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左覺農
- 國籍：中國
- 職業：公務員
- 畢業院校：襄陽二師
- 性別：男
- 政治面貌：中共黨員
生平簡介,革命歷程,鄂北星火,以教書為掩護開闢黨的工作,丹心獻革命 業績昭後人,
生平簡介
1924年參加襄陽二師學潮被學校開除學籍。1925年秋在漢陽加入共青團。1926年轉為中共正式黨員後，受黨組織派遣先後在家鄉和應山等地以教書為掩護開闢黨的工作。曾在光化縣任黨的通訊員，光化第一任黨支部書記，是光化黨組織的創建人。當時，左覺農借舅父、姨母的關係，在光化縣四宮殿女子學校當教員。他利用教學之便，在師生中宣傳革命思想，傳播馬列主義。1929年春，共產黨員郭紹儀由河南鄧縣到光化，請左覺農去鄧縣第一國小任教，以開展黨的活動。大革命失敗後，他輾轉到上海，在黨中央擔任出版發行工作，後到江西中央蘇區在中央組織部工作。1935年參加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1938年春，黨中央派他回湖北工作，左覺農以中共湖北省委特派員兼訓練班教員身份到襄陽，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發展黨員，恢復重建黨組織。
左覺農在訓練班大力宣傳抗日救亡，講解抗日形勢和當前任務，教育青年投身到偉大的抗日洪流中去。訓練結束後，大部分學員都成了共產黨員。黨組織把他們分配到襄、鄖各縣當指導員或會計，利用合法地位做民眾工作，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武漢失守後，左覺農任鄂豫邊區黨委宣傳部長。中原突圍後到東北，曾任遼寧第四地委書記。1949年任鶴崗煤礦局局長兼黨委書記，1949年6月10日病逝於瀋陽，終年44歲。
革命歷程
鄂北星火
1916年，袁書堂與光化、谷城、均縣一些進步人士和朋友集資，在武昌司門口開辦一個“城成職業織綢廠”，期望發展民族工業，以振興國力，抵禦外侮。袁書堂為了把自己的外甥左覺農培養成人，便把他帶到武漢，送進武昌高師附小就讀。這所學校當時很有名氣，教師大多是學問好、思想進步的人。我黨創始人之一陳譚秋，當時就在該校執教。在進步教師的教誨下，左覺農如饑似渴地吸收新思想，學習新知識，學識迅速長進。
1919年春，左覺農高小畢業，以優異成績考入湖北省立襄陽第二師範學校。在班上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不久，偉大的“五四”運動爆發，左覺農積極投身這一愛國運動，在鬥爭中受到了教育與鍛鍊。
1921年，我黨早期馬克思主義宣傳家肖楚女赴二師任教，給校園帶來一股清新的空氣。肖楚女向學生宣傳革命道理，灌輸新思想，使左覺農思想進一步覺醒。
一天，一個姓汪的歷史教員出題考試，並對學生們說：“你們答不到，沒關係，可以翻書看。”這個姓汪的教員是學校校長的親信，平時上課只會照本宣科，甚至連句都不會斷，有時還念“白”字，笑話百出。姓汪的知道學生對他不滿，處處想討好學生。對姓汪的這種庸俗做法，左覺農胸中升起一股無名怒火。他拿起筆，在試卷上憤然寫道：“你出的題，答案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歷史教科書第X冊，第X章，第X節，你要我們照書抄，人家著作權所有，我們不敢抄錄”。寫完交卷，離開課堂。汪接卷一看，頓時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氣個半死。第二天上課，汪氣勢洶洶，暴跳如雷，大罵左覺農，罵得不堪入耳。左覺農無所畏懼，據理力爭。同學們見汪如此蠻橫，都憤憤不平，紛紛離開座位站起來，將桌子拍得咚咚響，為左覺農助威。一個同學怒斥汪：“你身為老師，出口罵人，還像個老師嗎？”汪知道眾怒難犯，見情況不妙，夾起課本就往外溜。
汪一跑，學生們就追了過去。由此，一場聲勢浩大的學潮便在二師爆發了。校方為了壓服學生，把左覺農等學潮中的骨幹同學開除出校。反動派的淫威並未能使學生屈服，相反鬥爭的烈火越燒越旺。左覺農和被開除的學生一起，組成離校團，繼續堅持鬥爭，給社會各界發通電、散傳單，尋求聲援。經過鬥爭，學潮取得了勝利，校長被趕下台。左覺農也結束了學生生活，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4年，左覺農到了武漢。由袁書堂推薦，在漢陽警察局謀了個抄抄寫寫的文牘差事。當時武漢正值大革命的前夕，革命空氣相當濃厚。很多國民黨左派、革命志士和共產黨人聚集武漢，鼓動民眾，宣傳革命，以推動北伐。左覺農深受影響，滿腔熱情地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中。
