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讀互助團。是由李大釗、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王光祈等17人聯合發起並募集經費，達到教育和職業合一的理想。僅僅兩個多月後，工讀互助團第一小組宣布解散了。它震動了新文化界、知識分子群體。又一年，當工讀互助運動無聲無息地消亡後，那些原來的發起人、參與者，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毛澤東、施存統……紛紛建立起了自己的共產主義小組。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工讀互助團
- 正式成立時間：1919年3月
- 目的：幫助北京的青年實行半工半讀
- 失敗原因：經濟危機，經費不足
失敗原因,詳細過程,“共產”風波,經濟危機,解散,一個時代的結束,
失敗原因
1。“工讀互助團”實踐活動失敗的根本原因是：在中國社會沒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之前，點點滴滴的改造是行不通的
3。意見分歧。
該團規定：第一，團員須每天工作4小時。第二，團員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團體供給；團員所需的教育費、醫藥費、書籍費，由團體供給；惟書籍為團體公用。第三，工作所得歸團體公有。北京工讀團成立後分為4組。第一組設在北京大學附近；第二組設在北京專門工業學校、法文專修館、北京師範學校附近；第三組設在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附近；團員全是婦女，稱“女子工讀互助團”；第四組設在景山東松公府夾道8號。
北京工讀互助團成立後，上海、天津、南京、武昌、廣州和揚州等地也開始成立各種名稱的工讀互助團。
詳細過程
後來，第一組成員施存統這么回顧自己對工讀互助運動的最初理解：“……工是勞力，讀是勞心，互助是進化。工讀互助，是人的生活；工讀互助團，是做人的團體。我們以為要做人，就要入工讀互助團。……一邊勞力，一邊勞心；終生工作，終生讀書……”
正因此，在“《非孝》事件”發生後，他才與三名同學趕赴北京、加入工讀互助團。
加入工讀互助團後，他們那樣地激動、驕傲。以施存統為例，他反覆強調，這是個“終身以之”的團體，“我即是團、團即是我”，“團的利害，就是個人的利害”；以俞秀松為例，離家出走、抵達北京後，這個富家子弟當即給自己的父母寫了一封長信，宣布與他們脫離關係：“……我來的目的是：實驗我底思想生活，想傳播到全人類，使他們共同來享受這甘美、快樂、博愛、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
這是與家庭決裂的宣言，也是個體理想的書寫。為了這個宣言、這種書寫，他們投入了陌生、清新而又激情滿懷的生活。加入第一組後，他們起初負責洗衣服、製作信紙信封之類，儘管“收入都很少”，他們還是夜以繼日、不知疲倦；不久，第一組主要收入來源“儉潔食堂”開張了，他們以無比驕傲的心情，在食堂牆壁上貼了這么一副對聯：“寧流額上汗，毋染手中血”……
這是對軍閥、政客乃至千萬民眾的告誡；它也是對自己的告誡：獻身、實踐、改良、創造，這就是“第三代人”對自己的最初期許。他們要成為這個“萬惡社會的保險團體”，他們要成為未來“少年中國的模範團體”；為此，他們告別了過去的生活，他們兢兢業業地充當起了夥計、跑堂、業餘教師、手工匠人乃至洗衣工、洗碗工的角色，他們忘記了自己曾經是少爺、“洋學生”和中產子弟……
然而，無論他們怎么努力，一個多月後，小組危機還是出現了。
“共產”風波
一開始，小組的危機，似乎是“人的問題”。
