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一直是一個大家所關注問題，直到現在仍是這樣。包括雙籍家庭！在古代更是如此，不同的家庭背景也就會有不同的待遇了。接下來，讓我們一起來看一看專業人士是怎樣說的吧！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家庭背景與明代徽州雙籍進士的地位升遷
- 外文名：Family background and its influence on promoting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Huizhou’s double Jiguan Jinshi in Ming dynasty
基本信息,內容簡介,
基本信息
副題名
外文題名
Family background and its influence on promoting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Huizhou’s double Jiguan Jinshi in Ming dynasty
論文作者
宋長琨著
導師
程歗指導
學科專業
政治學理論
學位級別
博士論文
學位授予單位
中國人民大學
學位授予時間
2008
關鍵字
進士 家庭 社會地位 明代
館藏號
D691.46
館藏目錄
2010\D691.46\1
內容簡介
明代徽州共有454名進士。其中，有149人的登科年齡可考，他們平均登科年齡為32歲；又有156人的任職時間可考，他們的平均任職時間為18年。 454名明代徽州進士中，有三品以上高官129人，其中主要任職於中央政府的中央高官30人，其高官機會和中央高官機會的均值分別是28.4%和6.6%。 在454名徽州進士中，有169人為雙籍進士。169名雙籍進士中又有164名屬於徽州人移籍、寄籍或寄居外地的情況。因此，外向流動構成明代徽州雙籍進士的主體。徽州雙籍進士的主要流向地為兩淮、兩浙鹽區，而經濟、政治、思想、文化都非常繁榮的南京、揚州、杭州以及太湖周邊各府縣，是吸納徽州雙籍進士最多的城市和地區。徽州雙籍進士的外向流動，其原因多種多樣，而以商業背景為主。 這樣，明代徽州進士可劃分成兩個群體，一個群體是雙籍進士，另一個群體是本籍進士。雙籍進士169人，占明代徽州進士總數的37.2%；本籍進士285人，占62.8%。兩個進士群體的地位升遷呈現了截然不同的情況。在高官機會上，雙籍進士為32.0%，而本籍進士只有26.3%，雙籍高出本籍6.7%；在中央高官機會上，雙籍進士為10.7%，本籍進士為4.2%，雙籍高出本籍6.5%。另外，在中央官機會、中央官的高官機會、地方官的高官機會、公卿宰輔機會、賜謚機會、正史留名機會等幾個輔助性指標的比較中，雙籍進士也均高於本籍進士。兩類進士在地位升遷上的不同表現，源於他們家庭背景的不同，以及不同家庭背景所帶來的不同影響。 在徽州進士整體中，有官員家庭背景者、有商人家庭背景者和出身普通家庭者，形成在三足鼎力的格局。在304名有家庭背景可考的徽州進士中，有官員家庭背景者占40.5%，有商人家庭背景者占21.4%，普通家庭出身者占38.1%。在地位升遷方面，有官員家庭背景的進士，其高官機會為35.8%，中央高官機會為8.9%。商人家庭出身的徽州進士，其高官機會為32.1%，中央高官機會為7.1%。在明代各歷史階段，商人家庭出身的徽州進士，其高官機會和中央高官機會呈下降的趨勢，在明代晚期，商人家庭出身者，無論在高官機會，還是中央高官機會上，都低於徽州進士的均值。來自普通家庭的進士，其高官機會是26.7%，接近均值而略低，其中央高官機會只有1.7%，大大低於均值。 商人家庭出身者，其數量較少，但頗有競爭力；普通家庭出身者，數量較大，但競爭力有限。有官員家庭背景者，不僅僅占據了數量上的優勢，還在地位升遷的競爭中處在十分有利的地位，他們是明代徽州進士的主導性力量。 官員家庭背景的優勢，更清晰地體現在本籍進士當中。在明代各個歷史階段，本籍進士中有官員家庭背景者所占的比重呈現了不斷上升的趨勢，到晚明，其比重已經高達60.0%，在數量上取得了壓倒性優勢。在高官機會和中央高官機會上，本籍進士中有官員家庭背景者同樣大大高於非官員家庭背景者。相反，本籍進士中普通家庭(含商人家庭)出身者，其高官機會大大低於徽州進士的均值，其中央高官機會更低，為零。 雙籍，打破了這種固有的格局，使得官員家庭的優勢不再顯著。雙籍進士中，有官員家庭背景者的比重，只有34.7%，同時，其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趨勢，在明代晚期，雙籍進士中有官員家庭背景者的比重下降到了26.8%。雙籍進士中，商人家庭出身者一直占有數量上的優勢，占徽州雙籍進士總數的49.6%；如果考慮再加上有官員家庭背景者同時擁有商人家庭背景的情況，其所占比重則為65.3%。這說明，明代徽州雙籍進士的多數人有商人家庭背景。商人家庭出身的雙籍進士，其高官機會是32.9%，中央高官機會為8.9%。從明代各歷史階段的情況來看，徽州雙籍進士之商人家庭出身者，其高官機會和中央高官機會呈下降的趨勢，在明代晚期，這兩個機會分別為27.3%和6.8%，大致與明代徽州進士的均值相當。雙籍進士中，普通家庭出身者數量較少，其升遷機會卻較為樂觀。總的看，在雙籍進士中，有官員家庭背景者的升遷優勢還是非常明顯的，然而，因有官員家庭背景的雙籍進士數量十分有限，所以總體而言，他們是一個弱勢群體。在雙籍進士中，商人家庭和普通家庭出身的進士，在數量上占有很大的比重，他們的升遷機會也遠遠高於本籍進士中的普通家庭(含商人家庭)出身者。 有官員家庭背景者，其優勢地位在本籍進士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而商人家庭和普通家庭出身者，則在雙籍進士中獲得了明顯的優勢。這種變化，與雙籍進士家庭的地域流動密切相關。地域流動，使徽州雙籍進士的家庭模式更發生了重構，他們的家庭不再是徽州傳統的大宗族下的小家庭構造，而形成了由直系血親和從親組成的“擴大了的家庭”模式。這種家庭組織模式，因其以親緣關係為紐帶，而富於凝聚力；因其規模較大，而更增強了團隊合作、共御風險的能力。新的家庭組織模式，既可以在商業活動中，幫助徽商創造了一個個經營奇蹟，同樣在科舉考試和官場競爭中，為徽商子弟的登科入仕和地位升遷提供持續而強勁的推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