以教書為掩護開闢黨的工作
左覺農入黨後，受中共襄陽特支的委派回到光化，擔任光化縣黨的通訊員。當時，光化還沒有黨的組織，左覺農根據黨的指示，開始著手黨組織的籌建工作。此時，光化縣立模範女子學校設在老河口四官殿，左覺農的大舅父袁理堂任該校校長，姨母袁友松在該校當教員，進步人士張蔭遠、李瀚等也在這裡任教。他認為這裡基礎較好，便以該校為基地進行黨建工作。他借舅父、姨母的關係，在女子學校當了教員，利用教學之便，在師生中宣傳革命思想，傳播馬列主義，提高廣大師生的民族自信心，秘密進行黨組織活動。先後發展了張蔭遠等一批共產黨員，為建立光化共產黨組織創造了條件。
左覺農常對教師們講：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擔負著“傳道、授業、解惑”三大任務。國家的未來，在極大程度上將取決於教師的努力，而教師的思想素質和業務素質的高低，是決定教師的努力是否達到預期目的的關鍵。
左覺農諄諄教誨學生：“我們為什麼要辦這所女子學校，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國人民革命是要全體國民來參加，共同奮鬥，方可成功。中國婦女受了二千多年封建禮教的專制壓迫，對目前革命工作當然不能置身事外。婦女是革命的一份子，婦女解放運動是中國人民革命的一部分。必須廢除吃人的舊禮教，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一切領域均應與男子平等，才能求得全民族的自由平等。這裡關鍵要靠婦女本身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轉變自己的價值觀念。”由於左覺農的宣傳教育，馬克思主義理論逐漸深入人心，學校也越辦越好。1927年春，光化婦女協會在老河口四官殿成立。共產黨員孟淑惠任婦協會主席，張蔭遠任婦協會委員。孟淑惠、張蔭遠還組織學生宣傳隊在各街道張貼標語口號，宣傳婦女解放，提倡婦女放足，破除封建陋習。模範女子學校成為老河口婦女運動的中心。3月8日，婦協會在縣城召開了萬人大會。這天，整個縣城鑼鼓喧天，鞭炮齊鳴，大街小巷貼滿了標語。有些婦女從幾十里外的農村趕到縣城參加大會。黨支部不失時機地派共產黨員孟淑惠、王鳴皋等參加大會，並在大會上演講：婦女“欲脫男子之範圍，非靠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學藝不可，非合群不可”。指出了婦女經濟獨立和組織起來的重要性，號召大家團結起來，衝破封建禮教的束縛，勇敢地投入到反封建、反壓迫的鬥爭中去。有的婦女從中受到教育，當即摘下了耳環，剪掉辮子；有的則當眾解下纏腳布點火燒毀，以示決心。這次大會在光化震動很大，產生了深刻的社會影響。一時間，老河口許多婦女紛紛剪髮放足，反對包辦婚姻，提倡男女平等，婦運形成高潮，從而為鄂北婦女運動史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左覺農在教學實踐中，堅持教書教人，使學生樹立革命人生觀、勞動觀和民眾觀。他指導學校宣傳隊的工作，對宣傳隊員們說：“要善於向老百姓宣傳革命道理，使老百姓了解我們的政策，這樣我們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擁護，使革命獲得勝利”。他還殷切希望宣傳隊員在實際工作中鍛鍊自己，把自己培養成革命的宣傳家。宣傳隊員在實際鬥爭中，學用結合，迅速成長。左覺農藉助這種有利條件，秘密進行建黨活動，積極發展黨員。左覺農親自主持了第一批黨員的入黨宣誓：“犧牲個人，嚴守秘密，堅持階級鬥爭，努力革命，服從黨紀，永不叛黨”。並在宣誓大會上向新黨員進行黨的基本知識教育。在發展13名黨員的基礎上，成立了光化縣第一個黨支部，左覺農被推選為支部書記。這是黨在鄂北地區建立的早期支部之一。從此，光化有了黨的組織。光化縣的革命鬥爭，在黨支部的領導下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當時，老河口地區的共產黨員都以學校為掩護，進行教育民眾、發動民眾和組織民眾的工作。有些地方的黨組織還制定了“以學校為機關，以黨員教師為骨幹，向農村發展黨員”的工作方針，並相繼成立了袁沖支部、程家崗支部、郭沖支部、杜家莊支部等，為黨組織進一步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著黨員的增加，為加強領導，經上級黨組織批准，建立了中共北鄉區委，區委書記是杜仲安。左覺農也經常到袁沖，指導區委工作。從此，北鄉袁沖成了鄂北革命活動中心。
