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繼旦

孟繼旦(1868-1935)，清代湖北孟氏傑出人物 法律史學家。字希周，號復卿，亦號佛心，湖北鄂城城關人。優廩膳生遇缺，候選訓導。肄業湖北武昌道師範學堂(今武漢大學)，旋以教職由湖廣總督張之洞派送日本遊學（《大清宣統政紀卷之三十六·引見廷試遊學畢業生》）。東京警視廳警察普通畢業，咨送警監學校，湖北警察專科學校畢業，日本中央大學畢業。清宣統己酉(公元1909年)，應學部考試，獎給法科舉人(載湖北通志)。庚戌(公元1910年)，朝考二等，授七品小京官，分民政部警政司員。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公相力與之。民國元年(公元1912年)，革命軍軍政府，署麻城縣知事。著有《味外味新編》二卷、《警察要義》二卷、《市町村自治行政論》、《法學通論》、《譯述日本取締鴉片法規》。

基本介紹

• 本名：孟繼旦
• 別稱：佛心
• 字號：希周
• 所處時代：清民
• 民族族群：漢
• 出生地：湖北鄂城城關
• 出生時間：1868年9月24日
• 去世時間：1935年9月6日
• 主要作品：見上
• 主要成就：參加辛亥革命

市町村自治行政論

繼旦公撰

周兆沅作序

清光緒卅三年(公元1907年),十一月

一

國家之行政，官廳而己。然，近世各國行政之組職，不僅有官廳之官治行政，且有公共團體之自治行政。蓋公共團體之與官廳，皆為國家之行政機關也。公共團體，雖為國家之機關，以行國家之事務，而其與官廳究有區別。官廳非人格也，官廳之行為，皆國家之行為，故官廳處理國家事務之職務，而非其義務，有一定範圍之許可權，而非其權利，以其一切職權屬於國家，而非屬於官廳也。公共團體，既為國家之機關，又為獨立之人格。先有地方自治主體之存在，獨立而為行為之源泉。凡其機關處理之事務，固為國家之行為，而無不自負其義務，自享其利權。故曰公共團體者，國家機關之人格也。日本公共團體，分為二級：上級為府、縣、郡；下級為市、町、村。府、縣、郡之為法人，則從法律命令，以處理屬於府、縣、郡之事務。市、町、村之為法人，本其權利義務，以處理市、町、村公共事務，從法律命令之事務，人盡知之。至公共事務雲者，以廣博之觀念，決不能定其人格為何如之範圍，而有為之解者曰：公共團體者，以國家之行政，為其地方人民之生存目的也，公共團體人格之範圍，必先限於國家行政事務之範圍，但國家之事務，何者？宜國家直接處理之，何者？宜委於公共團體以處理之，又不可不為區劃其界限也。夫地方公共團體之為自治者，其要領在使地方人民自為處理直接關於團體之利益，而非直接關於國家全體利益之行政事務也，且由國家之政策運用。上言之，直接關於國家全體利益之政務，不可委於地方之自治團體，委於地方自治團體，反有四分五裂之不良結果，於是一依中央統一之機關，而出之固宜，乃觀各國之行政組織，又無不並用集權與分權二策，而分為若者官治、若者自治之制度，其直接關於國家全體利益之政務，則國家以官廳直接施行之，直接關於地方利益之事務，則委於公共團體之自治以施行之。一以為政務之統一，期運用之靈活；一以為行政之適宜，求德澤之普及也。然國家究以如何之事務，專為直接關於地方人民之利益乎。國家之事務，大要分為外交、軍事、財政、司法及內務等。外交、軍事明為直接關於國家全體之利益，財政亦屬於國家之事務，司法往時，多任地方之自治，近或有以為地方事務之一二，國而一般則視為直接關於國家全體之利益，皆屬於國家之政務者，惟內務行政之事務，則為直接關於地方人民之利益，故地方公共團體之事務，可謂不離於內務行政之範圍中矣。要之，公共團體之為人格，同時究為國家之機關，而其關於地方人民生存目的之事務，即是國家之事務，故不得不受國家之監督。且公共團體之，宜受國家監督者，實本其為國家機關性質而來也。抑聞之德、儒、伯、倫知理之論，地方自治制度也。一曰宜有學識者；二曰宜有德義心；三曰宜閒暇。蓋當自治之任者，處理公共事務必量其緩急，辨其利害，時發表一已之意見，以謀於公眾，非有學識之人，斷難勝任。有勝任者矣，而自治團體，又要有德義心，若不養成地方人民，共同生活之精神，則未見自治之益，而先蒙其害，且自治之事務，在自勞而益人，自損而益人，非富厚有獨立生計者，必無閒暇以盡力於公益，故欲圖公共團體人格之成立者，本其公共生存之目的，而以保護人民幸福，補助國家之機關，舍此詎有他道哉。中國久重官治行政，近鑒於各國公共團體之發達，而國家因之日強，各省始講求地方自治之制度，而苦無成書，吾友武昌孟君復心留學日本有年，近編《市町村自治行政論》，撮要提剛，切實可行，沅讀而喜之，因為說明公共團體之為人格之性質及範圍，又附德儒自治制度格言，所以解吾國人謀始之疑議，而並示其宗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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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繼旦《行政論》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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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邑饒叔光書後

