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院大廈:學界小說及其不滿》內容簡介：學界小說是歐美現代文學一個相當重要的分支。斯諾的《大師們》、金斯利·艾米斯的《幸運的吉姆》、戴維·洛奇的《小世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學院大廈:學界小說及其不滿》是一部對1950年代以來直到21世紀的學界小說的評論。而這部獨特的文學評論之所以有特殊的意義，是在於它恰好通過對學界小說的分析評論，勾勒出一部完整的二戰以後歐美大學的體制與精神的變遷史。用作者肖瓦爾特的話來說：人們可以知道學界小說的主角和作者們“如何由滿懷希望變為默默忍受，再到翹首以盼，直至玩世不恭”。作者肖瓦爾特是普林斯頓大學英語系教授，有著細膩、尖銳的女性視角和類似於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學院大廈:學界小說及其不滿》評論了數百部學界小說，稱得上是一部全景式的學界小說索引。
基本介紹
- 外文名：Faculty Towers: the Academic Novel and Its Discontents
- 書名：學院大廈:學界小說及其不滿
-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 頁數：162頁
- 開本：32
- 譯者：吳燕莛
- 出版日期：2012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2638793
作者,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作者
伊萊恩·肖瓦爾特 (Elaine Showalter)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學院大廈:學界小說及其不滿》編輯推薦：一部二戰以後歐美大學的精神變遷史，全景式的學界小說索引和研究力作。
通過閱讀學界小說……我希望我所學到的，是不要低估學術世界中靜悄悄的走道和四方院內的活動，如喬治·艾略特在《米德爾馬奇》中所說的那樣，是預計假如我們真的能夠對他們的所思所感有那么一丁點兒的理解的話，那我們一定會被那於無聲處的驚雷震得目瞪口呆。——伊萊恩·肖瓦爾特
通過閱讀學界小說……我希望我所學到的，是不要低估學術世界中靜悄悄的走道和四方院內的活動，如喬治·艾略特在《米德爾馬奇》中所說的那樣，是預計假如我們真的能夠對他們的所思所感有那么一丁點兒的理解的話，那我們一定會被那於無聲處的驚雷震得目瞪口呆。——伊萊恩·肖瓦爾特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伊萊恩·肖瓦爾特（Elaine Showalter） 譯者：吳燕莛
伊萊恩·肖瓦爾特（Elaine Showalter，1941-），美國著名女性主義批評家，美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創立者之一，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曾任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LA）會長，享有盛譽的布克國際文學獎評審主席（2007年）。著有《她們自己的文學：從勃朗特到萊辛》（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女性的不適：女人、瘋狂和英國的文化，1830－1908》（The Female Malady: Women, Madness, and English Culture, 1830-1980）、《歷史：歇斯底里症與現代媒體》（Hystories: Hysterical Epidemics and Modern Media）、《創造自己：要求女性主義的知識傳統》（Inventing Herself: Claiming a Feminist Intellectual Heritage）、《女性文學評判人》（A Jury of Her Peers）等。
吳燕莛，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碩士，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系研究生，現任教於上海外國語大學傳媒學院。
伊萊恩·肖瓦爾特（Elaine Showalter，1941-），美國著名女性主義批評家，美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創立者之一，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曾任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LA）會長，享有盛譽的布克國際文學獎評審主席（2007年）。著有《她們自己的文學：從勃朗特到萊辛》（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女性的不適：女人、瘋狂和英國的文化，1830－1908》（The Female Malady: Women, Madness, and English Culture, 1830-1980）、《歷史：歇斯底里症與現代媒體》（Hystories: Hysterical Epidemics and Modern Media）、《創造自己：要求女性主義的知識傳統》（Inventing Herself: Claiming a Feminist Intellectual Heritage）、《女性文學評判人》（A Jury of Her Peers）等。
吳燕莛，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碩士，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系研究生，現任教於上海外國語大學傳媒學院。
媒體推薦
通過閱讀學界小說……我希望我所學到的，是不要低估學術世界中靜悄悄的走道和四方院內的活動，如喬治？艾略特在《米德爾馬奇》中所說的那樣，是預計假如我們真的能夠對他們的所思所感有那么一丁點兒的理解的話，那我們一定會被那於無聲處的驚雷震得目瞪口呆。 ——伊萊恩·肖瓦爾特
圖書目錄
前言 我讀什麼，我為何而讀
第一章 50年代：象牙大廈
第二章 60年代：部落大廈
第三章 70年代：玻璃大廈
第四章 80年代：女性主義大廈
第五章 90年代：終身教職
第六章 進入21世紀：悲劇大廈
結束語
學界小說書目
致謝
第一章 50年代：象牙大廈
第二章 60年代：部落大廈
第三章 70年代：玻璃大廈
第四章 80年代：女性主義大廈
第五章 90年代：終身教職
第六章 進入21世紀：悲劇大廈
結束語
學界小說書目
致謝
後記
結束語
在過去的50年裡，“教授小說”提供了一個全面的關於大學的社會歷史，以及這個職業在精神、政治和心理上的準則。每一個10年裡都有一些關於高等教育的醜聞和新聞標題出現在醒目的地位——階級、政治上的勾心鬥角、女權主義、性騷擾、政治正確。那么，變化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學界小說基本上都屬於特洛勒普式的。大學是一個規模不大、頗為封閉的地方，但是跟大社會息息相關，深受它的價值體系和問題的影響，大學甚至成為理想狀態的一種模式。20世紀中期的學界小說，胸有成竹地把大學進退維谷的窘境表現為一個個微縮世界：它的政治道德和競選運動、人文學和科學的劃分、個人所承受的在私生活和公共生活以及謙卑的職業和自我宣傳之間的張力，這些東西在小說中沒有被看作是無足輕重的爭吵，而看作是在可以駕馭的範圍之內、應對更大的社會問題的方式。如同聖公會的廣教會派和高教會派之間就教義和行為而發生的爭論一樣，教授之間因為方法和理念的不同所發生的內部爭吵，看上去都是真心實意的，如果說有些過於激烈的話。總體來說，即便是學術世界中最不受歡迎的居民——《大師們》里的溫斯洛和南丁蓋爾，《幸運的吉姆》中的韋爾奇（Welch）和馬格利特·皮爾教授，《學術園》中的亨利·馬爾卡希，《克蘭頓的聚會》中的布坎南——也並不陰險惡毒，只不過屬於可憐和荒唐而已。而那些最令人欽佩的人物——劉易斯·艾略特（Lewis Elliot）、多姆娜·雷日涅夫、艾德·泰勒、桑迪·桑德令——都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堅定不移，並努力實踐著它的學術理想。
但是，到了1970年代，這樣一幅學界生活的畫面開始變得暗淡，並發生了變化。讓人感到反常的是，正當高等教育變得日益壯大，接受越來越多的來自不同背景和階層的學生，以滿足經濟對受過高級培訓的工人的要求，以及向上晉升的社會需求的時候，老派教授卻猶如維多利亞時代的神職人員一樣逐漸被淘汰，在小說中取而代之的是新一代的學者。這一代學者與其說是以信仰和服務為目的，倒不如說是為野心和對權力的渴求所驅動。他們追逐的風尚和發生的爭吵看上去越來越微不足道；他們自己也變成越來越醜陋不堪的人物，充滿了自我懷疑和自我憎恨。到了小說以性騷擾為主題的時候，這些衝突——關於性和種族問題——已經成為中心的議題，而且意味深長。但是，對於大學應對這些衝突的方式，創作學界小說的作家們則充滿了諷刺，認為這些做法古怪迂腐、報復心切、墨守成規以及缺乏人道精神。象牙大廈已經變成了由玻璃幕牆圍起來的脆弱堡壘。
在剛開始看學界小說的時候，我還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學生，並沒有寄希望於躋身大師們的世界，沒有指望、更不用說有什麼雄心要在這個圈子裡出人頭地。如今我已經抵達了那個夢想、那個職業的彼岸，進入了學術年曆的第五季——退休，從這幾十年來閱讀學界小說的經歷當中，我究竟學到了些什麼？它們對於一個教授的現實生活，或者至少對我這個教授所親身經歷的多多少少真實的生活，究竟有怎樣的指導意義？
總體來說，我認為，當代的學界小說都過於溫和，它們用諷刺代替悲劇，用偵探情節取代一個因小社會內部的種種醜聞、內幕、分裂、失望和災難而產生的錯綜複雜的後果。任何一個副教授，只要稍微留點神，就會聽到各種各樣的喜劇和悲劇故事，相形之下，就連柯爾曼·希爾克這樣的故事看上去也沒什麼獨到之處。我覺得這種把學界心理過於簡單化的做法，在近年來以性騷擾占主導地位的長篇故事裡表現得非常明顯。
讓我來舉一個在本書中我尚未討論過的例子，《復仇女神》（Nemesis，1990年），作者是喬伊斯·卡爾·歐茨，她使用的是假名羅莎蒙德·史密斯（Rosamond Smith）（通常在類型小說中才使用）。雖然我算不上是這部小說中的一個人物，但是，小說有些部分是以普林斯頓大學的英語系裡所發生的一樁眾所周知的性騷擾案為依據，或是受此案例的啟發。小說最初的幾個章節描寫了在學年伊始，研究生院院長瑪吉·布萊克伯恩（Maggie Blackburn）為音樂系的教師和學生舉辦一個聚會；聚會之後，一位名叫羅爾夫·克里斯滕森（Rolfe Christensen）的名教授對一個叫作布蘭登·鮑爾（Brendan Bauer）的年輕男研究生實施了騷擾。歐茨深入地探討了該醜聞在學術社會中所產生的影響和大學所做出的反應。歐茨是普林斯頓的一位教員，對於學術圈的弱點，多年來她有著犀利的觀察，對於大學生活所造成的精神創傷（university trauma），她的分析最為出色、不為感情所動。她能夠一如既往地抓住恐懼和鬧劇之間的交替變化、惡毒流言的傳播網路以及交織在一起的政治上的勃勃雄心和知識上的理想主義。當校園裡的流言工廠開動起來對瑪吉進行攻擊時，歐茨/史密斯對她所感到的震驚有相當出色的描寫：“在某些人士中——厭惡女人者而非同性戀者——據傳瑪吉·布萊克伯恩，一個好鬥的女權主義者，開始對羅爾夫·克里斯滕森實施復仇；她跟一個學生串通一氣，施展伎倆，使這位年長的作曲家被迫暫停工作。” 瑪吉的“朋友們”自然會留意保證她聽到這則流言。這個意想不到的情節轉折非常有意思，在羅斯和普羅斯創作的小說里，女權主義者和其他一些人設圈套、陷害男性教授的陰謀已經變得必不可少。但是，對於這些流言，或圍繞性騷擾案所牽涉到的方方面面的威脅、警告和敵對，瑪吉感受如何，歐茨/史密斯並沒有繼續寫下去。舊日的怨恨和偏見而今又重現；在許多系裡，人們把相互之間的不了解視為正常的同事關係，如今這層保護盔甲給捅破了，一些人大為震驚，認識到他們對老朋友和老同事是多么不了解，而另一些人則驚恐萬分，開始明白同事關係表面上的親切友好是多么淺薄。在某些人士中，人們做出無情的、清教式的評判，而另一部分人則默默地承受著自責和自我質疑——因為很少有教授不承認教學中存在著兩性之間的張力，卻能在學術生涯中生存——這兩種反應在一個情感色彩濃厚的氛圍里瀰漫著。
