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組成
三姐妹的父親是宋嘉樹,海南文昌人,母親是倪桂珍。母親
倪桂珍出身上海,她這一支母系祖先可以追溯到明末大學士
徐光啟。宋美齡父親
宋嘉樹,又名宋耀如,宋耀如初期並不姓宋,而是姓韓,名教準。宋慶齡祖父韓宏義是個農民,韓教準(宋嘉樹)是其次子。韓宏義夫人為王氏。由於家境貧寒,韓教準12歲時就飄洋過海,到美國找堂舅父謀生,韓教準舅父姓宋,是旅居美國麻薩諸塞州
波士頓經營絲茶生意的僑商,他沒有兒子。韓教準就被舅父收為養子。
大姐宋靄齡,1889年7月15日生於上海;1914年在日本與
孔祥熙結為夫婦;1973年10月19日在美國紐約去世。
二姐宋慶齡,1893年1月27日生於上海;1915年和
孫中山結婚;1981年5月15日加入
中國共產黨;1981年5月29日在北京逝世。
三妹宋美齡, 1897年3月5日生於上海;1927年與
蔣介石結婚;2003年10月24日,在美國
紐約逝世。
宋靄齡
宋靄齡,(1889—1973),文昌人(今屬海南),生於上海。1904赴美國留學,入喬治亞州梅肯市
威斯里安女子學院。1910年畢業後回國。1912年任孫中山秘書。“
二次革命”失敗後與父親宋嘉樹去日本,仍任孫秘書。1914年9月與
孔祥熙結婚。婚前介紹妹妹宋慶齡接替自己的秘書工作,孫中山表示同意。1915隨丈夫回故里省親,幫助丈夫主持銘賢學校事務。1927年支持蔣介石“清黨”反共,促成
蔣宋聯姻。1929年參加孫中山
奉安大典。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支持蔣“剿共”。抗日戰爭時期與慶齡、美齡共同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支持
中國工業合作社,參與組織
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創辦全國兒童福利會,擔任香港傷兵之友協會會長。1947年去美國。1973年10月19日在紐約病故
宋靄齡,自上海出發來到美國,開始了自己的留學歷程。宋藹齡在美求學卻是十分輕鬆而愉快的。宋藹齡就讀的
威斯里安女子學院位於喬治亞州的梅肯市,瀕臨奧克穆爾吉河西岸。市內林木蔥蔥,幽靜閒雅。
威斯里安女子學院創立於1836年,原名為喬治亞女子學院。1843年改名的威斯里安女子學院,附屬於聯合衛理公會教堂。當初學院規模不大,僅有一幢主樓,學生自然不多。其學生來源一般都是南美富裕人家的小姐。後來才增建了配套建築。二十世紀初,主樓由希臘復興時代的建築風格改為維多利亞式的華美樓房,又增蓋了雙層斜坡式樓頂,使之成為“教育用房之最完美的大廈”。
學生宿舍在頂樓且內部裝備舒適,有大洗臉室和更衣室,每層樓還有一間浴室,裡邊有浴盆和瓷製便器。1900年學院又建了一座附屬建築,以為新入學的住宿生提供住處。校園內清靜、舒適的環境,為來這裡讀書的女孩子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學習條件和生活條件。
宋耀如的3個女兒:宋藹齡、宋慶齡和宋美齡,都曾在威斯里安女子學院讀書。後來,這所女子學院也因培養了宋氏三姐妹而名聲大振。
宋靄齡最初在學院裡的“預科班”學習,與她未來的丈夫孔祥熙一樣,她也是這裡的第一個中國留學生。開始的時候,人們都用一種好奇的目光看待她,用一種說不清楚的複雜心理對待她。宋藹齡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但最初她含蓄持重,落落寡合,不苟言笑。就好像全校的學生里只有她懂得一個人真正的價值不在於服飾打扮,不在於她的外表而在於她的學問。
平時沒事的時候,宋藹齡就會站在一旁,去欣賞和研究其他學生的美式服裝。宋藹齡能從一個人的服裝上推算出每個同學的父親到底擁有多少財產。當然這種推斷都是她心裡琢磨出來的。宋藹齡的同學們都把她的沉穩含蓄看成羞怯,而且都以為這個矮胖的圓臉中國姑娘不會給她們構成任何威脅。
但是,宋靄齡的學習成績異常突出,尤其是數學成績,是所有同學都望塵莫及的。
慢慢地,同學們發現這個看上去很莊重、很嚴肅的中國姑娘,實際上待人非常坦率和友善,並且熱情、開朗,很好接近,在音樂和表演方面也很有才華。於是,宋藹齡成了同學們喜歡談論的“熱點”人物。
自從同學們發現了這位中國姑娘的真正性格後,閒暇時都願意聚集在她的身邊,或者懷著極大的興趣擠進她的宿舍,聆聽宋藹齡用甜甜的聲音,講那遙遠而神秘的東方故事。宋藹齡的故事永遠也講不完,她的宿舍成了同學們的“俱樂部”。宋靄齡的嗓音甜潤而宏亮,在家父親又教過她唱歌,這使她在演出方面占有絕對優勢。每當學校集體活動或聯歡時,宋靄齡自然成為引人注目的人物。
這一切都應歸功於威斯里安女子學院格里院長的太太格里夫人。
格里夫人是個和藹可親的熱心腸婦女。是她盡力設法使宋藹齡不感到拘束,慢慢地宋藹齡對格里夫婦產生了終生難忘的感情。宋靄齡變了,變得更加能適應美國的環境。她穿的全是美國服裝,還學會了五花八門的美國俚語,且英語口語也運用自如。到美國僅1年宋藹齡就剪掉了辮子,梳起了流行的高髮式。
宋靄齡的成長還得益於父親的指導。宋耀如經常寫信給自己的女兒,向她介紹最新的上海情況,推薦有關的中國歷史書籍,鼓勵她要自己努力。宋靄齡從父親的信中得到了啟示也得到了力量,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進步。
