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亞歷山德羅維奇·日丹諾夫（Andrei Alexandrovich Zhdanov，1896年2月26日—1948年8月3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蘇聯最高統帥部常務顧問、上將政委，從1934年蘇聯共產黨十七大升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主管意識形態，一直到1948年8月去世為止，作為史達林的得力助手，前後控制意識形態達14年；日丹諾夫在塑造史達林意識形態模式和建立文化體制過程中，是僅次於史達林的第二號人物。1934年謝爾蓋·基洛夫遇刺後，接任列寧格勒市委第一書記，蘇聯衛國戰爭時期他領導了不屈的列寧格勒保衛戰，1947年，他組織了“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旨在重組歐洲共產主義政黨格局。
基本介紹
簡介,生平,死亡,
簡介
安德烈·亞歷山德羅維奇·日丹諾夫 Анд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Жда́нов 1896.2～1948.8。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政治家、黨務和國務活動家、軍事家。 由於日丹諾夫的兒子尤里娶了史達林的女兒斯維特拉娜·阿麗露耶娃為妻，因此他還是史達林的親家。不過，史達林不贊成尤里對“李森科科學理論”的批評。
安德烈·亞歷山德羅維奇·日丹諾夫
安德烈·亞歷山德羅維奇·日丹諾夫1947年他組織蘇聯共產黨情報局，刻意團結聯絡歐洲各國共產黨。1948年2月起，他開始批判整肅音樂家，特別批判所謂音樂界作曲的“形式主義”（只為音樂而創作音樂）不服膺社會主義“為人民服務”理念的作風。蕭士塔高維奇、普羅科菲耶夫、哈恰圖良都因此受到批判。
1948年他病逝於莫斯科；音樂家高薩契夫在自回憶錄里打趣說：“日丹諾夫再也不能管他喝多少酒，及監視他一整天生活作息；也許史達林應該阻止日丹諾夫喝多少酒、還是改喝果汁，日丹諾夫也許可以因此有益健康多活幾年”；蒙特費奧雷認為史達林要對日丹諾夫的死負最大責任，原因是日丹諾夫無法接掌芬蘭共產黨的事業[3] 史達林曾經屬意日丹諾夫為他政治繼承人，但是日丹諾夫健康日壞，無法再承擔政務重任；再者貝利亞與馬林科夫也為爭奪史達林權力寶座而排擠日丹諾夫。
直到50年代晚期，日丹諾夫的思想，被稱作日丹諾夫主義，成了蘇聯特有的文化產物。 日丹諾夫試著建構起一個新的藝術哲學，他的主張大量減少了該域的文化，改以簡單、科學性的圖表或符號來象徵某些道德價值。 法國文學家羅蘭·巴特總結了日丹諾夫主義的核心理論說道："美酒的好壞是客觀的，藝術家儘管去評論酒的“善良”，卻完全忽略了酒本身。"而日丹諾夫和他的同事試著消除蘇聯藝術圈中外國勢力的影響，認為不正確的藝術形式是一種思想轉移。 到了50年代末，隨著日丹諾夫的去世，被打壓的蘇聯藝術界再次復甦，產生了大量抽象與創造性的作品。
生平
1896年2月14日，日丹諾夫出生於馬里烏波爾（蘇聯時期命名為日丹諾夫）一國民中學督學家庭。1912年，參加革命活動。1915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同社會民主工黨特維爾委員會中其他布爾什維克一道，積極捍衛列寧黨的關於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路線。後被沙皇俄國軍隊徵召入伍。被授予準尉軍銜。在後備第139團服役時期，積極進行布爾什維克黨的宣傳工作。1917年二月革命後，被選為團委員會成員。參與在烏拉爾進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是沙德林斯克第一位蘇維埃主席。8月，任社會民主工黨（布）沙德林斯克委員會主席。蘇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1918年1月，任沙德林斯克縣蘇維埃農業委員會委員。
