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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國抗戰的呼聲不斷高漲,汪、周都認定只是唱高調。汪是老牌的親日派,周佛海則是“低調俱樂部”的實際主持人。因為心中抱定日本的武力厲害無比的看法,所以,周佛海早已在自己的家裡做了個地下室,抗戰全面爆發後,知道這個地下室的人,就跑來躲警報,有的還乾脆住幾天。這群“恐日”病患者,每逢空襲就大呼小叫地跑到周家,鑽入地下室,悶久了就發牢騷、說怪話,慢慢地也就形成了一個專門與抗日唱反調的“低調俱樂部”。
正是在這個時候,周佛海與汪精衛商議,又經蔣介石同意,派高宗武、林柏生分別在香港成立“日本問題研究會”和“國際問題研究所”,用蒐集資料做幌子,來往於上海、香港之間,與日軍暗中勾結,進行謀求“和平”的活動。後來,周佛海又乾脆讓高宗武去日本,同板垣征四郎、多田駿等密談,確定以汪精衛作為收拾局勢的對象。陸軍大臣板垣還寫了信,說明這層意思,交給高宗武帶回來給汪精衛。誰知這事被蔣介石知道了,一怒之下破口大罵,還停發了高宗武的經費。可是,汪精衛、周佛海認為自己已經吃準了日本人的意圖,商量之後,決定拋開蔣介石單獨行動。周佛海又派了梅思平趕到香港,與高宗武一起參與對日本方面的秘密談判。
廣州、武漢失守之後,日本近衛首相發表了第二次對華聲明,加緊對國民黨的誘降。汪精衛、周佛海又叫高宗武、梅思平趕到上海,同日本方面的影佐禎昭、今井武夫會談,還簽訂了
“重光堂密約”,由梅思平秘密帶回重慶。汪精衛見了密約,找周佛海去商量,對離開重慶、承擔賣國罵名,汪又有些猶豫,周佛海卻非常堅決,曉以厲害。結果,在陳璧君的配合下,促使汪精衛下定了決心,承認“重光堂密約”,讓梅思平趕回上海,轉告日本方面。這邊則策劃逃離重慶的行動計畫。
這時候周佛海的幹勁最大,他讓楊淑慧帶著子女先去香港,然後自告奮勇充當開路先鋒,以視察宣傳工作為名,到了昆明,安排汪精衛出逃。1938年底,在周佛海等人的安排下,汪精衛、陳璧君、曾仲鳴、陶希聖、陳公博等先後到達河內。汪、周都忘了切不可共事的“誓言”,開始了共同的漢奸賣國生涯和所謂的“和平事業”,周佛海在汪偽集團中的“總軍師”地位
也從此確立。
剛剛開始投敵活動的時候,汪偽集團中的一班要緊人物,有的主張“以在野的立場集契約志,以宣傳和平運動”。而周佛海堅決主張“以在野的立場進而組織政府,以實現和乎運動”。因為在周佛海看來,蔣介石國民黨只不過是風浪中的漏舟,沉沒是早晚的事,日本人只要稍不留情,蔣介石統治就要終結,全國一致的抗日呼聲實際上也只不過是為了推倒蔣介石。不會有其他的結果。因此,周佛海早巳下定決心另攀高枝,再起爐灶。在周佛海的堅持下,“實現和平運動”的主張,被汪精衛和汪精衛集團中的多數人接受。同時,為了加快投敵的進行,防止動搖,到河內後,周佛海就要儘快發表回響近衛第三次對華聲明的“艷電”,甚至大罵汪精衛的老親信顧孟余,威脅如果各位拉倒不乾,回去都有好看。還無恥地說我不過回去向蔣介石“認個錯”,言下之意,跟著汪精衛多年的人,本是蔣介石的老對頭,比我周佛海跟老蔣的關係可差遠了。因此,我周佛海還進退有餘,你們這班人可是過河卒子;有進無退,於是“艷電”搶在了1939年元旦前發表。
一班漢奸到了河內,也由周佛海張羅安排,拼湊出政治、軍事、財務3個委員會,政、軍由汪精衛做主任,周佛海當秘書長,還兼任了財委的主任。這樣,就越發使他的野心膨脹,賣國投敵的積極性和那種一去不復返的勁頭,比誰都足。群奸沒經費無法開展活動,周佛海就去香港銀行界實力人物唐壽民那裡弄來20萬元港幣,漢奸班子人手太少,而且是清一色的文人,周佛海又去想法羅網人馬,拉來原武漢警備司令葉蓬、武漢行營參謀長楊揆一等“武將”,為一班漢奸秀才增色壯膽。
“輸誠”重慶仍遭囚禁
