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宏開

195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專業，同年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後專門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先後在語言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研究少數民族語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兼博士生導師、博士後指導教師，兼任中國民族語言學會會長等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孫宏開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江蘇省張家港市
• 出生日期：1934年12月
• 職業：少數民族語言學家
• 畢業院校：北京大學

中國社科院教授

人物檔案

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名譽理事，同時擔任多種民族語言類叢書主編、雜誌編委。主要從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在描寫語言學、比較語言學、社會語言學、民族古文字古文獻等著述中，論及西夏語相關問題。合著《西夏語比較研究》，發表論文數十篇。

孫宏開近照

學術講座

《中國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研究的理論和方法》

給後人鋪下繼續前進的台階

——訪中國民族語言學家孫宏開爾蘇、木雅、爾龔、史興、扎巴、納木義、卻域、貴瓊、白馬、柔若、阿儂……這些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的名字你聽說過嗎？而孫宏開先生卻日日沉浸在這些語言的調查、研究中。

語言裡包含著哲學、文學、宗教、天文、曆法、語言、醫藥、民族關係等各種豐富的文化內涵，如果不進行保護，語言失去時，文化也將隨之消失。孫宏開和同仁們每天在做的就是喚醒少數民族的語言意識，記錄他們的語言，傳承他們的文化。

從上世紀50年代藉助卡片比對，到今天在電腦里建立民族語言的資料庫，這個74歲的老學者端坐於案前，他的手輕撫過語言的歷史長卷……“一個人到這個世界上來，應該給後人留下些什麼。雖然我的力量有限，但我願意盡全力去做，給後人鋪下繼續前進的台階，才不枉我來此一生……”

孫宏開工作照

從1952年到今天，孫宏開先生做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將近56年了。他數十次深入地勢險峻的田野地區，與同事們共同記錄、挽救了大量瀕危語種，為保護人類共同的財富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當地居民為每個調查隊員起了一個少數民族的名字,稱呼起來十分親切。

在黑水調查羌語我國有130多種少數民族語言，但是解放前，僅有十多種語言有相應的文字，而大量的語言資源僅僅保存在少數民族的記憶和口語裡——擁有自己的民族語言，是很多少數民族的願望。

孫宏開研究的四川甘洛的爾蘇沙巴文字

1955年12月，中國科學院和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在北京聯合召開首屆民族語文科學討論會，確立了幫助少數民族創製和改進文字的基本政策，並決定組織調查全國性的少數民族地區語言。1956年春，七個少數民族語言調查隊組建完成，在中央民族學院舉辦的少數民族語言訓練班上，周恩來總理還來看望大家，給所有師生以巨大鼓舞。

孫宏開參加的是第七隊川北組——調查研究藏、羌、嘉絨、西番（現定為普米）等語言。1956年6月中旬，孫宏開與同事們出發去當時的阿壩藏族自治州調查羌語和嘉絨語，第一站的目標是黑水縣。由於安全問題，調查隊必須和部隊結伴同行。經過三天的行軍，川北組到達了黑水縣城所在地——蘆花鎮。這是一座孤鎮，在當時被西藏康巴叛亂分子所控制，而解放軍控制的只有從州政府到縣城公路兩側的地段。在這種情況下，尋找調查對象十分困難，同時還面臨著其他的危險。孫宏開回憶說，調查隊駐紮在縣城工作一個多月，一個周末，機關禮堂正在舉行周末舞會，突然聽到一陣槍聲，禮堂房頂的瓦被打碎後掉到了地板上，隨即燈光熄滅了，舞會也停止了。第二天才聽說是叛亂分子在對面山上打冷槍。

7月中旬，黑水叛亂基本平息，第七隊又隨軍到達維古進行實地調查。剛開始時當地居民還不配合，但幾天下來，隊員們學習老鄉的語言，生活在老鄉中間，與他們打成一片，很快彼此就熟悉起來。老鄉們還為每個調查隊員起了一個少數民族的名字，相互之間稱呼起來十分親切。孫宏開與同事們核對了在縣上已經記錄的材料，大家統一了認識，然後每個調查隊員都物色一個發音合作人，工作進度明顯加快了。

