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宋代家學
- 延續方式：家族世代傳承
主要內容,傳承的方式,時代特色,評價,
主要內容
對社會和自然的認識、描述
認識、描述社會和自然的知識，作為人類社會長期積累的結果，既是普通家族知識傳承的主要內容，無疑也是世家大族家學的一個主題。這類知識，在家族內的傳承，往往會在某一方面有所側重。而且，一個世家大族所側重的方面，又往往能夠獲得較大的成就和社會影響。懷州武德縣人李允及，其祖先“三世傳春秋學”，至其父“始以明經取科第”，李允及“亦世其學，端拱二年及第”。眉山王氏家族以經學和史學而知名，“自嘉祐迄嘉泰，百四十餘年，世稱為文章家”。這一家族的學術人物主要是王當、王賞、王稱和王立言等。浦城章氏家族的章友直，“善畫龜虵，以篆畫筆，亦有意。又能以篆筆畫棋盤，筆筆相似”。其女章媊，“善界畫，頗有父風”；又“工篆書，傳其家學”。由武轉文的成紀張氏家族，至南宋中期以後逐漸以詩詞而知名，其成員自覺繼承家學內容的傾向亦十分明顯。張鎡善詩，“楊誠齋(楊萬里)賞其詩”。其子張濡，“擩染家學，別出機杼，獨自成家”。張濡之子張樞，“工長短句”。張樞之子張炎，則是宋末元初著名的詞人。鄧牧為張炎詞集作序時明確指出：“其父寄閒先生(張樞)善詞名世，君又得之家庭所傳者。”邵武嚴氏家族同樣以詩詞聞名，嚴羽在《送主簿兄之德化任》一詩中曾自豪地吟道：“唐世諸嚴盛西蜀，鄭公勳業開吾族。後來避地居南閩，幾代詩名不乏人。叔孫伯子俱成集，我兄下筆追唐及。……”
在家族所擅長的方面，還往往形成家族成員學術觀點的相同或相近。朱熹曾評論建寧胡氏家學說：“季隨(胡宏季子)主其家學，說性不可以善言。……此文定之說，故其子孫皆主其說，而致堂(胡寅)、五峰(胡宏)以來，其說益差，遂成有兩性：本然者是一性，善惡相對者又是一性。他只說本然者是性，善惡相對者不是性，豈有此理！……季隨至今守其家說。”朱熹不以為然的學術觀點，在胡氏家族中卻能代代堅持。
注重倫理教化
是宋王朝建立後的時代要求，也是世家大族家學中的另一個主題。這一主題又有兩個方面的表現。其一是家族成員之間注重忠君等倫理觀念的教育和修養，其二是家學內容上注重對倫理教化及其相關問題的學術探討。在宋人的傳記資料中，時常提到傳主的倫理修養，這並不足為奇，因為高尚的道德修養在任何時代都是為人們所稱道的。不過，有關世家大族成員的記載中，其忠君思想往往被描述為得自於家族傳承，是家學的重要內容。新喻劉氏劉奉世自稱其家族“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恃(應為‘怍’)”。王十朋稱吳越錢氏“家傳忠孝，世襲簪纓”。汪藻所撰寫的李綱封贈制書中則說：“具官某，家傳經術，世稟義方，教予以忠。”方大琮所撰《方氏仕譜志》對族人的要求是：“學者何記誦多而已乎？詞藝精而已乎？科第華其身而已乎？要必基以忠孝，充以器識。自其師友講習，無非君民事業。則其出也，光明俊偉為國家聞人，而後不負所以學。後來勉乎哉！”顯然，宋人是把忠君等倫理觀念的教育和修養看作世家大族家學不可缺少的內容。
世家大族家學對倫理教化及其相關問題的學術探討，則幾乎可說是天水一朝的學術主流。“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橅，可以豫知矣。”宋初最高統治者注重倫理教化，這種“好尚”，就已經預示了世家大族學術發展的基本方向。張端義所說的“本朝大儒，皆出於世家”——周敦頤、程顥、程頤、張栻、朱熹、呂祖謙、胡寅等人，恰恰正是理學形成過程中的一些關鍵人物。仕宦最為知名、家學又源遠流長的東萊呂氏，一家“登學案者七世十七人”，學術難免龐雜，然其核心仍是對倫理教化的探討。朱熹說：“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游，故其家學最為近正。然未能不惑於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能無出入之弊。”呂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其子希哲，“集益之功，至廣且大。然晚年又學佛，則申公家學未醇之害也”。希哲玄孫祖謙，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不但進一步發展了家學，而且影響巨大，“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與二程道學並行的陸九淵心學，在這一問題上也是殊途同歸。“象山先生家學有原，一門少長，協力同心，所以敬養其親者，既已恪供子職。”陸氏本身為義門，倫理教化為世所稱。