在河內汪精衛遭到軍統特工的刺殺,雖說由曾仲鳴做了替死鬼,可汪精衛等一班人也嚇了個半死。周佛海趕緊先去上海摸底、布置。到了上海,周佛海又同汪精衛一起去東京會見各方主子,汪回上海後,周佛海卻留在日本,就成立偽政權的具體事項,與日方繼續談判。從日本回來之後,周佛海就忙著籌劃偽“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原屬汪精衛改組派的很多人都不願來湊熱鬧,結果多數代表是周佛海從自己在江蘇、浙江的熟人中拉來湊數,偽六全大會總算得以開張。然後,周佛海又忙著同北平的偽“臨時政府”頭目王克敏、南京的偽“維新政府”首腦粱鴻志等人會面,指望拼湊一個統一的偽政府,周佛海東奔西跑,忙得不亦樂乎。接著,又作為“全權代表”再次飛往東京。請求日本主於允許偽政權早日開張,為了早點“正位”掌權,周對日本提出的各種條件全盤接受,總算得到主子的恩準,乾恩萬謝之後,周佛海神采飛揚地回來了。
汪偽集團要成立政府,最難辦的當然是權力和官位的分配。一班人等大都是些黨棍政客、落魄軍官、無行文人,蟻聚在“和平、反共、建國”的旗幟下,引為同志,稱兄道弟,骨子裡個個心懷鬼眙,為的是爭權弄錢。要擺平這夥人,滿足他們的願望實在是件頭痛的事。比如陶希聖,原是改組派的老人馬,汪精衛向來將其視為親信,這次從重慶出來,也勁頭十足;再說
那個高宗武,汪精衛當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時,他就做亞洲司司長,號稱日本通,對汪精衛與日本的勾結,更是鞍前馬後,立下了汗馬功勞。這回“新政府”要成立了,胃口當然小不了。陶希聖公開聲稱要當“實業部長”,堅決不乾油水不大的“宣傳部長”;高宗武則醉心於“外交部長”的迷夢。誰知這樣一來,別說周佛海一關難過,就是汪精衛也無法答應他們.陶、高兩人“壯志”未酬,極為不滿,覺得即使留下也沒什麼幹頭,居然相約逃走,並將《汪日密約》在香港公布,還專門寫文章重點攻擊周佛海。
《汪日密約》公布之後,把汪精衛心情攪得亂糟糟的。內部的爭權逐利,外面的輿論叫罵,將汪精衛搞得焦頭爛額,乾脆叫來“軍師”周佛海,把人事安排的大權全交給了他。這時的周佛海也正躊躇滿志,雖說陶、高的出逃,不啻當頭一棒,氣得他在日記里咬牙切齒罵’高、陶兩動物,今後誓當殺之”,不過汪精衛既然將什麼都交給了自己,得意之餘更認定自己“任重道遠”,所以,賣國熱情空前鬲漲。
1940年3月,偽中央政治會議召開,200多號漢奸當中大半與周佛海沾邊。忙過之後,就搞了一場“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的把戲,這樣偽政府才算正式開張。周佛海身兼要職無數’如財政、外交、特工等部門一把抓。這時的周佛海’得意簡直到了極點,他自己在日記中就多處寫道,這次“和平運動”的實現及“還都”醜劇的上演,“完全系餘一人所發起’以後運動亦以
余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虛生一世也”。“此次還都”各院、各部次長十九為余所擬定,所推薦”。“中央政府即於十分鐘之內在余筆下產生”,“政府事實上系餘一手所造成,暗中頗引以自豪”等等。
實際情形也確實如此。一時間大小漢奸都蟻附在周佛海身邊,指望從周那裡撈得一官半職和油水。搞得陳公博、褚民誼也對周佛海大為不滿,公開發牢騷說事情都要由周先生辦理,我們只能是蓋圖章,結果連日本人也對周佛海另眼相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東條英機跑到中國來,要汪精衛辦理曾經答應過抽調500萬壯丁支援日本的事情,汪一籌莫展’根本沒辦法解決,日本方面就以政府的名義,將周佛海請去東京’施加壓力……事情最後雖然沒有辦成,但足以看出周佛海在汪偽集團中的地位.也就不難理解蔣介石後來為什麼還要借重於周佛海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