好奇、衝動、喜好嘗試、易變……是青年人的普遍特點。工讀互助試驗興起後，各地報名者猶如過江之鯽，然而，小組聯絡人很快發現，許多人純粹抱著湊熱鬧的態度。以第一組為例，1月20日，《新青年》刊載了十五名成員名單，然而，僅僅兩天后，《晨報》發表的一則報告寫道，“家斌、周方二人，現已出團，故不列入”……
大浪淘沙後，十三名青年開始集體生活了。起初，他們異常融洽，相互視為“同志”。他們“每星期至少開會一次”，談論著未來的工讀互助社會。傅彬然後來回憶說，“……曾經把團員的衣服都集中起來，分類放置。只要誰愛穿，誰都可以自由檢來穿。這是我們對所憧憬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理想的嘗試”……
然而，對工讀互助社會的不同理解，很快引發了衝突。
收入歸公，是《工讀互助團簡章》明文規定的，成員們對此並無分歧。但，入團之後，一些成員還不時收到家裡的匯款。這部分收入該不該歸公呢？倘若不歸公，工讀互助的意義何在？倘若不歸公，幾個人饒有餘資，大部分成員節衣縮食，小組又怎能維持下去？……正是這些考慮，引發了小組“共產”的爭論。
爭論產生了兩個結果。其一，大部分成員決議共產；其次則是施存統後來回顧的，“主張不合，自願退團者五人”……
五人退團前夕，“團體非常緊張，差不多要破裂的樣子”。對此，王光祈非常著急，“跑到我們團里來，向我們幾個主張激烈點的人疏通……主張不要太趨極端”（施存統，《“工讀互助團”底實驗和教訓》）。但施存統等人認為，這是關乎工讀互助理想的根本問題，萬難遷就，“所以對於若愚的勸告毫不採取”……
激烈、“極端”，又何止這一次？“共產”風潮後，接踵而來的是“脫離家庭”風波。
為什麼會發生“共產”之爭、使團體瀕臨分裂呢？還不是因為老朽、腐爛的舊家庭制度！不脫離舊家庭，團體將時時籠罩在它的陰影下；不破壞舊家庭制度，美好的工讀互助社會就不會產生！……在寫過《非孝》、並引發軒然大波的施存統等看來，“家庭制度是萬惡之源，非打破不可”，“脫離是打破之先聲”……
由此引發的，是一場曠日持久、“極傷感情”的爭論。施存統後來說，爭論尚未結束，“退團者也有一人”；而全體決議脫離家庭後，“退團的還有兩人”。
八個成員退團前後，又有六名青年先後加入第一組。一個異常激進、“全體一致”的團體出現了：談論婚約問題時，“離婚的離婚，解約的解約”；談論學校問題時，“退出的退出，改為旁聽生的改為旁聽生”；談論男女共同生活問題時，女團員繆伯英的態度比大多數男青年還要激進……施存統後來回憶，“這幾個問題解決後，精神上很有幾天愉快。我們那時以為，我們的無政府、無強權、無法律、無宗教、無家庭、無婚姻的理想社會，在團里總算實現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樂”……
然而，接踵出現的，是經濟問題。
經濟危機
如果說，各小組風格不同，第一組因聚集了施存統、俞秀松、何孟雄等激進青年，因而衝突不斷的話，那么，一兩個月以後，經濟問題成為工讀互助團的普遍危機了。後來，施存統留下了一份饒有意味的賬單，它折射了工讀互助團的必然命運。
第一組的營業，分為電影、洗衣、印刷、食堂、英算專修館五種。大約1月20日，領取130元開辦費後，電影股開始在各大高校輪流放映。起初，這份營生頗讓團員們興奮，它符合青年人的性情，並且很輕鬆，“不過只管收票、賣票的事情”；一開始生意也還興隆，“在女子高等師範演了三次，承她們同學的好意，高興來看，每次賣了二百左右張票”……
但此後生意時好時壞；寒假前夕，“一連好幾天生意冷落”。一個多月的維持後，團員們算了一筆賬，發現三十元盈餘主要來自姑娘們的捧場。於是，在匆促的會議後，電影股解散了。
電影股之後，又一個被停掉的，是石印業務。石印分為印信紙、印信封兩種，“做的人一個兩個不一定”。它的利潤異常微薄，並且不時滯銷；不久，“大概賺三元”、還不夠飯錢的結果出現了，它也就被“辦理結束”了。