1927年3月，左覺農作為省農協特派員派往應山，開展農運工作。根據當時的形勢，左覺農認為要順利推動農運，必須先喚起民眾。為了培養農運幹部，左覺農在應山縣城魁星樓開辦了第一期農民運動講習班，招收了50多名學員。左覺農自任教師，他把全體學員團結到一起，常常深入淺出地向學員講述革命道理。如，“為政必以德”，孔子云：“古之為政，愛民為大。”何謂“愛民”？即為政者心中有民，處事為民，為政利民。還結合鄉里實際和全國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向學員講解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重要文章，抨擊國民黨反動統治。經過訓練，這批學員很快提高了階級覺悟，畢業回鄉開展農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7年“寧漢合流”後，汪精衛與蔣介石一樣，對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實行大屠殺。8月初，應山縣風雨如晦，殺機四起，應山縣農協也被查封了。左覺農、黃民欽和郭紹儀三位農協特派員被反動派囚禁。左覺農和他們商量：“我們不能無代價的犧牲，只有爭取活著出去，才能繼續堅持鬥爭。”在一個風高月黑之夜，他們一同越獄逃跑。大革命失敗了，左覺農沒有氣餒，他回到家鄉一帶繼續秘密從事革命活動。
1929年春，共產黨員郭紹儀請左覺農去鄧縣第一國小任教，以開展黨的活動。鄧縣一小校長寧介之是位開明人士，左覺農到校以前，在一小任教就有一些共產黨員，是地下黨組織通過寧介之介紹去的。左覺農到校後，與共產黨員汪琴聲、李子平、杜樹青等成立了支部。左覺農在一次支部會議上講：“教師的職業是需要犧牲精神的職業，他的責任重大。教師沒教好學生，不僅僅誤人子弟，同時也是害國害民的大事”。的確，教學是一種創造性、藝術性的勞動。教師要把書本知識變成學生的財富，要激發學生探求知識的興趣和欲望，培養學生觀察、分析、判斷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教師僅有知識是不夠的，因為教師掌握知識和把知識變成學生的財富，這二者並不是一回事。是年夏，左覺農被選為中共鄧縣縣委委員。
丹心獻革命 業績昭後人
1929年冬，左覺農受黨的派遣輾轉到上海，經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長陳譚秋批准，在上海從事地下印刷發行工作。“四·一二”蔣介石反革命政變後，上海成了白色恐怖的中心，敵人千方百計破壞黨的機關，捕殺共產黨人，印刷發行工作極為艱險。但是，左覺農毫不畏懼，他面對反動派的屠刀沒有退縮，始終保持著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他總是親自動手，把黨的檔案、宣傳品送到讀者手中，從未失誤。
1933年，印刷廠遭到敵人破壞，左覺農不幸被捕，關押在蘇州監獄裡。在審訊室里，他堪稱革命的硬骨頭，電刑也好，老虎凳也好，什麼酷刑都受了。他在獄中只承認自己是一個普通工人，始終未暴露身份，後經黨組織多方營救而獲釋。隨後，黨組織派左覺農到江西中央蘇區，被分配在中央組織部工作。
1935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紅軍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從1934年10月16日紅軍在江西渡過於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中國工農紅軍從江西到陝北，歷時兩整年，行程二萬五千里，期間經過無數次激烈的戰鬥，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戰。路上行軍一共368天，其它時間大多都在戰鬥中度過。據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統計：紅軍一共爬過了18條山脈，其中5條終年冰雪覆蓋，渡過24條河流，經過12個省份，占領過62座城市，通過了6個不同的少數民族地區，突破10個地方軍閥組織的包圍，此外還躲過追擊的中央軍，平均走365華里才休整一次，平均每天行軍71華里。一支大軍及它的輜重要在一個地球上最險峻的地帶保持這樣的平均速度，可以說近乎奇蹟！
