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慶東文集8:超越雅俗》由孔慶東的博士論文而來；以高雅小說（嚴肅小說）為參照系，來討論通俗小說，研究雅俗文學之間的某些規律，涵蓋從清末到1940年代的數百部小說，重點截取抗戰時期這個橫斷面來對通俗小說的發展狀況和雅俗文學的互動關係做出考察，填補了學術界空白。
基本介紹
- 書名：孔慶東文集8:超越雅俗
- 出版社：中國文聯出版社
- 頁數：267頁
- 開本：16
- 品牌：鳳凰壹力
- 作者：孔慶東
- 出版日期：2012年4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05974882, 9787505974883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名人推薦,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孔慶東文集8:超越雅俗》內容豐滿:雖為學術論文，但文采飛揚，才華滿溢，中的論述、犀利點評俯拾即是；同時包含許多文化名人逸事，又多摘引簡練精彩、契題達意的文字；讀來大氣磅礴、妙趣橫生。
2.作者風流:孔慶東著有多本暢銷書，有大量“冬粉”和讀者群；近年來藉助電視螢幕及網路工具，關注度進一步提升；近期與方舟子、周立波、《南方都市報》等方面的公開辯詰更使他成為話題人物、公眾焦點。
3.態度鮮明:集中表現了孔慶東對大眾熟知的一些文化名人的看法，如魯迅兄弟、張愛玲、張恨水、還珠樓主等；也反映了青年時期孔慶東的思想特色。
2.作者風流:孔慶東著有多本暢銷書，有大量“冬粉”和讀者群；近年來藉助電視螢幕及網路工具，關注度進一步提升；近期與方舟子、周立波、《南方都市報》等方面的公開辯詰更使他成為話題人物、公眾焦點。
3.態度鮮明:集中表現了孔慶東對大眾熟知的一些文化名人的看法，如魯迅兄弟、張愛玲、張恨水、還珠樓主等；也反映了青年時期孔慶東的思想特色。
作者簡介
孔慶東，人稱“北大醉俠”，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央視《百家講壇》著名壇主，新浪文化部落格首席博主。1983年自哈爾濱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後師從錢理群、嚴家炎先生攻讀碩士、博士。曾被評為“北大十佳教師”之首。十餘年來，孔慶東先後寫出當下中國罕見的酣暢淋漓、嬉笑怒罵的痛快文字，為當今影響最大的思想者之一。其《47樓207》、《笑書神俠》、《千夫所指》、《空山瘋語》、《口號萬歲》等書一直暢銷不衰
圖書目錄
序:嚴家炎 1
第一章通俗小說的流變與界定1
一通俗小說概念闡釋 3
二古代通俗小說流變 9
三近現代通俗小說流變 16
四如何界定通俗小說 21
第二章戰前通俗小說掃描29
一現代通俗小說四階段 31
二民初五年的繁榮 38
三調整期概況 46
四中興期概況 52
第三章抗戰與通俗小說的勃興57
一勃興的必然性 59
二淪陷區通俗小說 64
三國統區通俗小說 74
四解放區通俗小說 82
第四章理論建設的自覺91
一理論建設的基礎及特點 93
二解放區作為理論中心 98
三國統區的探討 104
四淪陷區的幾場論爭 116
第五章雅俗文學的互動125
一十二類考察對象 127
二新文學小說的求雅與隨俗 131
三通俗小說的雅化 146
四新類型的誕生 166
第六章類型的深化與綜合181
一通俗小說作為消費類型 183
二社會言情小說 188
三武俠小說 208
四偵探等其他類型 230
結束語 245
附錄 抗戰時期重要通俗小說作家小傳 249
主要參考書目 258
後記 265
第一章通俗小說的流變與界定1
一通俗小說概念闡釋 3
二古代通俗小說流變 9
三近現代通俗小說流變 16
四如何界定通俗小說 21
第二章戰前通俗小說掃描29
一現代通俗小說四階段 31
二民初五年的繁榮 38
三調整期概況 46
四中興期概況 52
第三章抗戰與通俗小說的勃興57
一勃興的必然性 59
二淪陷區通俗小說 64
三國統區通俗小說 74
四解放區通俗小說 82
第四章理論建設的自覺91
一理論建設的基礎及特點 93
二解放區作為理論中心 98
三國統區的探討 104
四淪陷區的幾場論爭 116
第五章雅俗文學的互動125
一十二類考察對象 127
二新文學小說的求雅與隨俗 131