最讓人啼笑皆非的，當屬洗衣業務。洗衣股有四個人，“每天作工五點鐘”；但接連三四天，“收了還不到二十件衣服”。無奈之下，施存統只好去找學生宿舍的齋夫，讓齋夫幫忙代收。“齋夫幫洗衣局收衣服，每件是得到百分之二的報酬……我們加他百分之三。”施存統後來回憶：“我們以為這樣一定有衣服洗了……”
出乎他們意料的是，齋夫轉身就去找洗衣局，以此為籌碼討價還價，“一定向洗衣局要求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更可笑的是，這一天，施存統去收衣服時，在齋夫房裡和洗衣局的人狹路相逢……
“（洗衣股）辦了兩個多星期，僅僅收入七十幾枚銅子”。而在電影、石印、洗衣幾股紛紛停業後，更大的危機發生了：食堂辦不下去了。
食堂地址在北大沙灘校區附近，以北大師生為主要顧客。一開始，這個名為“儉潔”的食堂似乎生意興隆；它只有三間房子、五張餐桌，於是，兩個多月後食堂擴大規模，“另租兩間房子，增添五張桌子”。
就是這次“擴充”引發了食堂危機。團員們很快發現，“生意既不發達，開銷又比前大”；而十幾天以後，不僅“每天要虧本一元五角”，料理食堂的共有八個人，“連這八個人的飯都沒得吃”！……
施存統後來談到，“食堂無異是我們的根據地”，“差不多我們這回失敗，形式上都是它的緣故”……值得一提的是，直到此時，施存統還沒有發現食堂失敗的真正原因：它的大部分收入來自外賣、學生“包飯”，來飯堂點餐的顧客很少很少；擴大店堂規模，在增加開支之外，絲毫無助於食堂生意。
更富有意味的是，五種營業中最賺錢的，當屬僅有兩名團員、區區七八名學生的英算專修館。前後兩個多月，它僅支出兩元，收入七十餘元……
解散
1920年3月23日，在“萬難支持”、無法維持生活的情況下，工讀互助團第一組解散了。施存統寫道：“開了一個會，議決各人自由另找工作。工讀互助團的主張，從根本上推翻了！……”
第一組的解散，震動了新文化界、千萬知識分子。
4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五期上，王光祈、陳獨秀分別發表文章，探討第一組失敗的根源。在《為什麼不能實行工讀互助主義？》的標題下，王光祈以一個副標題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是人的問題，不是經濟的問題”。
王光祈列舉了種種問題，人浮於事、浪費較多、經營不善、感情不融洽、“互相懷疑”、精神渙散、一些人“不肯努力作工”、一些人不了解工讀互助團“深厚遠大的意思”……他並反思了自己的責任：雖經審慎挑選，但知行合一的團員“實不多見”；他說，“今日演出此種現象，完全是我當日急於組織成功的罪惡”！
或許，最令他耿耿於懷的，卻是他一語未及，但令第一組“感情大壞”、不得安生的易群先事件？
如前所述，易群先是國會議員易夔龍之女，因反對父親的婚姻安排，出走北京參加工讀互助團。她漂亮、活潑、大膽，“差不多每個團員都喜歡她”。這一天，易群先告訴施存統，她與何孟雄自由戀愛了。這句話引起了軒然大波。
施存統後來說，他對此“又驚又喜”。但幾天后，幾名成員連夜開會，以妒怒交加的態度逼迫何孟雄承認錯誤；一怒之下，易群先遠走天津。這么一來，事情愈演愈烈，那幾名成員決議驅逐何孟雄、施存統、陳公培和易群先……
在王光祈看來，這是“人的問題”的明證。陳獨秀也認為是“人的問題”。他並轉引了一名成員的來信，“只可說第一組的人失敗了，並不是工讀互助團不能辦”。而對此，胡適站在“原教旨”、實用主義的立場上，嗤之以鼻。
遠在工讀互助團發起不久，在一次演說中，胡適就批評工讀互助運動“名實不符”、掛羊頭賣狗肉。他說，17名發起人中，“有幾個人的目的並不注重工讀，他們的眼光射在‘新生活’和‘新組織’上。因此只做了一個‘工’的計畫，不曾做‘讀’的計畫”……