就連歐茨/史密斯也沒能全面地捕捉到這種情感餘波和錯綜複雜的感受：荒誕、不公正、愚蠢、悲哀、憤怒，以及伴隨性騷擾經歷和其他學界醜聞而來的幻滅之感。或許我對這樣一本書的要求過高了——我們大家都知道，當我們自己捲入一個事件的時候，對於此事的描述，我們讀起來會比別人更加苛刻，無論這些描寫是發表在《紐約時報》上，還是在一部小說里。《復仇女神》與通常反映學界性騷擾問題的小說之不同，還在於它採用了一個同性性騷擾案——比異性騷擾情節更為令人憂慮、不落俗套。此案的原始素材深深地抓住了涉及男性的核心思想和學界未言明的契約關係，即使是讓歐茨以真名來寫一部嚴肅的足本文學小說來涵蓋這個問題，那對她也是一種考驗。儘管如此，我相信總的說來，性騷擾這個話題所產生的反響，超出了即便是我們當代最優秀的作家所表現的範圍。反映這種校園生活的創傷的優秀美國小說，還有待於後人來創作。
從另一種意義上來看，學界小說過於聳人聽聞、充滿世界末日的悲觀看法。跟違紀聽證會、或婚外戀、或謀殺情節相比，通常——或者說與此同時——教授們更加關心的是圖書館裡有沒有我們需要的書。不過，教授的日常生活，大體上不是什麼好的故事素材。我還沒有看到過一本小說能夠真正抓住學術時間的緊張程度，日復一日的瑣碎工作，同時心中怯生生地明白這種工作的永久性，這是一種奇特的結合。任何一個災難都可能包含著追求名利的意味；要表現那種既工於心計又充滿悲哀的情形，對於小說家來說實在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猜想學界小說所需要的是一個更具有歷史真實的觀點，這種觀點在接受學術理想的衰落的同時，也承認體制內產生這種轉變的必然性。那些始終生活在體制里的人——那些教師們——對這些變化的感觸最深。有這么一種說法，在每個婚姻中其實都有兩種結合——妻子的結合和丈夫的結合。（弗洛伊德還會加上姻親的結合）。在大學裡，我認為存在著兩類故事——教員的故事和學生的故事。任憑高昂的開支、削減的經費、平權行動的問題、對於標準的種種批評意見，從學生的角度來看，學術生活依然蓬勃發展。想要並期待著上大學的學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多。他們在本科學習的經歷繼續給他們帶來滿足、歡愉和幸福。今天的本科生擁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好的研究設施、教育機會、諮詢輔導、生活安排、獎學金資助、食物和社會選擇。在大多數校園裡，他們生活得非常幸福；在某些校園裡，更是欣喜若狂。
但是，對於教師，我不敢做同樣的論斷。如戴維·洛奇所說，在大學裡教書是一份好工作、美好的工作。但是，它並非完美無瑕。海扎德·亞當姆斯在他傑出的學界小說《赫姆》（Home，2001年）中，運用了一個真正的美國式的烏托邦社會，“赫姆，”暗喻當代的英語系是一個失敗的烏托邦。亞當姆斯的身份使其對這些事情極有資格作出判斷。他是一位傑出的批評家和文學理論家，同時還是華盛頓大學榮退的比較文學教授。他還創作過另外兩部學界小說，以1950年代為背景的《說教的馬》（The Horses of Instruction）和以1970到71年為背景的《許多漂亮的玩具》（Many Pretty Toys）。
在《赫姆》中，曾經擔任過行政管理工作的歷史教授艾德華·威廉斯（Edward Williams）正在研究19世紀的一個叫做“赫姆”的無政府社團，同時還在State主持英語系校外評審委員會（the external review committee）的工作，因此，他不禁看到二者之間的相似之處：“他已經開始考慮，若是有一些非常嚴格的限定，一個無政府主義的模式——不是社團的，赫姆式——也許比較合適用來描寫”英語系，因為在英語系裡，教授們“差不多已經忘記了英語系與行政管理方面、立法組織發生爭執的漫長而多姿多彩的歷史，或許如今這世界或者現實只忙於為權力而互相傾軋。” 系裡正在為一個美國文學和文化的摩根教授職位（Morgan Professorship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的任命權而奮鬥。三年來，它始終堅持不懈地努力著，但一直沒能如願以償。“其中的原因是各種各樣的，但是……意見不和已經變成政治鬥爭，以至於整個行業似乎都已經被政治化了。種族、階級、性別、偉大作品的標準、西方文化、多元文化、多樣性——所有這些詞都圍繞著像課程設定或教員的招聘這樣最最簡單的問題嗡嗡作響。”但是，這種嗡嗡之聲掩蓋了系裡不希望面對的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它自身的生存。“真正的威脅來自別處、來自外界：大學日益為以技術為中心的企業所吸收，它會拿人文學科怎么辦呢（如果真能的話）。會不會有一天有人來造訪英語系，正如他回‘赫姆’一樣，卻發現它已經沒了蹤影？”(7)
在21世紀，英語系的衰敗和墮落的問題變得非常嚴重，這不單單是因為商業、科學和技術變得如此之強大，而恰恰是因為英語系已經失去了自身存在的目的，而且沒有去尋找一個新的知識中心的意願。“各種各樣的中心，”威廉斯想到，“……變得不合時宜已經有許多年了”(9)。他的觀點得到了海倫·格蘭特（Helen Grant）的支持。海倫·格蘭特是研究十七世紀散文的學者，過去曾擔任英語系主任，如今一直是State的英語學院院長。戈蘭特聽著前來參加競爭新職位的各種各樣的教授所發的牢騷，不得不“提醒自己，摩根教授這個職位對許多人來說非常重要。她早就知道文學並不是大學所熟知的任何宇宙的中心，如果它曾經是的話”(21)。
然而，系裡的成員卻表現得他們儼然就是宇宙的中心。就在他們不知不覺地變得越來越落伍的時候，他們繼續為這個職位爭吵不休，對於牽涉到未來的更深層次的問題卻置若罔聞，面對來自外界的破壞力量，他們的自我意識遠不如烏托邦社會的成員強。由於性騷擾案已經成為表達所有衝突的樣板，所以State的英語系也無可避免地有了這樣一個案子。弗朗辛·賴特（Francine Wright）是一位信奉女權主義的教授，她慫恿一位本科生向院長投訴，說她在系裡的聚會上遭到一位男教授，哈利·威爾斯（Harley Wales），對她實施性騷擾。（賴特和威爾斯對於任命的問題持完全對立的立場。）事實上，威爾斯暗地裡是同性戀。在跟系主任格蘭特交談時，那位學生承認她不能肯定確實發生過任何事情而撤銷了投訴，隨後就休學了。然而，流言在繼續傳播著。學生們示威遊行，要求解僱威爾斯；他向賴特提出了誹謗的起訴；兩個人實際上動手打了起來。
弗朗辛受到了良心的譴責：“是她聽任自己變成了這樣的一個人。她曾經懷著惡意，帶著沒有根據的仇恨把先前的某些自我置於死地……開始時帶著最善意的願望，信奉正義、公平、凡是正確的一切，可不知怎么，她失去了平衡，陷入了仇恨的境地”(201)。她自殺了。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她的死愈加使她成為校園裡的英雄，而完全沒能證明威爾斯的無辜：“她的聲譽越來越高，而哈利·威爾斯的則降到了谷底，因為在許多人看來，他似乎依然是折磨她的那個人。這表面上看似喜劇、甚至是鬧劇，而系裡的一些成員如今把它歸為悲劇類型，把弗朗辛作為悲劇的主人公”(204)。
亞當姆斯把英語系成員的斤斤計較、固執己見和不仁不慈，跟赫姆公社成員的勇氣、忠誠、熱情和團結進行對照，赫姆公社的許多成員因為信仰言論自由而遭到迫害和囚禁。可是，最後赫姆跟英語系一樣，由於“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使得個人的獨特癖性惡化，進而上升為仇恨”，從而失去了自己的身份(178)。《赫姆》的語氣黯然神傷，而不帶譴責和戲劇的意味。一群獻身於文學、文化、學術和教學的人可以形成一個友誼、慈愛和相互支持的烏托邦社會，這是他們的夢想。然而《赫姆》悲傷地反映了這個夢想的終結。
啊，所有的烏托邦最終都不免流於乏味。當前學界小說所表現出來的憤懣可能是誇大其辭，但是，對英語系及其居民或許不抱有田園詩般的幻想，才是更健康、更明智的做法。有愛德華·卡索邦這么一個人做同事，本來也沒什麼精彩可言，不過，艾略特筆下的學者，如果說冷冰冰、令人生畏，但還是相當有分量和意味深長的。通過閱讀學界小說，除了了解關於古根海姆通知信的內幕訊息之外，我希望我所學到的，是不要低估學術世界中靜悄悄的走道和四方院內的活動，如喬治·艾略特在《米德爾馬奇》中所說的那樣，是預計假如我們真的能夠對他們的所思所感有那么一丁點兒的理解的話，那我們一定會被那於無聲處的驚雷震得目瞪口呆。
在過去的50年裡，“教授小說”提供了一個全面的關於大學的社會歷史，以及這個職業在精神、政治和心理上的準則。每一個10年裡都有一些關於高等教育的醜聞和新聞標題出現在醒目的地位——階級、政治上的勾心鬥角、女權主義、性騷擾、政治正確。那么，變化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學界小說基本上都屬於特洛勒普式的。大學是一個規模不大、頗為封閉的地方，但是跟大社會息息相關，深受它的價值體系和問題的影響，大學甚至成為理想狀態的一種模式。20世紀中期的學界小說，胸有成竹地把大學進退維谷的窘境表現為一個個微縮世界：它的政治道德和競選運動、人文學和科學的劃分、個人所承受的在私生活和公共生活以及謙卑的職業和自我宣傳之間的張力，這些東西在小說中沒有被看作是無足輕重的爭吵，而看作是在可以駕馭的範圍之內、應對更大的社會問題的方式。如同聖公會的廣教會派和高教會派之間就教義和行為而發生的爭論一樣，教授之間因為方法和理念的不同所發生的內部爭吵，看上去都是真心實意的，如果說有些過於激烈的話。總體來說，即便是學術世界中最不受歡迎的居民——《大師們》里的溫斯洛和南丁蓋爾，《幸運的吉姆》中的韋爾奇（Welch）和馬格利特·皮爾教授，《學術園》中的亨利·馬爾卡希，《克蘭頓的聚會》中的布坎南——也並不陰險惡毒，只不過屬於可憐和荒唐而已。而那些最令人欽佩的人物——劉易斯·艾略特（Lewis Elliot）、多姆娜·雷日涅夫、艾德·泰勒、桑迪·桑德令——都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堅定不移，並努力實踐著它的學術理想。
但是，到了1970年代，這樣一幅學界生活的畫面開始變得暗淡，並發生了變化。讓人感到反常的是，正當高等教育變得日益壯大，接受越來越多的來自不同背景和階層的學生，以滿足經濟對受過高級培訓的工人的要求，以及向上晉升的社會需求的時候，老派教授卻猶如維多利亞時代的神職人員一樣逐漸被淘汰，在小說中取而代之的是新一代的學者。這一代學者與其說是以信仰和服務為目的，倒不如說是為野心和對權力的渴求所驅動。他們追逐的風尚和發生的爭吵看上去越來越微不足道；他們自己也變成越來越醜陋不堪的人物，充滿了自我懷疑和自我憎恨。到了小說以性騷擾為主題的時候，這些衝突——關於性和種族問題——已經成為中心的議題，而且意味深長。但是，對於大學應對這些衝突的方式，創作學界小說的作家們則充滿了諷刺，認為這些做法古怪迂腐、報復心切、墨守成規以及缺乏人道精神。象牙大廈已經變成了由玻璃幕牆圍起來的脆弱堡壘。
