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康宜祖籍天津，1944年生於北京，台灣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後進入台灣大學攻讀美國文學。1968年到美國留學，先後獲圖書館學、英國文學、東亞研究等碩士學位，1978年獲普林斯頓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曾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現任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教授和東亞研究所主任。孫康宜的研究領域跨越中國古典文學、傳統女性文學、比較詩學、文學批評、性別研究、釋經學、文化美學等多個領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孫康宜
- 時間：1944年
- 國家：美國
- 祖籍：天津
拿到《把苦難收入行囊》這本書，我一下子感到時光迅疾地消失於語言的鏈結中。2002年的7月，我在耶魯訪問的時候，孫康宜教授和我說起過，她正在寫一本書，有關自己的早年生活，全家在台灣白色恐怖中的遭遇。
如今她的作品出版了，站在今天的高度，她會以怎樣的心態回首自己的往日，她往日的記憶對她人生的展開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此書給了我們一個契機，站在語言的岸邊，眺望她豐富的人生。
藍黑兩色相間的封面，給我的感覺是夜與晝交替的瞬間。黑色包圍著一行行藍色的語詞：“往日的苦難好像旅途中一直攜帶著的行囊一般，那是我不願也不能忘卻的東西……我以為從前幼時所遭遇的患難是我生命中的缺陷，但現在發現那才是我心靈的資產。”
坦率地說，誰的人生都不會是一條坦途，把苦難當成財富也是人們用以自勉自勵的常理，問題在於道理常常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有多少人可以做到把自己的苦難演變成心靈的財富，而不是被苦難的陰影侵蝕了生命的脈絡？讓生命在幽暗與狹窄的局限中耗散了銳氣和精華。而從孫康宜看似平坦的學人生涯中，其實矗立著“奇峻”的峰巒，這不僅僅是命運的鬼斧神工，因為命運無法擺脫一個頑強的合作者，“奇峻”就成了她們合力塑造的結果。
苦難對生命的扼制只有關愛才能緩解。那是烏雲上鑲著的金邊，烏雲越黑，金邊越亮，孫康宜從小就記住了烏雲上的那道金邊，這是她不幸中最大的幸運。
1950年初，他們從台中搬到台北不久。她的父親被冤枉成政治犯，鐵窗十年，她和母親弟弟過著十分艱難的生活。失去父愛的日子，她更加感受到了母愛的堅韌和不屈，在行路難的困頓中，不僅要看世人的冷臉，甚至要聽親人的冷語：“詛咒其父，連骨灰都回不來。”但是依然還有恩師藍順仕對她們全家的雪中送炭般的情誼，即使在探監途中，她記住的不僅是從高雄到台北的顛沛長途，換來的是十幾分鐘相見的辛酸，還有萍水相逢的三輪車夫對她們一家的同情，免收她們的車費。
顯然，把《苦難收入行囊》不僅為了控訴“白色恐怖”的險惡，世態的炎涼，人性的複雜，更是為了抒寫人的不屈與堅韌、善良與尊嚴。
從一個緊握著母親的手，在困頓中頑強跋涉的少女到一個春風化雨的名校教授，有著廣泛的學術興趣，在六朝文學、明清詩詞和性別研究等多方面都卓有建樹的知名學者，這兩者之間相隔著千山萬水，孫康宜是如何穿越的，從《語言的夾縫中》中，不難看出一些端倪。
孫康宜在高雄女中讀書時，有一個綽號叫做“沉默的班長”。因為她的國語帶著台灣腔。那段有關台灣口音的尷尬經驗，又是她記憶中一個可怕的陰影。“我當時簡直得了失語症，我發現自己在逃避母語，而遠離母語的方法之一就是開始日夜啃讀英文。”
此後她把英語當成了諾亞方舟，孫康宜如母語般套用自如的英語，竟然是在擺脫台灣腔國語的尷尬中練就的。看來在成為一個知名的學者前，她就是一個不凡的少女，這個少女有能力把命運投下的苦難煉成財富。她的履歷就是一份證明。
移居美國後，孫康宜一口氣讀了三個學位：英國文學、圖書館學、東亞研究。1978年獲普林斯頓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教授和系主任，現任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教授和東亞研究所主任。
一個華裔女性擔任耶魯東亞系的主任，這在耶魯三百年的歷史上，是首開先河的。1990年孫康宜教授和她的學生蘇源熙教授聯合發起，由60多位美國學者合作，開始了美國漢學界前所未有的翻譯工程：《中國歷代女作家選集：詩歌與評論》的選編和翻譯，這項浩大的學術工程意義深遠，讓中國女性的作品進入了世界女性作品經典化的行列。教學之餘，孫康宜本人的寫作成果頗豐。著有《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耶魯潛學集》、《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等作品集。
耶魯如一部迷人的影片，誘人的鏡頭在我眼前一一掠過，最後的一組鏡頭就是孫康宜的家。她的家離耶魯有半小時的車程，坐落在蔥綠的草木中，恬靜而安適。她的書房有近百平方米，幾乎就是一個小型圖書館。普林斯頓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的職務是辭去了，而“書屋館”的職務是終身的，而且她是一個擁有五張書桌的館長。
孫康宜告訴我，朋友稱她是擁有五張書桌的女人。為什麼是五張書桌呢，她一一道來：一張放新到的書報、雜誌，以便閱讀歸類。一張是學術專用桌，在靈感奔涌時，可以隨時伏案記錄。一張是電腦桌，每天回復大量的電子郵件和上網查詢資料。一張是教學專用桌，專門為準備教案和批改學生的論文。最後一張是休閒閱讀桌，閒暇時翻翻書屋裡的各類藏書。
隱喻是中國詩歌中重要的修辭手法，長年浸淫在中國古典詩歌意境中的孫康宜有一個特別的嗜好，樂於把生活中具象的事務當成一個隱喻。比如從普林斯頓到耶魯，她把自己的選擇看成是一個生命的隱喻。有時甚至是一朵花、一顆紅豆、一件衣服，她也會聯想成一種隱喻。
1978年的春季，孫康宜和歷經劫波終於移居美國的父親首次相逢。父親一走進她的宿舍，就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袋子，對她說：“這裡裝的是我26年前在綠島被關時，撿到的一顆紅豆，這些年來，我一直放在身邊。現在就送給你做紀念吧……”
這顆不同尋常的紅豆就珍藏在她書房的玻璃櫃中，看到它依然明亮的光澤，她的心異常得平靜，孫康宜在書中寫道：“紅豆給了他（父親）很大的啟示，使他在逆境中仍能體會到人間的溫暖，因而有了活下去的勇氣。”
紅豆是她父親超越幻滅的見證，也是她認識愛與信念的生命隱喻。
張愛玲曾說：“我認為文人該是園裡的一棵樹，天生在那裡，根深蒂固，越往上長，眼界越寬，看得更遠；要往別處發展，也未嘗不可以，風吹了種子，播送到遠方，另生出一棵樹，可是那到底是艱難的事。”
這段話自然讓我想到了孫康宜，那到底是艱難的事，她做到了，她將命中注定的劫難變成了不同尋常的養料，她將命運投下的黑暗和痛苦變成了追尋自我、完善自我的心靈資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