這個批評，針對的無疑是王光祈、陳獨秀。胡適認為，這是計畫的“根本大錯”。因為這個錯，“工作的時間太多……沒有做學問的機會”；因為這個錯，工讀變成了“挨役”，“只有做工的苦趣，沒有工讀的樂趣”；因為這個錯，工讀互助團朝不保夕、困難重重，“但他們對於家庭、婚姻、男女、財產等等絕大問題，都早已有了武斷的解決，都早已定為成文的戒約了”！
那么，胡適怎樣理解工讀互助運動呢？
胡適談到，美國至少有幾萬人過著工讀生活，但在他們自己看來，這是極平常、極現實的選擇；他說，“工讀主義只不過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換一點教育經費，是一件極平常的事……算不得什麼‘了不得’的新生活”；他並刻薄地挖苦道，“用不著掛什麼金字招牌……如不能使團員有自修求學的工夫，那么，叫他泛勞動主義也罷，叫他新組織也罷，請不要亂掛‘工讀主義’的招牌”……
如果說，王光祈、陳獨秀、胡適等人，都還在工讀互助團範圍內探討問題的話，那么，戴季陶、施存統的思考，則指向了工讀互助團背後的那個社會、那種制度。
一個時代的結束
1920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定名三十四周年。這一天，戴季陶創辦的《星期評論》發行了“勞動紀念號”；在這一期雜誌上，這個深研馬克思主義、曾翻譯《資本論解說》的
國民黨元老，發表了《工讀互助團與資本家的生產制》一文。這篇學養深厚、冷靜精闢的長文，為工讀互助團的失敗提供了一個新解釋。
戴季陶反對胡適的“原教旨”立場。他說，個體出路與“分工協作”、“勞工神聖”觀念的結合，是工讀互助團的出發點；王光祈為“工讀互助”而發起，團員們也是為“工讀互助”而不是單純的工讀而來，美國工讀主義是什麼樣的，和工讀互助團沒有關係。所以，“不能因此便說他們要解決‘婚姻問題’、‘財產問題’有什麼不對，更不能在他們的理想上面便去加上武斷兩個字”……
那么，工讀互助團為什麼失敗？這些思想與生活相衝突、因此追求新社會的青年，他們的出路又在何方呢？
戴季陶認為，工讀互助團失敗的根源，在於財產私有、大機器生產與資本化社會；一句話，在於資本主義制度。大機器擠壓著作坊、工場、手工業者，讓他們無法抵抗地、“一步一步的立在劣敗的地位去”；它並席捲、壓迫著大多數人群，職員、農夫、商業雇員、學生……以農夫為例，他的紡車閒置、他的失去手工兼職、他的被迫購買商品，都是明證，更不必說未來農機和工業化農場的出現了；以學生為例，古代求學的人，只要有兩本破書，“都可以咀嚼出許多高尚的哲學來”，但如今，學制也已經工業化，它逼迫大部分學生脫離鄉村、繳納學費、積年累月。而這也是工讀互助運動的成因之一。
在資本的擠壓下，手工業者、小商人、中產農民……“中流階級的貧民化”已經是一個趨勢。戴季陶說，“市場上面手工業工人的生活難，就是工讀互助團團員的生活難……因為工讀互助團里的設備，還是手工業的設備”；又何況，他們經驗不足、熟練程度差、協作不流暢，更何況，手工業者起早貪黑，而工讀互助團卻有一個必要條件，“勞動時間少”。他認為，“我想這是把最困難做到的條件，做了必要條件”……
正因此，工讀互助團的“作工”時間不斷增加，從四小時到六小時、八小時，乃至十小時；也因此，工讀互助團的失敗是注定的……
那么，他們該向何處去呢？
如果說，戴季陶的上述分析，無一不以《資本論》為理論基礎，那么，他的建議與呼喊卻有著“工黨”色彩、合法鬥爭的鮮明傾向。他大聲呼籲：“投向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工場去！”
他說，既然資本化不可抗拒，“獨善其身、獨善其家、獨善其國，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還不如走進工廠、組織工會，“謀工場勞動者的團結”；他說，“時間問題、工銀問題、幼年保護問題、婦女保護問題、社會的保險、勞動者住宅、教育、娛樂、慰安，都是只有靠勞動者的團結與奮鬥才可以解決”，這是唯一的辦法……
