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溱(1921.03.20~1966.07.23），男，曾用名姚靜，化名姚澄波，筆名秦上校、丁靜、馬里寧、秦佐、波光，江蘇南通縣金沙鎮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無產階級的忠誠戰士，中國新聞記者、編輯、軍事評論家，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原副部長，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原副會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姚溱
- 別名：曾用名姚靜，筆名秦上校，丁靜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江蘇南通縣
- 出生日期：1921年3月20日
- 逝世日期：1966年7月23日
- 職業：中共中央宣傳部原副部長
- 畢業院校：上海大同大學，南通中學
- 信仰：共產主義
- 筆名：馬里寧、秦佐、波光
- 筆名：於兆力（與喬冠華、王力合作）
- 化名：姚澄波
個人簡介,人物生平,人物經歷,
個人簡介
姚溱，曾名姚靜。筆名秦上校、丁靜。江蘇南通人。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新華通訊社華中二分社社長、華中總分社副編輯主任。1945年後，在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員會參加領導工作，並在《上海周報》、《時代日報》、《文萃》、《展望》等上海進步刊物上撰寫時事分析、軍事評論和政治性論文。建國後，歷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副科長，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處長、副部長，中共中央宣傳部處長、副部長，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副會長，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
人物生平
姚溱，中國新聞記者、編輯、軍事評論家。筆名丁靜、秦上校、馬里寧等。1921年3月20日出生於江蘇南通縣金沙鎮。上中學時即投入抗日宣傳活動。1938年（民國27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8年在中共江北特為領導下，參加黨的機關刊物《大眾》周刊的編輯工作。
1940年在上海大同大學讀書，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抗日戰爭勝利後，參加中共中央上海局地下黨文化工作委員會領導工作，並以姚澄波的化名在《中國建設》雜誌任編輯，同時主編《訊息》三日刊，後又負責聯繫《文萃》周刊（後改名為《文萃叢刊》），並以丁靜、秦佐的筆名撰寫軍事評論文章。
1947年初至1948年中期，先後用秦上校、薩利根，馬可寧等筆名在《時代日報》、《時代》周刊上連續發表“半周軍事述評”、巧妙地介紹人民解放戰爭各戰場真實情況，分析戰局的變化發展，宣傳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績，在讀者中產生了巨大影響。
1948年10月，被國民黨統特務逮捕，備受酷刑，堅貞不屈，後經黨組織多方營救出獄。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歷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副科長、上海市新聞出版處處長、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宣傳處處長、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1954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處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副會長等職。此外，還擔任《紅旗》雜誌國際問題評論文章的特約撰稿人。
“文化大革命”浩劫開始不久，遭到誣陷和迫害，於1966年7月23日含冤在北京去世。1978年4月平反。
人物經歷
1938年中共江北特區委員會吸收第一批黨員，姚溱建黨的頭號對象，但此時卻發現他還不夠規定的18歲入黨年齡。為此向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沙文漢作了匯報，經過沙文漢的批准，姚溱才算正式入黨。