用東方人的眼光看,宋藹齡的長相併不漂亮,她的外貌常常使人發生誤會。有一天、威斯里安學院的一位教授打量了她一下,說宋藹齡已經變成了一個“漂亮的美國公民”。宋藹齡聽了非常生氣,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反駁說:“我不是美國公民,而是一位中國公民,並且我為自己是中國公民而感到驕傲。”
宋靄齡生活的年代,是一個極為動盪不安的年代。當時中國的落後和美國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為什麼宋藹齡不願做美國公民,而為自己是一名中國公民而感到驕傲呢?也許是因為她的出身、她的家庭以及受的傳統思想的影響造成的,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宋藹齡自始至終都有一顆不變的愛國之心。
為了這位教授的一句話,也為了她初來美國時所遇到的遭遇,宋靄齡的心裡始終憋著一股火。這股火一旦遇到機會,就會發泄出來。
這個機會終於來了。
1906年1月,宋藹靄齡經學院特別批准到北方去了一趟,原因是她的姨夫
溫秉忠到美國的首都華盛頓來了。溫秉忠是受
慈禧太后的派遣,率領一個清朝教育考察團來美國考察美國教育的。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宋藹齡的姨夫溫秉忠率團來到了美國。宋藹齡立即前往華盛頓看望姨夫。見到溫秉忠之後,宋藹齡非常高興,這畢竟是她來美國後第一次見到來自故鄉的親人。
隨後,宋藹齡作為溫秉忠的客人,一同出席了美國總統
羅斯福為中國教育代表團舉辦的招待會。席間,宋藹齡就自己初來美國時的遭遇,向美國總統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並批評了美國的“民主”。當時,這位美國總統也許是被眼前這位中國姑娘的氣勢給“鎮住”了;據說,羅斯福總統當場向宋藹齡表示了歉意。
當時,宋藹齡的父親宋耀如也正在美國為同盟會進行募捐活動。他從當地報紙上得知愛女的表現時非常激動。訊息也在同學們中間傳開了。宋藹齡成了新聞人物,大家都用羨慕的眼光看著她,向她打聽當時的情況。
宋藹齡和姨夫溫秉忠在華盛頓參加完有關活動後,又前往紐約。在紐約,宋藹齡和自己的父親宋耀如重逢了。站在父親面前的宋藹齡已經不是兩年前離家時梳著一根大辮子、臉上充滿稚氣的小姑娘了。她已經變成了一位操著一口流利英語且打扮入時的充滿青春活力的妙齡少女了。宋耀如看著兩年獨立生活給女兒帶來的變化,心裡溢滿了欣慰之情。
父女倆從紐約分手後,宋藹齡返回梅肯市,宋耀如隨著溫秉忠渡過哈得孫河,到
新澤西州的小鎮薩米特去參觀克拉拉·波特溫小姐創辦的一所樸實無華的學校。宋耀如很喜歡這所學校的氣氛,所以他當場詢問波特溫小姐,是否願意錄取他的女兒宋慶齡和宋美齡來這裡就學。
波特溫小姐欣然同意了宋耀如的要求。
宋慶齡
1893年1月27日,宋慶齡誕生在上海一個牧師兼實業家的家庭。她的父親作為孫中山的朋友和同志,是她的第一個啟蒙老師。少年時代,她即負笈異域,在美國接受了“歐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義的洗禮。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專制統治,使她對祖國的獨立、自由、民主和富強滿懷憧憬。父親源源寄來的書信與剪報資料,在她的心中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架起了橋樑。然而,中華民國在搖籃中被扼殺,革命的大潮已經消退,宋慶齡學成歸國改革和建設祖國的抱負無由施展。她徑直到流亡的革命黨人集中的東京,不久即擔任了孫中山的助手,開始了她長達70年的革命生涯。
1915年10月25日,宋慶齡不顧父母的反對,毅然決定與流亡中的
孫中山結婚,以堅定的步伐毫不猶豫地跟隨孫中山踏上捍衛
共和制度的艱苦鬥爭歷程。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他把“和平、奮鬥、救中國”的囑託交給了宋慶齡和他的同志。
1927年8月,宋慶齡出訪蘇聯,以後旅居歐洲4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幾個主要的
資本主義大國,研讀了馬克思的著作,與流亡歐洲的許多中國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土地和農民問題,思想上有了質的飛躍。
當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不斷擴大,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的時候,宋慶齡迅速作出科學的判斷和正確的決策,認為“國難當頭、應該盡棄前嫌。必須舉國上下團結一致,抵抗日本,爭取最後勝利。”她關於全國團結抗戰的思想,與克服了“左”傾教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建立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是相一致的。她並且為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搭橋鋪路,起著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宋慶齡長期承擔了大量的國務活動。與此同時,她把許多精力投入婦女與兒童的文化、教育、衛生與福利事業中。之後她一直擔任
