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內容簡介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由姚錫長編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容如下：馬克思主義在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併對中國問題作出解答的同時，勢必與20世紀中國思想世界的諸多主要思潮發生多方面的聯繫。馬克思主義與這些主要思潮的聯繫既表現為相互吸取、相互影響，又表現為相互激盪、相互爭鳴。與20世紀政治世界的波瀾壯闊、錯綜複雜的景象如影相隨，由此展開了20世紀中國思想世界的絢麗畫卷。中國馬克思主義正是在同這些主要思潮的交流激盪中，逐漸地豐富了自己的思想意蘊，成為中國思想世界的有機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從流傳到中國的一個社會思潮而匯成中國的主流思想，並不僅僅來自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政治上的勝利，更主要的在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在與這些主要思潮的交流激盪中充分顯示了自己的創造性、合理性和生命力，顯示了自己掌握民眾並由此而轉變成偉大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考察馬克思主義與20世紀諸多主要思潮的關係，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要內容。20世紀的中國政治史，自五四運動以來，實際上是以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關係為中心而展開的，由此決定了20世紀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思潮，就是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三民主義的思想旗幟由國民黨高舉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旗幟則由中國共產黨高舉著。正像國共兩黨的關係在過去80年間表現為聯合與破裂交替變化一樣，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同樣是撲朔迷離、錯綜複雜的。這兩大思潮的聯繫，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對20世紀中國人的思想世界乃至整個生活世界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中國無產階級對中國問題解答的兩種思想體系。它們之所以產生如此深刻的影響，就是因為在這兩種主義的指導下產生了國民黨領導的政治力量和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力量。對中國問題解決途徑探索的民族性和階級性，決定了國民黨與共產黨在政治上既有合作的可能，也有分裂對抗的可能。因此，尋找超越各自的階級利益上的共同點，力求從對方的思想中吸收豐富的養分以壯大自己，不僅與中華民族的命運前途息息相關，也決定了一個政黨及其所信奉的主義的命運前途。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形成，一定程度上講，都存在一個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及其三民主義的各種解說、流變的重新認識和重新評價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對三民主義的認識，雖經歷過一些曲折磨難，但總體上講，基本上達到了既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原旨相符合，又與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和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相符合。如果忽視馬克思主義與20世紀思想世界諸多主要思潮的聯繫，特別是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聯繫，就難以全面展示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高歌猛進的真實歷史畫面。只有加強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係的研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被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所取代的必然趨勢才能完整地、生動地展現在世人的面前。三民主義是由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所創立的。在辛亥革命後，孫中山曾對三民主義做過兩次重大的發展。第一次是孫中山在1917—1919年之間完成了《建國方略》。第二次是孫中山在列寧領導的蘇聯和剛剛誕生的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由於與孫中山的革命歷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成為20世紀中國思想世界中一大具有影響力的政治思潮。關於三民主義的思想來源，孫中山認為三民主義是自己對中國問題思考、融會中西古今思想精華所成。在吸收西方的思想資源方面，孫中山實現了由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到學習西方社會主義的轉變，並在理論和實踐上呈現了向馬克思主義接近的趨勢；在運用中國的思想資源方面，孫中山經歷一個由離異到回歸的過程，終於實現了西方社會主義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三民主義絕非歐美思想的照搬照抄，也不是中國傳統思想的復活，而是孫中山基於解決中國現實問題所做的思想探索和理論創造。孫中山對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甚至馬克思的一些觀點的吸收，在三民主義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起著重大的作用。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即他的社會主義，從階級性質上看，顯然屬於資產階級的理論體系。它接近中國的科學社會主義，但絕不是科學社會主義。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革命家對中國問題的社會主義思考，具有歷史進步性。它的興起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最初傳播，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又深刻影響了三民主義的發展。孫中山等國民黨人儘管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卻不自覺地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發展的先導，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特殊的歷史環節。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政治上少不了與國民黨人的接觸、合作和交鋒，思想文化上不可避免要遭遇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認識貫穿於中國共產黨探索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整個過程之中。中國共產黨從對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的認同，到孫中山逝世後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戴季陶的言論進行積極的解釋，再到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被迫放棄國民黨的旗幟後，對三民主義幾近基本否定。毛澤東抗戰時期在總結中國革命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重新認識和重新評價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這種重新認識、重新評價的關鍵，在於克服了對三民主義的簡單定性和基本否定的錯誤傾向，從而真正找到了馬克思主義與三民主義的結合點，即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或最低綱領，與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具有基本的一致性和共同性。這樣一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對於三民主義的理解，經歷了肯定、否定再到肯定的過程。