蘇俄國內革命戰爭暨反對外國武裝干涉時期，日丹諾夫積極參與對蘇俄工農紅軍烏拉爾和特維爾首批部隊的組織和政治教育，在部隊中從事政治工作。歷任《特維爾真理報》編輯、俄共（布）特維爾省委副書記。1922年，任特維爾省執行委員會主席。為組織和恢復當地國民經濟，付出了巨大努力。1924年起，歷任聯共（布）下諾夫哥羅德省省委書記、聯共（布）高爾基邊疆區區委書記。1934年2月，調任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書記。
1934年12月，日丹諾夫兼任聯共（布）列寧格勒州州委書記、聯共（布）列寧格勒市市委書記。任職期間，重視改造和發展國防工業，建立新的國防工業部門，重視在帝國主義侵略威脅日益增長的情況下，加強蘇聯武裝力量建設的問題。高度重視紅海軍的建設和發展。同時，重視和大力加強文學藝術創作的社會主義化方針，以馬克思主義政治意識形態為主導，指導占領思想文化陣地，強力推動文化領域的無產階級化和革命化建設。
1935年2月，日丹諾夫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35年5月，任列寧格勒軍區軍事委員會委員。1938年3月，任海軍總軍事委員會委員。同年，兼任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部長。為從政治思想理論方面為黨培養既紅且專的幹部，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39年3月，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1940年1月，任西北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委員。同年，與沃茲涅先斯基共同領導聯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員會檢查武裝力量狀況特別委員會。6月，親赴愛沙尼亞，指導波羅的海三國蘇維埃政權的恢復與重建，為接納波羅的海國家加盟蘇聯版圖，做出了重要歷史性貢獻。
1941年6月蘇聯衛國戰爭爆發後，同月，日丹諾夫任蘇聯最高統帥部常務顧問。7月，任西北方向軍事委員會委員。9月，以聯共（布）中央書記的身份，調任列寧格勒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委員、工農紅軍總政治部軍政宣傳委員會委員。是列寧格勒保衛戰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1943年2月，被授予中將軍銜。1944年6月，晉升為上將軍銜。同年，任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書記。負責主抓意識形態問題。
衛國戰爭勝利後，1948年8月31日，日丹諾夫因長期超負荷工作，積勞成疾，在莫斯科逝世。被安葬在紅場克里姆林宮牆下。
死亡
日丹諾夫在中國知名主要因為他所做的《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報告》。這是一篇極其粗暴的批評文章，並開中國粗暴批評的先河。中國人越不喜歡粗暴的批評，便越批判日丹諾夫的粗暴批評，他的名聲也越大。但在蘇聯卻恰恰相反，《報告》之所以出名是因為它是大名鼎鼎的日丹諾夫所作的。作這個報告的時間是1946年8月，他已躍居為蘇聯第二號人物。日丹諾夫為什麼要做這樣一個強詞奪理、歪曲事實和邏輯混亂的報告，令與會的列寧格勒作家困惑不解。一位與會者回憶道：“報告人先沉默了一會兒才開始講話。幾分鐘後，會場出現一片死寂。他越講越呆滯，三個小時後變成一塊大石頭。”
