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字

巴蜀文字指鑄刻在戰國時代巴蜀銅器上的一些圖像和符號，這些圖像和符號與純粹用於器物裝潢的紋飾不同，具有原始圖像表意文字的一些外部特徵。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巴蜀文字
• 出土地點：四川
• 館藏地點：宜賓博物館
• 所屬年代：戰國

概覽

巴和蜀是距今2000多年前的兩個古老的部族和王國，戰國時代其活動中心主要在今四川省境內，公元前316年先後為秦國所滅。

巴蜀文字在地下湮埋了幾千年，一直不為世人所知，直到20世紀20年代，隨著巴蜀銅器在四川出土，才為今人所發現。解放後，四川地區考古工作不斷發展，巴蜀銅器在四川大量出土，有的銅器紋飾與成都白馬寺相同，最為典型的即是所謂手心紋。這一發現，引起科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巴蜀符號

巴蜀符號，又稱巴蜀圖語或者巴蜀圖形文字，是在中國四川省出土的戰國至西漢初期的文物上，發現的150個不同圖符，統稱“巴蜀符號”。它們多數是實物圖像，既沒有動詞、形容詞、和連線詞，也沒有數目字，這還不能構成文句，只是看圖解寓意的符號，既和甲骨文、古彝文不同，也與後來的巴蜀文字不一樣，是目前國內惟一一種未被破譯的公元前古代文字。我國學者錢玉趾認為這些圖符可能是2400多年前的一種拼音文字。也有人推測“巴蜀符號”可能和金文一樣，屬於四川遠古時代遺留下來的象形文字，但無人可解讀。

巴蜀符號是指古巴蜀土著民族鑄印或刻劃在器物（主要是銅器，也有少數漆器、陶器）或印章上的一種定型化的象形文字，是古巴蜀文化體系的一種表現。巴蜀地區發現的古文字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圖像性的符號，即手掌、花蒂、水波、房屋、人頭和虎、鳥蟬等；另外是一種文字性的符號，少數與中原文字一致，多數迄今未能釋讀。“巴蜀符號”即是指前者，而“巴蜀文字”則是在“巴蜀符號”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所以，“巴蜀符號”比“巴蜀文字”更加古老。

許許多多的巴蜀符號中，面具紋、神樹紋、眼形器紋、手形紋、心形紋、璋形紋、戈形紋等，仍然帶有薩滿教的原始巫術色彩，這些符號不能一個符號、一個圖形地宣讀，只有當這些圖形符號構成一組特定的“符號”時，它們才有意義，並且這種意義只有當事人才能解釋，這些莫名其妙的解釋為“巴蜀符號”又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巴蜀文字材料

早在1942年，衛聚賢先生在《說文月刊》3卷7期上，以《巴蜀文化》為題，公布了所收集的巴蜀銅器上h類48種紋飾符號。於是巴蜀文字的材料，便正式在學術界面世。但是，其中也混進了一些鷹品。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四川考古工作的深入，所發現的巴蜀文字材料日益增多。及時地將那些零星分散的材料整理出來，以供研究者參考，客觀上就成為一項迫切需要。

到了1978年4月，四川省博物館劉瑛女士，毅然擔負起這項重任，利用她便於收集的條件和善於畫圖的特長，刻繪出《巴蜀銅器紋飾圖案》油印本，初步集中了一批較為重要的巴蜀文字和紋飾圖案資料。1983年，她將這一成果加以補充完善，以《巴蜀銅器紋飾圖案》和《巴蜀兵器及其紋飾符號》為題，正式刊登在《文物資料叢刊》第7輯上，成為巴蜀史學者們引用最多的文獻資料之一。

最初發現的巴蜀文字，多集中在各類兵器上面。出現較多的是一些圖像文字，而少量方塊文字則僅存於若干長鬍戈上。劉女士《巴蜀兵器及其紋飾符號》指出：四川地區東起巫山、萬縣，西至蘆山、石棉，北抵廣元，南達犍為、宜賓，皆有巴蜀兵器出土，尤為成都附近各縣出土為多。時代上起商周，下至西漢。從考古角度看，這些兵器，都具有鮮明的地方特點。文中將巴蜀兵器歸納為戈、矛、劍、錢等四類。

