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志勇，知名學者，中國大陸儒學新銳，生民書院院長。江西南昌人，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先後就職於國務院辦公廳、國家發改委、國家信息中心，曾掛職湖南省常德市石門縣縣委常委、副縣長。研究方向為儒家哲學（偏重政治儒學和心性儒學）和當代中國政治（偏重改革問題）。美國國際財經時報專欄學者、大公網特約評論員。
生民書院致力於整理、研究、弘揚儒家生民文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姜志勇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職業：青年學者
- 畢業院校：人民大學
- 代表作品：《前孔子時代之德觀》 台灣《鵝湖月刊》2010年第8期，總第422期
主要論著,人物貢獻,代表文章,
主要論著
主要代表作品：
（一）著作（合著）
《曾國藩家風》 新華出版社 2016年10月。（曾國藩第六代嫡孫及知名學者聯袂推薦）
（二）儒學論文
《前孔子時代之德觀》 台灣《鵝湖月刊》2010年第8期，總第422期；
《宋明理學論域中的“顏子之樂”》 台灣《鵝湖月刊》2013年第5期，總第455期；
《被遺忘的政治理想——儒家“生民”政治思想研究》台灣《鵝湖月刊》2014年第3期，總第465期；
《孔子“仁”思想的政治含義初探》 國際儒學聯合會網站 2008年；
《前孔子時代之仁觀》 《中和學刊》第二輯，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中華民族德觀之起源與演變》 《原道》第十六輯，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從中國崛起背景評蔣慶的〈政治儒學〉》《政治儒學評論集》 《儒生文叢第2輯》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
《勞思光對儒家“肯定世界”論的分析和反思》《當代儒學》第五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學燈》第29期，《新諸子論壇》學刊第八期，2013年；
《勞思光對儒家“肯定世界”論的分析和反思》《當代儒學》第五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學燈》第29期，《新諸子論壇》學刊第八期，2013年；
《知止方能心安——<大學>“知止”修身工夫的當代價值 》 《醒獅國學》2013年7月號，《山西青年》2013年第12期；
《儒學復興：理想與挑戰》，《深圳商報》2011年6月20日；
《從三個角度反思中國的道德危機》新加坡《聯合早報》2011年10月22日；
《中華文化崛起的批判性反思》新加坡《聯合早報》2012年1月12日；
《中國需要重新喚起儒家的“為道”精神》新加坡《聯合早報》2012年7月7日；《醒獅國學》2013年12月號；
《儒家生民政治與當代民生政治》 香港大公網2013年11月28日；
《中國開始出現儒官群體》新加坡《聯合早報》2015年1月24日；
（三）當代改革研究
《儒學思想與中國政治改革》新加坡《聯合早報》 2010年10月20日；
《儒學能為新一輪改革貢獻什麼》新加坡《聯合早報》2014年1月27日；《大眾日報》2014年2月23日。
《國家變革對儒學發展有什麼啟示？》新加坡《聯合早報》2014年3月3日。
《中國改革進入第三階段六大問題亟待深思》法國《歐洲時報》2014年1月14日；
《中國改革謹防陷入腸梗阻》大公網2014年12月10日。2014年12月30日的中央深改組第八次會議使用了“腸梗阻”觀點。
《中國地方“兩會”現改革熱》新加坡《聯合早報》2015年2月24日；
《陸官員談改革：權力先關進籠子》台灣《中時電子報》2014年2月25日；
《基層改革面臨三類難題》《北京日報》2015年4月27日；
《陸改革遇5瓶頸難以落實基層》台灣《中時電子報》2015年6月28日；
《謹防改革泛化和激情衰減》《北京日報》2015年8月10日；
《不要誤讀了改革促進派》《北京日報》2015年9月14日；
《改革積極性不足的深層原因在哪？》新加坡《聯合早報》2015年9月22日；
《直面改革動力消耗因素》《北京日報》2015年10月19日；
《不要因誤讀而束縛了改革者手腳》 《學習時報》2015年10月26日；
《2015年中國改革的六大趨勢》上海《社會科學報》總第1444期，《求是》旗下手機報轉載；
《基層改革需要克服三大難題》上海《社會科學報》總第1457期；
《全面深化改革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上海《社會科學報》總第1466期；
《下半年改革遭遇五大難題》上海《社會科學報》總第1481期。
人物貢獻
1、中央深改組第八次會議採用“腸梗阻”觀點。2014年12月10日在大公網發表文章《中國改革謹防陷入腸梗阻》，2014年12月30日召開中央深改組第八次會議，會後新聞稿指出“對已出台的具有重大結構支撐作用的改革，要抓緊出台細化實施方案，堅決消除‘中梗阻’、‘腸梗阻’。”吸納了“腸梗阻”觀點。
2、中國孔子基金會組織全體黨員幹部學習《儒學能為新一輪改革貢獻什麼？》
