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棟幫，男，漢族，1981年10月入伍，1984年參加中越邊境戰爭，受過傷。1986年復員後，被安排在雲南富源縣工商銀行工作。2003年為色補村民的集體權益與身家過億的三個煤礦老闆過招，2008年初創辦《色補農民維權網站》，2009年至今任《中國工礦企業網站》總編，此期間還擔任著中國百家監督網站聯盟會副主席。春城晚報、科技報、呼聲網等十餘媒體先後報導過他的感人事跡，被國內外200多家媒體轉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孫棟幫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日期：1981年10月
- 入伍時間：1981年10月
先進事跡,愛心行動,
先進事跡
一個是尿毒重症患者；另一個是開悍馬車、揮金如土的億萬富翁。絕症患者從2003年開始就堅持與這個億萬富翁進行法律對峙，並創辦了一個“農民維權網站”，為村農民提供法律服務。
在曲靖市富源縣老廠鄉大格村委會色補村，生命垂危的尿毒重症患者孫棟幫，今年45歲的他可謂是個知名人物。多年來，他代表著當地1000多農民，堅持與身家過億的當地煤礦老闆“過招”……
孫棟幫2005年11月，他患上了腎功能衰竭，2006年5月轉為尿毒症，至今靠透析維持生命，現長期在雲南腎臟病醫院住院。
現在，他一個月光醫療費用，就達到7000多元。幾年來，為治病和幫助村民打官司，他已花光了家裡所有的積蓄，不僅賣了房子、車子，還背負上了數十萬元的債務。
2003年4月，他受色補村民小組的委託，成為了村民的“法律顧問”，開始與色補煤礦刁家寬等人的法律對峙。而與他所對峙的人，都是當地赫赫有名的老闆，個個都身家過億元。色補煤礦是當地一個較大的煤礦企業，也是當地村民賴以生存的希望。孫棟幫說，自從色補煤礦被刁家寬等人“承包”後，色補村民一直上訪都無結果。
色補煤礦建辦於1985年，由村小組和黨小組經過數十次的討論後決定由村集體辦礦，並且服務於全村人民，並形成《辦礦決議》和《礦章》，1999年9月20日，刁家寬與他手下的管理人員簽定《承包契約》，並規定承包後一切設施、土地、房屋、礦井等等都屬他本人所有，其它人不能享有產權，承包期為煤層不能開採為止，承包費為零。
由於村民了解孫棟幫的性格和為人，曾多次到單位找他尋求幫助。面對村民的無奈和訴求，正好這些年在自學法律的孫棟幫，大膽地作出一個決定：用他退職後的全部費用，拿起法律武器，為村民服務。2003年5月，孫棟幫作為色補村村民的代理人把刁家寬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令刁家寬與他手下11名管理人員簽訂的《承包契約》無效，返還色補煤礦所有權。色補村離曲靖有200多公里，離昆明近400公里，不管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他都風雨無阻，經常一天只能吃一頓飯，不能喝一口水，本身就不太好，就這樣，他於2005年11月，在寒冷的冬天病倒了，最後導致不治之症——尿毒症。
該案訴訟過程，經歷了村民多次討論、證據的收集、立案、一審(兩次開庭)、二審、執行、再審、重審、3次小組長的選舉、多次上訪等，還帶病堅持到北京三次上訪，各方面協調工作均由他一個人全權負責。最終，法院判決色補煤礦所有權歸對方所有，但孫棟幫還是幫助村民獲得了一些權益。
在打官司的哪些日子裡，儘管遭受著重病的折磨，但他始終沒有放棄，期間他接受過4次搶救、醫院5次下過病危通知。沒有打官司的經費，他賣掉了房子和車子，甚至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
官司打贏了，曲靖市中級法院在執行移交過程中被刁全超帶領幾十人毆打，之後該案一直放著沒管，但孫棟幫幫助村民維權並沒有放棄。去年11月，在朋友幫助下，他自己建了一個網站(色補村農民維權網)，繼續幫助村民維護權益。
在孫棟幫的病床上，堆放著很多法律書籍和維權材料。近日，記者見到他時，他剛從昆明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透析回來，剛走進雲南腎臟病醫院病房，就開始專注地整理著那些材料。記者問他：“現在還看這些書嗎？”他說：“目前養病也是工作，工作也是養病。如果還能活著，多學點東西總比不學好，現在記性不好，眼睛也不好，要多看幾遍才記得住。”
記者本想採訪孫棟幫的對手，但當記者打通色補煤礦負責人的電話時，對方不願接受採訪。(春城晚報)
愛心行動
孫棟幫不僅幫助村民維權，還不斷獻愛心。2007年12月，孫棟幫得知他的每月定期補貼批下來時，他忽然做出一個決定，將把每月100元錢捐給希望工程。
其實他這100元錢的來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他用生命換來的。雲南省政府在2007年6月發文：參加過中越邊境1984年老山、者陰山戰鬥的失業和無業退轉軍人，每人每月補助100元。他說，這100元錢對於他現在的病情不會有任何改變，但對於一個需要這100元錢的人來說，也許會改變他的一生。他說，他近期併發症有些加重，怕哪天忽然離開，所以提前把這錢處理掉，“走時不遺憾”。
2008年，汶川抗震救災期間，他省下一次透析的450元錢郵寄給中國紅十字會，他說：少透析一次不會死掉，只會增加點痛苦，但這450元可能會挽救一條生命。
他在日記里寫道：近些天來，我越來越不行了，幾乎已到了生命的極限，昨晚上，在我生命中是第二次流淚。第一次是在1984年4月30日中越邊境的“兩山”戰鬥中，那天早上的一瞬間，在我身邊忽然倒下了30多條鮮活的生命，非常悲壯不堪。雖然我也受了傷，但我和他們相比是幸運的，那次沒有和他們一起倒下，也許是上天安排我今後應為百姓做點什麼。傷心的是我還沒做成什麼，上天很快要叫我離開期待著我的人們，我對不起他們。我好想好想繼續活下去……(春城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