他曾在汶川等地工作了四年,跟當地老鄉感情特別好,和當地同事也保持著聯繫……

在汶川的日子

完成了黑水的試點調查以後，工作組就轉往茂汶羌族自治縣（當時自治縣的首府就是這次遭受地震的汶川）工作。1957年8月初，羌語普查工作分4個組全面鋪開，同事金鵬、黃布凡、劉輝強和孫宏開各帶一個組，共有20多人。經過近5個月的緊張工作，到年底每個組一般均完成6至7個點的調查任務，共調查26個點的材料，各點都記錄了3500個單詞，一套語法約400至500個例句，整理了音位系統，有的點還記錄了長篇故事。此後數年孫宏開帶領幾名普查時留下工作的調查隊員，跋山涉水，轉戰在羌區各主要村寨，逐點補充和核對普查時各組記錄的材料，為完成所里交辦的羌語簡志、羌語方言研究、漢語在羌語豐富發展中的作用等課題，一直在羌區工作到1960年5月。1987年孫宏開帶研究生再去當年住過的老鄉家裡訪問時，老人拿出上世紀50年代拍攝的已經發了黃的照片給學生們看，講述50年代的調查情景，使大家激動不已。

羌語的調查，共完成34個點的調查，每個調查點都記錄了3000多個常用詞，一套語法，整理了語音系統，有的點還記錄了長篇故事。這批資料是研究羌語的最寶貴原始記錄。經過初步研究，劃分了羌語方言土語，為羌族設計了拼音文字。此外在調查中還解開了許多學術上的謎團：黑水的藏族除了少數人母語使用藏語或嘉絨語外，90%以上的居民使用羌語；分布在小黑水的所謂“博羅子”人並不是獨立的民族，他們使用的語言也不是獨立的語言，而是羌語北部方言的一個土語；羌語內部方言差別很大，但不以民族為界限，換句話說，不同的民族使用的羌語內部比較一致，相反，羌族內部使用的語言差異卻相當大。研究成果對於認識我國民族之間的關係、民族和語言的關係、現狀和歷史的關係的複雜性具有相當大的幫助。

孫宏開老先生說，他在汶川、理縣、茂縣地區工作了4年，跟當地的老鄉感情特別深，還有些同事因工作需要留在了汶川。地震後，他們夫婦寢食難安，屢次打電話過去，卻沒有一個老朋友能聯繫上。說起這些的時候，老人的眼裡噙著淚花。

“我們在記錄他們的語言時,他們經常圍在周圍看熱鬧,有時也用獨龍語插上兩句,看到我們模仿他們的語言有歧義時,往往哄堂大笑。”

獨龍、怒的系屬

獨龍族和怒族都是人口較少的民族，分布在中緬邊境一帶，交通十分閉塞，上世紀50年代少數民族語言大調查時無暇顧及。1960年5月，在北京召開了少數民族語言調查工作隊長會議，其中有一項內容是對若干系屬未定的語言進行調查研究，提出解決它們系屬問題的意見。5月中旬，孫宏開一接到要他去雲南調查獨龍語和怒語的電報，當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打起背包就出發，從阿壩直奔雲南西部邊境地區。

那次調查孫宏開和多吉同行，他們6月上旬從昆明出發，長途跋涉到貢山後，稍事休息便又出發去獨龍河。他們沒有料到路途如此艱險：從縣上到獨龍河要翻越高麗貢山，而且只有七月初到九月底可以通行，其他時間都是封山期。這條路只有人行道，沒有馬道，運往獨龍河的一切物資靠人背，路上既無轉運站，也無村落，因此要備足4至6天的口糧和自炊的用具，還要準備露宿。6月底聽說已經有民工出發了，他們也就跟著上了路。這條路比翻越碧羅雪山更困難，說是有路，但實際上是在原始森林中鑽來鑽去，進入灌木林，最後翻越光禿禿的終年積雪的高麗貢山，不幸的是動身的第二天多吉就開始生病，經常發燒，走路無力，還經常拉肚子。他們經常掉隊，往往趕到歇腳的岩洞或哨房，天已經黑透了。他們互相鼓勵、互相幫助，經過四天的跋涉，終於到達了4區獨龍河。又經過兩天的艱難跋涉，終於到達了調查的目的地：3村。

