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將

亦稱典客，唐末五代藩鎮負責接待使節、賓客、出使等外交職責的武官。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客將
• 外文名：The guest will be
• 拼音：kè jiāng
• 釋義：負責接待使節、賓客的武官

注音

kè jiāng ㄎㄜˋ ㄐㄧㄤ

客將

解釋

一、.亦稱典客，唐末五代藩鎮負責接待使節、賓客、出使等外交職責的武官。

（一）客將、客司——藩鎮的禮儀職司
1．客司和客將的出現
敦煌P.4092《新集雜別紙》是五代後唐之際一件供藩鎮官員與四方交往所用的書儀。在明顯是致節鎮幕府官員的別紙中，有“知客”一首：
比以一間光塵，屢移歲序；空馳魂夢，莫遂披承。昨者軒車到州，方獲款晤；雖慰傾翹之懇，實乖迎佇之儀。曾未啟申，遽然違遠，悚惕依戀，豈任下情。[7]
這封書信的大意是表達對知客的感念之情。寫信人也是藩鎮官員，“雖慰傾翹之懇，實乖迎佇之儀”，說明他在“軒車到州”時，曾受到知客的禮待，故匆匆離去後，要向知客再致謝意。

知客在地方亦稱典客。《舊五代史》卷二十《劉捍傳》稱“劉捍，開封人。父行仙，宣武軍大將。捍少為牙職，太祖初鎮夷門，以捍聰敏，擢副典客。”同書《張遵誨傳》，言其原為魏州人，投奔太原，“武皇以為牙門將。莊宗定山東，遵誨以典客從，歷幽、鎮二府馬步都虞候”。同書卷一一一《周太祖紀》廣順元年（951）正月丁卯制稱“其先於在京諸司差軍將充諸州郡元從都押衙、孔目官、內知客等，並可停廢，仍勒卻還舊處職役”一條亦有諸州郡“內知客”之名。《五代史補》卷三記歐陽彬世為縣吏，“馬氏之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乃攜所著詣府，求見之禮，必先通名紙。有掌客吏，眾謂樊知客，好賄，陰使人謂彬曰：‘足下之來，非徒然也，實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為貺，其可乎？’彬恥以賄進，竟不與。既而樊氏怒，擲名紙於地曰：‘豈吏人之子欲乾謁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為詩曰：‘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為通。’”

無錢買通知客，即不予通名傳達，是藩鎮或州郡知客之職首在送往迎來。晚唐五代中央與地方、藩鎮與藩鎮之間往來頻繁，須有專門待客的職司，但典客與知客者皆非其正式職名。《舊五代史》卷一○九《李守貞傳》記其“少桀黠落魄，事本郡為牙將。晉高祖鎮河陽，用為典客。《新五代史》卷五二本傳略同，唯“用為典客”作“以為客將”。又前述副典客劉捍，《新五代史》卷二一本傳謂“（梁）太祖初鎮宣武，以為客將”，知典客的正式名稱就是客將。客將，《資治通鑑》卷二五八昭宗大順二年（891）三月條胡三省注以為“主唱導，儐贊賓客，漢、晉鈴下威儀之職”。同書卷二五八昭宗天復三年（903）五月條注又稱：“今閫府州軍皆有客將，主贊導賓客，蓋古之舍人、中涓，漢之鈴下、威儀之職。唐末藩鎮置客將，往往升轉至大官，位望不輕。”

案：客將一稱多見記載，其所在機構便是客司。前揭馮培紅文，即提出客司是敦煌歸義軍節度使府內機構之一，負責歸義軍與周邊政權之間的外事交往活動。並指出客司的長官為都客將，一般由節度押衙兼領，下屬又有知客或客將等。但客將客司非歸義軍所獨有，它們不過是歸義軍借鑑內地藩鎮的產物。只是見於文獻無“都客將”之名，而是只有客將、典客或知客以及副典客，也多指客司的負責將吏。此外又有“客司小將”[8]、“客司小子弟”[9]、“客司十將”[10]等名，它們應當也是客將或客司之職屬。此類人物初始官職不高，但不乏有才能者，如曾為“客司小子弟”的李勛後竟中舉，亦領藩鎮為節度使。
2．客司、客將的典客之責
客司、客將屬於武職系統，但顯然並不是藩鎮設立的一般武將官職。如唐末馬嗣勛世為軍吏。因“有口辯，習武藝，初為州客將”；後歸朱全忠，任副典客，“頗稱任使”。宋令詢“閔帝在藩時，補為客將。知書樂善，動皆由禮。”張筠曾被時溥擢為偏將，“累有軍功，後被朱全忠俘獲，“梁方圖霸業，以筠言貌辯秀，命為四鎮客將”[11]。以言貌辯秀，知書懂禮的特點被命為客將，顯然是與客將職能有關的。唐後期五代，來到藩鎮州府的人員非常複雜，有朝廷來使、過往官員、他方將吏、文人學子。所以客司客將的第一大職務便是應接、引見、招待各方面的來人來使。

