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學而優則仕
- 定義：學習成績優秀就去做官
- 出處：《論語·子張》
詞義辨析,產生背景,發展與影響,
詞義辨析
對“學而優則仕”歷來解釋不同。分歧主要集中在對“優”字的理解上。代表性意見主要有兩種：一種認為，“優”即悠閒、空餘、有餘力，此話意為學習有餘力便去做官。古代學者馬融、皇侃、朱熹等及今人楊伯峻、胡曲園、趙一民、郭齊家、劉俊田等均持此說。宋代朱熹便講：“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楊伯峻亦講子夏此語意為：“做官了，有餘力便去學習；學習了，有餘力便去做官。”另一種意見認為，“優”即優秀、優良，此句意思則為做官成績優秀就去進一步學習，學習成績優異則去做官。持此說者有郭沫若、毛禮銳、張瑞瑤、王炳照等。毛禮銳認為，孔子及儒家“主張學好了便可做官”，“學習的目的是為了做官”。王炳照也認為，從研究孔子的全部思想及其對後世的影響來看，這種解釋比較合理，通常人們也往往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學而優則仕”這個命題。張瑞璠也認為：“對這句話的一般理解是：學習是為做官做準備，學好了就做官。”對“仕”字的解釋也有歧意：一種意見認為“仕”即“做官”，郭沫若、胡曲園、楊伯峻、毛禮銳、張瑞璠、王炳照等持此說。另一種意見將“仕”解為“做事”。將此語解釋為：做事了，有餘力要去學習；學習了，有餘力要去做事。此外尚有把“優”釋為“多”，“仕”釋為“事”，釋子夏語為：“實際事情做的很多了，則要重新學習；學到的知識很多了，就要到實際工作中去檢驗。”等說法。
產生背景
“學而優則仕”思想產生於春秋末年，時值中國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社會出現大變革、大動盪。奴隸社會“學在官府”，奴隸主貴族壟斷文化教育，官守學業，私門無著述文字。教育非官莫屬，欲學者以吏為師。在奴隸社會宗法制度下，實行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世卿世祿制度。其培養和選用人才的原則是“任人唯親”，從三卿到大夫都是子孫相繼，代代相傳。社會上普遍存在著不學而仕、仕而不學和學而不能仕的現象。庸碌不學無術之輩身居高位，賢德有才之士不得任用。奴隸制的崩潰，封建制的興起，衝擊了世襲制下以血統論貴賤、智愚的舊傳統。春秋末年，官府之學解體，官學散落民間，出現學術下移，為非奴隸主貴族者學習文化創造了條件。在此歷史條件下，以孔子為代表的先進思想家、教育家，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提出“舉賢才”、“任人唯賢”的政治主張。而孔子認為“賢才”並非天生，要靠後天的教育和學習去培養，然後由學習成績優秀的賢才去充任官職。他說：“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論語·先進》）便是這一思想的表述。這種思想與主張傳之於弟子，便是子夏所說的“學而優則仕”。按照這一主張，學習便是為做官做準備，學與不學，學的好壞，便成了能否做官的條件。因此，“學而優則仕”既是統治階級選拔、任用人才的原則，同時也是重要的教育思想，且這一思想從一開始便是與世襲制相對立的。
發展與影響
“學而優則仕”思想兩千多年來對中國的政治和文化教育的發展產生過深遠的影響。這一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不僅屬於儒家，墨、法各家也都反對世卿世祿制度，反對仕而不學和不學而仕，只是學的內容和優的標準不同。這一思潮的出現為創立新的選士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礎，並逐漸形成了一條選用人才任人唯賢的原則。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這一原則因有利於統治階級獲取人才，所以很受當權者所重視。封建社會實行“學而優則仕”有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漢代實行選舉制，即所謂“鄉舉里選”，也稱薦舉或察舉，其辦法為由地方官逐級考察保舉，送至中央，再行考查，然後委派官職。此制雖曾選出過一些人才，但在實行過程中，薦舉大權操在地方官吏手中，一無身世、二無靠山的英才俊士仍然難被選中。魏晉南北朝改行九品中正制，在各州郡設定大小中正官，區別所管地區的人物，定為九等，稱九品，以此作為選人授官的依據。之後隨著世族地主壟斷地位的喪失，庶族地主要求參與政權，以門第取人的九品中正制不再適用，遂改行專門用考試辦法挑選人才的科舉制度。科舉制始於隋，盛於唐，廢止於清末，實行了1300年。科舉制度的基本特點是通過考試選拔人才，這種辦法同選舉制及九品中正制相比，較多地體現了“學而優則仕”的精神。兩千年來，封建皇朝曾把“學而優則仕”作為限制豪門世族特權，吸引庶族地主參政的手段；庶族地主及一般知識分子也曾把“學而優則仕”看做自己升騰發跡的途徑。因此，科舉取士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和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學而優則仕”的精神，在與世襲制的鬥爭中，也確實曾為封建統治者培養和選拔了一批人才。但是，在整個封建社會裡，無論是漢代的選舉制，魏晉的九品中正制，還是隋、唐以後的科舉制，都沒有也不可能真正充分地實行“學而優則仕”。隨著封建制度的衰落及科舉制度的流弊叢生，通過科舉來實行“學而優則仕”，便愈來愈成為一句空話。
“學而優則仕”思想具有兩重性，它對後世的影響也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適應了春秋時期由“親親”到“舉賢”的社會發展潮流，反對先天決定論，強調後天教育和學習的重要性；反對以門第高低論貴賤智愚，重視德才的作用；反對“任人唯親”，提倡“任人唯賢”，這種重視教育、重視知識、重視人才的思想是積極的、進步的，這是它的基本精神。這一方面不僅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它所體現的“用人唯賢”的原則精神，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們應該批判繼承的思想遺產。同時，自“學而優則仕”主張產生後，為創立新的以“學優”為準的選士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礎，以“學優”為準的選士，使社會上逐漸形成了一個可以直接受命於朝廷的官僚群體，從而為由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權的郡縣制發展創造了條件。這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過一定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提倡通過讀書以求仕進，宣揚了一種讀書做官的思想，在這一思想影響下，儒家後學更提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孟子·滕文公上》）及“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等厭惡體力勞動，鄙視勞動人民的思想，這對後世也有相當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