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和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主席職務。1950年,她被選為
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1952年,被選為亞洲及太平洋聯絡委員會主席。
1954年9月宋慶齡當選為第一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
委員長。1959年4月7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宋慶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1965年1月,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她再次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1975年1月,第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她再次當選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978年2月第五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連任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80年8月30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擔任大會執行主席。
1981年5月14日,宋慶齡患的
冠心病及
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惡化。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慶齡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16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予宋慶齡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榮譽稱號。1981年5月29日20時18分病逝於北京。
1922年6月,陳炯明在廣州叛變,要逮捕孫中山。一天晚上,他派出部隊包圍了總統府。凌晨兩點鐘,孫中山接到秘密報告,叛變的部隊要攻打孫中山住的越秀樓了。孫中山要宋慶齡跟他一起撤離,宋慶齡想:如果和孫中山同時撤離,目標太大,很容易被敵軍發現,於是她堅持自己留下,使敵軍誤以為孫中山還在,不會過早衝進府來.這樣就能掩護孫中山秘密撒離。孫中山堅持要宋慶齡一起走,宋慶齡卻堅定地說:“中國可以沒有我,不可以沒有先生。為了中國,你先走。”
孫中山只得忍痛和宋慶齡道別。他身穿長衫,頭戴禮帽,肩背藥箱,化裝成去急診的醫生,由護衛帶著出了總統府,避過叛軍,平安地登上了
永豐兵艦。按照和宋慶齡事先約好的信號,鳴炮三聲,表示平安到達。炮聲傳到了越秀樓,宋慶齡放心地對身邊的人說:“先生平安了。”大家這才鬆了一口氣。
凌晨兩點半,叛軍果然開始向越秀樓進攻,槍炮聲不斷。越秀樓上的五十餘名衛士奮勇抗擊四千餘名叛軍。一直堅持到早上八點鐘,宋慶齡認為自己再留在這裡已經沒有意義了,才決定衝出包圍圈。這時,叛軍殺進了總統府,府內士兵向外沖,一片混亂。宋慶齡化裝成士兵由衛士護衛衝出大門。遇到叛軍阻攔,宋慶齡急中生智,打開手裡的包袱,把錢物撒在地上,叛軍立刻哄搶起來,宋慶齡和衛士乘機逃了出來。他們剛走不多遠,忽然發現前面街道拐彎處過來幾個敵兵,宋慶齡和衛士們立刻躺在街上的死屍中間,騙過了敵兵。等敵兵走遠後,他們連忙爬起來,藏到一戶人家去,才躲過了這次危險。
最後,宋慶齡和衛士們也終於安全到達了永豐艦,和孫中山會合了。在場的人無不佩服宋慶齡的機智勇敢。
20世紀40年代初,日裔美國人
有吉幸治曾跟隨美國的
史迪威將軍到中國來支援抗戰。因為宋慶齡跟史迪威的關係很好,有吉幸治跟宋慶齡也有了一些交往。二戰結束,有吉幸治作為軍調處的美軍觀察組成員被派往延安。他在寫給美國的一些報告裡,對這些中共的高層領導人及延安的民主氣氛、中共當時的方針、政策等予以高度讚揚。
赫爾利當時認為他替共產黨說的好話太多,對他很不滿意,於是把他召回了美國。有吉幸治回到美國後,辦了一個左翼報紙,仍在輿論上支持中國共產黨。
1951年,美國實行
麥卡錫主義,制裁親共人員,有吉幸治被抓入獄。訊息傳到北京,宋慶齡焦急萬分,她要幫助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但當時兩國關係正處於極度緊張狀態。儘管那時宋慶齡已是副主席,依然無法通過正常的外交途徑幫助有吉幸治出獄。無奈之下,她將身邊的一套珍藏多年的純手工織成的繡服,托人帶到美國交給有吉幸治的家人,希望他們將繡服變賣,用於支付聘請律師的費用。
