帥嘉謨，古徽州“人丁絲絹”案主要人物。
人物生平,驚天大案,赴京申訴,六邑爭辯,五邑生變,
人物生平
驚天大案
隆慶三年初夏，帥嘉謨閒來無事，去拜訪府衙公差的好友，帥嘉謨通過關係設法弄到這些賬冊埋頭苦算起來。算著算著，他發現：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運庫交納的稅糧中，除正稅之外，還有一筆“人丁絲絹”稅目，以實物繳納，且數額頗大，每年要繳8780匹生絹，折銀6145兩。帥嘉謨又查了徽州府下屬諸縣的分賬，發現徽州府下轄的歙縣、休寧、黟縣、祁門、績溪和婺源六縣，只有歙縣的賬簿上有“人丁絲絹”稅目記載，其他五縣均無此稅目。 帥嘉謨大惑不解，於是，他找來了《大明會典》，在徽州府條目下，查閱了同樣的納稅記錄，發現會典里只提及由徽州府承擔“人丁絲絹”稅，並無任何字樣表明由歙縣獨自承擔。
帥嘉謨又翻閱《徽州府志》，發現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行中書省為了迎合朱元璋在徽州實行的“甲辰法制”，開始實行“乙巳改制”，調整稅賦科目，對徽州府下轄六縣所欠“夏稅生絲”折麥徵收。
歙縣跟之前繳納的夏麥相比，差了9700餘石，其餘五縣折算後共虧欠10780石。按照隆慶時的官方折率，每石夏麥折銀3錢，9700石折算成銀子為2910兩，10789石折算成銀子為3234兩，兩筆相加為6144兩，這恰恰與歙縣獨自承繳的8780匹生絹折銀數6146兩基本吻合。
帥嘉謨走訪當地鄉紳耆民，結果更為吃驚：早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歙縣就有人發現歙縣“人丁絲絹”稅問題，越級呈文給應天巡撫和巡按，得到了要求徹查的批覆。可能是因為下辦官吏的敷衍塞責，此稅案不了了之。
帥嘉謨由此推斷，極有可能是徽州府中主辦書吏均系歙縣之外的五縣之人，有意“不待各縣議報，朦朧申塞，以致積弊年深，未見天日”。歙縣當地並不養蠶，為交這筆稅賦，糧農需用粟谷換銀，再用銀子買絹絲（當時明朝的各科稅賦大多用實物繳納），這一進一出更加重了糧農負擔。基於義憤和責任，帥嘉謨決定要為歙縣50萬父老鄉親討回一個公道。
赴京申訴
隆慶四年（1570年）初，應天巡撫海瑞和巡按劉世會收到帥嘉謨的呈文。帥嘉謨在呈文中詳細說明了“人丁絲絹”稅的前因後果，指出徽州府根本不養蠶，卻要由歙縣負擔六縣總計8780匹的生絹，這是不合理的。
巡撫海瑞和巡按劉世會遂作出批示要求徽州府徹查，並形成檔案迅速上報。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海瑞批轉文書即刻發牌催促六縣派員商議。不久，巡撫海瑞調職。這一調動使得除歙縣外的五縣官員紛紛拖延調查。更有甚者，指責帥嘉謨呈文“上滅祖宗之成法，下變府志之冊籍”，不僅“於律有礙”，且有“小民激變之憂”。
此間，帥嘉謨又查到歷代戶部給徽州的“勘合”（收據）寫著“坐取徽州人丁絲絹”。但是徽州府發給六縣催繳文書並沒有“人丁絲絹”科目，卻偏偏在歙縣的交稅科目里多出一個“夏稅生絲”。待該筆稅收上來後，徽州府向上遞解時，又從“夏稅生絲”抽出應有的數目，劃歸“人丁絲絹”稅目之下。
這偷梁換柱的把戲讓歙縣糧農苦苦承擔徽州全域近兩百年的“人丁絲絹”稅。同年十一月，帥嘉謨寫下第二篇呈文上告歙縣的“人丁絲絹”稅問題。然而，呈告後石沉大海。帥嘉謨一氣之下到南京都察院申訴。
隆慶五年（1571年）六月初二，帥嘉謨的呈文通過都察院遞交給戶部。同呈文轉送的還有都察院的批語：“典有所遵，賦當均派，合從抄出酌行”。戶部接文後，迅速要求徽州府查明此問題。然而就在這關鍵時刻，帥嘉謨“回途遇害”，只得逃往湖廣避禍。
到了“一條鞭法”稅制改革時，已沉寂四年的“人丁絲絹”案又被南京戶部提起並責令徽州府縣查詢。萬曆三年（1575年）三月初九，徽州知府崔孔昕突然向歙縣發下一道逮捕令，要求緝拿“屢提不到”的帥嘉謨。
同年四月初十，徽州府忽然接到帥嘉謨第三封呈文，將“人丁絲絹”稅的前因後果重述後，解釋自己藏匿原因是“回途遇害，羈縻遠避，未申情款”。同時，他提出了一項新證據：順天八府，也有“人丁絲絹”這個稅種，但皆為諸縣分攤。崔孔昕將帥嘉謨的呈文轉發給歙縣，督促歙縣詳查“人丁絲絹”案。
