，倡導變革，揭開了近代思想的序幕。康有為宣傳公羊學說的變易觀點與吸收西方民主思想、進化論和國家學說相結合，發揮公羊學說議政的特點，闡發公羊學“三世”說，把它與《禮運》篇的小康、大同思想相糅合，貫通了西方民主思想和國家學說，提出了一套改變中國封建專制政體、經過君主立憲制到最終實現民主政治的學說。以此為理論綱領，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戊戌變法運動，而康有為本人也成為晚清今文經學運動的核心人物和變法維新運動的領袖，成為愛國志士探索救國救民真理、學習西方進步思想的代表人物。梁啓超在《儒家哲學》里指出：“自他們（莊存與、劉逢祿）專提今文以後，今文在學術界很有極大的勢力。繼他們而起的，有兩個人，籍貫雖不是常州，然不能不說是常州一派。一個是魏源……一個是龔自珍……南海康先生的學風，純是從這一派衍生出。”他認為：常州學派出莊存與、劉逢祿開派，龔自珍、魏源代表常州學派“經世致用”的精神。此後，許多學者都持有相同的觀點，如錢基博、錢穆、侯外廬、張舜徽、湯志鈞，以及日本學者大谷敏夫、美國學者艾爾曼等。中國近代史上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維新運動，它的思想源頭在常州，確切地說，在常州的莊氏家族所創立的常州今文經學派。今天的常州人，把創新、求變寫進市區精神，330萬人民奮勇進取、開拓爭先的精神源頭，正是今文經學派思想精髓的傳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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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陵莊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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