銅戈

據馮漢驥先生的研究，分為：

1.1 式戈為長援、無胡，鋒向下略彎，方內，內上的穿呈尖桃形。一般援部和內上均有紋飾。其中成都交通巷出土銅戈內上淺雕一蠶紋;1976年綿竹出土銅戈援部鑄有虎頭 。

1.2 式與i式略同，但戈本與內之間有長條形平闌。

1.3 式戈援作尖銳三角形，無胡，方內。其中館藏一件援身兩面皆淺雕一鷹;另一件內上近闌處有三字銘文(即《金石索》夔戈)。

1.4 式戈援部狹長而直，後部特寬，有脊，刃作弧形。其中1979年成都交通巷出土銅戈援部雕一龍形;20世紀50年代成都自馬寺出土銅戈內上有巴蜀圖像文字(中間 形如骨刀，右為三個三角形連作弧形，左為六角星及日符。

1.5 式則為有胡戈，又可分為中胡、長鬍等4型;援部多雕有龍、虎形紋。這種類型的銅戈上，多出現巴蜀文字。其中巴縣冬筍壩、廣元寶輪院、成都羊子山34號墓出土的2型戈以及館藏3型戈，內上皆有圖像文字;峨眉符溪出土的4型戈，從援本至胡雕有龍紋，援的上部則有圖像文字。新都、郫縣的2型戈，胡上有類似彝文字母的一行巴蜀方塊文字;郫縣獨柏樹、萬縣新田的3型戈，胡上也有一行方塊文字，但筆畫要稍稍繁複一些，近似古漢字 。

銅矛

多有弓形耳系，分為：

2.1 式矛為長骸，骸與葉長大致相等，骹部兩面多施以圖像文字。1976年新津出土的矛，骹部一面為虎紋、花蒂、三個人頭串;一面為手文與漢字“王”的組合、蜂紋與折線組合，及鉤狀、器狀圖像。1979年廣漢文化館收集的一件，骹部一面為虎、星、獸面，一面為水草、鹿、心手文、雙摺線與植物符號組合等。

2.2 式矛為短骸，圖像文字仍在骹部兩面。峨眉符溪出土的一件，骹部一面為蛙紋、七角星、雙髻佩劍立人、手文、心文及一組組合圖案。

銅劍

多呈扁莖的柳葉形，分為：

3.1，3.2 式劍無格，莖端有穿孔，劍基多淺刻圖像文字。其中一件犍為出土的劍，一面為虎紋，一面為月、星、飛鳥、手文。

3.3 式劍有格，圖像文字亦在劍基。巴縣冬筍壩出土的一件，刻有帶翼立人，雙手處各有一方形圖符;其下有帶矩形框的雲形符號。

銅鉞

4.1 式鉞身呈橢圓形 ，折腰，近肩處多刻有簡單圖符。

4.2 式鉞為直腰，弧刃，圖符多刻於近肩處。

4.3 式鉞有聳肩。

為了便於研究，劉女士將兵器上的巴蜀文字分解成180個圖符，分列於17目，集中在一張圖上。這對於釋讀巴蜀文字，無疑是很有參考價值的工作。

《巴蜀銅器紋飾圖錄》一文，以討論器物上的紋飾圖案主， 附帶涉及巴蜀文字。其中提到1965年成都百花 潭出土的“符號紋盉”（當作鍪），蓋上有一圈紋飾，其間夾有兩組圖像文字，相對排列;內圈還有一組圖像文字;各組皆由兩個圖符構成。劉女士將許多銅器紋飾圖案加以分解，列在一張圖上，圖中6、7和8就是百花潭鍪蓋上的圖像文字。1980年新都馬家場戰國大墓出土一批器物，上面多刻有同一圖符，圖中18就是這個巴蜀文字。1950年新津出土的雲紋銅鍅圈足上的圖像文字，則列於圖中24。此外，還有兩件匙形銅帶鉤上，也有圖像文字的組合。近年出土的大量巴蜀文字印章，亦集中繪在一張圖上;其中以圓印、陰刻者居多。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印文 當中，漢字“王”屢見不鮮。