崔致遠《桂苑筆耕集》卷一九有《與客將書》一首。這件書啟說明崔致遠曾以一介書生遠投藩鎮（即書中的相公、淮南節度使高駢），在“無媒進取”的情況下求助客將。書中極力渲染自己“卻緣雖曾食祿，未免憂貧；趙囊則到處長空，范甑則何時暫熱”的窮愁落魄之境，感謝“將軍”（客將）“許垂拯拔，每賜吹噓”，使自己“得遂獻投”；為了使自己能獲得重用，就連“今欲專修啟事，再獻相公”的事也要與客將商量。說明來人來使，甚至到藩鎮來謀事的人想要見到使主，都必須通過客將介紹安排。客將的推薦是很起作用的，他的職務在某種意義上十分關鍵。

在接待的過程中，一應相關食宿宴設等事，自然也由客司和客將負責。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卷一記載了進士杜荀鶴見梁太祖和午間由掌客設食，攔住不放歸和生病期間由“客司守之，供侍湯藥”的情況。遇有宴會，客司理當安排人選。《玉泉子》記襄州節度使裴均設宴，因“客司漏名”，致使鄭滑館驛巡官裴弘泰耽誤了赴宴[12]。《資治通鑑》卷二八三言閩國主王曦（延羲）暴戾，天福七年（942）八月丙寅，“宴群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強之。繼柔私減其酒，曦怒，並客將斬之”。是客將於宴會中還當祝酒勸酒，招待客人。由此推測，宴會的主持或贊禮人也是客將。

崔集卷一四還有《客將哥舒璫兼充樂營使》墨敕牒一件，內稱“久委賓司，既見與言之可使；俾兼樂職，必期飾喜之克諧。爾其有禮為先，無荒是誡；迎送於燕台鄭驛，指揮於回雪遏雲（“揮”，《唐文拾遺》卷四○作“蹤”）。勿使英賢，或發養痾之誚；須令艷麗，先緘笑躄之聲。事須兼充樂營使”。事涉“樂營使”是個什麽官職。藩鎮皆有樂營，樂者，聲伎也。“迎送於燕台鄭驛，指揮（蹤）於回雪遏雲”是客將迎來送往的常務。由於安排宴餞的同時，少不了歌舞伎樂，於是“須令艷麗，先緘笑躄之聲”。原來，樂營使就是管理這些“艷麗”或者稱營妓的。以客將之職兼充樂營使，是配合他的工作需要。

另外更重要的是客將還要掌握接待中的具體儀節。《東坡志林》卷七記曰：
徐寅，唐末號能賦。謁朱全忠誤犯其諱，全忠色變，寅狼狽走出。未及門，全忠呼知客將，責以不先告語，斬於界石。
誤犯節度使諱是大失禮，客將預先提醒是必須的。當然接待朝廷或其他地方來使時，禮節更是有其特殊的講究和含義。《北夢瑣言》卷五記曰：
唐薛廷珪少師，右族名流，仕於衰世。梁太祖兵力日強，朝廷傾動，漸自尊大，天下懼之。孤卿（指薛廷珪）為四鎮官告使，夷門客將劉翰（捍？）先來類會，恐申中外，孤卿佯言不會，謂謁者曰：“某無德，安敢輒受令公拜。”竟不為屈。

何為“恐申中外”意不明。但此事可參見《新唐書》卷二○三《薛逢附薛廷珪傳》： 子廷珪，進士及第。大順初，以司勛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從昭宗次華州，引拜左散騎常侍，稱疾免，客成都。光化中，復為舍人，累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將先見，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加禮。
原來“恐申中外”就是恐怕來使要行藩鎮拜朝廷之禮，這是正常情況下應有的儀節，但客將卻要求官告使先拜朱全忠，薛廷珪只好佯裝不懂，反說自己不敢受朱全忠拜，就這樣避免了朝廷使臣反拜藩鎮的尷尬局面。

《冊府元龜》卷六六一《奉使部·守節》： 李光序為散騎常侍，莊宗初平中原，與右拾遺曹琛往湖南馬殷冊命。先是，為梁中使往如鄰國禮，或呼殷為殿下，賓幕皆有丞郎給舍之目。光序等至，客司先會謁殷之禮，須遵梁朝舊事。琛謂之曰：“豈有湖南令公稱藩事唐室，復欲天使稱臣哉！如不受唐冊命改圖，即任所為。”既見殷，但呼公而已，其餘學士舍人但呼為判官書記。
這裡記載了馬殷由對梁行鄰國禮到對唐行屬國禮的過程。“客司先會謁殷之禮，須尊梁朝舊事”，說明是通過客司來貫徹禮儀宗旨的。