三通俗小說的雅化 146
四新類型的誕生 166
第六章類型的深化與綜合181
一通俗小說作為消費類型 183
二社會言情小說 188
三武俠小說 208
四偵探等其他類型 230
結束語 245
附錄 抗戰時期重要通俗小說作家小傳 249
主要參考書目 258
後記 265
文摘
一通俗小說概念闡釋
通俗小說作為一個文類概念，其所指具有相當的複雜性和流變性。
相對而言，雖然“小說”的定義林林總總，紛紜雜出，但“小說”的所指——即究竟哪些作品算是小說，卻基本上是穩定的。不論“詩意小說”抑或“散文化小說”，歸根結底都是小說而不是詩或散文。可是“通俗小說”的版圖疆域則麻煩甚多。首先，“通俗小說”的“種差”在邏輯上是模糊的，因而它的對立者是什麼就難下定論。是“高雅小說”，是“嚴肅小說”，是“先鋒小說”，是“探索小說”，是“純小說”，是“新文藝體小說”？還是籠而統之、一言以蔽之日“非通俗小說”？通俗小說本身界定不清，又何來“非通俗小說”？正像不知哪裡是中國，又怎能知道哪裡是外國？
於是，自不免發生許多歸屬上的困惑。如《紅樓夢》算不算通俗小說？《茶花女》算不算？張愛玲、蘇青的小說算不算？無名氏、徐訐的算不算？趙樹理的算不算？《林海雪原》算不算？王朔的作品算不算？《廢都》算不算？……算與不算，依據何種定性標準或技術指標？諸如此類的麻煩與困惑，使人真正感覺到“名不正則言不順”一語的力量。所以，考察通俗小說這一概念的淵源及流變，即使僅在“解惑”這個意義上，也是十分必要的，更何況考慮到通俗小說在當今及以後的迅猛勢頭呢。
事實上，通俗小說這一概念從來沒有一個固定的含義。人們對它的認識和研究是依憑其實際存在而不是“定義”。“所有的定義都只有有條件的、相對的意義，永遠也不能包括充分發展的現象的各方面聯繫。”因此，面對通俗小說這一複雜的研究客體，我們只能從其具體流變中去把握和界定，而不應是先設定好了畫地為牢的定義，再去按圖索驥。
考察“通俗小說”這一概念能指與所指的關係，關鍵是考察其定語“通俗”二字。
《現代漢語詞典》釋“通俗”為“適合民眾的水平和需要，容易叫民眾理解和接受的”，例詞為“通俗化”、“通俗易懂”、“通俗讀物”。
《辭源》釋“通俗”為“淺顯易懂”，例舉漢代服虔的《通俗文》和清代翟灝的《通俗編》，並引《京本通俗小說》里《馮玉梅團圓》中語：“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人。”
這顯然是兩種立足於現代視角的通常釋義。從日常語言的運用效果來看，它們無疑是正確的。但對於一個概念的考察，比正確要求更高的是精確。在語言哲學家那裡，無論亞里士多德還是羅素，“都未給出日常語言中任何表達式的精確邏輯，因為日常語言本來就沒有精確的邏輯”。比如《辭源》所引的兩句詩中的“通俗”，並不能簡單地釋為“淺顯易懂”，而是與“關風”對偶的一個動賓結構。《辭源》的這一條，在邏輯上是有欠精確的。
所以，我們必須暫時拋開日常理解的正確度問題，而去追溯一下這個日常理解是如何形成的。
根據《民國通俗小說論稿》的作者、“當今大陸著名美學家”張贛生的研究，中國人產生“俗”這個概念，大約是在西周時代。殷商的甲骨文和銅器銘文中均未見有“俗”字，似乎表明那個時候尚無“俗”的觀念。到西周共王（前922-前900在位）時所作衛鼎和永盂的銘文中已有“俗”字，用於人名；宣王（前827-前782在位）時所作駒父盈蓋銘文中有“堇（謹）屍（夷）俗”句，意指南淮夷的禮法，已具“風俗”的意思；同時代的毛公鼎銘文中的“俗”則當做“欲”解。西周銅器銘文並不常見“俗”字，現知僅數例，用法大體如此。從傳世古籍來看，《易》、《詩》、《書》、《左傳》和《論語》等重要典籍中均未見“俗”字，這不會是偶然現象，它似乎證明“俗”的觀念在春秋時代尚未得到普遍確認。P3-5
通俗小說作為一個文類概念，其所指具有相當的複雜性和流變性。
相對而言，雖然“小說”的定義林林總總，紛紜雜出，但“小說”的所指——即究竟哪些作品算是小說，卻基本上是穩定的。不論“詩意小說”抑或“散文化小說”，歸根結底都是小說而不是詩或散文。可是“通俗小說”的版圖疆域則麻煩甚多。首先，“通俗小說”的“種差”在邏輯上是模糊的，因而它的對立者是什麼就難下定論。是“高雅小說”，是“嚴肅小說”，是“先鋒小說”，是“探索小說”，是“純小說”，是“新文藝體小說”？還是籠而統之、一言以蔽之日“非通俗小說”？通俗小說本身界定不清，又何來“非通俗小說”？正像不知哪裡是中國，又怎能知道哪裡是外國？
