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媒體人類學
方法論,發展脈絡,朦朧時期,全面發展時期,反思階段,
方法論
使用質性研究法，特別是民族志，使得媒體人類學有別於其他研究大眾媒體的學科。在媒體研究中，媒體民族志已逐漸引起學者的研究興趣。然而這些研究往往並未依循人類學的民族志研究法，像是參與觀察及長期田野工作。這些差異意味著對於媒體感興趣的人類學家，將他們自己視為一個人類學分支，有別於在媒體研究與文化研究中的民族志研究取向。
現於雲南大學新聞系任教的郭建斌教授在復旦大學讀博時撰寫的畢業論文《電視下鄉：社會轉型期大眾傳媒與少數民族社區——獨龍江個案的民族志闡釋》被認為是國內開創傳播學民族志研究先河的典型研究。較早的媒體人類學專著還有《電視與彝民生活》、《辦報人的心史——<金華日報>的媒體人類學考察》(蔣中意，徐榕，徐傑舜著）等。
發展脈絡
朦朧時期
1969年以前
強調整體觀及民族志方法，強調客群對媒體的理解以及對媒體技術的使用等角度成為早期媒體人類學的興趣點。1969年以前，一些人類學家以面向大眾的方式發表著作，拓寬研究定位，如瑪格麗特·米德、本尼迪克特、喬治·貝特森、麥文·哈里斯等。人類學家將媒體領域納入學術視野同時開闢了套用與合作的道路。但就分支學科來說，這時的媒體人類學還處於朦朧的時期。
美國人類學家Hortense Powermaker開拓了媒體人類學的先鋒之路。早在1946—1947年，她在好萊塢進行了一年的針對電影工業的民族志研究，研究對象為電影工業鏈條上的每類人，將他們置於好萊塢、美國和電影的三維互動中，突出了好萊塢焦慮的氣氛和時代的危機感。她認為正是這種情感特點驅動著好萊塢的電影工業循環運作。“好萊塢代表了極權主義。它的基礎是經濟的而非政治的，但它的哲學近似於極權主義的狀態，作為被動傀儡的人的概念被操控，這個概念擴展到該領域的研究者，擴展到個人的和社會的關係、劇院裡的觀眾，還有電影裡的人物形象。做選擇的基本自由是缺席的。”可以看到，以民族志方法進入電影工業做人類學的研究，將研究對象還原至具體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對好萊塢電影工業的社會系統予以強調，是Hortense Powermaker研究的切入點。
1969年以前，還有一些人類學家對媒體人類學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美國人類學的奠基人博厄斯(Franz Boas)重視媒體技術的使用，曾鼓勵學生在田野中多拍攝照片以作記錄材料。另外，他的媒體定位的學生們，如米德、薩皮爾等也受到博厄斯的啟發，意識到將學科知識告知一般公眾的重要性。然而，人類學家似乎天然地與媒體保持著距離，同時媒體認為學者不能按他們的要求提供簡潔的、適合大眾的作品；另一種情況是，人類學家願意與媒體合作，希望以學科所長更好地解決媒體面臨的問題，卻不知如何去做。這裡就存在著人類學家的障礙和屈尊的問題。對有志於將人類學與媒體實踐結合的學者或是媒體工作者來說，米德應該是學習的典範。“米德選擇並控制了媒體，而非簡單的拒絕，她打開了媒體之門。”她很早即將自己的研究定位於普及大眾，諳熟媒體規則，並能為己所用。
有意識地組織分支學科和職業媒體人類學的運動，要從美國人類學學會(AAA)1969年會議說起，大眾傳媒首次成為該次會議的重要議題。大多數與會人類學家認為，當下公眾已經喪失人類學的基本知識和理念，但自己卻沒有技能和渠道去推廣、普及。因此人類學家有必要研究傳媒，並提出了具體的理論及套用的研究策略。隨後在1970年成立了AAA工作室，主題是關注人類學對媒體的意義和態度、人類學中媒體技術的使用，以及在兩者間建立聯繫。工作室成員Conrad C．Reining，Martin Topper和Charlene James共同創立了新聞通訊《媒體人類學家》(Media Anthropologist)，旨在媒體和人類學家之間建起溝通與交流的橋樑。
全面發展時期
20世紀70-90年代
據《媒體人類學家》蒐集的名單顯示，截至1977年，有44位人類學家做過媒體人類學的研究。而那時的“媒體人類學”還是一個概念，並未得到傳統人類學乃至媒體實踐的認可。
由於人類學認為“通俗化”會犧牲學術可信度，從而不願與公眾發生關係；而人類學家的意志也很難轉換成媒體利益，導致媒體與人類學之間形成阻隔。儘管如此，一些人類學家繼續向媒體領域推進，以學科的方法和理論，力圖改善媒體工作者單維的碎片式的報導，關注客群在媒體傳播鏈條中的狀況。同時著力於媒體人類學的套用，包括建立協會、在大學講授媒體人類學課程，人類學家擔當公共教育的項目官員和媒體項目顧問等。這期間有一些標誌性的學科事件，如，1980年Susan L．Allen獲得美國第一位媒體人類學博士學位；1984年由Iar R．Abrams製作的《文化的臉龐》(Faces of Culture)電視片獲得艾美獎；AAA以文化與大眾媒體、民族志電影等主題的會議等等，都為媒體人類學的學科建設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20世紀80年代，人類學家的媒體活動逐漸增加：那些熱衷於人類學與媒體實踐的人們開始相互審視對方；到了80年代晚期，“一個新的人類學家的群體產生，他們當中許多人在媒體工作並且假設一個更大的全世界範圍的媒體定位，(他們的工作)再次激發了創建新的媒體人類學分支和職業的運動。”這種文化間性和全球的視角突顯了人類學的學科優勢，人類學與媒體實踐的對話成為必然。
反思階段
20世紀90年代至今
AAA國際學術會議對媒體人類學的學科發展起到了推力作用。在1992年AAA會議上獲獎的6位人類學家裡，有4位是因為與傳播相關的研究而獲得殊榮。人們逐漸確信：全球的、文化間性的視角是必要的並且人類學能為傳播職業提供力量。
人類學帶給人們信任的同時，也開始了對自身的學術反思和回歸。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媒體人類學透過對攝影術、影視作品的批判視角，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如：人類學是在幫助跨文化之間的理解還是在強化這種差異?西方人視野中的非西方人到底代表了誰?在人類學整體面臨表述危機的大背景下，媒體人類學領域同樣展開了反思。著名的民族志電影人David MacDougall認為，當一一個文化自身的敘事法則和自我表述風格與西方人的一致時，它促進了跨文化理解；但是，當一個文化的法則與西方的相衝突時，文化震撼和異化的結果出現了。同期，媒體人類學的研究成果日趨豐富，如A bu—Lugho(1關注的20世紀晚期後殖民國家的認同問題、FayeGinsburg所做的澳大利亞原住民及因紐特人的在地化研究、Richard R．Wilk對貝里斯城的電視討論的研究等。2002年出版的Richard R．Wilk主編的the Anthropology of Media，旨在探求一些引起學者關注的媒介技術的理論和民族志問題。作者開篇即提出，本書是將媒體人類學作為一個合法的分支來介紹的。可見，媒體人類學直到新的世紀，還存在著身份的認同問題。簡而言之，人類學家與媒體領域經歷了漠視與迴避、觀望與了解到合作與合法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