《舊五代史》卷六八《崔沂傳》： 貞明中，帶本官充西京副留守。時張全義留守、天下兵馬副元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守太尉、中書令、魏王，名位之重，冠絕中外。沂至府，客將白以副留守合行廷禮，沂曰：“張公官位至重，然尚帶府尹之名，不知副留守見尹之儀何如？”全義知之，遽引見沂，勞曰：“彼此有禮，俱老矣，勿相勞煩。”
案梁之西京即洛陽。崔沂作為副留守本是張全義的副職，但客將卻要他按慣例行“廷（庭）禮”也即“庭參”，此是下屬拜長官之禮。所以崔沂只好以問“副留守見尹之儀”（尹職在留守下）為狡辯，拒絕行廷禮。由此三例可見，無論是朝廷或他方來人來使，抑或本藩鎮內部上下級之間，應行何種等級的禮儀都由客將掌知並預告。客司客將作為藩鎮禮賓司的作用由是而知。
3．客司客將的出使交接之職
客將的第二大職能是承擔藩鎮間（有時是敵對雙方）的交接和對外出使之務。這一點也與歸義軍相似。但與歸義軍四鄰多是少數族政權不同，內地的藩鎮須協調處理的主要是與朝廷和其他藩鎮的關係，或是藩鎮間的事務，其間多與客將有關。

《舊五代史》卷二《梁太祖紀》記天佑三年朱全忠借幽、滄稱兵密謀攻魏，遣客將馬嗣勛帶同人馬入鄴城設祭，結果取鄴計謀得手。同書卷一三《朱瑾傳》記乾寧二年（895）春，朱全忠令大將朱友恭攻瑾，後以瑾偽遣牙將瑚兒持書幣送降，即遣客將劉捍去接洽受降之儀。幽州節度使劉守光被晉將周德威圍經年，累戰常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於周。後守光被擒，仍由客將引來見晉王[13]，也說明客將在兩軍作戰中的協調溝通和禮儀作用。

至於客將充當使節的情況更是史不絕書。如前述梁太祖客將劉捍，曾迫使王鎔定城下之盟，此事據《資治通鑑》卷二六二光化三年（900）載情節曲折，但劉捍的作用顯然很關鍵。所以當“太祖迎昭宗於岐下”，便以劉捍為親軍指揮。“天復三年正旦，宋文通（即李茂貞）令客將郭啟奇使於太祖，命捍復命。昭宗聞其至，即召見，詢東兵之事，仍以錦服、銀鞍勒馬賜之”[14]，劉捍與李氏客將郭啟奇往返復命，成為朱全忠與朝廷和鳳翔方面聯絡的使者。

五代十國時期，客將來往於藩鎮或割據政權之間，活動十分頻繁。《資治通鑑》卷二五七記光啟三年（887），唐廷以淮南久亂，命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全忠遣內客將張廷范致朝命於楊行密，以行密為淮南節度副使”。《吳越備史》卷三《忠獻王記開運三年（946），南唐攻福州，閩威武節度使李弘達“遣客將徐仁宴、李廷諤等奉表稱臣”。《新五代史》卷六二《南唐世家》記後漢李守貞反河中，遣其客將朱元來向唐主李璟求援。廣順元年，楚馬希崇代馬希萼，國人不附。部下徐威等“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覺之，大懼，密遣客將范守牧等奉表請兵於唐”[15]。南平王高保融當周世宗征淮之際，“又遣客將劉扶奉箋南唐，勸其內附”[16]。這些活動包括冊命、求援、稱臣、勸降，其身份可稱是禮儀使者。與蕃國的交往也同樣少不了客將。如劉知遠勾結契丹，即“遣客將安陽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17]其中客將所起的作用，亦屬奉表請降的禮儀使範圍。

以上客司、客將對內對外所承擔的要務，使之成為藩鎮不可缺少的重要機構和官職，以致發展到其他一些使職如三司下諸道鹽鐵轉運使額職員中也有“客司通引”官[18]。《冊府元龜》卷四七六《台省部·奏議七》記天福三年三月中書舍人李祥上疏奏節度刺史州衙前職員等事，提出“節度州只許奏都押衙、都虞候、教練使、客將、孔目官，及有朱記大將十人”，其中便有客將。事實上客將既由節度使奏署，便常常是節度使的心腹。他們在藩鎮接待四方來客，在征討或結盟過程中充當使者，是藩鎮形象的代言人。《說郛》卷九○《益州名畫錄》卷上記一則頗有代表性。此則言大中年杜相公悰鎮蜀，起淨眾等寺門屋，請善畫者陳皓、彭堅二人“各畫天王一堵，各令一客將伴之”，很能夠喻示客將對藩鎮的意義。而客將本人在交往過程中的歷練與因此而建立的諸種關係，也可能使他們更易建功立業，或蒙重用。《舊五代史》卷二○《劉捍傳》言“捍便習賓贊，善於將迎，自司賓局及征討四出，必預其間，雖無決戰爭鋒之績，而承命奔走，敷揚命令，勤乾涖職，以至崇顯焉”。同樣，李守貞雖然最初只是“河陽一客司耳”，且“不習戎行”；但是“善接英豪，得人死力”，也聚集力量成為一方叛主[19]。後唐宰相范延光和任永平軍節度使、西京留守的張筠，後晉宰相景延廣更是從藩鎮客將者“往往升至大官”的顯例[20]。而由藩鎮客將遷轉任朝廷閣門使、引進使、客省使則是客將升遷的一條通路，其中又以任客省使者為最多。