這套繡服是宋慶齡母親的結婚禮服:一件上衣,一條裙子。當時宋氏三姐妹中,母親最喜歡宋慶齡,但她堅決反對孫中山和宋慶齡的婚姻。後來婚姻成了既成事實,宋慶齡主動與父母親近,以補贖歉疚之情。一段時間後,家裡就承認了她與孫中山的婚姻,當時還送了一些陪嫁品。陪嫁品中最珍貴的就是這套繡服,所以宋慶齡很珍視它———因為這是她的家族承認她與孫中山婚姻的一種珍貴證物。既然這套繡服對宋慶齡如此重要,可為什麼她要把它捐出去呢?捐別的財物進行援助不行嗎?
宋慶齡的一生中,在經濟上沒有接受家裡的任何財物,孫中山也沒給她留下任何財產,她完全靠自己的工資過日子。
當時,宋慶齡拿的工資是行政一級,月薪579元,是中國官員里唯一一個拿到這個高額工資標準的。當初工資定級時,
毛澤東、
周恩來、
劉少奇、宋慶齡等都是一級。後來因為經濟困難,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都是共產黨員,於是主動把工資下調至3級即404.80元。宋慶齡當時不是共產黨員,所以她的工資沒動。然而,工資中的一大筆被宋慶齡自己掏錢花在外事活動方面,原該國家每月應給她300 元補貼,用於正常的外交開支,但宋慶齡從沒領過一分錢,就連國家安排照顧她起居生活的保姆的工資,宋慶齡也始終堅持自己承擔。上海的
李燕娥跟了她52年,北京的鐘興寶跟了她也有幾十年,她們這幾十年的工資都是由宋慶齡個人來負擔的,這就是宋慶齡為什麼沒有積蓄的原因。
在這種情況下,這件宋慶齡身邊最寶貴也是最有價值的繡服,第一次飄洋過海被送到美國。有吉幸治的妻子手捧繡服,激動得熱淚盈眶,她沒有把它變賣,而是一直珍藏在家中,直到丈夫出獄。
1970年,出獄後的有吉幸治受宋慶齡之邀,在離開延安20多年後,再次踏上
中國的土地。他把這套繡服放在箱子裡帶到宋慶齡的住處,飽含深情地說:在我遭遇不幸的時刻里,非常感謝您對我的幫助,但這套衣服太貴重了,所以我要送還給您。宋慶齡說:這東西我已經給了你,它屬於你,我不能再收回。有吉幸治只好又把這套繡服帶回了夏威夷。
有吉幸治將這件珍貴的禮物仔細地收藏起來,並把這段故事告訴給了當時只有十幾歲的兒子———小有吉幸治。同時,有吉幸治向宋慶齡寄來兩大箱子名叫鵝掌紅的鮮花,這是
美國夏威夷的一種特產,當時中國還沒有。宋慶齡非常喜歡這種英文名字叫“安多利恆”,代表吉祥如意的花。
1976年,有吉幸治在美國的家中去世,但是寄往中國的安多利恆花並沒有中斷。他的兒子小有吉幸治,繼續著父親的遺願,依然每年給宋慶齡寄去吉祥如意的祝福,並一直珍藏著宋慶齡當年送給他父親的那套繡服。一天,小有吉幸治接到一個從紐約博物館打來的電話,問他能否把這套衣服送給他們?小有吉幸治說:不行,我想把它送回給中國。過了幾天,那人又給他打來電話說:那我們就買下它吧!2萬5千美金怎么樣?小有吉幸治說:先生,不是你所說的什麼東西都可以開價,比如這繡服,就是永遠也不能賣的,它沒有價格,即使天有價,地有價,這繡服也沒有價!1981年,在宋慶齡去世幾個月後,小有吉幸治將這套繡服送回了中國,當時是交給了
廖承志先生,廖承志先生又把它送回了宋慶齡故居。這套幾渡重洋的結婚禮服,最後還是回到了宋慶齡身邊。
在這套繡服在展廳里展覽時,小有吉幸治作為一個旅行社的負責人,從1984年到2002年,一共帶著美國遊客,到宋慶齡故居來參觀了54次,他個人捐了54次款,累計約7千美元。小有吉幸治為宋慶齡寄花一直寄到2000 年止,因為那年,他發現安多利恆花已經引進到中國來了,他想宋慶齡的在天之靈已經能夠感受到中國大地上安多利恆花的芳香
宋美齡
宋美齡(1897年3月5日——2003年10月23日)祖籍
海南文昌縣,中華民國前第一夫人,
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
宋靄齡、
宋慶齡的妹妹。作為蔣介石的第二任妻子(除原配以外,蔣尚有一位妾侍和一位情人),宋美齡在近代中國歷史與對外關係(特別是對美國)具有深遠的影響力。
父親是上海傳教士及富商
宋嘉樹,母親
倪桂珍。她8歲時到美國,曾在美國威斯里安女子學院(Wellesley College,MA)就讀,後轉讀到
韋爾斯利學院。
宋美齡的父親宋耀如原來是名牧師,又叫宋嘉樹、
宋查理。他本姓韓,名字叫做
韓教準,在家排行老二,其父韓鴻翼當年是一個普通商人。宋耀如小時候家境漸趨窮困潦倒,他過繼給一個姓宋的堂舅,改姓宋。他的這個堂舅在美國
麻薩諸塞州開辦了買賣興隆的絲茶商店。宋耀如於1889年來到上海,後來成為一家印刷廠的主人。
宋美齡出生時,宋家已是上海有名的富裕人家。她自幼嬌生慣養,十分任性。三姐妹中,父母最寵愛的就是宋美齡。就長相而言,美齡像二姐慶齡多一點。就性格而言,她像大姐靄齡,慶齡比較文靜、溫柔,美齡則像大姐靄齡一樣顯得傲氣逼人。
宋美齡5歲的時候,就跟隨姐姐們進入馬克諦耶學校幼兒班學習,後來由於出
蕁麻疹,家人單獨請人在家中教她念書。
《
宋家王朝》一書中說:美齡則是一家之霸。她長得圓胖,人們都叫她“小燈籠”。她孤芳自傲,無人敢理。她生性超然脫俗,精力旺盛。她崇拜勤奮的大姐靄齡,靄齡發號施令、處理家務事時,美齡總是在一旁細心體察,仿佛在做靄齡的藝徒,準備將來取代姐姐的角色。
宋美齡自己說:“起初,我母親把我打扮成小女生的樣子。但是後來,我稍長大一些,一切行為舉止愈來愈像頑皮的小男生,所以母親就把我哥哥的衣服拿來給我穿,但因為哥哥長得太快了,每三四個月就得換新的衣服,所以我從哥哥那兒拿來的衣服穿也穿不完。”
1904年5月,年僅15歲的宋靄齡去美國學習。1906年,宋耀如赴美國為宋慶齡、宋美齡赴美國學習作了安排。1907年夏,宋美齡跟隨二姐宋慶齡在二姨夫