話得從日丹諾夫調到列寧格勒說起。1934年基洛夫遇刺後，日丹諾夫便成為列寧格勒首腦。列寧格勒被德國人圍困期間，日丹諾夫和州委第二書記阿列克謝·亞歷山大羅維奇·庫茲涅佐夫領導全市人民忍受了無法忍受的困難，守住蘇聯北方名城。靠的是什麼呢？是俄羅斯民族精神。俄羅斯民族是寧死不屈的偉大民族，寧肯餓死也不會為一點殘羹交出城池。這種精神在那時的報刊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勝利後，民族主義精神非但未消弱，反而增強了。列寧格勒人已不滿足這座由彼得大帝親手創建的城市在蘇聯處於莫斯科的小兄弟的地位，渴望恢復往日的輝煌。這時市蘇維埃幹了一件後來招致殺身之禍的事：恢復普希金、果戈理時代的街名、廣場名，把十月革命後命名的街道、廣場又都改回舊名。10月25日大街改回涅瓦大街；紅色指揮員大街——伊茲梅洛夫大街；革命犧牲紀念廣場——馬爾索沃教場；沃羅夫斯基廣場——伊薩基輔廣場；無產階級勝利大街——大街；穆索爾斯基大街——中街；熱列茲尼亞科夫大街——小街。二十處街道和廣場恢復了原名。命令是市蘇維埃主席波普科夫簽署的，顯然得到日丹諾夫默許，但史達林並不知道。
史達林對列寧格勒始終不放心，一直擔心蘇聯出現兩個中心，另一個中心將代替他所代表的中心。而日丹諾夫恰恰想把列寧格勒變成另一個中心，籌備建立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並把已有的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從莫斯科移往列寧格勒。這又是個敏感問題。史達林一直不允許俄羅斯聯邦像其他加盟共和國那樣建立黨及其中央委員會。日丹諾夫不僅打算建立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把俄羅斯部長會議遷往列寧格勒，並已醞釀好未來中央委員會的人選：沃茲涅先斯基擔任部長會議主席，庫茲涅佐夫被任命為俄共中央第一書記，日丹諾夫本人擔任總書記。
日丹諾夫跟史達林多年，深知史達林冷酷多疑，在他首肯前不敢輕舉妄動。所以此事雖已確定卻未實行。日丹諾夫暫時所能做的只是把自己人安插到關鍵崗位。把庫茲涅佐夫拉進中央書記處，並讓他監督國家保全機構。庫茲涅佐夫監督內務部的工作，不僅要了解內務部的現狀，還想閱讀內務部的歷史檔案。這不僅嚴重侵犯貝利亞的利益，而且對他構成莫大威脅。一旦庫茲涅佐夫站穩腳跟，貝利亞就沒命了。
日丹諾夫又推薦沃茲涅先斯基擔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沃茲涅先斯基是真正的經濟專家，學識和能力都遠遠超過馬林科夫，所以馬林科夫不能不為自己的地位擔憂。為此馬林科夫同日丹諾夫結下不解之仇，聯合貝利亞一起同日丹諾夫明爭暗鬥。日丹諾夫抓住馬林科夫所主管的航空工業出現飛機質量問題，把馬林科夫趕出書記處，放逐到塔什乾。日丹諾夫又同庫茲涅佐夫同心協力從貝利亞手中奪走安全部部長的位置。這是戰後日丹諾夫最輝煌的時刻，但並非真正的勝利。不管貝利亞還是馬林科夫誰也不承認自己失敗。他們伺機反擊，機會終於出現。
要想在史達林面前告倒日丹諾夫並不容易，必須拿出他對史達林懷有二心的確鑿材料。他們選中左琴科和阿赫瑪托娃作為攻擊日丹諾夫的炮彈。左琴科是列寧格勒的王牌作家，很受列寧格勒蘇維埃的重視。1939年被授予勞動紅旗勳章，此前在列寧格勒州委書記處會議上被任命為《文學現代人》雜誌編委。他的小說《日出之前》在史達林授意下遭到嚴厲批判後，1946年7月他又被任命為《星》雜誌編委。如史達林知道會生氣的，但史達林畢竟老了，有些小事不提醒他會忘記。1946年在《星》上發表了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記》，發表這篇小說除提醒史達林注意左琴科外很難做別的解釋。《星》是大型文學刊物，不登為兒童寫的故事，也不轉載發表過的作品。而《猴子奇遇記》是為學齡前兒童刊物《髒孩子》（音譯《穆爾齊爾卡》）寫的逗笑故事。接著又收入星火叢書，即已發表過兩次。《星》發表時並未徵得作者同意，所以左琴科看到後很驚訝，問主編薩揚諾夫是怎么回事，薩揚諾夫笑著回答：“讓你多領一次稿費有什麼不好？”兩千字的故事能有多少稿費？這不是理由。逗笑的兒童故事放在大型嚴肅刊物中便顯得分外扎眼，容易引起史達林的注意。很可能是貝利亞的人設下的陷阱。因為貝利亞知道史達林不喜歡左琴科，並且也知道史達林對列寧格勒的刊物格外注意。