（二）客省、客省使——中央機構中的客司客將

1．客省與客省使的設立發展
客將、客司雖然多見於晚唐五代，卻並不能認為就是藩鎮的創造。事實上在有藩鎮的客將客司之前，中央機構中早已有了它們的模式客省和客省使。
客省作為朝廷留止賓客的機構大約南朝即有。《宋書·范曄傳》記文帝使“朝臣集華林東閣，止於客省。”華林東閣是殿名，明客省是在宮中。《資治通鑑》卷一二四謂“客省，凡四方之客入見者居之，屬典客令”。《北史》卷七一《隋宗室諸王·元德太子昭傳》：“及聞蕭妃在并州有娠，迎置大興宮之客省。”是隋大興宮內也有客省。

大約是由於客省置於宮內，故唐初太極宮內的客省便稱為內客省。《資治通鑑》卷二一○玄宗開元元年（713）秋七月“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閒廄馬及兵三百餘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門，召[常]元楷、[李]慈，先斬之，擒[賈]膺福、[李]猷於內客省出。”胡注曰：“四方館隸中書省，故內客省在焉。中書省在太極門之右。膺福、猷皆中書省官也。”四方館是各地上達文書的機構，故胡注將它與賓客留居的內客省聯繫起來是對的。清人徐松《唐兩京城坊考》於“右延明門外為中書省”下即明謂“省內有內客省”，並引《通鑑》及胡注為證[21]。應當注意的是，這個“內客省”與《唐六典》卷一八《鴻臚寺》典客署所說“凡酋渠首領朝見者，則館而以禮供之”的客館不是一回事。鴻臚客館，據宋敏求《長安志》卷七應當是在宮城之外，“承天門街之西，第七橫街之北”，“從東第一，鴻臚寺；次西，鴻臚客館”。另外它在隋煬帝時曾稱四方館，但唐代以四方館隸中書受四方章表，於是鴻臚寺典客署便另置接待四夷使者的客館[22]，說明地方和外夷事務是有所劃分的。唐代客省的設定臨近中書省，基本上可以認為是接待來自地方的“內”賓。黎虎認為客省隸屬於中書省，從最初的情況看有可能是如此。另外東都洛陽也有客省。《唐六典》卷七工部郎中下記上陽宮“玉京[門]之西曰客省院”。作為陪都的客省院，其性質應同於在長安宮內的客省。

不過到了唐後期，長安太極宮的客省被遷至大明宮右銀台門內，開始成為隸屬宮內的機構。《唐會要》卷六六《鴻臚寺》記客省曾一度因來人眾多而挑費過重：
大曆四年（769）七月詔，罷給客省之廩，每歲一萬三千斛。永泰已後，益以多事，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仍於右銀台門置客省以居之。上書言事者，常百餘人，蕃戎將吏，又數十百人，其費甚矣，至是皆罷。
此事《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和《資治通鑑》卷二二五均記在大曆十四年七月，《通鑑》且明謂右銀台門客省是代宗所置。這時唐帝居處、朝見都在大明宮，右銀台門距宮內中書門下宰相機構所在的日華門、月華門都不太遠。安史之亂後，朝廷要應對的“四方奏計”、“蕃戎將吏”諸事龐雜，右銀台門成為宮廷內外的交接處。肅宗時，宦官李輔國就曾“每日於銀台門決天下事”。客省置於此，大概也是為了上書言事的方便，不過這造成了客省接待之務和停留人員過多。其結果是更增加了度支的負擔。

客省的混亂是和代宗朝內外政治經濟治理無序有關的。但是這樣一來，客省接待的來人來客甚至有些內外不分。所謂“蕃夷貢獻未報”似乎不止於藩鎮地方，還有一些長留朝廷的少數民族。所以德宗在清理和省費的過程中，對客省職能也重新作了規劃。除了接受貢獻和朝覲的具體儀節外，少數民族入朝的一般居處接待之事有可能不再經由客省[23]，而由唐後期設定的鴻臚禮賓使及代替客館的禮賓院負責[24]；客省主要是對“內”的職務大概從此更明確了。

可能由於客省仍置在宮內，所以唐史料提到客省有時也稱內客省。《新唐書》卷一四五《元載傳》記李少良罷官游京師，疏論元載罪惡，“帝留少良客省，欲究其事。”同傳又載大曆八年，有晉州男子郇謨欲獻字以言時事。“京兆以聞，帝召見，賜以衣，館內客省”。從史料看不出兩者的不同，《通鑑》卷二二四大曆八年郇謨“館於客省”事下胡注“時於右銀台門置客省”一段引上述大曆十四年史料，說明郇謨所在的內客省即大明宮客省。一九七八年出土的《大唐重修內侍省之碑》記載了乾寧三年（896）以前內外官局的修輯情況，其中便提到客省[25]，也可以證明客省就是內客省。