於是，自不免發生許多歸屬上的困惑。如《紅樓夢》算不算通俗小說？《茶花女》算不算？張愛玲、蘇青的小說算不算？無名氏、徐訐的算不算？趙樹理的算不算？《林海雪原》算不算？王朔的作品算不算？《廢都》算不算？……算與不算，依據何種定性標準或技術指標？諸如此類的麻煩與困惑，使人真正感覺到“名不正則言不順”一語的力量。所以，考察通俗小說這一概念的淵源及流變，即使僅在“解惑”這個意義上，也是十分必要的，更何況考慮到通俗小說在當今及以後的迅猛勢頭呢。
事實上，通俗小說這一概念從來沒有一個固定的含義。人們對它的認識和研究是依憑其實際存在而不是“定義”。“所有的定義都只有有條件的、相對的意義，永遠也不能包括充分發展的現象的各方面聯繫。”因此，面對通俗小說這一複雜的研究客體，我們只能從其具體流變中去把握和界定，而不應是先設定好了畫地為牢的定義，再去按圖索驥。
考察“通俗小說”這一概念能指與所指的關係，關鍵是考察其定語“通俗”二字。
《現代漢語詞典》釋“通俗”為“適合民眾的水平和需要，容易叫民眾理解和接受的”，例詞為“通俗化”、“通俗易懂”、“通俗讀物”。
《辭源》釋“通俗”為“淺顯易懂”，例舉漢代服虔的《通俗文》和清代翟灝的《通俗編》，並引《京本通俗小說》里《馮玉梅團圓》中語：“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人。”
這顯然是兩種立足於現代視角的通常釋義。從日常語言的運用效果來看，它們無疑是正確的。但對於一個概念的考察，比正確要求更高的是精確。在語言哲學家那裡，無論亞里士多德還是羅素，“都未給出日常語言中任何表達式的精確邏輯，因為日常語言本來就沒有精確的邏輯”。比如《辭源》所引的兩句詩中的“通俗”，並不能簡單地釋為“淺顯易懂”，而是與“關風”對偶的一個動賓結構。《辭源》的這一條，在邏輯上是有欠精確的。
所以，我們必須暫時拋開日常理解的正確度問題，而去追溯一下這個日常理解是如何形成的。
根據《民國通俗小說論稿》的作者、“當今大陸著名美學家”張贛生的研究，中國人產生“俗”這個概念，大約是在西周時代。殷商的甲骨文和銅器銘文中均未見有“俗”字，似乎表明那個時候尚無“俗”的觀念。到西周共王（前922-前900在位）時所作衛鼎和永盂的銘文中已有“俗”字，用於人名；宣王（前827-前782在位）時所作駒父盈蓋銘文中有“堇（謹）屍（夷）俗”句，意指南淮夷的禮法，已具“風俗”的意思；同時代的毛公鼎銘文中的“俗”則當做“欲”解。西周銅器銘文並不常見“俗”字，現知僅數例，用法大體如此。從傳世古籍來看，《易》、《詩》、《書》、《左傳》和《論語》等重要典籍中均未見“俗”字，這不會是偶然現象，它似乎證明“俗”的觀念在春秋時代尚未得到普遍確認。P3-5
後記
張贛生的研究很細緻。但用文獻中有無“俗”字來判斷當時有無“俗”的觀念，未免取巧，容易惑於名而乖於實。上古文獻不見“豬”字，能不能說明上古沒有豬？其實有豬，不過叫做“豕”罷了。文字元號能指與所指的關係永遠是變動的。西周以前雖未見“俗”字，但人類只要進入了階級社會，就必然產生文化分野，精神境界上的高下、尊卑、雅俗、精粗之分，是肯定存在的。韓愈所說的“周誥殷盤，佶屈聱牙”的《尚書》，其中同時引錄了“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這樣的民謠，這已可說明雅與俗分別有了各自的“話語”。《史記·周本紀》記載周武王聲討商紂王“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這裡“淫聲”與“正聲”的對置，實際就如今日所言“通俗音樂”與“嚴肅音樂”的對立，雅俗的觀念表現得已很分明了。至於《詩經》三百篇中風、雅、頌的區分，更說明當時之人已經能將藝術的功利目的與審美作用結合起來看待雅俗文化的實際存在了。
問題在於“俗”這一早已存在的所指是如何與“俗”的能指統一起來的。張贛生對這一問題的梳理還是頗為清晰有致的。