史達林為什麼不喜歡左琴科呢？蘇聯著名作家納吉賓在回憶錄中轉述了左琴科對他說的一段話：“史達林恨我，找了個機會跟我算舊賬。《猴子奇遇記》先前發表過，可沒人注意它。不是《猴子》，即便是《樹林裡長了棵小樅樹》，我也在劫難逃。戰前我發表《列寧與哨兵》後，斧子就懸掛在我頭上。戰爭使史達林無法分心，他一得空便收拾我了。 “我犯了一個職業作家不可饒恕的錯誤。我在《列寧與哨兵》中先寫了一個‘留山羊鬍子的人。”但從他舉止上馬上能看出捷爾任斯基來。可我並不想指具體的人，便隨手把山羊鬍子改成小鬍子。可那時誰留小鬍子？小鬍子已成為史達林的特徵。……您回想一下，我寫的留小鬍子的人如何不知分寸，蠻橫粗暴，列寧像訓斥小孩那樣訓斥他。史達林認為我寫的是他，或別人提醒了他，因此不肯寬恕我。”
由此看來厭惡左琴科的是史達林，而不是日丹諾夫。日丹諾夫一貫看史達林眼色行事。他在批判自己認為好而史達林認為不好的作品時往往格外粗暴，以勢壓人。康斯坦丁·米哈依洛維奇·西蒙諾夫在回憶錄中提到他的小說《祖國炊煙》日丹諾夫很喜歡，讓《文化與生活報》寫一篇讚揚文章，但他到史達林那兒去了一趟後一切都翻了個過兒，讚揚文章改為批判文章，文章寫得強詞奪理，邏輯不通。西蒙諾夫看了大惑不解，便請日丹諾夫告訴他錯在哪裡，沒想到日丹諾夫又把批判文章的觀點重複了一遍，樣子顯得很尷尬。
日丹諾夫對阿赫瑪托娃同樣懷有好感，把她視為俄羅斯文化的代表。沒有日丹諾夫，阿赫瑪托娃的詩集《六書選》未必能在1940年出版。1941年左琴科和阿赫瑪托娃從列寧格勒疏散到塔什乾是市委直接下達的指示。詩人曼德爾施塔姆的妻子回憶道：“日丹諾夫本人通過政府專線給塔什乾打電話，指示關照阿赫瑪托娃。”但在《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報告》中，日丹諾夫卻說阿赫瑪托娃“不知是修女還是蕩婦，準確點說，既是修女又是蕩婦，在她身上淫蕩和祈禱混合在一起”。日丹諾夫對左琴科和阿赫瑪托娃的態度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從賞識到謾罵，可能是一種策略。他看到史達林對列寧格勒現狀明顯不滿，加上貝利亞和馬林科夫對他左右夾攻，便捨車保帥，犧牲他們兩人以保住更重要的人物。從對他們兩人的處理中也能看出日丹諾夫的真實態度。20世紀30年代受到過如此嚴厲批評的人不是槍決便是關入勞改營，但他們僅被開除出作協。開除出作協便無法領取作家麵包票證，有挨餓的危險。市蘇維埃代替作協發給他們票證。沒有日丹諾夫的默許，市蘇維埃決不敢這樣做。
1946年8月14日通過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決議前，還有一次鮮為人知的活動——8月9日上午8時，史達林在大理石廳會見文藝工作者。史達林一開口便提到《猴子奇遇記》：“小說絲毫不能令人信服。《星》是本好雜誌，現在為何給拙劣作品提供園地？”接著談到左琴科：“他沒見過戰爭，沒看到戰爭的殘酷。這個題材他沒寫過一個字。左琴科寫的鮑里索夫市的故事，猴子的奇遇，能提高雜誌的聲譽？不能！……我為什麼不喜歡左琴科？左琴科專門寫沒有思想性的東西，不允許他位於領導崗位上，……社會不能按照左琴科的意願改變，而他應改變自己適應社會，如不肯改變就讓他滾蛋！”
史達林的話似乎僅定下批判左琴科的調子，但日丹諾夫卻從中聽出弦外之音。《星》是列寧格勒州委領導的刊物，竟發表左琴科的拙劣作品。任命他為《星》雜誌編委的決定，是在州委書記處會議上做出的。州委領導人的警覺性到哪兒去了？參加會見的作家發現那天日丹諾夫神氣沮喪，表現不自然。他在強大壓力下，為保住自己地位，保護列寧格勒州、市兩級領導人，不得不拿兩位作家開刀。他做了打棍子式的粗暴的報告，從而落得千秋罵名。但實際上只是同對手的一次交鋒，不過這個回合他敗了。
日丹諾夫同貝利亞和馬林科夫的鬥爭越演越烈，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只要日丹諾夫的人沃茲涅先斯基擔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馬林科夫便永無出頭之日；庫茲涅佐夫擔任書記處書記並監督安全保衛部門，貝利亞就有殺頭的危險。於是勢不兩立的兩個人結起伙來對付日丹諾夫。史達林對他手下的人明爭暗鬥有自己的看法。他不希望某個人權力過大，當時讓他擔心的是馬林科夫和貝利亞，而日丹諾夫恰恰起到遏制這兩個人的作用，所以支持日丹諾夫把馬林科夫調出中央書記處。但1948年初貝利亞不知怎的說服史達林把馬林科夫調回莫斯科任書記處第二書記，日丹諾夫的助手。這對日丹諾夫不亞於當頭一棒。