唐後期長安大明宮的客省於是成為主要招待地方來使的機構。《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貞元四年（788）九月丙午詔節日文武百僚追賞為樂，宰相以下賜錢中有“客省奏事共賜錢一百貫文，委度支每節前五日支付，永為長式”。這個“客省奏事”，《唐會要》卷二九《追賞》同條作“各（按當作“客）省諸道奏事官”，看來諸道奏事官是可以住在客省里的。客省還拘留了一批前來投誠的叛鎮官員如李惟岳弟惟簡、朱滔判官鄭雲逵之輩[26]。所以陸贄《翰苑集》卷一五《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指出德宗自建中以後對於從藩鎮來人來訪者都一律不信任，“鹹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慰而延於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圈閒一也。既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縶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可見客省在宮禁高牆之內，還可以用作軟禁地方來人來使的處所。而無論是從地處宮內還是從主要招待地方來“賓”的意義看，稱為“內客省”都是恰如其分。

2．客省和客省使的對“內”禮儀之務
客省既在宮內，則唐後期即設定由宦官充任的客省使予以管理。客省使除了負責接待地方來使，還有更重要的上傳下達等禮儀節目。《職官分紀》卷四四客省“使、副使”條稱“五代梁有客省使，國朝因之，掌四方進奏及四夷朝貢牧伯朝覲賜酒饌饔餼、宰相近臣禁將軍校節儀、諸州進奉使賜物回詔之事”可以說明。掌四方進奏和賜物回詔即上達四夷使者和地方奏章並傳宣詔命，負責內外上下之禮儀交接，而掌進奏又須與引進、閣門使等相配合。此點趙雨樂前揭書已指出，並據《唐會要》等史料提出客省使在大明宮右銀台門，“如閣門使般承受外廷奏章，再通傳君主之處分。但是，與閣門使比較，客省使之處理奏章對象似為地方之武臣，亦即‘蕃戎將吏’之事務。臣僚奏章之傳遞方式，往往是先經客省使繼而進呈至閣門，反映了客省使與閣門使之配合關係。”這一看法無疑很正確，但兩使比較職能畢竟有所區別。據《職官分紀》同卷閣門使“掌供奉乘輿、朝會、游幸大宴，及贊引親王宰相百僚蕃客朝見辭[退？]、糾彈失儀”。所負責的主要是朝見時一般性的傳宣贊引和糾彈之儀，即宋人所謂“閣門官日日引班，乃今郡典謁吏耳”[27]；但客省使在接受和處理奏章方面卻似乎更直接而權力更重。

根據史料記載，唐後期地方表章箋奏的遞交可以有兩條路，一條即前章已述通過中書省四方館，另一條即客省；前者據鄭餘慶書儀可以通過館驛遞交，後者卻是由藩鎮或州郡派人專達。《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記大和九年（835）三月甘露事變發生後，“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罪名，內官仇士良聞之惕懼。是日，從諫遣焦楚長入奏，於客省進狀，請面對。上召楚長慰諭遣之”；是一例。從唐史料看兩者區別似不大。但一條是宮外一條是宮內，一條是中書一條是內廷，在傳達路徑和方式上都有遠近之別，而後者到達皇帝前可以更快更直接。所以到了五代，兩者便分成了公事內容上的輕重緩急。《舊五代史》卷四《太祖紀》開平三年（909）（《五代會要》卷五《雜錄》作元年）八月敕稱：
建國之初，用兵未罷，諸道章表，皆系軍機，不欲滯留，用防緩急。其諸道所有軍事申奏，宜令至右銀台門委客省畫時引進。諸道公事，即依前四方館準例收接。
這條史料說明，有關緊急軍事申奏的諸道章表，後梁規定是由客省引進的，這種作法其實是相沿唐朝客省傳遞藩鎮章表的舊制，說明通過客省是藩鎮上達軍機和與朝廷取得直接聯繫的一條通路。必須指出的一點是，唐長安大明宮中的客省不但距離宰相機構的中書門下近，而且客省所在銀台門與延英門基本在一條線上，也就是說距皇帝坐朝的延英殿不遠。五代客省的設定大概也本著這一原則，所以《五代會要》卷六《開延英儀》有“南班揖班退，於客省就食”的規定，而《職官分紀》卷四四也說“國朝客省在閣門之西”。這可以理解為什麽通過客省遞表奏事方便，以及客省與閣門、引進等使在傳接上的配合。當然由於職務的相通與兩者本來的聯繫，我們也不能認為客省使與四方館完全無關。《職官分紀》同卷在“四方館”條下說“國朝四方館在朝堂門外，使客（按“客”當作“闕”）則客省、引進、閣門使副兼掌”，四方館由諸使兼掌的情況五代以來其實已很普遍，它只能進一步說明諸使與四方館在上傳下達功能上的共性。