三天后，徽州府收到歙縣官員的聯名申文，申文中確認了帥嘉謨“人丁絲絹”稅所言屬實，並指出徽州府的戶房一直以來都是由其他五縣胥吏把持，世頂名缺，從來未出過歙縣籍的糧官。所以，“人丁絲絹”被篡改成“夏稅生絲”“必定是胥吏從中作祟”。
然而，這五縣的官員卻接連上書堅持按原來方法，即由歙縣負擔“人丁絲絹”稅，並強調此稅已經執行了近兩百年，此為民意。
萬曆三年五月初十，應天巡按鮑希賢下文給徽州府，說歙縣申文干係重大，必須詳查，一有結果，立即上報。並直接讓兵備道發出憲牌，暗示徽州府這次不能用“恐生民變”的理由來拖延此事。徽州府遂催促婺源、績溪、休寧、祁門和黟縣知縣前來合議。
隨後婺源縣知縣吳琯發回申文，提出查閱黃冊。黃冊是明朝重要的賦稅檔案，上面征派賦役，都依據黃冊來施行。黃冊自洪武十四年（1381年）開始攢造，十年一屆，從無中斷，涵蓋每一個大明府縣，具體到戶。
績溪知縣陳嘉則認為歙縣的“人丁絲絹”稅屬於“獨征生絲”實屬平常，《大明會典》不可能面面俱到。還指出歙縣下轄的幾個鄉里，原有桑園，其他五縣則從來沒有。因此，朝廷征絲絹稅，只可能是從歙縣收。
休寧知縣陳履提出在“乙巳改制”中，行中書省除了查出歙縣虧欠夏麥9700石之外，還在其下轄的登瀛、明德兩鄉，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拋荒的桑園田地，以及抄沒兩個大地主的田地。這些土地重新丈量計算徵稅，歙縣新增的賦稅折絹總數是8779匹整，沒有任何問題。
隨後，祁門、黟縣也提交申文，認為應由歙縣交“人丁絲絹”稅。
此間，六邑縣府爭辯不已，訴民紛至沓來，幾乎演變成全民共訟奇觀，因此導致了幾起跨縣鬥毆，一時六縣民怨沸騰。
徽州府立刻責令五縣“將該縣人丁田畝數目文冊一併，星火申報，毋徒執詞混擾，致礙轉奪，此系至緊事理，難容延緩，如違，提究該吏不貸”。要求五縣把縣存檔案都上交，不許拖延。
萬曆四年（1576年）二月，六縣正式要求調取洪武十四年黃冊。於是，徽州府同年五月正式向南京戶部提出申請調閱。
六邑爭辯
萬曆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徽州府六縣調查團到達南京。直到九月中旬，才從浩如煙海的十九批黃冊中整理出一份抄件，外加帥嘉謨的一份報告。面對各執一詞、愈演愈烈的這場風波，戶部提出了一個驗證方案，即要求徽州府統計六縣丁糧及其他應繳稅數，總算總除後再加上8780匹生絹，將此數與每年解送戶部和應天的稅額對比，進而判斷歙縣獨負與否。隨後，徽州府按照戶部方案計算，在均平方案下，發現“人丁絲絹”稅確實是歙縣額外負擔。訊息傳到徽州，五縣譁然，群情激憤，紛紛議論戶部尚書殷正茂是歙縣人，認為他徇私枉法，偏幫本鄉。
同年十一月，太平府推官劉垓、寧國府推官史元熙和徽州府推官舒邦儒討論出一個解決方案，“人丁絲絹”稅由歙縣獨交，但是從磚料銀、軍需銀等雜派均平銀中，減去5000餘兩，分攤給其他五縣。方案上報至兵備副使馮叔吉，馮叔吉將其修改為攤派3300兩。
萬曆五年（1577年）正月，地方將方案上報給戶部，請殷正茂酌定。馮叔吉的方案，殷正茂十分贊同，連批了三句話：“其名尤正，其言尤順，其事尤易。”隨後，該方案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
五邑生變
聖旨傳達至徽州府，此時，帥嘉謨覺得自己“為民請命八年有功”，便給自己買了一副冠帶戴上。殊不知，其餘五縣為此群情激憤，滋生民變。巡撫都院隨後發出安民告示，同時，發出一份兵備道捉拿帥嘉謨的公文，認定帥嘉謨“陳奏斂財”，為自己買冠帶張揚導致五縣鬧事。帥嘉謨鋃鐺入獄。殷正茂在重重壓力下，再次修改絲絹稅方案。萬曆五年十二月，“人丁絲絹”稅第三次修改方案出爐，均平銀從原來的3300兩調整到2000兩，但是五縣官民還是不滿。萬曆六年十一月初，第四次修改的方案《豁免五縣均平方案》出爐，將均平銀數額調整到了2530兩，由徽州府在各個款項中抵扣，但是仍有幾百兩難平。萬曆七年（1579年）三月，第五次修改方案出爐，“人丁絲絹”稅6145兩，由歙縣承擔，但負擔的均平銀減少2530兩。至此，整個“人丁絲絹”稅案塵埃落定。同時，帥嘉謨被判“杖一百流三千里，遣邊戍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