在剛開始看學界小說的時候，我還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學生，並沒有寄希望於躋身大師們的世界，沒有指望、更不用說有什麼雄心要在這個圈子裡出人頭地。如今我已經抵達了那個夢想、那個職業的彼岸，進入了學術年曆的第五季——退休，從這幾十年來閱讀學界小說的經歷當中，我究竟學到了些什麼？它們對於一個教授的現實生活，或者至少對我這個教授所親身經歷的多多少少真實的生活，究竟有怎樣的指導意義？
總體來說，我認為，當代的學界小說都過於溫和，它們用諷刺代替悲劇，用偵探情節取代一個因小社會內部的種種醜聞、內幕、分裂、失望和災難而產生的錯綜複雜的後果。任何一個副教授，只要稍微留點神，就會聽到各種各樣的喜劇和悲劇故事，相形之下，就連柯爾曼·希爾克這樣的故事看上去也沒什麼獨到之處。我覺得這種把學界心理過於簡單化的做法，在近年來以性騷擾占主導地位的長篇故事裡表現得非常明顯。
讓我來舉一個在本書中我尚未討論過的例子，《復仇女神》（Nemesis，1990年），作者是喬伊斯·卡爾·歐茨，她使用的是假名羅莎蒙德·史密斯（Rosamond Smith）（通常在類型小說中才使用）。雖然我算不上是這部小說中的一個人物，但是，小說有些部分是以普林斯頓大學的英語系裡所發生的一樁眾所周知的性騷擾案為依據，或是受此案例的啟發。小說最初的幾個章節描寫了在學年伊始，研究生院院長瑪吉·布萊克伯恩（Maggie Blackburn）為音樂系的教師和學生舉辦一個聚會；聚會之後，一位名叫羅爾夫·克里斯滕森（Rolfe Christensen）的名教授對一個叫作布蘭登·鮑爾（Brendan Bauer）的年輕男研究生實施了騷擾。歐茨深入地探討了該醜聞在學術社會中所產生的影響和大學所做出的反應。歐茨是普林斯頓的一位教員，對於學術圈的弱點，多年來她有著犀利的觀察，對於大學生活所造成的精神創傷（university trauma），她的分析最為出色、不為感情所動。她能夠一如既往地抓住恐懼和鬧劇之間的交替變化、惡毒流言的傳播網路以及交織在一起的政治上的勃勃雄心和知識上的理想主義。當校園裡的流言工廠開動起來對瑪吉進行攻擊時，歐茨/史密斯對她所感到的震驚有相當出色的描寫：“在某些人士中——厭惡女人者而非同性戀者——據傳瑪吉·布萊克伯恩，一個好鬥的女權主義者，開始對羅爾夫·克里斯滕森實施復仇；她跟一個學生串通一氣，施展伎倆，使這位年長的作曲家被迫暫停工作。” 瑪吉的“朋友們”自然會留意保證她聽到這則流言。這個意想不到的情節轉折非常有意思，在羅斯和普羅斯創作的小說里，女權主義者和其他一些人設圈套、陷害男性教授的陰謀已經變得必不可少。但是，對於這些流言，或圍繞性騷擾案所牽涉到的方方面面的威脅、警告和敵對，瑪吉感受如何，歐茨/史密斯並沒有繼續寫下去。舊日的怨恨和偏見而今又重現；在許多系裡，人們把相互之間的不了解視為正常的同事關係，如今這層保護盔甲給捅破了，一些人大為震驚，認識到他們對老朋友和老同事是多么不了解，而另一些人則驚恐萬分，開始明白同事關係表面上的親切友好是多么淺薄。在某些人士中，人們做出無情的、清教式的評判，而另一部分人則默默地承受著自責和自我質疑——因為很少有教授不承認教學中存在著兩性之間的張力，卻能在學術生涯中生存——這兩種反應在一個情感色彩濃厚的氛圍里瀰漫著。
就連歐茨/史密斯也沒能全面地捕捉到這種情感餘波和錯綜複雜的感受：荒誕、不公正、愚蠢、悲哀、憤怒，以及伴隨性騷擾經歷和其他學界醜聞而來的幻滅之感。或許我對這樣一本書的要求過高了——我們大家都知道，當我們自己捲入一個事件的時候，對於此事的描述，我們讀起來會比別人更加苛刻，無論這些描寫是發表在《紐約時報》上，還是在一部小說里。《復仇女神》與通常反映學界性騷擾問題的小說之不同，還在於它採用了一個同性性騷擾案——比異性騷擾情節更為令人憂慮、不落俗套。此案的原始素材深深地抓住了涉及男性的核心思想和學界未言明的契約關係，即使是讓歐茨以真名來寫一部嚴肅的足本文學小說來涵蓋這個問題，那對她也是一種考驗。儘管如此，我相信總的說來，性騷擾這個話題所產生的反響，超出了即便是我們當代最優秀的作家所表現的範圍。反映這種校園生活的創傷的優秀美國小說，還有待於後人來創作。
從另一種意義上來看，學界小說過於聳人聽聞、充滿世界末日的悲觀看法。跟違紀聽證會、或婚外戀、或謀殺情節相比，通常——或者說與此同時——教授們更加關心的是圖書館裡有沒有我們需要的書。不過，教授的日常生活，大體上不是什麼好的故事素材。我還沒有看到過一本小說能夠真正抓住學術時間的緊張程度，日復一日的瑣碎工作，同時心中怯生生地明白這種工作的永久性，這是一種奇特的結合。任何一個災難都可能包含著追求名利的意味；要表現那種既工於心計又充滿悲哀的情形，對於小說家來說實在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猜想學界小說所需要的是一個更具有歷史真實的觀點，這種觀點在接受學術理想的衰落的同時，也承認體制內產生這種轉變的必然性。那些始終生活在體制里的人——那些教師們——對這些變化的感觸最深。有這么一種說法，在每個婚姻中其實都有兩種結合——妻子的結合和丈夫的結合。（弗洛伊德還會加上姻親的結合）。在大學裡，我認為存在著兩類故事——教員的故事和學生的故事。任憑高昂的開支、削減的經費、平權行動的問題、對於標準的種種批評意見，從學生的角度來看，學術生活依然蓬勃發展。想要並期待著上大學的學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多。他們在本科學習的經歷繼續給他們帶來滿足、歡愉和幸福。今天的本科生擁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好的研究設施、教育機會、諮詢輔導、生活安排、獎學金資助、食物和社會選擇。在大多數校園裡，他們生活得非常幸福；在某些校園裡，更是欣喜若狂。
但是，對於教師，我不敢做同樣的論斷。如戴維·洛奇所說，在大學裡教書是一份好工作、美好的工作。但是，它並非完美無瑕。海扎德·亞當姆斯在他傑出的學界小說《赫姆》（Home，2001年）中，運用了一個真正的美國式的烏托邦社會，“赫姆，”暗喻當代的英語系是一個失敗的烏托邦。亞當姆斯的身份使其對這些事情極有資格作出判斷。他是一位傑出的批評家和文學理論家，同時還是華盛頓大學榮退的比較文學教授。他還創作過另外兩部學界小說，以1950年代為背景的《說教的馬》（The Horses of Instruction）和以1970到71年為背景的《許多漂亮的玩具》（Many Pretty Toys）。
在《赫姆》中，曾經擔任過行政管理工作的歷史教授艾德華·威廉斯（Edward Williams）正在研究19世紀的一個叫做“赫姆”的無政府社團，同時還在State主持英語系校外評審委員會（the external review committee）的工作，因此，他不禁看到二者之間的相似之處：“他已經開始考慮，若是有一些非常嚴格的限定，一個無政府主義的模式——不是社團的，赫姆式——也許比較合適用來描寫”英語系，因為在英語系裡，教授們“差不多已經忘記了英語系與行政管理方面、立法組織發生爭執的漫長而多姿多彩的歷史，或許如今這世界或者現實只忙於為權力而互相傾軋。” 系裡正在為一個美國文學和文化的摩根教授職位（Morgan Professorship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的任命權而奮鬥。三年來，它始終堅持不懈地努力著，但一直沒能如願以償。“其中的原因是各種各樣的，但是……意見不和已經變成政治鬥爭，以至於整個行業似乎都已經被政治化了。種族、階級、性別、偉大作品的標準、西方文化、多元文化、多樣性——所有這些詞都圍繞著像課程設定或教員的招聘這樣最最簡單的問題嗡嗡作響。”但是，這種嗡嗡之聲掩蓋了系裡不希望面對的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它自身的生存。“真正的威脅來自別處、來自外界：大學日益為以技術為中心的企業所吸收，它會拿人文學科怎么辦呢（如果真能的話）。會不會有一天有人來造訪英語系，正如他回‘赫姆’一樣，卻發現它已經沒了蹤影？”(7)
在21世紀，英語系的衰敗和墮落的問題變得非常嚴重，這不單單是因為商業、科學和技術變得如此之強大，而恰恰是因為英語系已經失去了自身存在的目的，而且沒有去尋找一個新的知識中心的意願。“各種各樣的中心，”威廉斯想到，“……變得不合時宜已經有許多年了”(9)。他的觀點得到了海倫·格蘭特（Helen Grant）的支持。海倫·格蘭特是研究十七世紀散文的學者，過去曾擔任英語系主任，如今一直是State的英語學院院長。戈蘭特聽著前來參加競爭新職位的各種各樣的教授所發的牢騷，不得不“提醒自己，摩根教授這個職位對許多人來說非常重要。她早就知道文學並不是大學所熟知的任何宇宙的中心，如果它曾經是的話”(21)。
然而，系裡的成員卻表現得他們儼然就是宇宙的中心。就在他們不知不覺地變得越來越落伍的時候，他們繼續為這個職位爭吵不休，對於牽涉到未來的更深層次的問題卻置若罔聞，面對來自外界的破壞力量，他們的自我意識遠不如烏托邦社會的成員強。由於性騷擾案已經成為表達所有衝突的樣板，所以State的英語系也無可避免地有了這樣一個案子。弗朗辛·賴特（Francine Wright）是一位信奉女權主義的教授，她慫恿一位本科生向院長投訴，說她在系裡的聚會上遭到一位男教授，哈利·威爾斯（Harley Wales），對她實施性騷擾。（賴特和威爾斯對於任命的問題持完全對立的立場。）事實上，威爾斯暗地裡是同性戀。在跟系主任格蘭特交談時，那位學生承認她不能肯定確實發生過任何事情而撤銷了投訴，隨後就休學了。然而，流言在繼續傳播著。學生們示威遊行，要求解僱威爾斯；他向賴特提出了誹謗的起訴；兩個人實際上動手打了起來。
弗朗辛受到了良心的譴責：“是她聽任自己變成了這樣的一個人。她曾經懷著惡意，帶著沒有根據的仇恨把先前的某些自我置於死地……開始時帶著最善意的願望，信奉正義、公平、凡是正確的一切，可不知怎么，她失去了平衡，陷入了仇恨的境地”(201)。她自殺了。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她的死愈加使她成為校園裡的英雄，而完全沒能證明威爾斯的無辜：“她的聲譽越來越高，而哈利·威爾斯的則降到了谷底，因為在許多人看來，他似乎依然是折磨她的那個人。這表面上看似喜劇、甚至是鬧劇，而系裡的一些成員如今把它歸為悲劇類型，把弗朗辛作為悲劇的主人公”(204)。
亞當姆斯把英語系成員的斤斤計較、固執己見和不仁不慈，跟赫姆公社成員的勇氣、忠誠、熱情和團結進行對照，赫姆公社的許多成員因為信仰言論自由而遭到迫害和囚禁。可是，最後赫姆跟英語系一樣，由於“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使得個人的獨特癖性惡化，進而上升為仇恨”，從而失去了自己的身份(178)。《赫姆》的語氣黯然神傷，而不帶譴責和戲劇的意味。一群獻身於文學、文化、學術和教學的人可以形成一個友誼、慈愛和相互支持的烏托邦社會，這是他們的夢想。然而《赫姆》悲傷地反映了這個夢想的終結。
啊，所有的烏托邦最終都不免流於乏味。當前學界小說所表現出來的憤懣可能是誇大其辭，但是，對英語系及其居民或許不抱有田園詩般的幻想，才是更健康、更明智的做法。有愛德華·卡索邦這么一個人做同事，本來也沒什麼精彩可言，不過，艾略特筆下的學者，如果說冷冰冰、令人生畏，但還是相當有分量和意味深長的。通過閱讀學界小說，除了了解關於古根海姆通知信的內幕訊息之外，我希望我所學到的，是不要低估學術世界中靜悄悄的走道和四方院內的活動，如喬治·艾略特在《米德爾馬奇》中所說的那樣，是預計假如我們真的能夠對他們的所思所感有那么一丁點兒的理解的話，那我們一定會被那於無聲處的驚雷震得目瞪口呆。