《新唐書》卷二○八《宦者下》： 天子入全忠軍，全忠泥首素服，待罪客省，傳呼徹三仗，有詔釋全忠罪，使朝服見。
天復三年（903）朱全忠進軍鳳翔城下，唐朝廷藉助平盧節度使王師範等力使朱全忠暫時受挫。但此事《資治通鑑》卷二六三記作：“（正月）甲子，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旨釋罪，去三仗，止報平安以公服入謝。”與《新唐書》略不同。案此時昭宗既至鳳翔，則朱全忠不可能在大明宮客省，事實當如《通鑑》所記。胡三省於“命客省使宣旨釋罪”下注曰：“時客省使，蓋通知閣門事，故令宣旨釋罪。”但這個解釋並不一定正確。按照《職官分紀》所說“四夷朝貢牧伯朝覲賜酒饌饔餼、宰相近臣禁將軍校節儀”，客省使須依禮節處置、調停朝廷與“四夷”或“牧伯”間的矛盾關係，如上述“宣旨釋罪”和引進章表都是處理和藩鎮關係的具體表現，其中包含的絕不止是形式。

3．客省使的五代特色
正是由於這一代表朝廷的禮儀交接作用，所以客省使是晚唐內職中的重要職務。客省使之上五代中原朝廷又設內客省使。《集古錄跋尾》卷九述《康約言碑》記墓主於文宗太和開成間曾任河東監軍、鴻臚禮賓使、內外客省使，後升至宣徽北院副使，說明客省使在鴻臚禮賓使之上，宣徽使之下。《全唐文補遺》第三輯大中四年（850）《唐故劉府君（士準）墓志銘並序》記墓主長子劉重約職也為“內外客省使”。內外者，不知是否因職兼內外，但很可能已是五代分設客省使內客省使的濫觴。《舊唐書·昭宗紀》記天復三年十二月辛巳，和崔胤、張濬一起被汴州扈駕指揮使朱友諒誅殺的有皇城使王建勛、飛龍使陳班、閣門使王建襲、客省使王建乂等，自崔胤謀誅宦官以來，王建乂等幾乎是最後一批被殺的宦官當權者。而同卷載朱全忠天佑元年遷帝洛陽並將其身邊所有宦官盡數殺卻後，閏四月戊申，復“敕今後除留宣徽兩院、小馬坊、豐德庫、御廚、客省、閣門、飛龍、莊宅九使外，其餘並停”，也說明和藩鎮打交道的客省使還是非留不可。五代時期，客省使不僅中原朝廷設立，即十國政權一旦建國稱帝，也往往將原來藩鎮時期的客司機構升格。如《蜀檮杌》卷上記天復七年（即開平元年，907）前蜀王建即皇帝位，十月下詔即有“客司為客省，樂營為教坊，使廚為御食廚”等官司職名的改稱。《資治通鑑》卷二七二同光元年（923）二月記吳越王錢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員外郎、客省等使”。反之則降格。如楚馬氏臣服於南唐，唯有客司客將而無客省。南唐當宋朝逼迫之際，不得不於開寶五年（972）二月下令貶損儀制，改客省為延賓院[28]。不設客司者即有客省，官職機構的上下，進一步說明客省是客司的替代，而客省使本身也愈益帶有藩鎮的特色。

和藩鎮體制相配套的，是在朱全忠誅殺宦官後，原內諸司使身分的變化。如趙雨樂前揭書所指出，內諸司使既可由朝廷的承旨、殿直、供奉官的三班官正常遷轉，也可轉向軍職或由軍將直接升遷。“使職與軍職之間，在五代藩鎮政權下，代表著兩種性質頗為相近之帝王元從集團。故此，在轉遷之關係上，彼此有互通之趨向。”[29]五代閣門使、客省使或者內客省使等的一個來源就是藩鎮的客將。如孟承誨，本為（晉）高祖在藩鎮時客將，“高祖有天下，擢為閣門副使，累遷宣徽使”。在遷宣徽使之前孟承誨還任過客省使及內客省使。劉繼勛亦為晉高祖鎮鄴都時客將，“高祖愛其端謹，籍其名於帳下，從歷數鎮。及即位，擢為閣門使”；閻晉卿“少仕並門，歷職至客將，（漢）高祖在鎮，頗見信用。乾佑中，歷閣門使，判四方館”，後又任為內客省使[30]。又如張遵誨、朱弘昭、李仁矩都是由後唐莊宗或明宗在藩的客將升為客省使或內客省使的[31]。王峻、李守貞、李彥韜等也有類似的經歷[32]。
以上客將升為閣門使或客省使、內客省使當然並不都是一步到位，但是任使職者多有藩鎮客將經歷畢竟說明其職能有相似之處。事實上客將在藩鎮的職務移到中央後肯定是擴大了。所以並不是都被客省使所繼承，根據《五代會要》等書記載，客省使、東西上閣門使和引進使都是後梁正式設立的使職[33]。上面已說明一般朝見辭退接引傳遞的“贊引”之務即委於閣門使及引進使，有時閣門使、引進使與客省使職務也有臨時交叉[34]。諸使之下又設副使，並設承旨等官。承旨、副使、使的設定說明客將的職司到中央後複雜和規範化了，但總體上說，在針對藩鎮地方的禮儀和交往方面這些單位是協同負責的，諸使的遷轉大體本著閣門使—→引進使—→客省使—→內客省使—→宣徽北院使—→宣徽南院使的次序，是使職遷轉中一條常見的途徑[35]。這一遷轉途徑說明，為處理中央地方關係而設的禮儀官職是五代中央機構內很核心的一部分，而其發展膨脹正是藩鎮格局下的一大特色。