清光緒卅三年(公元1907年)十月

丁未(公元1907年)之秋，叔光奉奏，派至東洋遊歷，與同邑孟君復心晤於旅邸，語次，孟君出所輯《市町村自治行政論》見示，為縱談者久之。叔光居東京考察有日，復涉靜岡，既觀其市，復觀所屬町村。凡長田、南槖、大里、清水等處，皆躬親遍歷，稻取生出模範等村制度，亦靡所不訪，其所見之跡，若學堂、若病院、若橋樑道路，山，若森林；野。若農田水利，輔教養若青年、處女、耆老諸會，農業、漁業、信用諸組合，莫不經營慘澹，秩序井然，則喟然嘆曰：“彼邦之治其鄉邑，其措理固若此哉。”繼思此非創設也。周禮建鄉遂之官，漢師古法為三老嗇夫游徼之制，誠以川谷異勢，民生異俗，立一切之法，以概之萬有不齊之地，必至捍格難入，故不若總大綱而為之經制，使不戾於此者，皆聽芸芸者之自為擘畫。而在上者，但施其董率制度而已，能使百廢俱興，蓋在上者代營之，而情有不悉，不如使在下自營之，而隱無不知也。在下之一二人獨營之，而力有不任，不如使下之眾人共營之，而事而不舉也。七月詩以授衣舉趾築場乘屋為言，類皆父老敦勉子弟，想見在下自營之意。孟子告滕君“友助扶持”諸語，與所謂眾人共營者亦無不合。自治之事，古人已具，何必仿自泰東西。吾人所以取泰東西者，不過為古意寢失，因彼制度較為省便耳。且孟子所言，雖未見施設，而諷繹豳詩，與今日所見略同。而忠厚敦龐之風，則尤過之，又豈可僅以今日所見為止境哉？抑叔光於此頗有疑焉。考長田村人口萬二千四百四十二，其歲出費已萬二千八百卅四圓。南槖村人口二千一百六十四，其費亦五千七百七十五圓，私訝彼邦民力何以勝此。意者學校醫藥諸款，即未辨自治時，居民亦當私費，而此外諸款，以辨公同之業。其所獲之數，仍將溢於所費之數歟？不然，何以為之而不倦也。復心留日本學政治久，其編是書，本講堂口授，博參眾說，條分縷析，吾知其心得甚多，願益有以相詔，又竊願吾國之言自治者，因此邦已然之跡，以進於《豳風》、《孟子》純王之治也，於是乎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