2014年1月27日，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文章《儒學能為新一輪改革貢獻什麼》，2015年2月7日，正月初八上班的第一天，中國孔子基金會秘書處強化學習型組織建設，全體黨員幹部深入學習最近發表的《儒學能為新一輪改革貢獻什麼？》，並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儒學能為新一輪改革貢獻什麼？》作者是國家信息中心姜志勇，他仔細分析了中國開啟的新一輪改革中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學，能為新一輪改革貢獻什麼理論資源和歷史經驗。“
習近平總書記對傳統文化十分重視，中國改革的道路是由三大原因決定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澱和基本國情，獨特的文化傳統決定了中國要走獨特的發展道路。2013年11月26日，全面改革方案剛公布不到兩周，他就來到了山東曲阜，考察孔府、論道儒學。這次政治活動在歷史上具有突破性意義，也顯示了他要從儒學中尋找更多改革資源的決心。
通過學習，大家充分認識到傳統文化和儒學對改革的重要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對社會組織改革發展的重要意義，對當前的改革的形勢有了充分的認識，大家感到儒學春天的到來，感到中國孔子基金會發展的機遇期的到來，使大家更加明白了自己身上的責任，大家紛紛表示一定要在中國孔子基金會而立之年，提高思想認識、轉變工作方式、加快自身建設、為祖國發展、為儒學的發展、為孔子基金會的發展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代表文章
中國需要重新喚起儒家的“為道”精神
談起中國人的精神，首先會想到辜鴻銘的《中國人的精神》和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尤其是後書中描述的“窩裡鬥”、“不能團結”、“醬缸文化”等國人的劣根性，會讓人升起一種痛恨和無賴之感。不過，相對於書中所描繪的中國人的形象，現實中的中國人的精神狀況則更讓人感到憂慮。
可能許多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現在的中國人都在“向錢看”，甚至是為了“向錢看”而不顧道德、不擇手段。比如，官員們在謀取私利，貪腐瀆職現象愈來愈烈，甚至出現了明末大儒劉宗周所描繪的現象:“及至朝廷頒一令，則一令即為漁獵之媒；地方有一事，則一事即為科斂之籍。”（《條列風紀之要疏》），商人們為了追求利潤大肆售賣劣質、有毒產品，這幾年地溝油、毒奶粉等食品安全問題屢屢出現，百姓甚至到了不知道什麼產品能放心食用的境地，只能轉而購買洋貨。作為最應富有理想和責任感的知識分子，也在忙於做項目、申請課題經費，為了拿學歷、評職稱不惜抄襲他人作品，能靜下心安於學術的已經很少見了。
傳統儒家的“義利之辯”在今天已經被棄之敝屐，代之而起的是市場經濟的“理性人”觀念，從西學理論上來講，“理性人”的人人為己可以構建一個我為人人的“理性社會”。不過，在今天的中國，這個“理性社會”並沒有出現，反而形成了一個為牟利而不顧道德、不折手段的無序社會。我們來回顧一下孟子的一段話，“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現在中國就面臨“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的局面。在這樣一個社會中，已經看不到傳統儒家知識分子所特有的那種堅持了，即把“道”放在第一位，為了“求道”、堅持“道”，可以不在乎自身收入與物質條件的貧瘠，可以安貧樂道。傳統儒家提出“君子憂道不憂貧”、“謀道不謀食”，這在現代許多人的眼中可能顯得迂腐，但正是這迂腐中有一份堅持，而現代人的圓滑中卻少了這一份堅持，以至於陷入無底線的道德空虛中。
“為道”精神的丟失也體現為當今社會的精神空虛和信仰缺失。傳統儒家的“為道”精神是一個即學問即道德即宗教的綜合價值觀，也就是說，“道”即可以作為一種學問去追求，朱熹認為“道即理”，作為理的道是可以在生活中隨處體認的；道也是一種道德標準，這個標準在儒家體現為仁義禮智，而仁道和天道是相通的；道也是一種信仰，一種精神追求，這種對道的追求可以激發人宗教徒的狂熱，即所謂“道之所在，義不容辭”“捨生取義”的殉道精神。而今天的社會，伴隨著儒家“為道”精神的丟失的是信仰的缺失，中國人已經失去了自身的精神家園，我們不知道該追求些什麼、堅持什麼，只能迷失在物質的欲望之中。
鑒於目前的道德和信仰現狀，中國需要重新喚起儒家的“為道”精神。當然，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特別是在轉型期，中國人尤其是普通的中國人，生活壓力越來越大，買房、孩子上學、看病、喪葬都具有很大的經濟壓力。提倡“為道”精神並不是要求全體的中國人都不去努力賺錢，而是要在賺錢、牟利的同時保留一個“道”的底線，要提倡“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的底線倫理。
重新喚起儒家的“為道”精神，對於形成一個合理的國人道德心理結構具有重要意義。作為國人的精神，它的內容不應僅僅是“向錢看”，還應該有對“道”的尊重，即對價值觀念的尊重和默守，如果缺失了這一部分，那么“向錢看”必然陷入道德真空中。另外，“向錢看”和“為道”應該是國人心理結構中的兩極，只有在“向錢看”和“為道”之間形成一個合理的張力，國人的精神結構才能良性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