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肇興（1583-1661）山東省東昌府莘縣（今山東省陽穀縣定水鎮雙樓村）人，明末清初政治人物。明朝天啟二年（1622年），登進士。清朝順治元年，授天津兵備道。順治二年，改山西學政、山西按察司副使、布政使司參政。順治三年，改江南右布政使。順治八年，改廣西左布政使。順治十三年，任宗人府府丞、工部右侍郎，後改工部左侍郎。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教育家。
基本介紹
- 本名：孫肇興
- 字號：字興公，號振宗
- 所處時代：明朝
- 民族族群：漢人
- 出生地：山東省東昌府莘縣
- 出生時間：1583年
- 去世時間：1661年
- 主要作品：《四書約說》、《四書題說》
個人簡介,成長經歷,
個人簡介
孫肇興，山東聊城西南六十裏白塔村（今陽穀縣定水鎮雙樓村）人，明天啟二年（1622）進士，初授江南淮安府山陽縣知縣，入清後官至工部左侍郎。所著《四書約說》、《四書題說》等書，進呈御覽，頒行天下學宮，即全國科舉士人的教科書。順治皇帝稱讚他是“理學名臣”，欽賜“斯文宗仰”匾額。狀元少保大學士傅以漸、刑部尚書任克溥，都是孫肇興的學生。
孫肇興的始祖可追溯至孫敬。孫敬，字安定，原籍山西平陽府洪洞縣城南二十里小董村，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遷居山東東昌府莘縣城西南二十五里銀河店。二世祖孫惠，字養民。適值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的名義舉兵南進，明惠帝朱允炆派遣大軍圍剿，聊城、陽穀、莘縣一帶是主戰場之一。因戰事頻繁，民不聊生，孫惠“煩騷擾、避徭役，攜眷避居河南歸德府柘城縣洪福集（今磚橋集）”，並在那裡居住了數十年。三世祖孫祐，字福寧，即孫肇興的曾祖父。孫祐因曾孫孫肇興而顯貴，皇清誥贈其為正二品的榮譽性官銜“資政大夫工部左侍郎”。他“念莘邑祖墓無人祭掃，奉岳母還莘，居莘縣城東北十五里聊城界之白塔村”，並在此定居。孫肇興的祖父孫朝臣，字思忠；父親孫東陽，字近溪，配鄒氏，生五子，孫肇興排行第五。
據孫曉南於清同治四年（1865）六月所撰《振宗公列傳》和其他史料記載：孫肇興，生於明萬曆十一年五月十一日（1583年6月30日）申時，“少力學，刻意為文，試屢第一。”考取秀才後即博覽群書，“以躬行實踐、立說著書為己任”，並不拘泥於八股文章。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考取第六十一名舉人；天啟二年（1622）考取第三甲第六十五名進士，授江南淮安府山陽縣知縣，任期五年。期間，他廣施德政，治理有方，興利除弊，為當地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成長經歷
1、界定地畝，均衡田賦。明天啟年間，山陽縣的土地屢遭黃患，以致阡陌不清，歸屬難辨。農戶之間相互爭執，糾紛不斷。針對這種情況，孫肇興參照朱元璋頒行的田畝制和《周禮》中的“田賦定田畝”的辦法，決定對全縣境內的土地重新丈量，然後再按照各戶田賦的多少以及土地的肥瘠差別界定地塊。折算後的土地分為上、中、下三等，上田一畝折制田一畝；中田、下田按照制田一畝的收穫量，有的三五畝折制田一畝，有的七八畝甚至十餘畝折制田一畝。折算後的土地按照制田的標準徵收田賦，叫做“京田”。實際土地面積按照標準丈量時的面積統計，並且根據收成的變化情況變更土地的等級和田賦。這種辦法頗為公正，既平息了農民之間的土地糾紛，又保證了朝廷的賦稅收入，贏得了山陽百姓的讚譽。後來，這種方法推廣到其他州縣，歷經明清兩朝。土地改革以前，華東軍區依然按照京田制徵收糧秣。土改時，方才按照土地實際面積分配土地，但仍然確定不同等級土地的農業稅收。