序言
前言 我讀什麼，我為何而讀
學界小說何以成為我最喜愛的文學類型？或許僅僅是因為自戀的快樂。對於這類小說的崛起，一種理論認為，它之所以能夠得到發展是由於讀者喜歡閱讀自己的世界，其實就是閱讀他們自己。不錯，我的確是一位英國文學教授；不錯，我至少有兩次成為學界小說中的人物：一次是一個貪圖口腹之慾、性關係混亂、吸毒成癮的波西米亞，一次是一個聞性色變、在道德方面對人極為苛刻、刻意不修邊幅的敦實的女人。我不希望自己在任何一種面目下給人輕易地辨認出來，我也不會在此透露那兩部小說的名字，雖然我可以告訴你，比起萎縮的梅子，我更喜歡扮演康科德出產的甜美誘人的葡萄。
不過，早在成為教授之前，我就迷上了學界小說，它當時深受歡迎，而我正值青春年少。這種文學類型的興起與蓬勃發展，大約始於1950年代。當時，美國大學正處於急劇擴張階段，先是吸收退休人員返聘，然後又錄用了越來越多的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出現這種情況跟美英高等教育的實質也有著很大的關係。我們大多數學校都扮演著學生的替身家長的角色，在校園裡創造了一個五臟俱全的社會，為機構里的成員及其相關人員提供食宿、醫療保健和社交活動。大學積極培育學生和教員之間緊密的個人關係。此外，學校的課程設定中，通常還包括創造性寫作這樣一個專業；因此，多數院系裡都會有一些專業作家，他們能夠從局內人的角度來觀察同事們之間的部落式的禮儀。
當然，在小說中，學生始終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從一開始，關於長大成人（coming-of-age）的故事和教育小說（Bildungsromane） ，就多得不計其數。然而，對我來說，最有意思的是描寫教員的學界小說，那些在體制內終其一生的從業者——有位評論家稱之為“教授小說”（professorromane） 。我覺得這些故事妙趣橫生，給人以心智上的啟迪，並且有教育意義。在1960年代作為第一代大學畢業生，我帶著一個移民對人種結構的狂熱興趣，關注著這些教員在學術行為上的細枝末節。這些故事填補了一個新手希望融入一種文化的需求，我發現對於許多問題，甚至某些當時在我頭腦中尚未形成的問題，我找到了某種答案。一個十年，又一個十年，當我自己終於成為教授，親身經歷了大學裡的各種現實和差異，我掂量著我自己的生活與我所閱讀的生活之間所存在的差距。在一個沒有諸如手冊、自助指南、或者《高等教育紀事報》的專欄文章來指導大學畢業生和年資較淺的教員的年代，小說使我了解到一個體面的教授應該如何言談舉止、穿著打扮、思考寫作、戀愛婚姻、成功失敗。而如今，我已退休，回過頭來看這些小說，已不再帶有那么多的個人情感，而是帶著更多的憐愛與體諒。
學界小說雖然數量不多，卻屬於當代小說中可以辨認的一個分支，還有針對這個類型而寫的一小塊評論。多數評論家認為，學界小說基本屬於諷刺一類。正如桑福德·平斯克（Sanford Pinsker）在“羅傑·艾克羅伊德拿到終身教職與我何關”一文中所闡述的那樣，“總的形式跟阿里斯托芬的《雲》一樣古老。在劇中，蘇格拉底被當作一個坐在籃子裡行走於空中之人來嘲弄；想入非非、不切合實際的標籤不僅貼在了他的頭上，而且也貼在了之後所有頭腦不清的學者們頭上” 。許多學界小說都滑稽可笑，令人捧腹不已。書中的一些文字，從幸運的吉姆把一個小得不能再小、如蜘蛛洞一般的論點題說成是“一個莫名其妙地為人們所忽略的課題”，到詹姆斯·海恩斯（James Hynes）的《一個講師的故事》中的笑料，它們支持著我熬過了艱難的時光。
然而奇怪的是，學界小說中最吸引我的卻是它的嚴肅性，甚至可以說是悲哀。我們這些教授之所以求助於諷刺，或許是因為學術生活中充滿了無盡的辛酸苦痛，多少人被糟蹋或毀掉了。我的電腦有一個用來檢查拼寫錯誤的功能，每當我點擊“英語”（English）這個詞的時候，螢幕上所出現的可供選擇的詞是“極度痛苦”（Anguish）。如同郊區一樣，校園可以是田園式文學作品的所在，或是田園式幻想的所在——一個庇護所，一座象牙塔。但也如同郊區一樣，校園也是文學想像中年復一年不斷出現的主題的所在，厄普代克（John Updike）稱之為“不滿、衝突、消耗、悲哀與恐懼” 。
也許最終是英語教授們的孤芳自賞，使他們樂於為由英語教授創作的、描寫英語教授的小說撰寫文學評論，不過，我最喜歡的學界小說仍然是描寫英語系的。伊恩·卡特（Ian Carter）說，學界小說並沒有什麼出人意料的內容，其實它們令人難以想像的千篇一律：“在圖書館的書架上，或是從破舊不堪的二手書店裡，我拿起一本新發現的書，“它可以歸屬於任何一種類型：世態喜劇、驚悚小說、推理小說、浪漫愛情故事。看過幾頁之後，我發現不幸情況果真如此。這個我以前看過。過了兩年以後，這些書我以前全都看過” 。不過，卡特是一位社會學家，他因為反感馬爾科姆·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在《歷史人》（The History Man）中對社會學家的描寫，才開始閱讀學界小說。對於英語教授來說，這種重複也意味著小說是建構在一套約定俗成的規則、主題、比喻辭藻與價值之上的。在讀了先前所有的小說之後，我們對構造故事的種種策略產生了一種距離感，使我們能夠把簡單的認同轉化為某種更為智性的東西。
如同其他一些封閉型的社會那樣，校園可以像一個微縮世界般地運作，用傑伊·帕里尼（Jay Parini）的話來說，“在這個地方，人們可以盡情追隨自己的喜好，從而發現使生活變得可以忍受的種種理由” 。斯蒂夫·康納（Steve Connor）進一步闡述說：“大學是一個封閉的社會，有著自己特有的規範和價值，充滿了各種令人嚮往的可能性。的確，學術世界裡有那些常見的人物，他們在日常工作中過度分析以至於離題越來越遠，變成規避託詞和極度抽象，這些都為人熟悉並令人感到親切，還有那引人注目、雖然並不安全的等級結構，以及固定下來的情景和情節安排，這些都屬於這類小說在內容方面的局限，但它們似乎可以產生出非常豐富的排列組合。”康納認為，學界小說包括兩種基本情節：“一種講的是封閉世界如何土崩瓦解，然後逐漸恢復其原有的秩序和常態，而另一種，講的則是在這個封閉世界裡的某個人物的歷程，小說必定以他逃脫引力對他的束縛而告終” 。
賈尼斯·羅森（Janice Rossen）認為，描寫大學的小說主要涉及權力、包容與排斥的問題。“跟其他任何行業的從業者一樣，學者們認為自己有各種各樣的圈子，對不諳此業者一概斥之門外，還樂於加深這種印象。他們也往往在這個領域裡爭權奪勢。學界小說幾乎無一例外地把這種競爭作為小說主要成分的一部分。”小說把“幾個完全不同、卻又有聯繫的線索”放在一起：權力結構在學術界內的影響及其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在競爭和理想主義之間始終存在著的辯證關係——或者說，把學術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亦或把學術自身作為目的——以及小說家在選擇了這樣一個可能頗為局限、而且頗成問題的主題之後，在創作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各種問題。“總的說來，小說作者若能把越多的對立衝突融入作品中並使之形成對照，小說就會愈加精彩” 。
在我看來，那些條條框框顯得相當呆板。最好的學界小說往往是對小說這個類型自身進行各種嘗試和發揮，對當下的問題加以評論，對職業上的陳規陋俗和教育趨勢予以鞭打諷刺，同時表達出知識分子由於必須在相互之中一比高下，還有業已內化了的需要出人頭地的渴求而帶來的痛苦。美國人桑福德·平斯克認為，所有的英語教授都是備受挫折的小說家，他們喜歡把小說當作一種體面的回報和迅速致富的途徑：“哪一位自尊的文學教授不曾想過——大聲說出、或私底地下盤算——匆匆寫出一個故事，表現他或她看不順眼的大學裡的五花八門的麻煩？畢竟這個模式看上去輕而易舉：在布滿學術毒蛇的花園中，把一位年輕、敏感的教授安插進去，這兒加一個迷人的學生，那兒添一位醉醺醺的行政官員，這就成啦，又一本反映面臨困境的高等教育的小說就出籠了。” 不過，英國的斯蒂夫·康納的評論則表現得比較謹慎，他寫道，“教授小說”真正吸引讀者和作家的，是它能夠給讀者以局內人和局外人的雙重感受：“校園小說多傾向於描寫英語教師和學生……這一點自然在意料之中，尤其鑒於自二戰以來，批評和創作領域之間的交流、或親善關係存在著一種敵視態度，此乃英國文學教學的一個特點。不常為人們提及的，則是這對於小說的針對性（addressivity）所產生的含義，也就是說，作家對作品的讀者對象的定位以及他們對讀者可能採取的不同態度。”
我並不十分確定康納所說的針對性指的是什麼。當然，在使用雙重敘述和巧妙運用文學暗示方面，英國學界小說作家所做的嘗試要比他們的美國同仁更進了一步。但是，我認為關於英語教授的小說，它的“針對性”之所以不大為人追捧，可能是因為在辨認出那些遭描述的同事和朋友之後，局內人表現出津津樂道於說三道四，而那些形象往往又不那么令人恭維。在最近看過的一些書里，我想我可以認出幾個人來，但是我們這些人，誰又能保證免於遭受這樣的待遇？我們能笑容可掬地看著琳琅滿目的各色水果，卻不注意到我們自己已經成為風乾的梅子或熟過頭的葡萄嗎？
而且，由於我們這些教授生活在一個崇尚名人、注重宣傳、追求名望的時代，所以，能夠成為具有諷刺意義的學界小說中的人物，哪怕是一個糟糕的角色，也算得上是一種出名吧。斯坦利·費希（Stanley Fish）喜歡人們把他當作戴維·洛奇創作的小說中的莫里斯·扎普（Morris Zapp）；勞里·泰勒（Laurie Taylor）不在乎被誤以為是《歷史人》的原型；而在桑德拉·吉爾伯特（Sandra Gilbert）和蘇珊·古巴爾（Susan Gubar）創作了一個仿諷嘲弄學術界、名叫《名作劇場》的作品之後，因感到被排斥在外而憤憤不平的人，要遠遠超過由於在劇中受到嘲弄而生氣的。
前輩
我以為我之所以喜歡學界小說，其中一個原因是學界小說跟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頗有相似之處。我從事維多利亞小說的教學工作有許多年了。嚴格地說，學界小說是在1950年代才開始的，可它的前輩早在19世紀就已出現。安東尼·特洛勒普（Anthony Trollope）的喜劇名作《巴徹斯特大廈》（Barchester Towers，1857），儘管講述的是英國省一級聖公會在美差（preferment）和福音派教會改革問題上爭吵不休的故事，就是最早的描述學術政治的一部優秀作品。特洛勒普筆下那些爭吵不喋、互不相讓的神職人員令我想起了當代學者，只不過助教、院長和校長取代了教會裡的助理牧師、執事和主教；自C. P. 斯諾以來，許多學界小說的作者都是研究特洛勒普的學者。如果我自己也提筆寫一部學界小說的話，那我一定會取名為“巴徹斯特大學”。本書的書名《學院大廈》，是巴徹斯特和一個經典的英國電視室內劇結合的產物。該劇講述了一個管理糟糕、混亂不堪的省一級酒店福爾提大廈（Fawlty Towers），及其脾氣暴躁的經理巴希爾·福爾提（Basil Fawlty）。
最出類拔萃的學界小說依然非《米德爾馬奇》（Middlemarch, 1872）莫屬，而艾略特（Eliot）筆下的卡索邦先生（Mr. Casaubon），是最令人揮之不去的一個幽靈，一位令人生畏的教師，一個代表著貧瘠、冷酷、黑暗品質的學者。卡索邦從不閒聊，他只會大談特談那些大而無當、關於已死之物的陳腐可悲的話題。“我在死者當中生活得太久了”；他這么評說自己。他的樂趣屬於“極為嚴肅的那一類”；他的家洛伊克（Lowick），瀰漫著一種“秋天肅殺的氣息”；他的笑如同“冬日裡慘澹的陽光”；他看上去像是“死人的頭顱臨時給植上了皮。”不過，艾略特倒是非常同情“那種有時候威脅著他的絕望，因為在作家生涯這個沼澤里，他苦苦地勞作著，卻絲毫看不出接近目標的蛛絲馬跡”。卡索邦耗盡了他那一丁點兒可憐兮兮的精力來維護自己的尊嚴，為自己的努力進行辯解，因為他心裡明白，自己終生從事的貫通古今的理論創見，不過是空洞的騙人招數而已，艾略特頗有洞見地把他的工作稱作“打開一切神話的鑰匙”，他“辛勤的智力勞動”唯有導致“自己越來越鬱鬱寡歡，完全喪失為了獲得成功的努力所應有的熱情，卻迫不得已要滿腔熱情地拒絕承認自己一無所成”。