4．五代客省使的外交職能
五代客省使在處理與地方的關係和事務中作用一如既往，並可以再分為兩方面，即一是上面已指出的在中央對藩鎮軍州的禮儀接待和上傳下達。這裡不妨再舉些事例。如《舊五代史》卷四《梁太祖紀》開平三年七月丙寅敕要求加強大內皇牆使諸門把守，“其逐日諸道奉進，客省使於千秋門外排當訖，勒控鶴官舁抬至內門前。”可見進奉是要由客省使安排，他們是藩鎮進京後必須打交道的官員。所以《新集雜別紙》中有寫明是“客省“的一封：
伏以太保手文星異，足理呈祥；為間代之雄才，作明[時]之偉器。而自三秦著政，八水分憂；當下車之時，既歌來暮（慕？）；及朝天之後，人有去思。今則允踐崇資，盡由睿智。事雖光於省闥，望繼在於藩維；凡在恩知，忻抃攸極。
這位太保名不詳，根據書儀時間，應當是後唐明宗時代的人。他官高位重，是客省的長官客省使無疑。書狀中“當下車之時，既歌來暮；及朝天之後，人有去恩”，“事雖光於省闥，望繼在於藩維”數語不但歌頌他給藩鎮去京城的人帶來好處，而且指明了其本人在藩鎮的威望。此下還有給“承旨”書一封，內讚頌對方功德外復有“夢寐潛通於陶侃（？），就望且異於子牟；凡在恩私，企抃同懇”語，頗疑它的收書人也是一位客省承旨。另在“洺州判”之下又有“前知客尚書”一通：
近因專使西行，已專附狀；必許情懇，尋達聰聰（聼=聽）。伏承參從台幢，卻朝京闕，欣喜之至，不任下情。謹專奉狀陳謝，伏惟照察，謹狀。
這位“知客尚書”從官名看，不大像是藩鎮的客將，而有可能是客省使或副使一類的官員。而且書中特別提到“伏承參從台幢，卻朝京闕”語，似乎是為在上京時受到這位“知客尚書”的照應而表示感謝。

P.2539v《靈武節度使書狀集》的一通書狀註明是給“引進副使薛尚書客省副使楊僕射彥均”的。這封書信是祝賀薛、楊二人“光膺聖渥，允副崇司”的，書中贊他們“道光今古，名溢朝端”，“副一人之啟流，葉百群之傾瞻，佇從紫禁之權，更踐黃樞之貴”；致書人（靈武節度使）並說自己“謬司藩守，早仰恩光”。薛、楊二人才任副使，就得到藩鎮如此的祝賀和禮讚，由此可知客省及引進使職司與藩鎮的關係。卷中又有一件《禮賓引進內省書》，這件書狀對收書人稱司空，但“禮賓引進內省”只說的是職務，官名和所在職司不具體，推測是為引進、客省等使預作的，書中說明“伏自榮膺異寵，美播朝端；雖申深翰之儀，未效獻芹之禮。況叨恩顧，常切感銘。今則有少微誠，具則別幅”。“別幅”即“具馬”書，所以總體上是一件送禮的賀儀。據《刺史書儀》（P.3449+P.3664）刺史得官上任前須辭謝，其“表錢去處”有宮中各門，其中特別提到閣門、客省門和閣門司等，都是請求關照之意。閣門、引進、客省都是藩鎮或地方官員不敢得罪的部門，不但到京城用得著，就是平時也要與之周旋搞好關係，在需要的時候還要送上寶馬等貴重禮物，則上述禮儀職司和客省使等與藩鎮的關係是很清楚的。

另外唐末五代客省使的主要職務雖不是對蕃夷，但相關禮儀實也包括少數民族和蕃國。《冊府元龜》卷九七六《外臣部·褒異三》即有開平三年八月戊寅，梁太祖“御文殿召契丹朝貢使昌鹿等五十人對見群臣。以遠蕃朝貢稱賀，罷，賜昌鹿以下酒食於客省，賚銀帛有差”的記載。《五代會要》卷三○《雜錄》後唐天成元年（926）六月條稱：“從開元定禮之後，本朝故事，對諸番客又並於內殿引對，其殿名曰參殿，事在禮賓使、客省使，不下外諸司。現今施行不一。”舉行於客省的宴會和召見引對事在客省使，說明客省使當此之際是有職責的。