溫秉忠夫婦的帶領下赴美國學習,時年10歲。
在美國,宋美齡先在新澤西州小鎮薩米特念書,後到喬治亞州德莫雷斯特念書,後來又到魏斯里學院與二姐宋慶齡做伴。宋美齡在魏斯里學院當了3年“自由旁聽生”。1912年成了該院大學一年級的學生。美齡與慶齡不同的性格給學校的師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3年秋,她轉到美國麻薩諸塞州的韋爾斯利學院學習,目的是為了與她哥哥宋子文(當時就讀
哈佛大學)離得近一些。宋美齡在韋爾斯利學院學習4年,主修英國文學,兼修哲學。在韋爾斯利學院,宋美齡曾與來自江蘇的哈佛學生李彼得訂過婚,但婚約只持續了幾個星期就解除了。
1917年夏,宋美齡結束在美國的10年生活返回上海。由於宋美齡自幼旅居美國,回國時對漢語相當生疏。於是,她苦學漢語。很快她就能以一口流利的漢語公開發表演講。
宋美齡還加入了
基督教女青年會,協助該會從事社會工作,同時她還是全國電影審查委員會的一名成員。上海市參議會也破了先例,聘請她參加童工委員會。在此之前還未有
一個中國人得到過這樣的職位。青年時代的宋美齡曾去上海的一些學校任教。
宋美齡回國後仍與美國人保持往來。就在其回國的第二年春天,宋耀如的美國朋友卡爾訪問上海,宋美齡幫助父親熱情地接待了這位美國朋友,還陪其赴宴,與孫中山晤談。
1918年5月3日,
宋耀如病逝,宋美齡與兩個姐姐一起料理喪事,接著姐妹三人就各奔東西。宋慶齡南下跟隨丈夫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
宋靄齡也隨
孔祥熙而去,只留下宋美齡隨母親在上海居住。
1920年與
蔣介石初次見面,被蔣介石熱烈追求。宋美齡要求蔣介石先行與所有妻子妾侍解除婚約才答應他的追求,結果二人於1927年12月1日在
上海大華飯店舉行結婚儀式,此一結合曾被一語雙關的稱為“(蔣)中(正)(宋)美(齡)合作”。在西安事變中與
張學良、
楊虎城談判,使被軟禁的蔣介石獲釋,隨後對蔣之政治活動多有襄助,她曾負責當時中國空軍之組建。
1942年蔣介石、宋美齡與
史迪威將軍在緬甸她在對日抗戰之際,赴美國募款,並成為第一個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的中國人,勸說美國將注意力從歐洲戰場轉移到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為中國贏得了美國的同情,戰時,她為國軍縫製軍服的照片成功地激起許多中國人民的愛國心。1943年宋美齡被美國《時代雜誌》選為封面人物和年度風雲人物。
戰後,宋美齡姐夫孔家與宋家所形成的孔宋集團在政治力的默許下,在貿易特許權、金融等等方面上下其手,被許多近代史研究者認為是導致當時中國國民黨形象敗壞的主因。
國共內戰
國民政府在大陸地區撤退後,她曾赴美國居住,後又回到台灣襄助
蔣介石,並創辦中華民國婦女反共聯合會、華興育幼院等等。她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黨,並曾發表“給
廖承志的公開信”、“為勸告
鄧穎超信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公開信,甚至為此和二姐宋慶齡慪了一輩子氣。1988年
李登輝擔任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時,她發表了“老乾與新枝”演說,是她最後一次在台灣公開政治場合發言。1994年後長居紐約,2003年於紐約逝世,享年106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參戰國領袖及夫人中最長壽者。
宋美齡病逝紐約,台灣政府通過“行政院”
會議決議,“總統”
陳水扁頒布褒揚令給予褒揚,並致送“國旗”覆棺。褒揚令原文為:“故總統
蔣中正夫人宋美齡女士,資賦穎秀,維四岳之通靈;才慧雙修,隨百花而誕降。早歲負笈游美,卒業麻州
衛斯理女子學院,學貫中西,超群拔萃;相夫弼政,瀝膽披肝,歷經開國、靖難、剿共、抗戰、戡亂等諸役,尤以西安事變,蹈危履險,深入虎穴,厥績至偉。抗日戰爭期間,周旋壇坫,應邀赴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演講,蜚聲海甸,鞏固中美邦誼,終至勝利。出席
開羅會議,確保中國領土完整,盛譽揚輝,貢獻至巨。為中國空軍建軍,展布新猷;創辦華興育幼院,施愛遺孤;成立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恢弘婦權;籌設振興復健醫學中心,澤惠群民。綜其生平,跨歷三世紀,惠愛在朝野,簡冊留芬,允垂世范。上壽歸真,殊深軫悼,應予明令褒揚,以示政府崇念懿德之至意。總統 陳水扁。”概述了宋美齡的一生。
由於家屬認為宋美齡已經入殮,陳水扁致送“國旗”與
連戰致送黨旗到紐約後並未舉行覆棺儀式。宋美齡與宋子文、
宋藹齡都安葬於紐約家族墓園。
本是客家女
據《宋慶齡年譜》記載:“父親宋嘉樹(1866-1918年),原名喬蓀,字耀如,西名查理瓊斯宋。原姓韓,是客家人韓宏義之子,由於12歲時過繼給宋姓舅父,遂改姓宋。”
《宋慶齡的故鄉———文昌縣》則寫到:“宋慶齡的祖父韓宏義是海南客家人,遠祖則是中原漢人,原住河南相州安陽……在南宋時期,由於中亞部族侵入時中原人相繼南遷,其中有個叫韓顯卿的人,先到浙江會稽縣任縣尉,後又入粵任廉州太守。公元1197年渡瓊州海峽,定居文昌錦山。”中原漢民南遷形成了南方漢族客家民系,宋慶齡祖父韓宏義是海南客家人,仍說