“一無所成”：每一位學者都最為懼怕自己可能留下這樣的墓志銘。當我踏進學術這一行的時候，正是60年代和70年代婦女解放運動的早期，女權主義學者把《米德爾馬奇》當作一部表現女性的熱情和她們渴望有驚天動地的生活的作品來讀，最後對於艾略特在表現多蘿西亞（Dorothea）的雄心壯志時所做的妥協，他們表示幻想破滅。“過去，我對《米德爾馬奇》的內容和寓意曾經抱有青年人的幻想，現在，我則希望對文本中所表現的對女性的態度有一個恰如其分的理解，”李·愛德華茲（Lee Edwards）於1972年寫道，“在發生了這種轉變之後，我明白該書已不再可能成為我生命中一本重要的書籍” 。與此相反，自我獲得博士學位以後，年復一年，《米德爾馬奇》卻越來越成為我自己學術生活的典範作品，是一部最意味深長的學術悲劇。
與此相類似的另一部小說，是維拉·凱瑟（Willa Cather）的《教授之家》（1925），它一定是受了艾略特的影響。凱瑟寫的也是一位男性學者的中年危機，戈弗雷·聖彼德（Godfrey St. Peter）雖說才52歲的年紀，卻已感到精疲力竭。不同於卡索邦，聖彼德是一位歷史學家，他傾其畢生精力的大作，一套八卷本的研究——《北美的西班牙冒險家》，為他贏得了聲譽，甚至還獲得了牛津大學的歷史獎。但是，他的生活和教學仿佛從此失去了意義；在小說的結尾，他放任自流，毫無快樂地度過餘生：“從理論上說，他心裡明白，沒有快樂，沒有強烈的悲痛，生活可以依然故我，甚至可以是快樂的。但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是自己竟可能不得已要過那樣的生活。”
這對心靈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是相當糟糕的描述，或者說，至少在女作家眼中的男性心靈生活即是如此——為知識辛勤耕耘而犧牲了愛情，一些從未萌動過的情感枯萎了，膨脹的虛榮心越長越大。與之形成對照的一些方面，在這些優秀的作品裡都沒有反映，不過通俗小說中倒是有的。幸好我也讀過多蘿西·塞耶斯（Dorothy L. Sayers）的《俗麗之夜》（Gaudy Night，1936），背景設在英國的什魯斯伯里，此乃作者心目中的牛津大學裡的薩默維爾學院，她虛構的偵探哈略特·凡恩（Harriet Vane）到此故地重遊。作品中雖然不乏虛榮、貪婪、虛偽，學院的女子社區里甚至還發生過謀殺，但是女教師們專心致志地埋頭工作，清楚地意識到世俗的快樂，包括流言蜚語、流行時尚和口腹之慾。誠然，我們首先聽到的一個人，是一位“頭髮花白的女教師，她兩眼昏花，穿過自己的領地，思緒集中在16世紀哲學的某些方面，她的衣袖翩翩飛舞”，儼然一副學術天使的模樣。不過，在興趣方面，多數女教員非常活躍，思想開放。“我們根本不是你們想像中乾巴巴的木乃伊”，兩眼炯炯有神的院長對哈略特說道，回應了《米德爾馬奇》中對於卡索邦的描述：“他跟木乃伊沒什麼兩樣！”無論男學者多么性慾匱乏、枯燥乏味、形容枯槁，塞耶斯表明女學者不必跟他們一樣。
在創作小說的時候，英語教授所寫的往往是自己了解得最為透徹的東西：別人的著作。即便在最為聲名顯赫、膾炙人口的一些學術諷刺里，改寫文學傳統與嘲弄校園的姿態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過去的五十年里，許多最優秀、最成功的學界小說就是改寫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戴維·洛奇的《好工作》（Nice Work）改寫了描寫英國工業革命的小說這個類型，尤其是伊莉莎白·蓋斯凱爾（Gaskell）的《北方與南方》（North and South），描繪的是現代大學和商業世界之間的張力。蓋爾·高德溫（Gail Godwin）的學界小說《一個古怪的女人》（The Old Woman），則是建立在吉辛（Gissing）創作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權主義名作《古怪的女人們》（The Odd Women）的基礎之上的。喬安妮·多布森（Joanne Dobson）創作了一個有關女權主義教授卡倫·佩爾蒂埃（Karen Pelletier）的精彩系列，它以多布森做學者時所寫的關於19世紀美國女性的小說為基礎。詹姆斯·海恩斯（James Hynes）的《出版與毀滅》（Publish and Perish），改寫並刷新了維多利亞的恐怖故事，還有拜厄特（A. S. Byatt）的《占有》（Possession），它創立了自己獨特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詩歌檔案。
學術時間
描寫教授的小說都是在學術時間這個背景下進行的，這種學術時間根據各種縱橫交錯的格網和日曆、各種假期和儀式來進行歸類和劃分。有些人物的名字便暗示著那樣一種制度，如《歷史人》中的安妮·凱倫德（Annie Callendar） 。傳統上，學者們對時間享有支配權，這歷來令人歆羨。“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員中，”海扎德·亞當姆斯（Hazard Adams）（並非虛構人物）說，“在一所重點大學裡工作的學者很可能享有最充分的個人自由，可以安排他的一日、一月和一年。”
但是，隨著高等教育費用的增加，學者如何利用時間也越來越受到外界的悉心觀察和質疑。一學期就上兩門課？一個夏天不用上班？你們這些人到底在幹些什麼？描寫教師生活最經典的隨筆，就是寫一個教授生活中典型的一天，它通常發表在校報或校友辦的期刊上，表現某個教師為了學生而心無旁騖地勤奮工作、嚴肅認真和獻身忘我，以及這位教授對學問至純至真的熱愛，其目的在於給院長、學生家長和立法者留下好印象。這種教師日記通常會在同事們胸中燃起怒火，他們視之為爭強好鬥、誇大其辭、自以為是、甚至是無中生有。我記得有一篇文章尤其出名，在文中，這位教授聲稱早上五點半就起床為本科生的專題討論會做準備，在漫長的一天當中，他不間斷地做著知識性、教學法和行政上的工作，其間穿插著進食健康的快餐、回復大量的國際郵件、學習拉丁語作為調劑、跟妻兒去一家好餐館吃飯、還有拜見名流。女教師們看後忿忿不平地議論了好幾天。
可是，教授的時間，日復一日地看上去的確既負荷沉重，又痛苦漫長，貝克特式的一年又一年。微觀地看，這個時間可以劃分成一個個的講座、會見學生的辦公時間和系裡安排的各種會議。如約翰·肯尼斯·加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寫，“講座是我們最靈活的藝術形式。任何想法，無論多么微不足道，都可以擴展開去，填滿五十五分鐘的時間；任何想法，無論多么了不起，也都能濃縮進那個時間段。”
一個人職業生涯的成敗得失必須同樣能以簡歷的形式來表現，其中略去了一個真實的生活和一個真實的年度內所包含的一切有關個人的興衰；簡歷還是一個靈活多變的類型，只要加上一連串跟當地家長-教師聯盟的對話就可以得到擴展。簡歷需要年年更新，為的是一年一度的工資審評，它堪稱是一個學者的學術日記或終身履歷的記錄。“有時候我在想，如果沒有簡歷，我可能無法重構我的生活，”南希·米勒（Nancy Miller）寫道。“我幾乎在學校里生活了一輩子——先是做學生，然後做教師——有時候我擔心我的自傳就是我的簡歷。”
巨觀地看，大學裡有學術假，學術生涯以七年為一個板塊來劃分。卡洛爾·謝爾德（Carol Shields）和艾麗森·魯里（Alison Lurie）在小說中寫過學術假，它通常表現為一個產生轉變和心靈頓悟的時刻。年資較淺的教師要經受長達七年學徒的壓力，習慣上小說以終身教職大鐘的滴答作響來描述，不過，它更像了不起的愛倫·坡筆下的擺鐘。雖然申請終身教職遭到拒絕是一個人職業生涯中最令人不堪重負、最痛苦難忘的一件事情，但是，在競爭終身教職過程中所發生的衝突，在學界小說中並沒有真正地從心理的層面上得到應有的表現。這不僅對個人如此，而且對整個團隊、系、或是學院也不例外。因為不同於公司世界，學院不會跟業已結束前程的教員立刻中斷關係。申請終身教職遭拒的助教不用清理乾淨自己的辦公桌，回家後對著以他們的同事為原形而做的蠟人，紮上無數根針。
在申請終身教職的過程中，尤其讓人備受煎熬的是那一整段時間，那漫漫的期限（longue duree）。“被終結了”的助教必須在年資較高、可能投了否決自己一票的同事當中，慢慢地再熬一年、也許兩年，繼續履行自己的職責，同時另找出路。由於整個過程是保密的，候選者並不清楚投票的具體情況，但是，流言蜚語會漫天飛舞。與此同時，他還要表現出彬彬有禮的樣子，戴上一副精心設計的社會面具，直到離開這裡為止；不過，大多數同事的感受也未必好到哪裡去，他們帶著倖存者的內疚、欺詐、虛偽、憐憫而苦苦掙扎，或是希望根本不要面對這樣的人性煎熬。
不過，對於學術生活，最常見的以時間作為比喻的是四季。據海扎德·亞當姆說，“學術生活的太陽活動周恰好跟學術生涯的線性行進相平衡。”他認為一個學年可以劃分為三部分，正如諾斯若普·弗萊伊（Northrop Frye）所闡述的文學原型那樣：“秋季部分，或者說是希望；冬季部分，或者說是忍受；還有春季部分，或者說是期待。” 當然，有些大學實行的是學期制度（semester），許多大學像批評和理論學院那樣，有暑期班（summer sessions）和暑期課程（summer programs），如此一來，又給這個太陽年加上了第四部分（節日？）。
在小說《英語系》（The Department）（1968）中，傑拉德·華納·布雷斯（Gerald Warner Brace）賦予這個形象一個中世紀式的命運轉變，令人難以忘懷：
在一年當中，我們做著同樣的事情，經歷著同樣的周期輪迴：我總是把一年這個周期看作一個巨大的阜式轉輪，9月份它開始向上轉動，我們大家都坐在一個桶里，隨著輪子向上爬著，翻過頂端，落到夏天，這個輪迴的速度一成不變、不可抗拒，如同四季的輪迴一樣。我甚至把每一個星期看作是一個小轉輪，從周一這個最低點向上爬，然後爬過周五，直至周末落下。日常生活和工作，如同命運一樣按部就班地運行著。各種離奇古怪的事情和插曲、人員的死亡和災難，這些都無關緊要。也許整個人類世界都是這樣周而復始地運轉，如同宇宙一樣，不過，我認為學術世界顯然比其他任何世界更遵循那樣的運轉規律。它在某種程度上意識到自己是一架老之又老的機器，溯源於遙遠的中世紀的波倫亞或牛津，履行著習以為常的儀式，卻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或者它們的起源，它堅持著某些理想中的公正不阿，它相信智慧是沒有時限或需要隨現實而改變的（wisdom is without date or current alteration）。我們許多人逐漸變得完全依賴於這種學術周期，無論大小，讓自己的生活安全地循環往復，從青年直至死亡。
對於學者來說，秋季是一切的開端。“儘管在教學上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挑戰，”傑伊·帕里尼寫道，“但若要人們不喜歡這份工作也不那么容易。每年到了9月，一切都可以從頭開始，把你前一年的失敗撕得粉碎，像婚禮上的五彩紙屑一樣，拋出窗外。”時間似乎停止不動了：“從理論上說，到了9月份，過去的記錄一筆勾銷，你又拿到一盒新的粉筆。鐘錶的發條也上好了，在你面前的一張張臉孔，似乎永遠都不會變老（除了在學院會議上。只有那些對任何問題都不存置疑的人，他們的額頭上才不會有深深的紋路）。”然而，發生在秋季的去舊迎新，看上去並不那么自然：“教育的節奏與自然的哀傷是背道而馳的。按照學術日曆，秋天意味著重新開始，在經歷了一個夏天了無生氣的昏昏然之後，一切突然間變得生機勃勃。誠然，就在這秋葉凋零、天空在黃昏時分已染上了黑色的時候，課程開始了，第一次院部會議召開了，它給讓人一種朦朧錯位的感覺。”
