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左學術

作為儒學發源地,孔孟之鄉,齊魯文化源遠流長。作為齊魯文化最高成就的儒學,在包容百家,不斷調整和充實、修正自身以後,獨步天下數千年,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形成和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一般認為,山東在先秦兩漢是學術中心,到了明清時代其中心地位大為削弱。2012年12月28日,由山東人文社科研究協作體主辦,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承辦的“齊魯文化高層論壇之一:明清時期的山左學術”在山東大學舉行,論壇則認為,到明清時代,雖然中心地位有所削弱,但山東的學術仍成就巨大,在很多方面與江浙地區並駕齊驅,可稱明清時期中國學術的三駕馬車。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山左學術
• 發源時間：秦漢時期

簡介

作為儒學發源地,孔孟之鄉,齊魯文化源遠流長。作為齊魯文化最高成就的儒學,在包容百家,不斷調整和充實、修正自身以後,獨步天下數千年,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形成和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一般認為,山東在先秦兩漢是學術中心,到了明清時代其中心地位大為削弱。2012年12月28日,由山東人文社科研究協作體主辦,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承辦的“齊魯文化高層論壇之一:明清時期的山左學術”在山東大學舉行,論壇則認為,到明清時代,雖然中心地位有所削弱,但山東的學術仍成就巨大,在很多方面與江浙地區並駕齊驅,可稱明清時期中國學術的三駕馬車。

三足鼎立

名稱來源

山左是山東省舊時的別稱,因中國古代,坐北朝南,而山東整體上位於太行山之東,故也將山東稱為山左。長期以來,學術界對齊魯學術、特別是對明清時代山左學術的整體性探討付之闕如,一方面使得對山東學術缺乏總體認知,另一方面也使得對齊魯文化的探討長期停留在一個層面上。為了夯實齊魯文化的基礎,進一步加強山東省內社會科學界的交流以形成齊魯文化學術研究的新高潮,山東研究齊魯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學者等70餘人云集此次高層論壇,並獲得豐碩成果。

文人學者

學者林立

山東作為孔孟之鄉,儒家文化的發祥地,歷史上的山東學術輝煌,在先秦兩漢時期是中國學術的中心。隨著儒家思想成為國家主流文化思想,人才選拔以儒家經典為依據,儒家學術深入到全國每個角落。

歷史發展

山東省的地緣優勢體現在傳承弘揚儒家文化傳統方面,由此而帶動了山東學術文化在各個領域的發展。就明清來看,山東學術迎來了自先秦兩漢以來另一個大發展期。分而言之,就明代而言,明代文壇前七子之一的邊貢,後七子的領袖李攀龍、重要成員謝榛,明代散曲第一人馮惟敏,嘉靖八才子之一的戲曲作家李開龍,著名書法家邢侗,著名軍事家戚繼光都在各自領域成就非凡。
到清代,山東學術則更上層樓。就全國頂尖學者而言,在經學方面,張爾岐、孔廣森、顏光敏等在學界影響巨大,其中,張爾岐對三禮學、尤其是《儀禮》的研究獨步整個清代,使顧炎武也自嘆不如,“論近世經學創始之功,稷若(張爾岐)實足與顧、閻、胡比武”；孔廣森在清代首倡今文經學,從而揭開了清代今文經學復興的大幕。在文學方面,王士禛作為清代著名詩人,論詩創神韻說,康熙時主盟詩壇；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堪稱中國古代神怪小說的最高峰；孔尚任的《桃花扇》,“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由於其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完美結合從而達到“中國傳奇的巔峰”。在史學方面,馬驌《繹史》以紀事本末體為中心,兼容編年體、紀傳體、學案體的優點,堪為“體制之別創”,不但開乾嘉考據學派考史之風,而且達到了當時中國古代研究上古史所能達到的新高度；柯紹忞著《新元史》,列“二十五史”之殿軍。在自然科學方面,薛鳳祚在科技領域首先引進哥白尼天文學體系和對數理論,從而奠定了清代“疇人之首”的地位。在文字語言學方面,郝懿行遍注《爾雅》、《山海經》等經典,與乾嘉考據學派中堅王念孫、王引之父子齊名；桂馥、王筠、許翰致力於《說文解字》研究,成績斐然。在古書輯佚方面,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輯佚唐以前佚書700多卷、594種,為蒐集和保存中國古代文化典籍作出了可貴貢獻。在金石學方面,“山左金石最富,……而考證亦日益精審。故鹹同光間金石學度越前古,而山東學者為之魁。”其中,黃松、吳式芬、劉喜海、陳介祺、丁彥臣、王懿榮都功力深厚,享譽學林。總的來看,正是由於明清時代山東學術成就斐然,延續到現代,造就了像日照王獻唐,臨清季羨林、平原任繼愈、棲霞牟宗三、聊城傅斯年、榮成張政烺等影響學壇的大師級人物。