五代客省使的另一職能是常常被派出使。《冊府元龜》卷一九七《閏位部·納貢獻》記乾化二年（912）四月，“客省引進使韋堅使廣州（劉巌）廻，以銀茶上獻，其估凡五百餘萬”。《新五代史》卷四七《劉處讓傳》：“莊宗即位，為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冊府元龜》卷一二三《帝王部·征討三》記天福二年（937）六月，“六宅使張言自魏府使廻，奏范延光叛命，遣客省使李守貞往延光所問罪”。《十國春秋·楚二·文昭王世家》開運三年“冬十二月，契丹執晉主重貴以北。是歲，晉客省使王筠來聘，以國亂未歸”。

同樣的奉使外交活動也常常在十國政權中進行。見於史載如貞明三年（917）十月，“越主巌遣客省使劉瑭使於吳，告即位，且勸吳王稱帝”[36]。貞明五年八月，吳楊行密以狼山之敗，遣客省使歐陽汀通好吳越；長興四年（933）夏四月又因吳越王錢鏐死，南唐遣客省使許確入祭[37]。後周廣順元年三月南唐以冊馬希萼為楚王，以右僕射孫忌、客省使姚鳳為冊禮使。[38]周世宗顯德五年（294）三月（時南唐改元中興元年），南唐李景在奉表稱江南國主並獻上國土的同時，又別遣臨汝公徐遼和客省使上買宴錢二百萬及表[39]。這類出使活動仍包括了賀節壽、貢獻、通好、勸和、問罪、冊禮、歸降等多種。可以說，五代客省使是全面地接收了客將的職能，他們仍是國際間的禮儀代表。
由於客省使常常被中原朝廷或割據政權派遣偵察他國他方動向，所以他們的態度和行為對於其間關係影響頗大。莊宗時的李嚴便是伐蜀戰爭的始作俑者[40]。明宗客省使李仁矩本是去傳達帝旨，令兩川獻錢，卻得罪了節度使董璋，結成讎隙，激反董璋，”[41]致藩鎮與朝廷交惡。因此五代客省使在中原朝廷和其他割據政權交往中負有很大責任，其調節中央地方關係的作用不可忽視。當然承擔此任者也不完全是客省使。例如楊彥詢就是在任為引進副使後“將命西川及淮南稱旨，累遷內職”而到唐明宗時升為客省使的[42]，明宗時閣門使劉政恩也曾被差遣充西川宣諭使[43]。這說明在以上五代幾使中，其職能有時可以兼通。不過，史料關於內客省使具體職事的材料甚少，不知與客省使是否有明確分工。但涉及藩鎮事務和關係，尤其是出使事宜客省使似乎承擔更多。內客省使官職既在客省使之上而在宣徽北院、南院使之下，距離中央權力核心就更近一些。五代愈到後來，使職愈益成為遞進遷轉的一個職級，但與藩鎮地方的禮儀交接事務，仍當由閣門、引進及客省等職司共同進行。

綜上所述，晚唐五代中央客省與客省使的職務與藩鎮客司與客將極為相似，唯官職地位略有不同耳。由於五代政權本自藩鎮而來，所以前者是中央化了的客司客將，後者則是地方化了的客省和客省使。兩者一而二，二而一，其性質的相似，保證了中央地方的禮儀對接。特別是客省、客省使與閣門、引進等使司配合，形成唐末五代藩鎮體制下最具實用特色的禮儀機構。如前所指，“客”的含義即是賓，因此無論客司、客將，抑或客省、客省使，它們處理的都是地方與中央或割據政權彼此政治關係中屬於“賓儀”的那一部分。這個賓儀或賓禮與開元五禮中的賓禮事實上已有對“內”、對“外”的實質區別。藩鎮政治之下割據勢力或政權的交往往往多於對少數民族，故內賓之禮始重而內客機構始興，這為禮儀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內容。不過有一點也應注意，即前述唐末五代隨著客省權力的膨脹和機構擴大，蕃夷事務也部分地歸於客省使。這事實上是藩鎮客將職能內外不分在客省職務上的反映。史料記載反映入宋以後，客省使出使割據政權和藩鎮的機會逐漸減少，但接待和出使蕃夷的事務增加。這就形成了《職官分紀》所說客省使掌“四夷朝貢牧伯朝覲賜酒饌饔餼”的情況，即內、外賓禮由分至合，客省、客省使（當然還包括其他禮賓職司）在相當程度上代替了原來的鴻臚寺。與此同時，藩鎮地方的客司逐漸萎縮，州縣的客司甚至發展為一種職役。中原和南方統一形勢下的禮儀機構雖然沒有回到唐初的原點，卻變成了一種新的格局。

其他史籍及話本記載：

《新五代史·後蜀世家·孟知祥》：“﹝ 孟知祥 ﹞目客將 王彥銖 執 嚴 下，斬之。”

《醒世恆言·鄭節使立功神臂弓》：“﹝大尹﹞回到府，不入衙中，便教客將請眾官來。”

二、指不隸屬於本部之將。 清 侯方域 《寧南侯傳》：“﹝ 左良玉 ﹞入城謁太常公，拜伏如家人，不敢居於客將。”參見“ 客將軍 ”。

三、.泛指書吏衙役。《警世通言·皂角林大王假形》：“客將覆判縣郎中：‘非敢學郎中打噴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