對於以秋天作為開端，小說家常常喜歡把玩它那頗具諷刺意義的模稜兩可。馬爾康姆·布萊德伯利的《歷史人》就是以報導季節作為開始：
秋天又來了，人們都回來了，夏天的休息已告結束。在人們度假的時候，報紙變薄了，歷史的腳步似乎也暫時蹣跚起來，最後也停了下來。不過，報紙又開始變厚了，內容又變得豐富起來；一些事情好像又開始發生了；人們紛紛從科孚島 和塞特港、波西塔諾和列寧格勒回來，他們把汽車和野營車開進私家車道上停好，然後打開日記本，開始給其他人打電話……新秋之色也出現在時裝店裡；如今市場上出現了一種宮內避孕器，被認為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安全率。處處都有新的發展、辱沒尊嚴的新舉動也在發生；聰明的人審視著秋色中的世界，自由、激進的火氣在升騰，新鮮的面孔處處可見，陽光忽強忽弱地閃耀著，電話鈴聲此起彼伏。
大學裡的冬天也與別處的冬天截然不同。雖然這是一個黑暗的時期，但也是人們暫事休息和逃避的時期。在《歷史人》中，“現在冬天又來臨了；剛剛歸來的人們又將離去。秋天裡，人們激情高漲，緊張氣氛愈演愈烈，罷工也越來越多，報紙上關於災難的報導連篇累牘。而今秋色已去，聖誕節即將來臨；鵝正在變肥，報紙正在變薄；事情又開始停止發生了。在私家車道上，汽車正在裝載著，人們整裝待發，如釋重負地準備離開，去波西塔諾或是檔案局，到莫斯科或媽媽家裡去度過節日的時光。” 在英國、或親英派一類的學界小說里，如斯諾的《大師們》（The Masters）、拜厄特的《占有》（Possession）、或多納·塔特（Donna Tart）的《秘史》（The Secret History），冬季正是人們的隱秘性、封閉性、甚至連性慾都增強的時候。《大師們》就是這么開門見山地從感官上讚美冬季和獨自進行研究的快樂（或許名叫斯諾 的小說家天生就對這個季節情有獨鐘）：
雪剛剛停了，我房間下面的院子裡，一切聲響都變得沉悶起來……爐火前面卻是熱辣辣的，溫暖、舒適、受到遮蔽。圍繞著壁爐，由兩個扶手椅和沙發分隔出來的區域，形成了一個舒適之島。當你離開這個區域，走過高高的中世紀風格的房間的四壁時，穿堂而過的風凜冽刺骨……因此，在這樣一個夜晚，房間裡大多數地方你權當它是露天之地，你匆匆忙忙趕回壁爐前面的舒適之島，壁爐台上的檯燈灑下一池柔光，由於剛從冰冷的空氣中逃將出來，這片光芒令人感到格外愉快。
對於學者的生活，這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比喻。
但是到了春天，尤其是在美國的大學裡，這種溫暖、舒適的放逐是受到侵擾的，從管理部門到學生，麻煩正在學院中醞釀。管理部門正在秘謀策劃：“4月是學者們心中的疑慮變得愈演愈烈的一個月份，”里查德·魯索（Richard Russo）這樣寫道，“這並不是說，在任何一個季節里，正常的疑神疑鬼不足以毀掉美好的一天。不過，4月份總是最糟糕的。有可能傾倒在我們身上的任何骯髒指責，無一例外地都是在4月份策劃出來的，隨後在夏季我們各奔東西之後開始執行起來。”
學生在抗議，正如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所解釋的那樣：“一如往常，整個校園因受到春天氣息的影響和即將到來的復活節假日而變得躁動不安起來：迄今為止心滿意足的學生，若是此時到系裡來要求轉換專業或者教師，讓他們回心轉意最為困難：同室之友關係破裂；戀愛遭受挫折；姑娘們躲在洗手間裡偷偷流淚；雷日涅夫小姐所上的俄羅斯文學課，學生們給她送來一紙請願書，聲明他們已經受夠了陀思妥也夫斯基。”
從春季到夏季的過渡，迎來了畢業典禮和校友聚會活動；這兩種活動出現在同一時間，使得做教授的知識分子中最刻薄的那些人也不得不反思關於光陰荏苒和人必有一死的問題。在普林斯頓，一年一度的校友聚會活動通常發生在初夏，就在畢業之前，不過最引人注目的要數一個叫做P-rade的活動。參加聚會的班級步伐整齊地在校園裡行進，同學們身穿款式各異的橙色或黑色的短外套，或是橙色或黑色的禮服，表明他們畢業那一年的文化或政治主題——太空人、士兵、阿拉伯人、嬉皮士。他們按照年齡大小進行排列，從大到小；佇列的最前方是任何一屆畢業生中年紀最大但依然健在的成員，他們坐在電動汽車裡，儼然一副英雄的模樣，對歡呼的觀眾揮手致意。這種佇列成為一個廣為崇尚的文學比喻，不過，普林斯頓的這個佇列特別有反響，就像伯格曼的《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中即將出現在地平線上的戴著面具的啞劇表演者一樣。我總是在想，跟在歡呼的校友和古董汽車後面的，應該是插著翅膀的死亡戰車，上面站著一個人，他人高馬大，身穿橙黑相間、戴帽子的長袍，手裡高舉一把長柄的大鐮刀。
由於學術時間舉足輕重，我按時間的先後順序，把每十年劃為一階段來安排本書的內容。當然，對於小說來講，遵循時間的先後並不是最理想的組織手法。學界小說的出版時間，跟它們所反映的那十年的內容幾乎不可能同步；它們多數反映的是前十年的問題、危機和變化。有些主題反覆出現，對此我擺脫了按時間順序來處理的方法。但是，總的來說，看完1950年代至今的學界小說，人們可以對大學及其作者的概況有個比較清楚的了解，知道他們是如何由滿懷希望變為默默忍受、再到翹首期待、直至玩世不恭，然後又反過來滿懷希望。
《學院大廈》並不打算寫成一部反映過去50年英美學界小說發展的包羅萬象的歷史。它只是我個人的看法，我的選擇只反映我所關注的重點，尤其是女權主義，還有我的職業。我曾經一直希望看到描寫女教授的故事，但是，直到我已不再需要它們了，直到我獲得了終身教職，並獲得了足夠多的答案可以讓我挺過來的時候，這樣的故事才開始出現。然而，作為“教授小說”的讀者，對於小說背景中出現的女性，她們作為學生、作為脾氣古怪的教師和研究員，尤其是作為教員的妻子，我始終帶有非常敏銳的感受，我將本書獻給她們。
學界小說何以成為我最喜愛的文學類型？或許僅僅是因為自戀的快樂。對於這類小說的崛起，一種理論認為，它之所以能夠得到發展是由於讀者喜歡閱讀自己的世界，其實就是閱讀他們自己。不錯，我的確是一位英國文學教授；不錯，我至少有兩次成為學界小說中的人物：一次是一個貪圖口腹之慾、性關係混亂、吸毒成癮的波西米亞，一次是一個聞性色變、在道德方面對人極為苛刻、刻意不修邊幅的敦實的女人。我不希望自己在任何一種面目下給人輕易地辨認出來，我也不會在此透露那兩部小說的名字，雖然我可以告訴你，比起萎縮的梅子，我更喜歡扮演康科德出產的甜美誘人的葡萄。
不過，早在成為教授之前，我就迷上了學界小說，它當時深受歡迎，而我正值青春年少。這種文學類型的興起與蓬勃發展，大約始於1950年代。當時，美國大學正處於急劇擴張階段，先是吸收退休人員返聘，然後又錄用了越來越多的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出現這種情況跟美英高等教育的實質也有著很大的關係。我們大多數學校都扮演著學生的替身家長的角色，在校園裡創造了一個五臟俱全的社會，為機構里的成員及其相關人員提供食宿、醫療保健和社交活動。大學積極培育學生和教員之間緊密的個人關係。此外，學校的課程設定中，通常還包括創造性寫作這樣一個專業；因此，多數院系裡都會有一些專業作家，他們能夠從局內人的角度來觀察同事們之間的部落式的禮儀。
當然，在小說中，學生始終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從一開始，關於長大成人（coming-of-age）的故事和教育小說（Bildungsromane） ，就多得不計其數。然而，對我來說，最有意思的是描寫教員的學界小說，那些在體制內終其一生的從業者——有位評論家稱之為“教授小說”（professorromane） 。我覺得這些故事妙趣橫生，給人以心智上的啟迪，並且有教育意義。在1960年代作為第一代大學畢業生，我帶著一個移民對人種結構的狂熱興趣，關注著這些教員在學術行為上的細枝末節。這些故事填補了一個新手希望融入一種文化的需求，我發現對於許多問題，甚至某些當時在我頭腦中尚未形成的問題，我找到了某種答案。一個十年，又一個十年，當我自己終於成為教授，親身經歷了大學裡的各種現實和差異，我掂量著我自己的生活與我所閱讀的生活之間所存在的差距。在一個沒有諸如手冊、自助指南、或者《高等教育紀事報》的專欄文章來指導大學畢業生和年資較淺的教員的年代，小說使我了解到一個體面的教授應該如何言談舉止、穿著打扮、思考寫作、戀愛婚姻、成功失敗。而如今，我已退休，回過頭來看這些小說，已不再帶有那么多的個人情感，而是帶著更多的憐愛與體諒。
學界小說雖然數量不多，卻屬於當代小說中可以辨認的一個分支，還有針對這個類型而寫的一小塊評論。多數評論家認為，學界小說基本屬於諷刺一類。正如桑福德·平斯克（Sanford Pinsker）在“羅傑·艾克羅伊德拿到終身教職與我何關”一文中所闡述的那樣，“總的形式跟阿里斯托芬的《雲》一樣古老。在劇中，蘇格拉底被當作一個坐在籃子裡行走於空中之人來嘲弄；想入非非、不切合實際的標籤不僅貼在了他的頭上，而且也貼在了之後所有頭腦不清的學者們頭上” 。許多學界小說都滑稽可笑，令人捧腹不已。書中的一些文字，從幸運的吉姆把一個小得不能再小、如蜘蛛洞一般的論點題說成是“一個莫名其妙地為人們所忽略的課題”，到詹姆斯·海恩斯（James Hynes）的《一個講師的故事》中的笑料，它們支持著我熬過了艱難的時光。
然而奇怪的是，學界小說中最吸引我的卻是它的嚴肅性，甚至可以說是悲哀。我們這些教授之所以求助於諷刺，或許是因為學術生活中充滿了無盡的辛酸苦痛，多少人被糟蹋或毀掉了。我的電腦有一個用來檢查拼寫錯誤的功能，每當我點擊“英語”（English）這個詞的時候，螢幕上所出現的可供選擇的詞是“極度痛苦”（Anguish）。如同郊區一樣，校園可以是田園式文學作品的所在，或是田園式幻想的所在——一個庇護所，一座象牙塔。但也如同郊區一樣，校園也是文學想像中年復一年不斷出現的主題的所在，厄普代克（John Updike）稱之為“不滿、衝突、消耗、悲哀與恐懼” 。
也許最終是英語教授們的孤芳自賞，使他們樂於為由英語教授創作的、描寫英語教授的小說撰寫文學評論，不過，我最喜歡的學界小說仍然是描寫英語系的。伊恩·卡特（Ian Carter）說，學界小說並沒有什麼出人意料的內容，其實它們令人難以想像的千篇一律：“在圖書館的書架上，或是從破舊不堪的二手書店裡，我拿起一本新發現的書，“它可以歸屬於任何一種類型：世態喜劇、驚悚小說、推理小說、浪漫愛情故事。看過幾頁之後，我發現不幸情況果真如此。這個我以前看過。過了兩年以後，這些書我以前全都看過” 。不過，卡特是一位社會學家，他因為反感馬爾科姆·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在《歷史人》（The History Man）中對社會學家的描寫，才開始閱讀學界小說。對於英語教授來說，這種重複也意味著小說是建構在一套約定俗成的規則、主題、比喻辭藻與價值之上的。在讀了先前所有的小說之後，我們對構造故事的種種策略產生了一種距離感，使我們能夠把簡單的認同轉化為某種更為智性的東西。
如同其他一些封閉型的社會那樣，校園可以像一個微縮世界般地運作，用傑伊·帕里尼（Jay Parini）的話來說，“在這個地方，人們可以盡情追隨自己的喜好，從而發現使生活變得可以忍受的種種理由” 。斯蒂夫·康納（Steve Connor）進一步闡述說：“大學是一個封閉的社會，有著自己特有的規範和價值，充滿了各種令人嚮往的可能性。的確，學術世界裡有那些常見的人物，他們在日常工作中過度分析以至於離題越來越遠，變成規避託詞和極度抽象，這些都為人熟悉並令人感到親切，還有那引人注目、雖然並不安全的等級結構，以及固定下來的情景和情節安排，這些都屬於這類小說在內容方面的局限，但它們似乎可以產生出非常豐富的排列組合。”康納認為，學界小說包括兩種基本情節：“一種講的是封閉世界如何土崩瓦解，然後逐漸恢復其原有的秩序和常態，而另一種，講的則是在這個封閉世界裡的某個人物的歷程，小說必定以他逃脫引力對他的束縛而告終” 。