也是在這一期雜誌上，年僅22歲的施存統，發表了長達萬餘字的《“工讀互助團”底實驗和教訓》。此後幾十年，這篇文章被反覆轉載、不斷引用。
在這篇長達萬餘字的長文里，施存統以真誠、悲憤、略顯偏激的情感，回顧了工讀互助團第一組的營業、賬目、生活、工作、衝突、危機，陳述著他的理想、激情、希望、失落、傷感、憂慮……他說，“對於工讀互助團，抱有莫大的希望，希望將來的社會……成為一個工讀互助的社會”；他直言不諱地宣稱，經過三番五次的討論，他們擬定了實施步驟，“第一步鞏固團體的基礎……第二步擴張我們的團體，實行主義的宣傳。第三步聯絡各處的同志，結成一個大團體，實行世界革命”……
對自己的偏激、“極端”，他並不後悔。他說，“幸而這幾位不贊成共產的團員，自己願意退團，讓我們試驗新生活”；他說，“我們這種態度，自己也很以為不好，不過我們為團體著想，只希望團的基礎打得穩固”。他並不避諱易群先事件的影響，“直到群先離團、外面攻擊、適之演說，於是感情大壞、精神愈散，團體已不能一日存在”……
在所有當事人中，他是唯一一個談及易群先事件的。
他激動地質問胡適：“適之稱我們為武斷的解決……但我要請問適之：你沒有成為學者的時候，有沒有問題？你如有問題，而且也要解決它，那么是不是也和我們一樣的武斷解決？我以為武斷的解決，比不解決總要好一點！……”
不僅胡適。他也不滿王光祈的結論。他說：“我以為他們兩個有同一的謬誤，就是太相信自己的理想，不顧事實怎么樣。若愚相信工讀互助團定可以組織，所以一切失敗都歸罪於人的身上；適之相信實行工讀定可以維持生活，所以一切失敗都歸罪於主義身上……”
那么，他認為工讀互助團失敗的根源是什麼呢？
和戴季陶一樣，施存統將根源歸結於社會。他說，“現社會的組織是資本主義的組織，一般平民都做資本家的奴隸”；他說，“凡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底下……都要直接間接受經濟的壓迫”……
不僅如此。工讀互助團的努力，有什麼意義呢？賺了一些錢的電影股，承蒙的是女子師範姑娘們的好意，“她們的錢是哪裡來的”？賺了一些錢的英算專修館，學生大多是富家子弟，還不是替資本家作工！不管願意不願意，承認不承認，活在這個社會、這種秩序里，都參與乃至贊助著資本主義的運轉！
儘管如此，他說，“我們並不因此懷疑共產主義（作者按：非專門名詞，僅指財產公有）。我們因此更信共產主義。……我們最敬愛的朋友，不要因為我們一時的失敗，就去懷疑我們神聖的主義！”……
那么，該怎么實現財產公有呢？他說，“我們如果有能力把資本家所掠奪去的資本收得回來，那才不至於受經濟的壓迫”；
他說，“從這一次的工讀互助團的實驗，我們可以得著二個很大的教訓……（一）要改造社會，須從根本上謀全體的改造，枝枝葉葉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會沒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試驗新生活。不論工讀互助團和新村。”……
“如果要免除這些試驗新生活的障礙……惟有合全人類同起革命之一法”！
在這樣的評論、回顧和歸結中，1920年10月12日，在《北京大學日刊》，命運多舛的第三組刊登了一則廣告：“諸君要做衣服嗎？請快到女子工讀互助團去！……必能令諸君滿意”；而10月28日，第四組則以“快！清潔”的標題，刊登了食勞軒食堂重新裱糊、更換廚夫的訊息。此時，沒有多少人關心它們的前路了。不久後，這兩個小組連同第二組，連同在各大城市的眾多小組，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一個駁雜而短暫的時代結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