運河與學術繁榮

明清時代山東學術之所以能夠繼先秦兩漢迎來另一個高峰時期,原因不外有四。

原因一

元朝大運河改道之後,山東特別是山東西部成為南北交通的樞紐,使得山東商品經濟迅速發展,不但為明清山東學術的崛起提供了物質基礎,而且也使山東學者有更多嶄露頭角的機會；比如張爾岐,雖“熟讀經史,兼及諸子百家,旁及太乙、奇門之學”,但交遊的圈子基本不出濟陽縣,論學質疑的對象也只是同縣的幾個師友,所以聲名一般。45歲與顧炎武定交後,因顧炎武的引介,張爾岐受聘參與康熙朝山東省志修纂,交遊為之日廣,局面為之日廓,朝夕相處切磋學問者除顧炎武外,還有薛鳳祚、李煥章、劉孔懷等飽學之士,隨著與這些學者的深入交流,張爾岐的學問突飛猛進,最終躍居一流學者之列。

原因二

齊魯文化的深厚底蘊與明清尊崇儒學的國策,使山東學術發展擁有了堅實基礎和發展動力。明太祖改革科舉,以儒家四書五經取士,及清朝,清朝諸帝對儒學的提倡更是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康熙、乾隆更是數次造訪曲阜孔府。上行下效,社會上尊孔之風蔚為大觀。這一切,不但對明清山東學術的發展提供了不竭動力,而且使得山東的學者們有了更高的起點；比如孔子六十四代孫孔尚任,他年輕時期科舉不順而鬱郁不得志,1684年康熙南巡北歸,特至曲阜祭孔,37歲的孔尚任由於在御前講經,得康熙的賞識而被破格授予國子監博士,由此,孔尚任輕易跨過阻擋大多數清代學人的科舉門檻而進入安心創作時期。

原因三

山東地域之內良好的學術資源環境也為明清山東學者提供了施展的舞台。比如以古代銅器碑石等為研究對象的金石學自產生伊始,山東學者的成就就引人注目,而到清代,山東學者更是金石學領域的弄潮兒。這種局面產生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上古秦漢時代,作為華夏文明核心區重鎮的山東境內文物眾多,這種客觀基礎使得其他地域學者在一開始就很難與山東學者競爭,比如陳介祺和王懿榮。陳介祺雖出身於官宦世家,且自幼勤奮好學,聰穎強記,但早年泛濫諸家,只是小有所成,到中年之後,集中致力於金石文物的收集與研究,最終冠絕清代。粗略統計,他收藏中僅三代、秦漢古印一項,就有7000餘方,商、周古鐘11件,商周銅器235件,秦漢器物80餘種,以及秦漢刻石、各種古錢、陶、瓷、磚瓦、碑碣、造像、古籍、書畫等精品達萬件以上,其中的毛公鼎馳名中外。1850年(道光三十年),他在家鄉濰縣城內舊居建成“萬印樓”一幢用於存貯自己收藏品。在許瀚、吳式芬、何紹基等人協助下,他將所收藏的古印、封泥反覆鑑別,系統整理,編成《簠齋印章》。而這些成就不能不說有地利因素使然,這是其他學者難以望其項背的。正是在這種地域學術環境薰陶下,王懿榮最早注意到殷墟甲骨的文物價值,由此拉開了現代甲骨學的序幕,雖然後來甲骨學以大名鼎鼎的“甲骨四堂”(郭沫若、王國維、羅振玉、董作賓)為中堅,但“甲骨第一人”卻只能是王懿榮。

原因四

最重要的還在於,明清時代學者的刻苦精神使得山東學術的崛起成為現實。湧現出一批榜樣人物，如郝懿行,雖進士出身且當時學問名動天下,其妻王照園,亦博涉經史,當時就有“高郵王父子,棲霞郝夫婦”之譽,他由於專心治學,二十餘年官職沒有獲得晉升,“所居四壁蕭然,庭院蓬蒿常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