賈尼斯·羅森（Janice Rossen）認為，描寫大學的小說主要涉及權力、包容與排斥的問題。“跟其他任何行業的從業者一樣，學者們認為自己有各種各樣的圈子，對不諳此業者一概斥之門外，還樂於加深這種印象。他們也往往在這個領域裡爭權奪勢。學界小說幾乎無一例外地把這種競爭作為小說主要成分的一部分。”小說把“幾個完全不同、卻又有聯繫的線索”放在一起：權力結構在學術界內的影響及其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在競爭和理想主義之間始終存在著的辯證關係——或者說，把學術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亦或把學術自身作為目的——以及小說家在選擇了這樣一個可能頗為局限、而且頗成問題的主題之後，在創作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各種問題。“總的說來，小說作者若能把越多的對立衝突融入作品中並使之形成對照，小說就會愈加精彩” 。
在我看來，那些條條框框顯得相當呆板。最好的學界小說往往是對小說這個類型自身進行各種嘗試和發揮，對當下的問題加以評論，對職業上的陳規陋俗和教育趨勢予以鞭打諷刺，同時表達出知識分子由於必須在相互之中一比高下，還有業已內化了的需要出人頭地的渴求而帶來的痛苦。美國人桑福德·平斯克認為，所有的英語教授都是備受挫折的小說家，他們喜歡把小說當作一種體面的回報和迅速致富的途徑：“哪一位自尊的文學教授不曾想過——大聲說出、或私底地下盤算——匆匆寫出一個故事，表現他或她看不順眼的大學裡的五花八門的麻煩？畢竟這個模式看上去輕而易舉：在布滿學術毒蛇的花園中，把一位年輕、敏感的教授安插進去，這兒加一個迷人的學生，那兒添一位醉醺醺的行政官員，這就成啦，又一本反映面臨困境的高等教育的小說就出籠了。” 不過，英國的斯蒂夫·康納的評論則表現得比較謹慎，他寫道，“教授小說”真正吸引讀者和作家的，是它能夠給讀者以局內人和局外人的雙重感受：“校園小說多傾向於描寫英語教師和學生……這一點自然在意料之中，尤其鑒於自二戰以來，批評和創作領域之間的交流、或親善關係存在著一種敵視態度，此乃英國文學教學的一個特點。不常為人們提及的，則是這對於小說的針對性（addressivity）所產生的含義，也就是說，作家對作品的讀者對象的定位以及他們對讀者可能採取的不同態度。”
我並不十分確定康納所說的針對性指的是什麼。當然，在使用雙重敘述和巧妙運用文學暗示方面，英國學界小說作家所做的嘗試要比他們的美國同仁更進了一步。但是，我認為關於英語教授的小說，它的“針對性”之所以不大為人追捧，可能是因為在辨認出那些遭描述的同事和朋友之後，局內人表現出津津樂道於說三道四，而那些形象往往又不那么令人恭維。在最近看過的一些書里，我想我可以認出幾個人來，但是我們這些人，誰又能保證免於遭受這樣的待遇？我們能笑容可掬地看著琳琅滿目的各色水果，卻不注意到我們自己已經成為風乾的梅子或熟過頭的葡萄嗎？
而且，由於我們這些教授生活在一個崇尚名人、注重宣傳、追求名望的時代，所以，能夠成為具有諷刺意義的學界小說中的人物，哪怕是一個糟糕的角色，也算得上是一種出名吧。斯坦利·費希（Stanley Fish）喜歡人們把他當作戴維·洛奇創作的小說中的莫里斯·扎普（Morris Zapp）；勞里·泰勒（Laurie Taylor）不在乎被誤以為是《歷史人》的原型；而在桑德拉·吉爾伯特（Sandra Gilbert）和蘇珊·古巴爾（Susan Gubar）創作了一個仿諷嘲弄學術界、名叫《名作劇場》的作品之後，因感到被排斥在外而憤憤不平的人，要遠遠超過由於在劇中受到嘲弄而生氣的。
前輩
我以為我之所以喜歡學界小說，其中一個原因是學界小說跟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頗有相似之處。我從事維多利亞小說的教學工作有許多年了。嚴格地說，學界小說是在1950年代才開始的，可它的前輩早在19世紀就已出現。安東尼·特洛勒普（Anthony Trollope）的喜劇名作《巴徹斯特大廈》（Barchester Towers，1857），儘管講述的是英國省一級聖公會在美差（preferment）和福音派教會改革問題上爭吵不休的故事，就是最早的描述學術政治的一部優秀作品。特洛勒普筆下那些爭吵不喋、互不相讓的神職人員令我想起了當代學者，只不過助教、院長和校長取代了教會裡的助理牧師、執事和主教；自C. P. 斯諾以來，許多學界小說的作者都是研究特洛勒普的學者。如果我自己也提筆寫一部學界小說的話，那我一定會取名為“巴徹斯特大學”。本書的書名《學院大廈》，是巴徹斯特和一個經典的英國電視室內劇結合的產物。該劇講述了一個管理糟糕、混亂不堪的省一級酒店福爾提大廈（Fawlty Towers），及其脾氣暴躁的經理巴希爾·福爾提（Basil Fawlty）。
最出類拔萃的學界小說依然非《米德爾馬奇》（Middlemarch, 1872）莫屬，而艾略特（Eliot）筆下的卡索邦先生（Mr. Casaubon），是最令人揮之不去的一個幽靈，一位令人生畏的教師，一個代表著貧瘠、冷酷、黑暗品質的學者。卡索邦從不閒聊，他只會大談特談那些大而無當、關於已死之物的陳腐可悲的話題。“我在死者當中生活得太久了”；他這么評說自己。他的樂趣屬於“極為嚴肅的那一類”；他的家洛伊克（Lowick），瀰漫著一種“秋天肅殺的氣息”；他的笑如同“冬日裡慘澹的陽光”；他看上去像是“死人的頭顱臨時給植上了皮。”不過，艾略特倒是非常同情“那種有時候威脅著他的絕望，因為在作家生涯這個沼澤里，他苦苦地勞作著，卻絲毫看不出接近目標的蛛絲馬跡”。卡索邦耗盡了他那一丁點兒可憐兮兮的精力來維護自己的尊嚴，為自己的努力進行辯解，因為他心裡明白，自己終生從事的貫通古今的理論創見，不過是空洞的騙人招數而已，艾略特頗有洞見地把他的工作稱作“打開一切神話的鑰匙”，他“辛勤的智力勞動”唯有導致“自己越來越鬱鬱寡歡，完全喪失為了獲得成功的努力所應有的熱情，卻迫不得已要滿腔熱情地拒絕承認自己一無所成”。
“一無所成”：每一位學者都最為懼怕自己可能留下這樣的墓志銘。當我踏進學術這一行的時候，正是60年代和70年代婦女解放運動的早期，女權主義學者把《米德爾馬奇》當作一部表現女性的熱情和她們渴望有驚天動地的生活的作品來讀，最後對於艾略特在表現多蘿西亞（Dorothea）的雄心壯志時所做的妥協，他們表示幻想破滅。“過去，我對《米德爾馬奇》的內容和寓意曾經抱有青年人的幻想，現在，我則希望對文本中所表現的對女性的態度有一個恰如其分的理解，”李·愛德華茲（Lee Edwards）於1972年寫道，“在發生了這種轉變之後，我明白該書已不再可能成為我生命中一本重要的書籍” 。與此相反，自我獲得博士學位以後，年復一年，《米德爾馬奇》卻越來越成為我自己學術生活的典範作品，是一部最意味深長的學術悲劇。
與此相類似的另一部小說，是維拉·凱瑟（Willa Cather）的《教授之家》（1925），它一定是受了艾略特的影響。凱瑟寫的也是一位男性學者的中年危機，戈弗雷·聖彼德（Godfrey St. Peter）雖說才52歲的年紀，卻已感到精疲力竭。不同於卡索邦，聖彼德是一位歷史學家，他傾其畢生精力的大作，一套八卷本的研究——《北美的西班牙冒險家》，為他贏得了聲譽，甚至還獲得了牛津大學的歷史獎。但是，他的生活和教學仿佛從此失去了意義；在小說的結尾，他放任自流，毫無快樂地度過餘生：“從理論上說，他心裡明白，沒有快樂，沒有強烈的悲痛，生活可以依然故我，甚至可以是快樂的。但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是自己竟可能不得已要過那樣的生活。”
這對心靈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是相當糟糕的描述，或者說，至少在女作家眼中的男性心靈生活即是如此——為知識辛勤耕耘而犧牲了愛情，一些從未萌動過的情感枯萎了，膨脹的虛榮心越長越大。與之形成對照的一些方面，在這些優秀的作品裡都沒有反映，不過通俗小說中倒是有的。幸好我也讀過多蘿西·塞耶斯（Dorothy L. Sayers）的《俗麗之夜》（Gaudy Night，1936），背景設在英國的什魯斯伯里，此乃作者心目中的牛津大學裡的薩默維爾學院，她虛構的偵探哈略特·凡恩（Harriet Vane）到此故地重遊。作品中雖然不乏虛榮、貪婪、虛偽，學院的女子社區里甚至還發生過謀殺，但是女教師們專心致志地埋頭工作，清楚地意識到世俗的快樂，包括流言蜚語、流行時尚和口腹之慾。誠然，我們首先聽到的一個人，是一位“頭髮花白的女教師，她兩眼昏花，穿過自己的領地，思緒集中在16世紀哲學的某些方面，她的衣袖翩翩飛舞”，儼然一副學術天使的模樣。不過，在興趣方面，多數女教員非常活躍，思想開放。“我們根本不是你們想像中乾巴巴的木乃伊”，兩眼炯炯有神的院長對哈略特說道，回應了《米德爾馬奇》中對於卡索邦的描述：“他跟木乃伊沒什麼兩樣！”無論男學者多么性慾匱乏、枯燥乏味、形容枯槁，塞耶斯表明女學者不必跟他們一樣。
在創作小說的時候，英語教授所寫的往往是自己了解得最為透徹的東西：別人的著作。即便在最為聲名顯赫、膾炙人口的一些學術諷刺里，改寫文學傳統與嘲弄校園的姿態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過去的五十年里，許多最優秀、最成功的學界小說就是改寫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戴維·洛奇的《好工作》（Nice Work）改寫了描寫英國工業革命的小說這個類型，尤其是伊莉莎白·蓋斯凱爾（Gaskell）的《北方與南方》（North and South），描繪的是現代大學和商業世界之間的張力。蓋爾·高德溫（Gail Godwin）的學界小說《一個古怪的女人》（The Old Woman），則是建立在吉辛（Gissing）創作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權主義名作《古怪的女人們》（The Odd Women）的基礎之上的。喬安妮·多布森（Joanne Dobson）創作了一個有關女權主義教授卡倫·佩爾蒂埃（Karen Pelletier）的精彩系列，它以多布森做學者時所寫的關於19世紀美國女性的小說為基礎。詹姆斯·海恩斯（James Hynes）的《出版與毀滅》（Publish and Perish），改寫並刷新了維多利亞的恐怖故事，還有拜厄特（A. S. Byatt）的《占有》（Possession），它創立了自己獨特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詩歌檔案。
學術時間
描寫教授的小說都是在學術時間這個背景下進行的，這種學術時間根據各種縱橫交錯的格網和日曆、各種假期和儀式來進行歸類和劃分。有些人物的名字便暗示著那樣一種制度，如《歷史人》中的安妮·凱倫德（Annie Callendar） 。傳統上，學者們對時間享有支配權，這歷來令人歆羨。“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員中，”海扎德·亞當姆斯（Hazard Adams）（並非虛構人物）說，“在一所重點大學裡工作的學者很可能享有最充分的個人自由，可以安排他的一日、一月和一年。”