客家話,保持客家風俗。如今海南已有數十萬客家人,他們仍保持客家風俗,並說著有古漢語特色的客家話,傳統風俗中透露著古中原文明的印記。到清代這一系韓氏後裔居住在羅豆市圮烏坡村,後又遷到昌灑區古路園村。
宋慶齡遠祖的神主牌一直安放在羅豆市圮烏坡村,1950年,回國不久的韓裕豐還到那裡去祭掃。這些神主牌在1953年被毀壞了,但宋慶齡近代的祖公牌還放在昌灑祖居內。
台灣學者陳運通主編的《客家菁英》一書中,以《客家女兒永遠的第一夫人
宋美齡》介紹道:“活了106歲,跨越三個世紀的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是客家人。”“現任台北市北區客家會會長
劉興明證實:當年劉興明會長考上圓山飯店電工,慢慢培養成為高級主管,都是由於蔣夫人的提拔,蔣夫人叫他小劉,有空會找他用客家話聊天……”宋氏家族本是客家人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
歷史
三個姐妹,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出生、成長於同一個相當開放的家庭。共同有著一雙可敬的愛國的父母,有著大致相似的快樂的童年,那時她們相互之間友愛甚篤,親密無間。稍長後,又都在美國受了西方民主主義的教育。然而,在決定中國命運的政治大風暴中,她們卻分道揚鑣,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她們之間的思想分歧、性格差異、感情糾葛及命運安排是那樣地不同一般、錯綜複雜和引人人勝,簡直超過所有的民間傳說故事。如果有熟知其幕後情節的人,將其娓娓道來,一定可以成為傳世之作。可惜,許多歷史文獻得留待後人去慢慢發掘。時人如我輩,只能根據眼前僅有的一些材料,簡略概述而已。
令幾乎所有世人驚奇和敬佩的是:“四一二”蔣介石在中國開始大屠殺之後,在一片白色恐怖中,體質嬌弱的孫夫人卻意志如鋼地繼續高舉孫中山的革命火炬。張戎和哈利戴在他們合著的《孫逸仙夫人》中曾評價她當時的處境說:“儘管她蜚聲中外,要使人聽到她的聲音卻是十分困難的。她必須保持自己獨立的地位,不得不找一個安身之地……慶齡去莫斯科不僅因為莫斯科是一個安全的避難所,而且這一行動的本身就是一個強有力的聲明。”
他們還引述了一個與慶齡同船赴蘇的年輕共產黨員的記述說:
“我們從底艙爬出,來到甲板上,仿佛獲得重生。秋天的晨喔使我們精神煥發,我們高興得跳起舞來,高唱《國際歌》。輪船向大海駛去,越走越遠,漸漸地,祖國的海岸從視線中消失。此時此刻,波平如鏡,我們安靜下來,陷入沉思之中,我們斜依船欄,呆呆地凝視著遠方,思潮洶湧澎湃。作為個人,我們的生活開始了新的一章,似乎中國的革命也開始了新的一章,它的字字句句都將用子彈和鮮血書寫。”
慶齡是否包括在“我們”之中,作者沒有說,但作者既然在描述慶齡赴蘇時專引這段描述,想必是認為這段描述可以反映當時慶齡的心情吧。
這兩位作者繼續說:“在蘇聯那是最糟糕的一個時期,中國革命成為導致史達林和托洛斯基最終分裂的三個主要問題之一。史達林對中國的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
許多有關蘇共黨史的議論應該留給蘇聯人民去評論,此處我們不再轉述。我們知道的是,慶齡在蘇聯受到蘇聯人民和青年的熱烈歡迎。不論在海參崴她從海上轉向陸地時,還是在火車沿途直到莫斯科,蘇聯人民對中國人民友好的情意時時在溫暖著慶齡的心。這從她在蘇聯所發表的《在莫斯科發表的聲明》、《向蘇聯婦。女致敬》、《寫給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年青一代〉》諸文中,處處都有所流露。從宋慶齡個人命運及政治生涯來說,1927年無疑是一個低潮時期,但這位堅強的女性卻從未忘卻她肩負的歷史責任。她一再地代表中國革命民眾和國民黨左派向蘇聯人民表示謝意;不斷地向全世界宣告那些背叛孫中山的國民黨冒牌領袖;同時不斷地闡述中國的形勢,精闢地指出“革命的失敗純粹是表面的。從地理上來看,這個失敗似乎是很大,但地理是會騙人的”。
“我們已經聽到在名義上受反動派控制的地方發生暴動的訊息。在目前,這些暴動似乎是分散的,這裡一起,那裡一起。但是釀成這種暴動的酵母卻遍布國內各地。從遙遠的華南到長城內外都將沸騰起來。這表示了一個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決心,不論阻礙多么大,壓迫多么殘酷。這就保證了表面混亂的目前階段將要過去,中國將要得到自由。”
從那時到如今,長長的六十年已經過去。我們今天重讀這些文字,卻不能不使我們深深感動和深為驚訝:因為它不但使我們看到這位偉大女革命家的心胸多么開闊,眼光多么深邃,信念多么堅定,甚至還能感到她那偉大的心臟還在跳動,她那沸騰的熱血正從我們的血管中流過。
而她那時才不過僅僅三十四歲,拖著飽經創傷的病弱之軀。據許多文字記載,慶齡那時的處境真是再糟也沒有了。她幾乎沒什麼經濟來源。關心她的慈母已被大姐靄齡送去日本,她的家庭成員無論自願還是被迫幾乎都已聯盟起來反對她,她也決不願從這個聚斂豐厚的豪門得到半點資助。孫中山留給她的全部遺產只是上海莫利哀路的那幢房子與藏書。她從武漢政府得到的那點微薄收入早已用光。她在寒冷的莫斯科,卻連禦寒的皮大衣都沒有。十一月慶齡應邀去參加十月革命節觀禮,她在寒風凜烈的紅場站了五個小時,與她一同訪問莫斯科的國民黨另一左派陳友仁的兒子陳丕士回憶當時的情景說:“那天正下著大雪,天氣極冷,我們還不懂得要帶著報紙去墊腳的竅門,所以雙腳凍得冰冷疼痛。我穿的是橡皮底的鞋,在某種程度上還能略略隔點寒氣。但我父親和孫夫人則不堪其苦。他們穿著薄底皮鞋,外邊加上橡膠套鞋……”