獨龍河與外界隔絕，生活非常困難，但老百姓特別純樸。孫宏開在記錄語言時，他們經常圍在四周看熱鬧，有時也用獨龍語插上兩句，看到調查隊員模仿他們的語言有歧義時，往往哄堂大笑。他們還給孫宏開起了一個名字叫“阿鵬”，在獨龍語中是“老大”的意思。孫宏開和多吉的口袋裡、枕頭邊，有時會發現不知是誰塞的一條黃瓜，或者幾個核桃。孫宏開笑說他現在也無法解開這個謎，究竟是那個流著鼻涕的小姑娘，還是經常笑眯眯地靠在篾巴門邊看他們調查的婦女？

獨龍河的調查，他們最大的收穫是除了分別了解到獨龍語和貢山怒語的語言特點外，還特別對這兩種民族的語言關係有了初步的認識。從民間口頭傳說里他們進一步了解到：貢山的獨龍和怒雖然分別居住在獨龍河和怒江，被確定為不同的民族，但他們過去是親兄弟，分化的時間也就15至20代，推算約300至400年的歷史，他們的語言差異僅占20%不到，80%以上是相同的。這就為把它們確定為一個語言的兩種方言打下了基礎，也為語言年代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實例。

那次獨龍和怒兩種民族語言的調查以及5年後孫宏開為編寫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再次進入怒江和獨龍河調查，正是孫宏開風華正茂的青年時代，這段經歷在他的一生中是很值得回憶的，遇到的困難與得到的收穫成正比。老先生說困難給予他意志的磨鍊以及克服困難時所樹立的信心、決心和勇氣，是他一生珍貴的財富。

“當你在記錄語言材料過程中有所發現時,你會沉浸在無比的喜悅之中。”

一直探索下去

每次調查，都給孫宏開留下難以磨滅的記憶。

後來的幾次調查，雖然從體力上相比青年時代差一些，但經驗卻是越來越豐富，對少數民族語言學科越來越熱愛，對其的探索越來越執著。

老先生說：“語言調查有時確實是非常枯燥的：要了解一個語言的基本結構，至少要記錄3000個常用詞，數百個乃至上千個句子，初步整理出一個語音系統和一套語法，要完成這些任務，最快也要半個月，一般要一個月左右。但是當你在記錄語言材料過程中有所發現時，你會沉浸在無比的喜悅之中。”

1976年，孫宏開又隨隊赴西藏對門巴、珞巴和僜人的社會、歷史、語言進行綜合調查(“三巴”調查),那時，他的胃切除剛4個月，身體還未恢復。在調查過程中，他多次病倒，甚至有過生命危險，但卻從未動搖過他堅持下去的決心。令他欣慰的是此行也確實收穫豐富：基本摸清了這一帶語言的複雜情況，填補了空白，記錄了門巴族使用的門巴語、倉洛語，珞巴族使用的博嘎爾（崩尼）語、義都語、蘇龍語，僜人使用的達讓語、格曼語等；基本掌握了它們之間的遠近關係、各語言的方言分布、方言差異等情況，為進一步縷清它們之間的歷史關係奠定了基礎；初步搞清了這些語言在漢藏語系藏緬語族中的地位，為以後開展藏緬語的歷史比較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

談到這些成果，孫宏開認為多艱苦都是值得的。

上世紀80年代，孫宏開與同事們又根據政府的發展規劃，進行空白語言調查研究，取得了不小的進展：在川西民族走廊地區新發現並確認了爾蘇、木雅、爾龔、史興、扎巴、納木義、卻域、貴瓊、白馬、柔若、阿儂等語言；在雲南發現了布央、普標、拉基、末昂、布乾、畢蘇、桑孔、卡卓、克木、浪速等語言……

孫宏開認為，對語言的系統調查和深入研究，對於進一步了解我國的國情；對於發展語言科學，推動民族語言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對於豐富祖國的文化寶庫，繁榮各民族的文化事業；對於深入研究各民族的關係，進一步做好民族工作，促進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民族大家庭的團結和進步，都是十分有益的。

現在，孫宏開已經退休十多年了，但他卻從來沒有放棄過對民族語言的研究，目前他還在主持很多重大課題的研究，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重大課題《中國新發現語言深入調查研究》，修訂《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等。

孫宏開說：“中國是個多民族多語言的國家。近60年來，經過幾代民族語文工作者艱苦卓絕的努力，我們基本上摸清了家底，但還不敢說了解得十分細緻。這些工作凝聚了老一輩民族語言學家畢生的心血，為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科學事業的發展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基礎……希望後人能沿著我們的足跡，堅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