但是，隨著高等教育費用的增加，學者如何利用時間也越來越受到外界的悉心觀察和質疑。一學期就上兩門課？一個夏天不用上班？你們這些人到底在幹些什麼？描寫教師生活最經典的隨筆，就是寫一個教授生活中典型的一天，它通常發表在校報或校友辦的期刊上，表現某個教師為了學生而心無旁騖地勤奮工作、嚴肅認真和獻身忘我，以及這位教授對學問至純至真的熱愛，其目的在於給院長、學生家長和立法者留下好印象。這種教師日記通常會在同事們胸中燃起怒火，他們視之為爭強好鬥、誇大其辭、自以為是、甚至是無中生有。我記得有一篇文章尤其出名，在文中，這位教授聲稱早上五點半就起床為本科生的專題討論會做準備，在漫長的一天當中，他不間斷地做著知識性、教學法和行政上的工作，其間穿插著進食健康的快餐、回復大量的國際郵件、學習拉丁語作為調劑、跟妻兒去一家好餐館吃飯、還有拜見名流。女教師們看後忿忿不平地議論了好幾天。
可是，教授的時間，日復一日地看上去的確既負荷沉重，又痛苦漫長，貝克特式的一年又一年。微觀地看，這個時間可以劃分成一個個的講座、會見學生的辦公時間和系裡安排的各種會議。如約翰·肯尼斯·加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寫，“講座是我們最靈活的藝術形式。任何想法，無論多么微不足道，都可以擴展開去，填滿五十五分鐘的時間；任何想法，無論多么了不起，也都能濃縮進那個時間段。”
一個人職業生涯的成敗得失必須同樣能以簡歷的形式來表現，其中略去了一個真實的生活和一個真實的年度內所包含的一切有關個人的興衰；簡歷還是一個靈活多變的類型，只要加上一連串跟當地家長-教師聯盟的對話就可以得到擴展。簡歷需要年年更新，為的是一年一度的工資審評，它堪稱是一個學者的學術日記或終身履歷的記錄。“有時候我在想，如果沒有簡歷，我可能無法重構我的生活，”南希·米勒（Nancy Miller）寫道。“我幾乎在學校里生活了一輩子——先是做學生，然後做教師——有時候我擔心我的自傳就是我的簡歷。”
巨觀地看，大學裡有學術假，學術生涯以七年為一個板塊來劃分。卡洛爾·謝爾德（Carol Shields）和艾麗森·魯里（Alison Lurie）在小說中寫過學術假，它通常表現為一個產生轉變和心靈頓悟的時刻。年資較淺的教師要經受長達七年學徒的壓力，習慣上小說以終身教職大鐘的滴答作響來描述，不過，它更像了不起的愛倫·坡筆下的擺鐘。雖然申請終身教職遭到拒絕是一個人職業生涯中最令人不堪重負、最痛苦難忘的一件事情，但是，在競爭終身教職過程中所發生的衝突，在學界小說中並沒有真正地從心理的層面上得到應有的表現。這不僅對個人如此，而且對整個團隊、系、或是學院也不例外。因為不同於公司世界，學院不會跟業已結束前程的教員立刻中斷關係。申請終身教職遭拒的助教不用清理乾淨自己的辦公桌，回家後對著以他們的同事為原形而做的蠟人，紮上無數根針。
在申請終身教職的過程中，尤其讓人備受煎熬的是那一整段時間，那漫漫的期限（longue duree）。“被終結了”的助教必須在年資較高、可能投了否決自己一票的同事當中，慢慢地再熬一年、也許兩年，繼續履行自己的職責，同時另找出路。由於整個過程是保密的，候選者並不清楚投票的具體情況，但是，流言蜚語會漫天飛舞。與此同時，他還要表現出彬彬有禮的樣子，戴上一副精心設計的社會面具，直到離開這裡為止；不過，大多數同事的感受也未必好到哪裡去，他們帶著倖存者的內疚、欺詐、虛偽、憐憫而苦苦掙扎，或是希望根本不要面對這樣的人性煎熬。
不過，對於學術生活，最常見的以時間作為比喻的是四季。據海扎德·亞當姆說，“學術生活的太陽活動周恰好跟學術生涯的線性行進相平衡。”他認為一個學年可以劃分為三部分，正如諾斯若普·弗萊伊（Northrop Frye）所闡述的文學原型那樣：“秋季部分，或者說是希望；冬季部分，或者說是忍受；還有春季部分，或者說是期待。” 當然，有些大學實行的是學期制度（semester），許多大學像批評和理論學院那樣，有暑期班（summer sessions）和暑期課程（summer programs），如此一來，又給這個太陽年加上了第四部分（節日？）。
在小說《英語系》（The Department）（1968）中，傑拉德·華納·布雷斯（Gerald Warner Brace）賦予這個形象一個中世紀式的命運轉變，令人難以忘懷：
在一年當中，我們做著同樣的事情，經歷著同樣的周期輪迴：我總是把一年這個周期看作一個巨大的阜式轉輪，9月份它開始向上轉動，我們大家都坐在一個桶里，隨著輪子向上爬著，翻過頂端，落到夏天，這個輪迴的速度一成不變、不可抗拒，如同四季的輪迴一樣。我甚至把每一個星期看作是一個小轉輪，從周一這個最低點向上爬，然後爬過周五，直至周末落下。日常生活和工作，如同命運一樣按部就班地運行著。各種離奇古怪的事情和插曲、人員的死亡和災難，這些都無關緊要。也許整個人類世界都是這樣周而復始地運轉，如同宇宙一樣，不過，我認為學術世界顯然比其他任何世界更遵循那樣的運轉規律。它在某種程度上意識到自己是一架老之又老的機器，溯源於遙遠的中世紀的波倫亞或牛津，履行著習以為常的儀式，卻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或者它們的起源，它堅持著某些理想中的公正不阿，它相信智慧是沒有時限或需要隨現實而改變的（wisdom is without date or current alteration）。我們許多人逐漸變得完全依賴於這種學術周期，無論大小，讓自己的生活安全地循環往復，從青年直至死亡。
對於學者來說，秋季是一切的開端。“儘管在教學上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挑戰，”傑伊·帕里尼寫道，“但若要人們不喜歡這份工作也不那么容易。每年到了9月，一切都可以從頭開始，把你前一年的失敗撕得粉碎，像婚禮上的五彩紙屑一樣，拋出窗外。”時間似乎停止不動了：“從理論上說，到了9月份，過去的記錄一筆勾銷，你又拿到一盒新的粉筆。鐘錶的發條也上好了，在你面前的一張張臉孔，似乎永遠都不會變老（除了在學院會議上。只有那些對任何問題都不存置疑的人，他們的額頭上才不會有深深的紋路）。”然而，發生在秋季的去舊迎新，看上去並不那么自然：“教育的節奏與自然的哀傷是背道而馳的。按照學術日曆，秋天意味著重新開始，在經歷了一個夏天了無生氣的昏昏然之後，一切突然間變得生機勃勃。誠然，就在這秋葉凋零、天空在黃昏時分已染上了黑色的時候，課程開始了，第一次院部會議召開了，它給讓人一種朦朧錯位的感覺。”
對於以秋天作為開端，小說家常常喜歡把玩它那頗具諷刺意義的模稜兩可。馬爾康姆·布萊德伯利的《歷史人》就是以報導季節作為開始：
秋天又來了，人們都回來了，夏天的休息已告結束。在人們度假的時候，報紙變薄了，歷史的腳步似乎也暫時蹣跚起來，最後也停了下來。不過，報紙又開始變厚了，內容又變得豐富起來；一些事情好像又開始發生了；人們紛紛從科孚島 和塞特港、波西塔諾和列寧格勒回來，他們把汽車和野營車開進私家車道上停好，然後打開日記本，開始給其他人打電話……新秋之色也出現在時裝店裡；如今市場上出現了一種宮內避孕器，被認為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安全率。處處都有新的發展、辱沒尊嚴的新舉動也在發生；聰明的人審視著秋色中的世界，自由、激進的火氣在升騰，新鮮的面孔處處可見，陽光忽強忽弱地閃耀著，電話鈴聲此起彼伏。
大學裡的冬天也與別處的冬天截然不同。雖然這是一個黑暗的時期，但也是人們暫事休息和逃避的時期。在《歷史人》中，“現在冬天又來臨了；剛剛歸來的人們又將離去。秋天裡，人們激情高漲，緊張氣氛愈演愈烈，罷工也越來越多，報紙上關於災難的報導連篇累牘。而今秋色已去，聖誕節即將來臨；鵝正在變肥，報紙正在變薄；事情又開始停止發生了。在私家車道上，汽車正在裝載著，人們整裝待發，如釋重負地準備離開，去波西塔諾或是檔案局，到莫斯科或媽媽家裡去度過節日的時光。” 在英國、或親英派一類的學界小說里，如斯諾的《大師們》（The Masters）、拜厄特的《占有》（Possession）、或多納·塔特（Donna Tart）的《秘史》（The Secret History），冬季正是人們的隱秘性、封閉性、甚至連性慾都增強的時候。《大師們》就是這么開門見山地從感官上讚美冬季和獨自進行研究的快樂（或許名叫斯諾 的小說家天生就對這個季節情有獨鐘）：
雪剛剛停了，我房間下面的院子裡，一切聲響都變得沉悶起來……爐火前面卻是熱辣辣的，溫暖、舒適、受到遮蔽。圍繞著壁爐，由兩個扶手椅和沙發分隔出來的區域，形成了一個舒適之島。當你離開這個區域，走過高高的中世紀風格的房間的四壁時，穿堂而過的風凜冽刺骨……因此，在這樣一個夜晚，房間裡大多數地方你權當它是露天之地，你匆匆忙忙趕回壁爐前面的舒適之島，壁爐台上的檯燈灑下一池柔光，由於剛從冰冷的空氣中逃將出來，這片光芒令人感到格外愉快。
對於學者的生活，這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比喻。
但是到了春天，尤其是在美國的大學裡，這種溫暖、舒適的放逐是受到侵擾的，從管理部門到學生，麻煩正在學院中醞釀。管理部門正在秘謀策劃：“4月是學者們心中的疑慮變得愈演愈烈的一個月份，”里查德·魯索（Richard Russo）這樣寫道，“這並不是說，在任何一個季節里，正常的疑神疑鬼不足以毀掉美好的一天。不過，4月份總是最糟糕的。有可能傾倒在我們身上的任何骯髒指責，無一例外地都是在4月份策劃出來的，隨後在夏季我們各奔東西之後開始執行起來。”
學生在抗議，正如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所解釋的那樣：“一如往常，整個校園因受到春天氣息的影響和即將到來的復活節假日而變得躁動不安起來：迄今為止心滿意足的學生，若是此時到系裡來要求轉換專業或者教師，讓他們回心轉意最為困難：同室之友關係破裂；戀愛遭受挫折；姑娘們躲在洗手間裡偷偷流淚；雷日涅夫小姐所上的俄羅斯文學課，學生們給她送來一紙請願書，聲明他們已經受夠了陀思妥也夫斯基。”
從春季到夏季的過渡，迎來了畢業典禮和校友聚會活動；這兩種活動出現在同一時間，使得做教授的知識分子中最刻薄的那些人也不得不反思關於光陰荏苒和人必有一死的問題。在普林斯頓，一年一度的校友聚會活動通常發生在初夏，就在畢業之前，不過最引人注目的要數一個叫做P-rade的活動。參加聚會的班級步伐整齊地在校園裡行進，同學們身穿款式各異的橙色或黑色的短外套，或是橙色或黑色的禮服，表明他們畢業那一年的文化或政治主題——太空人、士兵、阿拉伯人、嬉皮士。他們按照年齡大小進行排列，從大到小；佇列的最前方是任何一屆畢業生中年紀最大但依然健在的成員，他們坐在電動汽車裡，儼然一副英雄的模樣，對歡呼的觀眾揮手致意。這種佇列成為一個廣為崇尚的文學比喻，不過，普林斯頓的這個佇列特別有反響，就像伯格曼的《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中即將出現在地平線上的戴著面具的啞劇表演者一樣。我總是在想，跟在歡呼的校友和古董汽車後面的，應該是插著翅膀的死亡戰車，上面站著一個人，他人高馬大，身穿橙黑相間、戴帽子的長袍，手裡高舉一把長柄的大鐮刀。
由於學術時間舉足輕重，我按時間的先後順序，把每十年劃為一階段來安排本書的內容。當然，對於小說來講，遵循時間的先後並不是最理想的組織手法。學界小說的出版時間，跟它們所反映的那十年的內容幾乎不可能同步；它們多數反映的是前十年的問題、危機和變化。有些主題反覆出現，對此我擺脫了按時間順序來處理的方法。但是，總的來說，看完1950年代至今的學界小說，人們可以對大學及其作者的概況有個比較清楚的了解，知道他們是如何由滿懷希望變為默默忍受、再到翹首期待、直至玩世不恭，然後又反過來滿懷希望。
《學院大廈》並不打算寫成一部反映過去50年英美學界小說發展的包羅萬象的歷史。它只是我個人的看法，我的選擇只反映我所關注的重點，尤其是女權主義，還有我的職業。我曾經一直希望看到描寫女教授的故事，但是，直到我已不再需要它們了，直到我獲得了終身教職，並獲得了足夠多的答案可以讓我挺過來的時候，這樣的故事才開始出現。然而，作為“教授小說”的讀者，對於小說背景中出現的女性，她們作為學生、作為脾氣古怪的教師和研究員，尤其是作為教員的妻子，我始終帶有非常敏銳的感受，我將本書獻給她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