如果說,對於慶齡這樣生長在中國南方的女性,嚴寒還能憑她的意志力忍耐的話,感情上的打擊卻幾乎使她那敏感的心破碎了。首先是她的摯友,陪她從上海莫利哀路偷偷上船赴蘇的雷娜·普羅梅逝世了。雷娜是個美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年輕活潑,熱愛生活,曾積極支持慶齡的革命主張,慶齡也很愛她。她在陪慶齡赴蘇時還很健康,以慶齡的保護者自居,然而在途中就患起頭疼病來,且持續高熱,時而昏迷,時而清醒。在莫斯科多方醫治無效,終於謝世。慶齡又一次為自己摯愛的人面對死神。
她變得從未有過的憔仲,然而仍然是那樣美。“一個哀婉動人的形象”,文森特·希恩回憶說:
“在葬禮舉行的那天下午,我們經過數小時的跋涉,穿過莫斯科,到達新建的火葬場。參加葬禮的有中共。蘇共及美共的代表團,他們當中有不少人與雷娜素不相識。那天天氣寒冷。途中,我注意到了孫中山夫人那瑟瑟發抖、微微彎曲的身影。她從中國方面的收入來源已告斷絕,而她自尊自重,不願接受陌生人的資助。她連件冬大衣都沒有,只裹著一件單薄的黑斗篷,在陰冷刺骨、冰雪凌凌的街道上緩慢地行走著。蘇聯外交部借給她的一輛轎車就跟在送葬者隊伍的後面,至少車子裡總要暖和些。我曾勸她上車,但她不肯。她兩臂交叉,低垂著端莊秀麗的臉,一步一滑地穿過了這個城市。僅僅幾天之前,她的病才痊癒,臉色仍是十分蒼白。甚至透過那使萬物飄忽不定的寒霧,我仍能意識到,宋慶齡現在是所有流亡者中最孤獨的人了。她正在早降的夜幕中緊跟著她那公而忘私的朋友的靈樞之後戰慄前進。”
然而打擊還遠未結束。第二個沉重的打擊是她從報上看到,她的小妹宋美齡在上海與她所極為痛恨的那個人一一蔣介石結婚了。婚禮極為鋪張,在豪華的大華飯店舞廳中舉行。來賓據說有一兩千人,貴賓有英、美。日幾十個國家的領事和國民黨軍政要人。孫中山的巨幅畫像掛在臨時搭起的台上。蔣介石禮服筆挺,宋美齡珠光寶氣。男女儐相雙雙對對,在喜氣洋洋的樂隊的管樂齊鳴中緩緩走入。蔣介石和宋美齡在孫中山遺像台前會合,面向孫中山遺像鞠躬,然後向兩邊的旗子鞠躬,煞有介事地做出一副接班人的姿態……
次日,《
紐約時報》頭版頭條報導了婚禮,全國及世界各種報紙都按其所能及所需大肆宣揚。世人們普遍的印象是宋家這位新成員正在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緊接著,蔣介石發表了一項聲明,說他已準備再度指揮軍隊……
而此時,在北風呼嘯、大雪紛飛的莫斯科,宋耀如的“雪孩子”、宋家的“白雪公主”正臥病在床。仍然是那個《紐約時報》,早些時候在一篇報導中不負責任地說她即將與陳友仁結婚,給因好友剛剛棄世而心境淒涼的慶齡雪上加霜。也許她原來還在思索到底是蔣介石陣營中哪些鷹犬在對她惡意中傷,至此,已真相大白,原來對宋家這一個女兒的誹謗只是為了要為宋家的另一個女兒開拓道路。既然孫中山的遺孀已經下嫁給那位正在流亡的“凡夫俗子”,那么,中國的第一夫人自然非現任南京的委員長的新娘莫屬了。
一個人無論怎樣心地善良,這時面對如此赤裸裸的卑鄙勾當,恐怕也不得不有所思量。何況,慶齡在和孫中山結合後已見過太多的變節、背叛,見過兄弟為利反目成仇、親人因權而拔刀相向的醜劇。因此,當不久後傳聞這致命—擊的設謀者不是別人,而恰恰是她嫡親的大姐靄齡時,慶齡也未必再會替她辯誣了。
病臥在冰冷的旅舍,面對著窗外的飛雪,我們的慶齡這時想了些什麼?是想起了小時和姐姐一起在院子裡和父親進行雨浴?是想起了家中那融融的爐火旁的時光?是幼時慈母溫暖的懷抱?還是成長後姊妹的情腸?也許,她會原諒姐姐如此無情只是為了她對榮華富貴的欲望。因為她聽父親講過:靄齡的會算計、愛斂財是因為她出生在家道尚未中興,宋耀如正在進行“資本原始積累”的時刻。但她絕不能寬恕那個把她心愛的小妹、那個“小燈籠”騙到手中的政治流氓。記得早在廣州時刻,蔣介石為了和中山先生有所攀附,曾向先生討過口風,問他可否有幸向美齡小姐求婚?中山先生回答:恐怕沒什麼希望,但他允諾和慶齡商量。而當中山先生把這個情節告訴慶齡時,一向溫柔敦厚的慶齡立即斬釘截鐵地說道:寧可小妹死掉,也不能讓她嫁給那個“藍鬍子”。
慶齡管蔣介石叫“藍鬍子”,是因為知道他一向眠花宿柳、聲名狼藉,還是因為他已有眾多的妻房?儘管傳說紛紜,但她對蔣介石的求婚是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行為的判斷,是明如燭火,不容懷疑的。
也許慶齡可以一時忘記她的小妹早已不是那個單純的“小燈籠”,但事實很快就使她清醒了。雖然美齡在結婚時謊稱僅僅二十七歲芳齡,但實際上,她早是個已人而立之年、政治上極有野心的老姑娘了。否則,以宋家的名門巨富她的追求者眾多,她又早已訂婚……假如沒有政治背景,從哪一方面來看,她也不會挑上蔣介石這么一個人的。
據報導:慶齡曾公開說過,美齡和蔣介石結婚,是“人為的安排”。而且她也相信宋家的主謀人是靄齡。因為精明的大姐認為這一婚姻符合大家的利益,尤其是宋氏家族的利益。此刻,靄齡所說的宋氏家族,自然是把慶齡排除在外的。但是,在孫中山在世時,她顯然不這樣認為,因為在慶齡廣州遇難前,靄齡正帶著以慶齡的教名羅莎蒙德命名的女兒在孫中山的總統府作客。那么,既然那個總統府已不存在,她為另一個妹妹再安排另一個“總統府”又何嘗不可呢!