2、甘冒風險，復田千頃。萬曆十年（1582），督漕尚書凌雲翼“以運船由清江浦出口多艱險，乃自浦西開永濟河四十五里，起城南窯灣，歷龍江閘，至楊家澗出武家墩，折而東，合通濟閘出口。”儘管《明史·河渠志》予以肯定，但他高高築起兩岸河堤，堵截運河以西的水路，致使管家湖以西的千頃良田盡沉水底，良田被淹，當地百姓苦不堪言，怨聲載道。然而，數十年間更換了幾任知縣，無人敢惹漕督衙門。
孫肇興任山陽知縣後，走遍了河西村寨，實地考察了地形，傾聽到民眾的呼聲，深切地體驗了百姓們的艱難處境，感嘆不已，遂暗下決心，一定要為民除弊興利。為了保密和減輕百姓的負擔，孫肇興沒有向百姓徵收工程用款，而是捐出自己的薪俸購買良石和木料，他本人也不出面，委託已退休在家的鄉宦何世爵悄悄地籌劃指揮。就在漕督衙門府內那幫達官貴人花天酒地、醉生夢死之際，一條高三尺、寬四尺、長三十五丈、上面蓋著條石的涵洞，在運河河底下面四尺深的地方悄然竣工。這一涵洞“西出西堤以吞、東出東堤以吐，於是河西千頃之濤，復為良田。”待漕督調離後，孫肇興則將事情的原委向上司匯報。由於修建涵洞既沒有動用官銀，又未影響漕運，所以得到官方的認可。山陽縣的百姓十分感謝孫肇興的功德，給這座涵洞起了一個十分響亮的名字——伏龍洞。伏龍洞後被泥沙淤塞，但遺址迄今尚存，在今淮安水泥製品廠附近。
3、興文課士，人才濟濟。在消除水患、田賦均平、山陽百姓安居樂業之後，孫肇興又把目光轉向當地的教育事業。他本人“高才邃學”，通曉經史，是教授士子、培養人才的內行專家。他不但督促縣教諭和訓導們辦好教育，還常常擠出時間到奎斗宮為秀才們傳道、授業、解惑。在孫肇興的關懷培育下，明天啟至崇禎年間，山陽縣考取進士四人，舉人十餘人。其中，夏曰瑚在崇禎四年（1631）考取第一甲第三名進士，即“探花”；陳台孫在崇禎十三年（1640）考取第三甲第八十一名進士。夏、陳二人均為淮安一帶的知名人士。
孫肇興的顯著政績，贏得了山陽人民的愛戴和敬仰。他調離山陽時，數以萬計的民眾夾道跪送，贈送一巨匾，上書：“民之父母”四個大字，落款是“江南山陽縣紳民公送。”當地人民自發地籌集資金，在南門裡文廟街預備倉傍奎斗宮立祠塑像，春秋祭祀。清朝鼎盛時期，廟宇重新修繕，孫肇興的塑像至清同治四年（1865）尚存。《淮安府志》中銘載著他的歷史功績，並給予極高的評價：“肇興仁足以興利，才足以治事，古良吏不能過也。”明天啟七年(1627)歲次丁卯，孫肇興任江南鄉試同考官，所取多知名人士。
崇禎年間，孫肇興歷任工部虞衡司主事、兵部武庫司主事、河南布政使司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在任兵部武庫司主事期間，以國事為重，大義凜然，彈劾司禮太監張彝憲。崇禎四年（1631）九月，朱由檢重用宦官張彝憲，令其鉤校戶、工二部出入，為之建署，名曰：“戶工總理”，踞兩部尚書之上。“工部侍郎高弘圖不為下，抗疏乞歸，削籍去。彝憲益驕縱，故勒邊鎮軍器不發。”當時正值清兵占居遼東，羽毛漸豐，大肆犯邊；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人領導的起義農民軍蜂擁而起，聲勢浩大，大明王朝危在旦夕。孫肇興恐延誤軍事，為國家民族計，遂不顧個人安危，上疏彈劾張彝憲誤國。崇禎卻聽信張彝憲的讒言，反加罪於孫肇興，將其逮捕入獄，後發配軍中戍邊。崇禎八年（1635）八月，在眾多文武大臣的力薦聲中，崇禎帝收回成命，孫肇興官復兵部武庫司主事。次年，命張彝憲守備南京，不久即身死名裂。
入清後孫肇興擢升天津兵備道。順治二年（1645）二月二十七日，孫肇興任山西督學，“出其所著《四書約說》、《選定文規》、《程墨正音》授諸生，晉人之文一變。”是年，創修了《孫氏族譜》，為後人研究孫氏家族史提供了珍貴的史料。順治三年（1646）四月二十六日，孫肇興任江南布政司右參政管布政使事。
順治八年（1651）七月八日至順治九年（1652）七月五日，孫肇興任廣西左布政使。布政使是僅次於總督和巡撫的地方高官，官階從二品，掌管財政和人事。後因病歸。回鄉後，閉門著書，以山林隱逸懷才報德。山東巡撫耿焞薦“肇興學品可大用”。順治皇帝福臨召見並問以治平之策，孫肇興立進《用人懲貪疏》，受到順治的賞識，任命他為宗人府府丞，掌管皇族的譜牒和族中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