巴蜀文化墓葬

羅君將晚期巴蜀文化墓葬分為5期:

i期：包括成都百花潭中學10號墓;青羊小區四、五、六工區4座船棺;羅家碾兩座土坑墓。其時代不晚於春秋戰國之際，而亦有更早的可能。

ii期：前段有大邑五龍機磚廠4號墓船棺;後段有犍為金井萬年二隊兩座土坑墓;新都馬家大型木停船棺墓;蒲江東北一大隊兩座船棺、城東一座船棺;彭縣太平 二大隊一座船棺。其時代約自戰國早期至中期（公元前450年至前350年）。

iii期：包括巴縣冬筍壩4、5、7、10、11、18、41號船棺;大邑五龍機磚廠l、2、3號土坑墓;成都青羊宮側土坑墓;成都無機校土坑墓;成都棗子巷省政協院土坑墓;成都南郊土坑墓;綿竹清道三隊船棺;瞿唐峽盔甲洞崖墓。其時代約為戰國中、晚期之際，秦滅巴蜀之前(公元前350年至前316年)。

iv期：發現的墓葬最多。船棺有巴縣冬筍壩2、3、s、9、12、14、16、35、42、43、49、50、51、84號墓;郫縣晨光、紅光各一座;土坑墓有涪陵小田溪7座;成都聖人燈十隊2座;犍為金井萬年二隊1、2、3、4號墓及菜地一座；犍為五聯五一大隊1、2、4、6、7號墓；成都羊子山172號墓;滎經烈太一座；蘆山清仁一座;珙縣合作貓兒溝一座；巴縣冬筍壩l、6、31、32、33、34、36、37、39、46、48、52、53、54、55、56、57、58、59、60、61、65、68、73、76、78、85號墓；廣元寶輪院2、4、7、9、10、13號墓;成都洪家包216、217、221、222、223、225、226號墓；湖北荊門漳河車橋一座。其時代自秦滅巴蜀至秦末。

v期：包括越西華陽村2墓;涪陵點易三隊2墓；綿竹清道糧站木版墓；綿陽東方絕緣材料廠木版墓；大邑五龍土坑墓；犍為五聯五一大隊十一隊3、5號墓;重慶長航療養院2墓；巫溪荊竹壩崖墓；奉節風箱峽崖墓；珙縣沐灘鄉新民村塘子1墓；成都石羊木槨墓；陝西 紫陽白馬石8墓。其時代自秦末至西漢初。

巴蜀文字界定

i期：銅器上，已有少量圖像文字存在。如成都百花潭銅壺上的“心文”，即為後世所繼承。

ii期：巴蜀文字，主要反映在印章上。11期前段的大邑五龍4號墓出土石印，印文簡單，呈現原始特徵。11期後段則出現銅印 。如新都馬家大墓出土的方印和圓印，在巴蜀印章中都是最大的一種，蒲江東北2號墓出土的方印也比較大。印無界格，似是這一時期的特徵。圖像文字中的波紋線，亦為後世所襲用，但此期的波紋錢，一個字里筆畫只有兩道。

iii期：圖像文字便豐富起來。新出回形文、u形文、手文、魚文、鷹爪文等。方印和圖像文字，則由蜀地漸入巴地。此期圖像文字中的波紋線，筆畫增多至三道。

iv期：文字資料驟增，其數量可占到全部文字資料的62%左右。此期印章中方印、圓印、半通印並行;方印與半通印還出現了界格;並且有巴蜀文字印與漢字印同出一墓的現象。在涪陵還發現了圓形陶印。在銅器上，出現了許多筆畫很細的刻畫文字。