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特點
往往能夠成為一個家族治學的鮮明標誌，也更容易引起後人的注意。《宋史》編修者總結新喻劉氏、南豐曾氏的家學說：“宋之中葉，文學法理，成精其能，若劉氏、曾氏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劉氏治學方法主要是“心悟理解”，“求其意義合於聖人者”。劉敞“博學雄文，鄰於邃古”，其弟攽“雖疏雋，文埒於敞”，其子奉世“克肖”，世稱“三劉”。曾氏的方法則主要是“博覽經傳，為文溫潤有法”。曾鞏“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其弟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泉州蘇氏家族家學以“博學”知名，宋神宗曾問蘇頌：“卿家必有異書，何故父子皆以博學知名？”他回答說：“臣家傳樸學，惟知記誦而已。”神宗感嘆說：“此尤難也。”蘇氏家族以記誦作為基本的治學方法，對家族成員來說，的確更需要勤奮和毅力。
傳承的方式
(一)長輩對晚輩的教育
家教作為傳統社會中家學傳承的主要方式，宋代亦然。世家大族成員中的長輩，有仕宦者，有賦閒者，也有致仕者。仕宦者在仕宦之餘，多以教育子弟為要務。而賦閒者和致仕者，更以教育子弟作為自己的專職工作。因此，世家大族子弟得自於長輩的親職教育，實為其所受教育的重要方式。泉州蘇氏家族蘇頌自注其“代家訓”長詩中的“始時授章句，次第教篇韻”一句云：“我生五歲，先公口授《孝經》、古今詩賦，皆成誦。又令從諸父教學，不數年而誦五經，習《爾雅》，知聲律。”眉州蘇氏家族的蘇轍在其奏疏中說：“臣幼無它師，學於先臣洵，而臣兄軾與臣皆學。”“自挾世學”的成都范氏家族范漼，“年少時欲起榮國(范百祿)、太史(范祖禹)之絕學，以上襲忠文(范鎮)，滿口故家典型，而問學淵源，內有師友”。真德秀為趙華文所撰墓志銘亦稱：“公之學，得於家庭而成於師友，以不欺為立心之本，思過為進德之方，其所居常揭以自警。”正是基於這種教育的重要性，呂希哲甚至說：“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
(二)父子兄弟相互酬唱、相互影響
在世家大族內部，“一門酬唱勝交遊”，成員之間或朝夕相處，或頻繁交往，學術影響十分明顯。相州韓氏家族的韓琚，“父兄既沒，撫養弟侄，極其恩意。間或文酒相忻，門庭之內，自為師友”。端州李氏“父子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東並躋從列”。泰州周氏“家藏故書幾萬卷，平時父子自相師友”。撫州陸氏“家學有原……伯叔之間，自為師友。梭山、復齋，皆為一時聞人，而先生(陸九淵)又傑出其中。”井研牟氏家族在牟巘一輩正值宋元鼎革，但牟巘仍然是“父子自為師友，日以經學、道義相切磨”。可見，在世家大族成員間相互酬唱、相互影響的學術環境中，成就了不少傑出人才。
(三)受家族傳統和家族精神影響
世家大族子弟在求學深造的過程中，往往以家族中的精英人物特別是先輩精英為榜樣，在治學內容和方法上自覺向其靠攏。婺州人王柏，“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柏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逾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王柏的“勇於求道”，完全是其自覺向家學靠攏的結果。台州王氏則在詩歌創作方面表現出同樣的方式。王齊輿“晚歸林泉，詩足以自適，其體亦盛時前輩作”，“其曾孫任，復自力於斯道，渢渢乎大篇，幽幽乎短章，信有其祖風焉”。
(四)因家族傳統的影響而有所側重
家族或家庭開設學校，聘請塾師教育子弟，雖受塾師知識的限制，但一方面有不少塾師產生於本家族成員之中，如陸游詩中所云“諸孫入家塾，親為授《三蒼》”；另一方面，被聘請者往往是僱主的朋友，甚至“情甚骨肉”，在學術上也多為趣味相投的人。因此，家族子弟在這種教育環境下也能接收到不少的家學信息。
時代特色
(一)傳承過程往往具有階段性的變化