如果不是日丹諾夫兒子尤里·日丹諾夫闖了大禍，鬥爭結果尚難逆料。血氣方剛的尤里猛烈抨擊蘇聯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特羅菲姆·李森科，稱他為偽學者，觸怒了史達林。李森科是史達林寵幸的學者，被他樹為蘇聯科學家的旗幟，尤里竟敢罵他偽學者，史達林怎能容忍。他讓尤里公開承認自己誹謗李森科院土，並向李森科賠禮道歉。這對日丹諾夫又是一次打擊，他精神支撐不住了，離開莫斯科到瓦爾代療養院休養。中央宣傳鼓動部副部長謝皮洛夫按照事先制定的計畫給日丹諾夫打了一次電話，目的是氣得他心臟病發作。謝皮洛夫達到目的，日丹諾夫被送進克里姆林宮醫院。這裡有不少貝利亞的人，貝利亞可以大顯身手。科斯特爾勤科在《紅色法老》一書中根據克格勃的檔案材料得出結論：“日丹諾夫的治療甚至不能說草率，剛畢業的醫生也不會這樣對待病人。心電圖室主任利季婭·季馬舒克（後因所謂“醫生事件”顯赫一時）確認心肌梗死，但其他醫生一定讓她改寫成肝硬化和高血壓所引起的功能性紊亂，暗示酗酒過度而死。”1948年8月31日日丹諾夫死在克里姆林宮醫院。日丹諾夫病逝同基洛夫遇刺一樣是蘇聯歷史上無法揭開的謎。
日丹諾夫的墓地
日丹諾夫的墓地日丹諾夫之死為貝利亞和馬林科夫消滅列寧格勒各級領導人掃清道路。庫茲涅佐夫立即被逮捕，沃茲涅先斯基雖未被捕但已撤銷一切職務。連史達林對這種做法都產生懷疑。赫魯雪夫在回憶錄中寫道：“我記得在這個時期，史達林曾不止一次詢問馬林科夫和貝利亞，‘在我們決定如何處置沃茲涅先斯基之前，不讓他工作是不是一種浪費？’他們總是回答：‘是的，讓我們仔細考慮一下。’過些日子史達林重提這個問題：‘我們是否應當讓沃茲涅先斯基負責領導國家銀行。他是位經濟學家，一位真正的金融方面的奇才。’沒人反對，然而毫無下文。”馬林科夫和貝利亞有自己的打算：把日丹諾夫的幹部一網打盡後統統消滅。藉口很快便找到。1948年底列寧格勒舉辦了一次全俄商品批發交易會。交易會是根據1948年11月11日馬林科夫主持下的蘇聯部長會議例會通過的決議舉辦的。但1949年2月15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卻把交易會定為反黨活動，隨即通過庫茲涅佐夫、羅季奧諾夫（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主席）和波普科夫（列寧格勒市蘇維埃主席）“反黨活動的決議”，列寧格勒州、市中層以上幹部統統撤職，其中不少人被捕。馬林科夫和貝利亞大獲全勝。2月21日馬林科夫來到列寧格勒，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發狂似的向列寧格勒的黨員們喊道：“你們築造了反黨老巢！編造了列寧格勒特殊‘圍困，命運的神話！貶低了偉大史達林的作用！準備偉大史達林來的時候進行恐怖活動！”1949年8月庫茲涅佐夫、沃茲涅先斯基、羅季奧諾夫、波普科夫以及州、市黨政負責人統統被槍決，兩千名幹部被趕到西伯利亞和中亞各加盟共和國，他們的位置被馬林科夫的人占據。這是蘇聯戰後最大的一次清洗，歷史上稱為“列寧格勒事件”，這是史達林暮年蘇聯領導集團內的一場權力之爭，主要是日丹諾夫和馬林科夫之爭，他們兩人都有接替史達林的可能。日丹諾夫觸犯了貝利亞的利益，才迫使貝同馬林科夫結盟。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決議使鬥爭第一次公開化。蘇聯領導層一向對外掩蓋列寧格勒事件，把關於兩雜誌的決議同整個事件分開，有意把日丹諾夫製造成迫害知識分子的劊子手的形象。不應僅憑日丹諾夫所做的報告評價他的文藝觀點和對知識分子的態度，但也不應忘記他是史達林時代的人，那個時代人的特點他也應有盡有。在史達林時代蘇聯領導人當中，日丹諾夫的文化修養還應算高的，對知識分子比起別的領導人來也還算客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