左覺民跟隨中央紅軍進行了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他緊跟黨中央強渡湘江、赤水，巧渡金沙江，爬過皚皚雪山，涉過茫茫草地，歷盡千辛萬苦，勝利到達陝北，成為一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共產黨人。長征勝利後，他又在甘肅和中央黨校工作。
在抗日戰爭時期，這位經受長征洗禮的老戰士，毅然服從黨的派遣，奔赴抗日前線。左覺農以中共湖北省委特派員兼訓練班教員身份到襄陽，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發展黨員，恢復和重建黨組織。左覺農在“棉業改進所訓練班”時，總是嚴於律己，以身作則，為人師表。他認為施教與從政一樣，上行下效。所謂教育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而不從。”教師如果是人格高尚、學識淵博者，以自己的一貫善行示範，就可以帶動學生同臻至善；反之，則會上樑不正下樑歪。他總是抓住時機，大力宣傳抗日救亡，講解抗日形勢和當前的任務，教育青年投身到偉大的洪流中去。訓練班結束後，大部分學員都成了共產黨員，黨組織把他們分配到襄鄖各縣當指導員或會計，以利用合法地位做民眾工作，開展抗日救亡鬥爭。為了重建黨組織，左覺農先後找到了杜仲安、趙歧國、余益庵等老黨員接上了黨的關係。從此，鄂北地區的黨組織開始逐步恢復並得到發展。
1938年9月的一天，幾個荷槍實彈的憲警，突然闖進左覺農的住處。他們翻箱倒櫃，四處搜查。由於左覺農早有防範，反動憲警一無所獲，最後把左覺農帶走，關進拘留所。
李實得知左覺農被捕的訊息，迅速報告了第十八集團軍駐漢辦事處的董必武同志。董必武致電國民黨湖北省政府主席陳誠，“左供職鄂陽合作辦事處已閱數月，有何嫌疑被捕？請飭縣查明，依法辦理為荷。”當時正值國共合作，加之憲警突擊搜查，查無實證。在黨組織的多方營救下，左覺農終於被釋放。此後左覺農為了避免國民黨特務的緝捕，就化名夏忠武。
1939年，豫南、鄂東、鄂中黨委撤銷，統一成立鄂豫邊區黨委。鄭位三任書記，陳少敏任副書記，左覺農為宣傳部長。當時的《七七報》成為鄂豫邊區黨委機關報。左覺農除負責搞好整個邊區黨委的宣傳工作，對《七七報》也傾注了大量心血，先後出版了黨中央領導同志的演講稿和《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作。發行範圍南跨長江，東越大別山，北抵信陽，西過漢水，影響很大。《七七報》在左黨農的直接領導下，不斷發展壯大，成為抗戰時期鄂豫邊區黨委的喉舌，是這個革命根據地歷史最長、影響最大的一種報紙。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它像一把鋼刀插在敵人的心臟。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反動派為搶奪勝利果實，發動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內戰，瘋狂向解放區進攻。
1946年6月，我中原部隊開始了震驚中外的中原突圍。左覺農突圍後輾轉到山東，經華東局分配到遼寧通化，遼寧省委任命左覺農為四地委書記。當時這個地區戰鬥頻繁，鬥爭殘酷，所轄四個縣只剩下一個兩萬人口的靖宇縣，其餘幾個縣都被國民黨占領了。敵強我弱，只有跟敵人周旋。1947年春，東北戰場我軍揭開了反攻的序幕，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至1948年秋，東北即將全境解放。黨的工作重點是發展生產，支援前線，工業戰線急需幹部。左覺農被調到黑龍江鶴崗煤礦局任第二局長，不久任局長、黨委書記。