張氏指出，進入戰國時代以後，“俗”成了人們經常談論的話題，如《孟子》云：“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莊子》云：“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管子》云：“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周禮》云：“以俗教安，則民不愉”；《禮記》云：“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如此等等指的都是風俗或民俗，即某一民族或地區由習慣形成的特定生活方式。風俗之“俗”本無所謂褒貶義，故《荀子》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風俗作為一種人類社會文化現象，它不是個人有意或無意的創作，而是社會的、集體的現象，是一種非個性的、類型的、模式的現象，它體現在一般人的生活中，由此又引申出“俗”的另一層含義——“世俗”，在“俗”字前加上“世”字，是指一般情況，雖然含有“平凡”的意思，但並不一定就是“俗不可耐”。如《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墨子》云：“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都是指一般的見識不高明而已。
三十多年的旅程，充滿了坎坷與不幸，歷盡了突圍與拼殺——這些都是從乾淨整齊的履歷表上所看不出來的。我唯一感到非常幸運的是，由少及壯，我一路都遇上了好老師。他們疼我，愛我，鞭策我，勉慰我，理解我，信任我，他們是造就我靈魂的精神父母。當這本粗糙淺陋的博士論文即將出版的時候，我一遍又一遍地想念我敬愛的老師們。
本書原有個內容提要，我把它的前兩段抄在下邊，算是對本書的一個學術交待：
將通俗小說作為一個單獨的藝術門類加以研究，一向進行得很不夠。尤其在現代文學領域，通俗小說長期被摒於正統的學術視野之外。而事實上，現代通俗小說作為一個不可忽視的歷史存在，其規模、影響，並不低於新文學小說。它擁有一個悠久的藝術傳統，一支龐大的創作隊伍，一個廣闊的消費市場和數量驚人的作品。現代通俗小說不僅是大多數現代讀者的實際讀物，而且與新文學小說之間存在著複雜的互動關聯。這種關聯的總和構成了現代小說的整體風貌，並在極大程度上影響了當代小說的整體風貌。拋開了通俗小說的現代文學研究，不但是不完整的，而且一定會產生許多片面的結論和不可解釋的現象。只有認真面對這一文學史上的巨大存在，才談得上還文學史本來面目。尤其在當今文化市場五光十色、通俗文化洪波湧起的時代，更需要一批學者捐棄“雅俗”之成見，真正關心人民大眾之所讀、之所想。須知“通俗”並不等於“庸俗”或“低俗”，通俗小說並非審美意義上的低層次小說的代名詞。通俗小說中有大量精品，而所謂“嚴肅”、 “高雅”小說也有大量次品劣品。小說的審美品級和藝術水平與雅俗無關。況且，雅俗的標準又因時空而異。《紅樓夢》作為白話章回小說，在問世當時屬於通俗小說家族，而時間的流逝證明了《紅樓夢》的文本具有超越類型的豐富的審美意義，它在今天已經成為高雅的經典。而許多刻意賣弄“先鋒”技巧，效名家之顰，自以為“人流”，實則自欺欺人，不知所云，根本沒有讀者的“高雅”小說，儘管每天都有人製造出來在“圈子裡”流傳，時間卻證明它們“媚雅”反俗，是地地道道的文化垃圾。因此，對通俗小說的研究，無疑應當成為現代文學研究和當代文化研究的前沿課題之一。
對整個現當代通俗小說進行全面研究，非本文所能勝任。原因是這一研究尚處拓荒階段，既缺乏資料整理，又缺乏理論建樹。本文選取抗戰時期的通俗小說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出發點在於，抗戰時期是一個首尾清晰的歷史時段，它對20世紀中國的發展進程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而現代文學的格局和趨向也由此發生了巨變，其中通俗小說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抗戰時期不僅是通俗小說的繁榮成熟期，也是整個現代文學雅俗合流、蛻舊圖新的巨大轉折期。考察這一時期的通俗小說，既需“瞻前顧後”，看清戰前和戰後通俗小說的發展狀態，又可全面觀察通俗小說內部各類型的風吹草動。這對進一步展開現當代通俗小說的全面研究，是一個較好的入口和演習，同時也為理解20世紀中國小說的全貌，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學術是天地間我所最尊敬的事業，但我反對因為尊敬學術而鄙薄其他行業。“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所謂“鄙事”中實有大學問存焉。如果有一天我們的學術變得與“鄙事”毫無關係，我將毫不猶豫地“謝學術”而去，我將以那時的學術為“鄙”。我怕得有理。