v期：巴蜀文字資料，基本上只見於蜀地，巴地未見。在鍵為五聯土坑墓中，首先出現了琉璃 印章。

羅君這些分期論述，無疑有較多的啟發性，從中可以看出巴蜀文字由少到多、由簡單到複雜，而後迅速消亡的過程。他說，學術界長期以為巴蜀文字創自巴人，其印文是模仿漢字印;現在不必多論，便知其誤。巴縣冬筍壩50號墓出土印章6鈕，其中漢字印有2鈕，另4鈕為巴蜀文字;滎經烈太一墓出印8鈕，其中漢字印1鈕，另7鈕為巴蜀文字，一墓中出土二、三鈕印章者更是普遍。由此可知，這些印章的性質，不可能僅代表族徽或圖騰。文字中常見圖符的分布範圍，實已越出了巴和蜀的地理界線，甚至還見於南方其他地區。如印文“王”字，兩廣青銅器 上亦較多見，錠形符號還見於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甲冑上。羅君認為，蜀中天師道符篆的基本組合形式，直接起源於巴蜀符號，或者說是巴蜀符號的漢語化。巴蜀印文和兵器銘識，也許與符篆一樣，起著企求吉祥、辟邪除禍的作用。不過，羅君相信：巴蜀王國使用的是巴蜀文字，雖然漢字在秦滅巴蜀以前就可能傳入，但巴蜀王國不會使用中原 文字；所以，他對滎經曾家溝戰國墓出土漆器上的“王邦”、“成亭”等銘文發生懷疑，以為時代或許沒有那么早，又可能墓主是楚國移民，受到一定的巴蜀文化影響之故。

古印文的整理

1998年，四川省文物局高文 研究員等輯錄了戰國巴蜀銅印122件，秦印6件，正式出版《巴蜀銅印》一書，這是對巴蜀印文的一次集中整理，很有學術價值。書中不但拓出印文，還一一刊出了印章的照片，每件印章的下面，並註明時代、形狀、規格、出處等詳細資訊，為巴蜀文字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據。此書前言指出：對於巴蜀古印，過去研究者很少涉及，只有少數幾方巴蜀古印收入譜錄，如龔心釗《瞻麓齋古印征》、《賓虹草堂 藏古璽印》等。

桐城姚石倩曾在成都編有《渴齋藏印》，為宜賓博物館周植桑所珍藏。其中有不少未曾發表過的巴蜀古印，書中首次收錄並加以公布。前言還說，巴蜀印文可能是帶有巫術色彩的吉祥圖語;有些可能是氏族徽號。巴蜀銅印中除巴蜀符號印外，還有一些漢字印，所刻如“富貴”、“中仁”、“敬事”、“萬歲”、“可行”、“百”、“高”、“王子”等語，多為戰國秦漢所流行。總之，此書印刷精良，印文清晰，彌足珍貴 。

不過，巴蜀文字資料的系統整理、正式公布，迄今還嫌太少。許多材料僅分散見於各種文物考古報刊，多數照片模糊，圖形過小，字跡不清，繪製不善;這對於研究者來說，真是過於苛刻了。衛先生、劉女士和羅、高等君付出了很大努力，功不可沒，但個人的條件畢竟有限;而且文字資料目前還在不斷出土，有價值的新材料仍在湧現之中。例如宣漢羅家壩最近發現的巴王墓，出土一件圓形銅印;2003年6月29日《成都晚報》15版刊印了它的照片，比較清楚。這一材料十分重要。因此，筆者建議:應當建立專門的巴蜀文字收集整理組織，及時公布正規的文字資料，以供學者研究。

1928年顧頡剛先生在《閩歌甲集序》中說過：“殷墟貞卜的甲骨，若羅振玉先生買到之後只供自己的賞玩，或者要待自己的研究完成之後再行發表，那么，這些東西便至今不能為人所知，有了同沒有一樣。惟其他肯儘量地印，供給別人研究的利便，所以會得造成一個新風氣，在文字學和史學上開出一個新天地。”如今，巴蜀文字也像年發現殷墟甲骨文 一樣，需要更多的羅振玉先生，為這項工作奠定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