埃德加·斯諾曾披露說:“我在首次見慶齡時,她說‘雙方都是在婚姻上投機,沒有什麼愛情’。”十年之後,慶齡又對他說過:‘如果沒有美齡,蔣介石會比如今更壞得多。”
這說明,儘管慶齡此後一直幾乎和姊妹們沒有什麼來往,關係相當疏遠,但她心裡一直是為她的小妹惋惜的。直到她臨去世前幾年,她還曾在翻箱倒櫃時把三姊妹合影的照片給保姆看過,說:“美齡年輕時是很漂亮的,是不是?”她對照片凝視了一陣,又放回去了。但對靄齡,沒有人記得她曾說過什麼。
自從她們都成為政治人物,宋家和蔣介石聯姻以示對慶齡的決絕後,慶齡和她們當然不能再有什麼來往,不用說更不會一起在公開場合露面了。因此,項美麗所記載的十幾年以後的那一場面,就很難不為關心和研究宋氏家族的人們所注目了:
“她們一起在香港飯店露面,並在那裡進餐。這一行動使人驚異的原因有二:第一,她們三人當中沒有一個人在如此場合出現過;第二,十年來,人們沒有見到過她們三人聚在一起。”
“……她們靠牆坐著,注視著香港的所有名流、英國洋行經理和官員、漂亮的英國女郎以及幾個中國富翁偕其夫人在那裡又吃又喝又跳舞。”
“訊息很快傳開,頃刻間舞廳看來有點像溫布爾登市的人群一樣擁擠,一對對舞伴沿著長桌翩翩起舞,他們的頭轉來轉去,好像貓頭鷹把脖子伸得長長的,一雙雙眼睛按英國禮貌所允許的限度緊緊地盯著她們。千真萬確!宋氏姐妹在那裡,全都在那裡:舉止文靜而衣著華麗的孔夫人,新近康復而容光煥發的蔣夫人,穿著黑色衣服、頭髮光澤、兩眼露出愉快神情的孫夫人。”
“‘我相信他們兩人在那裡,’一位記者斷言:‘我不相信孫夫人在那裡。她從來沒有、也絕不會同其他兩人一起光臨這個大英帝國的前哨基地!”人們對此次露面,作出各種各樣的評論和預測,但在慶齡說來,這是抗日戰爭的需要。從來,只要是對人民有利的事,她就去做。她是從不計較個人恩怨的,但她也不會因此改變她的人生信念,更不會改變對她妹夫或妹妹政治立場的看法,這原是不言而喻的。
此後,人們不斷地報導三姊妹共同為抗戰工作的訊息,刊登各色各樣表示她們親密無間的照片。但慶齡與她的姐妹不同的是:她們是那樣唯恐不引人注目地千姿百態地表演;而慶齡只始終如一地真誠地做著使她心安的一切。她設法團結更多的國內外人士參加她的中國民權保衛同盟,並使它成為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個組成部分。她和三個她終身的友人,始終關心中國人民福利並長期在中國生活的外國人:紐西蘭的路易·艾黎、美國的埃德加·斯諾及其夫人創辦了工業合作社。企圖改變農民的命運並使手工藝者、婦女、難民和失業者能從中得到利益、得到溫飽並可逐漸自立。
與此同時,靄齡這位傑出的女實業家變本加厲地斂集財富。喬治·索克爾斯基在1937年2月號《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孔夫人在商界戰勝了男性對手,“像孔夫人這類婦女,不需要平等的選舉權。千千萬萬的選票都由她們指定。她鋪平了道路,某個男人就獲勝;她設定了一個障礙,他就要失敗。她洞察輿論的第一個動向,她了解一個男人超過他的自我了解。她確實在登峰造極。”這位作者稱她為宋氏家族的領袖。
美齡獨攬空軍大權,成為掌管空軍人員紀律的總監。雖然,她曾規定:在這支部隊中,行竊者處以死刑。但無數材料證明,在餓殍遍野、民不聊生的中國大災難中,她卻過著極度奢侈的生活。她在訪美期間使得原來對她極為友好的羅斯福夫人後來都十分頭痛了,因為她把習慣於以最周到最高級方式招待一切國賓的白宮服務人員都弄得束手無策。這位滿口“民主”、提倡“新生活”的中國第一夫人不但每天要多次更換她臥床的絲綢床單,還有著各種歐洲王公貴族都沒有的驕奢講究。此外她從不用鈴,而是像非洲部落酋長召喚奴隸那樣用輕輕擊掌的辦法招呼侍者,使得習慣西方民主的美國人大惑不解並感到屈辱。
至於她從美國將無數特製的華貴衣衫、首飾珠寶、古玩擺設成箱成箱地專機空運回國,被美國士兵在搬運中偶然發現,憤而撕裂摜碎的故事早已眾所周知,就無需贅述了。
無數中外記者的報導中說過,後來也從美國政府的材料中透露:人們懷疑以支持中國抗戰為名的大量美援軍用物資在尚未啟運離開美國時就變化成美元,源源流入宋氏家族的私囊。對此,至今也未見任何有力的反證。不了了之原是有力的中國式的武器。但靄齡、美齡這兩位擁有中國最巨額財富的婦女,其財產來源既不屬於父母遺產又非正常收入,則是盡人皆知的。
這就無怪乎這兩位婦女無論是在執行公務,還是在從事“慈善事業”時,都特別需要像女演員一樣,“儀態萬方”地拍照,或大張旗鼓地宣傳報導了。
時光流逝,大浪淘沙。當時吹捧這兩位婦女的連篇累牘的各色文章早已煙消雲散,當然也許還多少有點歷史資料價值。但除了小說作家或學者研究之外,人們千方百計、全力以赴地追尋、探求,對其一言一行甚或一鱗半爪的行跡都彌足珍貴的,卻只僅僅是對那另一位女性了——這就是那位始終杜絕奢侈,自奉甚儉,沒有任何個人物質財富,卻給人們留下了巨大精神財富和難以比擬的美的慶齡。
亡命追求顯赫的終於沉淪,而遠避奢華、默默奉獻者卻光照環宇、流芳百世,歷史告訴我們的還少么?
這裡,只不過又是一個“三姊妹”的故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