我常懷疑自己從事學術研究，乃是出於報恩的心理——報老師，報朋友，報親人，報我情有獨鐘的“黨和人民”。沒有共產黨，我就上不了大學。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大學班主任溫儒敏教授鼓勵我報考現代文學研究生，我的碩士導師錢理群教授讓我懂得，我的專業與我們國家的命運是那樣息息相關；我的博士導師嚴家炎教授讓我領略到，真正的學問是那樣的質樸、剛健、淵深……中國人說：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其實再大的“湧泉”也報不了那一滴水。我更習慣於“大恩不報”，因為我所要報的太多了。僅在北大中文系求學十年，我就聽過總計50位老師的60多門課。對於那些誤解、傷害、構陷過我的人，我都能夠笑而不報，對於那些有恩德於我的人，我就簡單地說一聲“謝謝”吧。我相信他們有恩德於我不是讓我有所報，而是讓我好好做事，好好做人。
這篇後記寫得有點零碎，是因為各個段落寫在不同的地點：京西妙峰山，北大中文系，敦煌研究院，北戴河海濱。今後的路也許還是這樣零碎，時或還免不了坎坷與拼殺，但我已習慣於此，我只願留給別人一份乾淨與整齊，就行了。
1997年，大學畢業10周年，
國小畢業20周年的日子裡。
問題在於“俗”這一早已存在的所指是如何與“俗”的能指統一起來的。張贛生對這一問題的梳理還是頗為清晰有致的。
張氏指出，進入戰國時代以後，“俗”成了人們經常談論的話題，如《孟子》云：“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莊子》云：“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管子》云：“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周禮》云：“以俗教安，則民不愉”；《禮記》云：“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如此等等指的都是風俗或民俗，即某一民族或地區由習慣形成的特定生活方式。風俗之“俗”本無所謂褒貶義，故《荀子》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風俗作為一種人類社會文化現象，它不是個人有意或無意的創作，而是社會的、集體的現象，是一種非個性的、類型的、模式的現象，它體現在一般人的生活中，由此又引申出“俗”的另一層含義——“世俗”，在“俗”字前加上“世”字，是指一般情況，雖然含有“平凡”的意思，但並不一定就是“俗不可耐”。如《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墨子》云：“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都是指一般的見識不高明而已。
三十多年的旅程，充滿了坎坷與不幸，歷盡了突圍與拼殺——這些都是從乾淨整齊的履歷表上所看不出來的。我唯一感到非常幸運的是，由少及壯，我一路都遇上了好老師。他們疼我，愛我，鞭策我，勉慰我，理解我，信任我，他們是造就我靈魂的精神父母。當這本粗糙淺陋的博士論文即將出版的時候，我一遍又一遍地想念我敬愛的老師們。
本書原有個內容提要，我把它的前兩段抄在下邊，算是對本書的一個學術交待：
將通俗小說作為一個單獨的藝術門類加以研究，一向進行得很不夠。尤其在現代文學領域，通俗小說長期被摒於正統的學術視野之外。而事實上，現代通俗小說作為一個不可忽視的歷史存在，其規模、影響，並不低於新文學小說。它擁有一個悠久的藝術傳統，一支龐大的創作隊伍，一個廣闊的消費市場和數量驚人的作品。現代通俗小說不僅是大多數現代讀者的實際讀物，而且與新文學小說之間存在著複雜的互動關聯。這種關聯的總和構成了現代小說的整體風貌，並在極大程度上影響了當代小說的整體風貌。拋開了通俗小說的現代文學研究，不但是不完整的，而且一定會產生許多片面的結論和不可解釋的現象。只有認真面對這一文學史上的巨大存在，才談得上還文學史本來面目。尤其在當今文化市場五光十色、通俗文化洪波湧起的時代，更需要一批學者捐棄“雅俗”之成見，真正關心人民大眾之所讀、之所想。須知“通俗”並不等於“庸俗”或“低俗”，通俗小說並非審美意義上的低層次小說的代名詞。通俗小說中有大量精品，而所謂“嚴肅”、 “高雅”小說也有大量次品劣品。小說的審美品級和藝術水平與雅俗無關。況且，雅俗的標準又因時空而異。《紅樓夢》作為白話章回小說，在問世當時屬於通俗小說家族，而時間的流逝證明了《紅樓夢》的文本具有超越類型的豐富的審美意義，它在今天已經成為高雅的經典。而許多刻意賣弄“先鋒”技巧，效名家之顰，自以為“人流”，實則自欺欺人，不知所云，根本沒有讀者的“高雅”小說，儘管每天都有人製造出來在“圈子裡”流傳，時間卻證明它們“媚雅”反俗，是地地道道的文化垃圾。因此，對通俗小說的研究，無疑應當成為現代文學研究和當代文化研究的前沿課題之一。