陳傅良曾說：“蓋宋興，士大夫之學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明道間，一洗五代之陋，知鄉方矣。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子(范仲淹)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恥無以自見也。歐陽子(歐陽修)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爾雅，軼乎魏晉之上。久而，周子(周敦頤)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學者經術，遂庶幾於三代，何其盛哉！”這是說的宋學發展的一般特點，與此類似，許多世家大族的家學發展也表現出所謂“變”的情況。四川地區的許多世家大族都曾表現出家學由經術、文史向理學的轉變，如成都范氏、綿竹張氏、丹稜李氏等。某些大儒的家學如有大的轉變，會被人認為家學失傳。朱熹曾評論周敦頤的後人說：“環溪者，即濂溪之子元翁兄弟也歟？元翁與蘇黃游，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
(二)存在某些共同的特點和較大的差異
在一定的地域範圍內，宋代世家大族的家學往往具有某些共同的特點，而不同地域間則顯現出較大的差異。北宋時期，京師開封聚集了大量的世家大族，它們的權勢和家學逐漸得到結合，家學特長成為科考的重點。職是之故，四方遊學之士皆願向京師靠攏。“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賦詩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賦詩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者皆棄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由此可見，北宋京師地區世家大族家學的特色主要是“善為賦詩論策”。蘇軾曾論其家鄉眉州的世家大族和學術情況說：“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 “通經學古”在一定時期內成為眉州世家大族家學的地域特色。元人虞集認為“蓋猶有九品中正遺風、譜牒之舊法”。另一元人蘇天爵則對錢塘地區世家大族的家學總結說：“昔宋南渡，樹都錢唐，浙東為股肱郡，衣冠大家接武於廷，名公碩士相繼而起，汪洋博洽之學，辯論宏偉之文，人自為書，家有其說。嗚呼，盛矣哉！至元中，海內為一。故國遺老，尚有存者。師友講授，淵源不絕，大抵皆以殫見洽聞為主。”“汪洋博洽之學，辯論宏偉之文”是南宋京師地區世家大族家學的地域特色，而鼎革易代之後，“殫見洽聞”又成為“故國遺老”家學的地域特色。
(三)家學會對姻親產生一定影響
有些在姻親家族中得以傳承甚至發揚光大。理學開山人物周惇頤，自15歲跟隨母親投奔舅父鄭向。鄭向以其“有遠器，愛之如子”，甚至還使其與諸子聯名“惇”字。鄭向曾中進士甲科，著有《開皇紀》等著作，在學問上對周惇頤當具有重要影響。成都華陽人王仲符，“從學於舅氏端明殿學士蜀郡范公”，可見其學問主要來自於著名的華陽范氏家族。其子王任，“克承厥家，博學多聞”；另一子王價也同樣“克勉家學”。河南府河南縣人曾幾，“孔毅父(平仲)之甥也，早從學於毅父”，可謂“傳經外氏”。他與王明清詩云：“吾宗擇婿得羲之，令子傳家又絕奇。甥舅從來多酷似，弟兄如此信難為。”該詩形象地透露出家學在姻親中傳承的複雜性和普遍性。宋代家學在姻親間得以傳承的社會狀況，當與姻親間交往的頻繁特別是孤幼撫育具有密切的關係。
評價
宋代世家大族的治學內容，已完全突破自漢代以來以解釋經義為主的世傳一經的限制，而呈現出包涵各類知識和倫理教化的相當寬泛的氣象。這為家學適應社會、獲得新的生命力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在宋代專制主義制度加強，科舉選官制度發達以及鞏固自身社會地位的作用下，世家大族通過家教、成員之間相互影響、成員自我注重學習內容以及家族學校教育等方式，推動了家學的傳承和發展。世家大族家學的發展，不但使其成員取得引人注目的文化成就，提高了家族的社會聲望，而且家學與仕宦相互影響，相互促進，逐漸形成宦學相長的互動機制，從而達到其維護政治地位的目的。時人吟出的“喬木端由有世臣，傳家事業飽經綸”的詩句，正是這種社會現象的真實反映。可見，世家大族家學的傳承和發展，對其社會影響和政治地位，均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