鶴崗煤礦在日偽時期，受到嚴重破壞，剛剛收復的煤礦，滿目瘡痍，千頭萬緒，百廢待舉。為拯救重創的礦山，左覺農走馬上任，晝夜籌謀復興大計，把幹部職工團結到一起，便大刀闊斧進行全面整頓。礦上很多幹部是從軍隊轉業的，缺乏搞工業建設的經驗。有人問左覺農怎么辦？他鼓勵道：“世上無難事，沒有經驗，可以在實踐中積累，缺乏技術管理知識可以自修。”“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學習學習再學習。搞革命工作就得乾哪行學哪行。”為了提高幹部職工的管理水平，左覺農花費了大量精力組織學習，礦務局成立總學委會，各科室成立學委會，領導幹部分工負責，政治、業務、文化學習一齊抓。左覺農不僅自己帶頭學習，凡要求幹部職工的，他自己一定身體力行示範在先。在“學”方面，他要求幹部“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而他自身孜孜以求，發憤忘食，潛心做“內行”。他還親自組織局機關科級以上幹部學習，並責成辦公室的同志編印了《學習資料彙編》和《鶴崗局報》兩份刊物，指導幹部學習政治理論，提高政策水平，交流經驗推動工作。他先後組織開辦了三所業餘職工學校，三百五十多名工人參加識字班，整個鶴崗煤礦掀起了學習技術業務、學習企業管理的熱潮。左覺農對職工生活非常關心，為了辦好職工食堂，編寫了怎樣辦好職工食堂的小冊子，還籌建了幾處家屬住宅，並對偽滿時期的舊房進行了修繕。為改變鶴崗煤礦的舊貌，作出了貢獻。
左覺農生活簡樸，有時甚至很“吝嗇”。他有一枚普通料子的小方戳，用以簽署檔案。辦公室秘書見質地太差，勸他買塊好點的料子雕一枚，左覺農很珍惜地拍拍小方戳說：“它跟我南北征戰十幾年，又沒犯錯，咋能隨便撤職呢？只要能用就行”。
局裡有一部小汽車，是專為他配的。根據他的年齡、職務，身體健康狀況，完全有理由有資格出門坐車。同志們也都考慮到他體弱多病，勸他坐車，他都耐心解釋道：“出門坐車，越坐人越懶。近處不坐車可以節省汽油，步走也可以了解一些情況，還可以鍛鍊身體，汽車留給路遠的同志坐。”在他的影響下，其他領導同志除事緊路遠外，一般都不坐車。
儘管病魔纏身，左覺農還是滿懷信心，常常樂觀地對同志們說：“我還可以為黨工作十五年”。“我還準備了好幾塊油布，等全國解放坐膠輪大車進關。”說著哈哈大笑。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為人民謀利益視為自己最神聖的使命，倡人民之公利，國家之公利。馬克思指出：“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么，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但是永恆發揮作用地存在下去，而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毛澤東同志曾反覆強調共產黨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些諄諄告誡，言猶在耳，豈敢須臾忘懷！古今中外，凡名垂青史者無不為民為社會而奉獻，凡遺臭萬年者無不為著一己之私、之貪、之欲而奔波。
1949年3月，左覺農的病情更加惡化。1949年6月10日，左覺農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他永遠離開了我們。6月12日，鶴崗礦務局為左覺農舉行了追悼會，東北局由李富春主祭，朱理治，陳郁等同志參加了追悼會。左覺農同志逝世的噩耗飛過關塞，越過江河，傳到湖北，人民不勝悲痛。7月26日，《長江日報》同時發表了李先念、鄭紹文、劉子厚、李實等同志的紀念文章，回憶左覺農一生的革命歷程，並作了高度評價。李先念在《紀念夏忠武同志》一文中寫道：“在長期黨的鍛鍊中，忠武同志一貫忠於黨的事業，始終服從黨的組織，沒有從個人出發的權力地位思想，具有坦白直率，艱苦樸素，認真負責的高尚品質。”並稱讚他“是革命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的可貴的典型”。
左覺農、袁書堂、張蔭遠等同志是老河口地區從事革命教育的先導。他們堪稱高素質的教師，具有堅定的政治信仰，具有獻身教育的道德品質，且具有把理論運用於實踐的能力。“教好書育好人”，是他們教育思想的核心。目的是把受教育者培養成社會需要的人。他們獻身教育的精神一直被人們所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