對整個現當代通俗小說進行全面研究，非本文所能勝任。原因是這一研究尚處拓荒階段，既缺乏資料整理，又缺乏理論建樹。本文選取抗戰時期的通俗小說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出發點在於，抗戰時期是一個首尾清晰的歷史時段，它對20世紀中國的發展進程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而現代文學的格局和趨向也由此發生了巨變，其中通俗小說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抗戰時期不僅是通俗小說的繁榮成熟期，也是整個現代文學雅俗合流、蛻舊圖新的巨大轉折期。考察這一時期的通俗小說，既需“瞻前顧後”，看清戰前和戰後通俗小說的發展狀態，又可全面觀察通俗小說內部各類型的風吹草動。這對進一步展開現當代通俗小說的全面研究，是一個較好的入口和演習，同時也為理解20世紀中國小說的全貌，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學術是天地間我所最尊敬的事業，但我反對因為尊敬學術而鄙薄其他行業。“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所謂“鄙事”中實有大學問存焉。如果有一天我們的學術變得與“鄙事”毫無關係，我將毫不猶豫地“謝學術”而去，我將以那時的學術為“鄙”。我怕得有理。
我常懷疑自己從事學術研究，乃是出於報恩的心理——報老師，報朋友，報親人，報我情有獨鐘的“黨和人民”。沒有共產黨，我就上不了大學。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大學班主任溫儒敏教授鼓勵我報考現代文學研究生，我的碩士導師錢理群教授讓我懂得，我的專業與我們國家的命運是那樣息息相關；我的博士導師嚴家炎教授讓我領略到，真正的學問是那樣的質樸、剛健、淵深……中國人說：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其實再大的“湧泉”也報不了那一滴水。我更習慣於“大恩不報”，因為我所要報的太多了。僅在北大中文系求學十年，我就聽過總計50位老師的60多門課。對於那些誤解、傷害、構陷過我的人，我都能夠笑而不報，對於那些有恩德於我的人，我就簡單地說一聲“謝謝”吧。我相信他們有恩德於我不是讓我有所報，而是讓我好好做事，好好做人。
這篇後記寫得有點零碎，是因為各個段落寫在不同的地點：京西妙峰山，北大中文系，敦煌研究院，北戴河海濱。今後的路也許還是這樣零碎，時或還免不了坎坷與拼殺，但我已習慣於此，我只願留給別人一份乾淨與整齊，就行了。
1997年，大學畢業10周年，
國小畢業20周年的日子裡。
序言
我向來不大為朋友、熟人的書稿作序。幾年前，汪曾祺先生曾一本正經地開導我：“入到一定歲數，就有為人家寫序的義務。”仔細想想，這也是在情在理的實話。於是，在屢辭不獲的情況下，有時也勉為其難地寫些所謂“序”的蹩腳文字。
不過，這回慶東的博士論文《超越雅俗——抗戰時期的通俗小說》出版，倒是我自己一口應承為之寫序的。這並非因為我們曾有的師生關係，而是由於我也對通俗小說的某些現象感興趣，讀他的論著常常引起共鳴。說白點，也許可以叫做“臭味相投”吧。
文學歷來在高雅和通俗兩部分相互對峙、相互競爭又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中向前發展，這一點，現在大概已無須詳加論證了。正像范伯群先生所說，高雅文學和通俗文學原是文學不可或缺的兩翼。20世紀以來，由於現代都市的形成與印刷出版業的發達，通俗小說之興盛，更達到了異常可觀的規模，其社會影響亦未必小於高雅小說（魯迅的母親就愛讀李涵秋、張恨水的小說而不懂得讀自己兒子的作品）。八十年前發動的“五四”文學革命，雖然實現了我國文學自古典向現代的轉化，根本改變了視小說為“閒書”的舊觀念，將古代小說抬進了文學的殿堂，從而建樹了巨大的歷史功績，但它對當時存在的通俗小說——鴛鴦蝴蝶派作品卻是鄙視和否定的。正是受這種偏頗思潮的影響，文學界長期以來也將通俗小說摒棄於學術視野之外，研究上幾乎是一片空白。直到近年蘇州大學在范伯群教授帶領下組織力量展開研究，局面才開始改觀。