這個過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正在走向成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進程。這種對於馬克思主義與三民主義結合點的確定，使得中國馬克思主義與孫中山開啟的20世紀政治思想傳統有了一種內在的連續性，成為一種與近代中國自身的革命思想一脈相承的主義和學說。事實上，毛澤東在創立新民主主義的理論體系時，有許多關於對三民主義的論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成為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理論來源。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形成長期的對抗狀態，與此相連的是，革命時期就已形成的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兩個不同認識體系，不但保留下來，而且由於地緣的隔離和政治上的對抗，更加堅固和封閉起來。國民黨在台灣一方面使三民主義增添了現代性和民族性的內容，另一方面也使三民主義修補為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中國的思想工具。毛澤東1956年提出了吸收孫中山的思想中有價值的東西的號召和命題。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結合中國建設的實際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業，高度評價了孫中山及其思想，號召全國人民在新時期要弘揚孫中山的革命精神。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首先恢復了共產黨人正確的孫中山觀，認為孫中山精神是聯繫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強大精神紐帶。江澤民把孫中山與毛澤東、鄧小平並列看做是20世紀推動中國歷史發生巨變的世紀偉人，創立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振興中華的跨世紀宏偉目標，使中國共產黨人對孫中山的繼承發展推向一個新階段。理論界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下，沿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對孫中山及其思想的論述中所提供的基本線索，對孫中山的思想中與中國現實有密切聯繫的現代化思想、社會主義思想和振興中華的思想進行認真的研究和深入的探討，使孫中山的思想在當代重新煥發出生命力和體現出巨大的現代價值。新時期對孫中山及其思想的研究呈現出顯著特點，具體體現在四個轉變上：實現了由革命時期的領導人的政治論述為主到建設時期的領導人的政治論述與學術界的學術研究相結合的轉變；實現了革命思想的研究到和平建設思想的研究的轉變；實現了由中國共產黨黨史的研究到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的轉變；實現了由單純的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到對其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係的研究的轉變。歷史地考察社會主義在中國運行的軌跡，就可以發現j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只能是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前奏，它必然為中國共產黨人所信奉的科學社會主義所取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以馬克思主義引進到中國和馬克思主義信仰的確立為基本前提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從對唯物史觀的認識來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掌握了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而馬克思主義的東方社會理論，特別是列寧的東方社會理論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直接理論前提。中國共產黨人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必須首先開展新民主主義革命，待革命勝利後緊接著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毛澤東領導全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成功地走出了一條社會主義改造（革命）的道路，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開拓性的探索。鄧小平在此基礎上初步系統地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新的科學水平，實現了由孫中山的社會主義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躍進，開拓了一條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途徑。孫中山和中國共產黨人，在對中國問題解決的思路和途徑上，都把革命、現代化、社會主義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了連線。因為這些思路和途徑都是依據於對中國基本國情的解讀，其中有許多共同點；但又因為在社會主義的認識上存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解讀方式，兩者又有諸多差異。孫中山和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問題上，都贊成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但孫中山只是到此為止，而共產黨人主張在民族民主革命勝利後接著開展無產階級性質的社會主義革命。兩者都主張走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兩者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卻是不相同的。孫中山在理論上做了把西方社會主義學說與中國國情連線的第一次嘗試。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豐富實踐活動，是中國共產黨深化社會主義認識的肥沃土壤。因此，從思想文化的發展角度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間存在著內在聯繫。這些聯繫為中國共產黨批判地吸收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提供了可能性。孫中山的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存在共同點和差異點，還因為兩者的社會主義所依據的歷史觀根本不同，但又有密切聯繫。民生史觀是孫中山在對唯物史觀的批判和對照中創立的。對唯物史觀這種激烈的批判絲毫不會阻擋孫中山在創立民生史觀的過程中吸收唯物史觀的一些觀點。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是從接受唯物史觀來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的。毛澤東對以唯物史觀為核心內容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作了創造性闡釋，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形成了中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的思想路線得到了恢復豐富和發展。毛澤東在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過程中，對孫中山的民生史觀進行論述和評價。對這些論述和評價應當做歷史的分析。今天有必要從民生史觀產生的歷史環境和社會影響的角度，從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評判標準上，重新認識和重新評價民生史觀。歷史觀的不同決定了民生史觀的社會主義只能是預防社會革命發生的社會主義，而唯物史觀的社會主義必然是在共產黨領導下通過社會主義革命以共產主義為終極目標的社會主義。堅持科學發展觀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及2005年春季以來海峽兩岸涌動的黨際交流對話的春潮，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更加顯示出現實意義和時代價值。只有辨認和確定現代化——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結合點，才能弘揚孫中山精神，才能開闢一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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