慶東的著作雖然討論通俗小說，其實卻是以高雅小說（嚴肅小說）為參照系，來研究雅俗文學之間的某些規律的。這需要作者對雅俗兩方面的小說都很熟悉，都有寬廣、厚實的根基。它截取抗戰時期這個橫斷面來對通俗小說的發展狀況和雅俗文學的互動關係作出考察，論題本身也富有開拓性。抗戰時期不僅是通俗小說的繁榮成熟期，也是整個現代文學雅俗合流、蛻舊圖新的巨大轉折期，而恰恰對於這一階段包括通俗小說在內的整個文學，學術界研究得最少，基礎相對來說也最為薄弱。這就使慶東的論著既有填補空白的意義，又增加了很大的難度。慶東卻似乎駕輕就熟地突破了這層客觀的限制和困難，完成得相當輕鬆瀟灑。
然而我知道，在這輕鬆、瀟灑的背後，是他付出了巨大艱苦的勞動。他不僅廣泛閱讀了抗戰時期國統區、解放區、淪陷區的大量通俗作品，還充分占有相關的各種史料，查閱了諸多文藝期刊，t並且做了許多探索性的考察。他所掌握的材料之豐富，超出了人們的想像。
具體來說，我欣賞慶東這本論著以下三個方面的特色：
一是注重歷史描述，而於結論則較為謹慎，力避武斷輕率。如第一章，鑒於通俗小說迄今尚無公認的定義，作者採取從歷史發展的客觀敘述中，引出通俗小說“與世俗溝通”、“淺顯易懂”、“娛樂消遣性”三個特徵，這就比較容易為學術界所認同。
二是善於面對繁雜宏大的文學材料做出理論概括，顯示出駕馭材料而不被材料所駕馭的出色才能。如藉助大量史實，指出抗戰時期通俗小說與高雅小說之間存在著“複雜的互動關係”，從而得出“一條新的道路已被探索出來”的結論；又如，指出雅俗文學的“結合部地帶”，常常體現“一個民族總體文學水平的提高”；再如，提出“小說的審美品級、藝術水平與雅俗無關”，並非通俗小說注定低級，嚴肅小說一定高級，這些論點都很中肯。第六章論述抗戰時期通俗小說不同類型（言情、武俠、偵探、滑稽等）之間的相互滲透與錯綜發展（即作者所說的“綜合與深化”），尤其富有創造性，讀來令人甚感興趣。
三是藝術感受能力與體悟能力很強，能以生動明快的語言提出一針見血的精彩論斷。如第五章從雅俗互動的角度分析了趙樹理、徐訐、張愛玲等各自小說的特點，指出趙樹理小說是“外俗內雅”，徐訐、無名氏“是以小雅掩大俗”，張愛玲小說則是“大雅大俗”，她的“雅和俗如同薪與火、刀與鋒、形與影那般難以簡單剝離”，可謂十分精闢。至於說“王熙鳳假如具備林黛玉的文化水平，那便是一個活脫脫的張愛玲”，這類語言，簡直就是神來之筆。
所有這些，都證明慶東是一位富有才華的年輕學者。在我來說，這和十幾年前讀他為應徵北大校歌而寫的歌詞，印象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說有所不同，那時他多點青年人的孟浪）。看著他一轉眼間已經從大學生成長為大學教師——其間雖然也不無坎坷曲折，並且攻得博士學位，感慨之餘，當然更是高興。如果現在還要對慶東說點祝願或希望的話，那么，我願留給他八個字：
超越自己，永不止步！
1997年9月22日於中關園
不過，這回慶東的博士論文《超越雅俗——抗戰時期的通俗小說》出版，倒是我自己一口應承為之寫序的。這並非因為我們曾有的師生關係，而是由於我也對通俗小說的某些現象感興趣，讀他的論著常常引起共鳴。說白點，也許可以叫做“臭味相投”吧。
文學歷來在高雅和通俗兩部分相互對峙、相互競爭又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中向前發展，這一點，現在大概已無須詳加論證了。正像范伯群先生所說，高雅文學和通俗文學原是文學不可或缺的兩翼。20世紀以來，由於現代都市的形成與印刷出版業的發達，通俗小說之興盛，更達到了異常可觀的規模，其社會影響亦未必小於高雅小說（魯迅的母親就愛讀李涵秋、張恨水的小說而不懂得讀自己兒子的作品）。八十年前發動的“五四”文學革命，雖然實現了我國文學自古典向現代的轉化，根本改變了視小說為“閒書”的舊觀念，將古代小說抬進了文學的殿堂，從而建樹了巨大的歷史功績，但它對當時存在的通俗小說——鴛鴦蝴蝶派作品卻是鄙視和否定的。正是受這種偏頗思潮的影響，文學界長期以來也將通俗小說摒棄於學術視野之外，研究上幾乎是一片空白。直到近年蘇州大學在范伯群教授帶領下組織力量展開研究，局面才開始改觀。
慶東的著作雖然討論通俗小說，其實卻是以高雅小說（嚴肅小說）為參照系，來研究雅俗文學之間的某些規律的。這需要作者對雅俗兩方面的小說都很熟悉，都有寬廣、厚實的根基。它截取抗戰時期這個橫斷面來對通俗小說的發展狀況和雅俗文學的互動關係作出考察，論題本身也富有開拓性。抗戰時期不僅是通俗小說的繁榮成熟期，也是整個現代文學雅俗合流、蛻舊圖新的巨大轉折期，而恰恰對於這一階段包括通俗小說在內的整個文學，學術界研究得最少，基礎相對來說也最為薄弱。這就使慶東的論著既有填補空白的意義，又增加了很大的難度。慶東卻似乎駕輕就熟地突破了這層客觀的限制和困難，完成得相當輕鬆瀟灑。
然而我知道，在這輕鬆、瀟灑的背後，是他付出了巨大艱苦的勞動。他不僅廣泛閱讀了抗戰時期國統區、解放區、淪陷區的大量通俗作品，還充分占有相關的各種史料，查閱了諸多文藝期刊，t並且做了許多探索性的考察。他所掌握的材料之豐富，超出了人們的想像。
具體來說，我欣賞慶東這本論著以下三個方面的特色：
一是注重歷史描述，而於結論則較為謹慎，力避武斷輕率。如第一章，鑒於通俗小說迄今尚無公認的定義，作者採取從歷史發展的客觀敘述中，引出通俗小說“與世俗溝通”、“淺顯易懂”、“娛樂消遣性”三個特徵，這就比較容易為學術界所認同。
二是善於面對繁雜宏大的文學材料做出理論概括，顯示出駕馭材料而不被材料所駕馭的出色才能。如藉助大量史實，指出抗戰時期通俗小說與高雅小說之間存在著“複雜的互動關係”，從而得出“一條新的道路已被探索出來”的結論；又如，指出雅俗文學的“結合部地帶”，常常體現“一個民族總體文學水平的提高”；再如，提出“小說的審美品級、藝術水平與雅俗無關”，並非通俗小說注定低級，嚴肅小說一定高級，這些論點都很中肯。第六章論述抗戰時期通俗小說不同類型（言情、武俠、偵探、滑稽等）之間的相互滲透與錯綜發展（即作者所說的“綜合與深化”），尤其富有創造性，讀來令人甚感興趣。
三是藝術感受能力與體悟能力很強，能以生動明快的語言提出一針見血的精彩論斷。如第五章從雅俗互動的角度分析了趙樹理、徐訐、張愛玲等各自小說的特點，指出趙樹理小說是“外俗內雅”，徐訐、無名氏“是以小雅掩大俗”，張愛玲小說則是“大雅大俗”，她的“雅和俗如同薪與火、刀與鋒、形與影那般難以簡單剝離”，可謂十分精闢。至於說“王熙鳳假如具備林黛玉的文化水平，那便是一個活脫脫的張愛玲”，這類語言，簡直就是神來之筆。
所有這些，都證明慶東是一位富有才華的年輕學者。在我來說，這和十幾年前讀他為應徵北大校歌而寫的歌詞，印象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說有所不同，那時他多點青年人的孟浪）。看著他一轉眼間已經從大學生成長為大學教師——其間雖然也不無坎坷曲折，並且攻得博士學位，感慨之餘，當然更是高興。如果現在還要對慶東說點祝願或希望的話，那么，我願留給他八個字：
超越自己，永不止步！
1997年9月22日於中關園
名人推薦
超越雅俗
孔慶東獻給世人的“一份乾淨與整齊”
醉於其境而敏於其情的閱讀感悟
博納眾家卻獨樹一幟的精彩論證
一針見血又綿長厚重的犀利點評
名家推薦:
我欣賞慶東這本論著以下三個方面的特色:
一是注重歷史描述，而於結論則較為謹慎，力避武斷輕率；二是善於面對繁雜宏大的文學材料做出理論概括，顯示出駕馭材料而不被材料所駕馭的出色才能；三是藝術感受能力與體悟能力很強，能以生動明快的語言提出一針見血的精彩論斷。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嚴家炎
孔慶東獻給世人的“一份乾淨與整齊”
醉於其境而敏於其情的閱讀感悟
博納眾家卻獨樹一幟的精彩論證
一針見血又綿長厚重的犀利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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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注重歷史描述，而於結論則較為謹慎，力避武斷輕率；二是善於面對繁雜宏大的文學材料做出理論概括，顯示出駕馭材料而不被材料所駕馭的出色才能；三是藝術感受能力與體悟能力很強，能以生動明快的語言提出一針見血的精彩論斷。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嚴家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