姚溱雖然只有17歲，但在當地，卻已頗有文名了，他在南通中學讀書期間，南通報刊已經發表了他的不少文章。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後，他就積極組織當地學生的救亡運動；盧溝橋事變前夕，還邀集進步同學搞了個“友聲社”，共同閱讀和討論進步書刊和積極宣傳抗日。南通城本來不大，姚溱名聲友不小，他的所作所為，學校當局當然是知道的。只是礙於他父親的聲望，不敢找他麻煩。
姚溱的父親姚味香，是地方上著名士紳，老國民黨員，曾在南京資源委員會工作過，宦海浮沉多年，，表面世故，心裡明白，對兒子的進步活動實際上是默許的。
這樣的家庭環境，對姚溱自然是有影響的，不滿18歲的毛頭小伙子，但交談、舉止已十分老練，完全是一副“大人”模樣，誰也不把他當孩子看。
1940年姚溱來到上海，在他父親的督促下，考取了辦在租界裡的大同大學中文系。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占領租界，“孤島”時期結束。梅益同志被省委指定負責籌建在淮南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新四軍江淮大學（由曾任孫中山臨時大總統秘書的韋愨任校長），姚溱被調去協助梅益做籌建工作，之後即留在根據地從事新聞工作，直至1946年初重返上海。
1946年初，姚溱從蘇北解放區調到上海。他一到上海，就根據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劉長勝的指示，在梅益幫助下，首先成立了一個“宣傳委員會”，它是黨內統一領導宣傳工作的組織。劉長勝指定姚溱為宣委會書記。姚溱就立即進入角色，迅速地與在各報刊工作的地下黨員建立了經常的聯繫，還代表地下黨的宣傳系統與中共駐滬辦事處的有關同志取得工作聯繫。同時，他和梅益一起，通過參加座談會、聚餐會，或者進行個別拜訪，同文化、新聞、出版各方面的上層人士廣泛接觸，其中包括許廣平、鄭振鐸、唐弢、柯靈、徐鑄成、宦鄉、金仲華、馮賓符、吳景崧、趙超構這樣一些人士（其中宦鄉和馮賓符不久即參加了共產黨）。姚溱就是通過黨內外這兩個渠道，及時地把黨對時局和重大問題的政策意見，傳達到黨內外人士那裡。
1948年初，為了職業掩護，姚溱到《中國建設》當編輯。當時的上海人，凡是關心解放戰爭和時局發展的，幾乎沒有人不知道蘇商辦的《時代日報》經常登載署名“秦上校”的軍事評論文章，文章的欄目是“半周軍事述評”。每逢刊有軍事述評的一天，《時代日報》就必須加印幾千份，可仍然被搶購一空，影響所及，甚至遠在香港的進步報刊，也紛紛打聽作者，指名索稿。一時社會上紛紛猜測：“秦上校”是何許人？多數人確信必是一位軍界耆宿，誰知作者竟是一位二十幾歲的文化人！
寫軍事評論，只能是夜深人靜時分。首先，他每晚都要收聽延安新華社有關戰況的廣播(這件事多數由妻子韓靜代勞)，這是撰寫軍事評論的基礎（但這部分材料隻字也不能用），然後再查閱各種中英文報刊，特別是從國民黨報紙所公布的戰報夾縫中尋找矛盾，據以撰文揭露事實真相，並暗示戰事的發展前景。因此，，姚溱所寫的軍事評論，不但材料豐富，說理透徹，而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文章中出現的材料都是英文報紙和國民黨報紙中公開披露了的），無可挑剔。國民黨的報紙把自已的戰果吹得天花亂墜，讀者本來就疑信參半，如今讀了“秦上校”的評論，才恍然大悟，不得不擊節嘆服。更妙的是“秦上校”不僅在《時代日報》筆走龍蛇，繼而《展望》周刊也出現了署名“波光”的一周軍事評論，與《時代日報》前後呼應。上海輿論界一下子冒出這么兩個目光敏銳、筆鋒犀利的軍事評論家來，使國民黨左右受敵，苦不堪言。殊不知這個“波光”不是別人，和“秦上校’一樣，都是姚溱扮演的。
1948年10月，姚溱被捕了。中統特務對他進行審訊，並用了刑。姚溱堅持自己只是《中國建設》的編輯，與共產黨毫無關係。特務馬上到《中國建設》雜誌社進行搜查，發現他父母在延慶路的住處後，又趕到延慶路搜查，結果一無所獲。經多方營救，1949年2月，姚溱由他父親保釋出獄。
上海解放時，姚溱起先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新聞出版處任處長，在夏衍領導下主管報刊、出版、廣播方面的工作，不久又出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他的工作才能深得陳毅和夏衍的嘉許。
1954年，姚溱調到中央宣傳部，由國際宣傳處副處長，而處長，而中宣部副部長。由於他的才思敏捷、博聞強記，深得中央領導器重，曾多次因國際宣傳方面的專長而隨同劉少奇、周恩來出國訪問。當時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的彭真也因工作需要，提請委任他為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主管人大常委會有關國際宣傳事宜。
60年代開始，古巴革命取得勝利。這個新生的加勒比海島國的訊息為近在咫尺的美國所封鎖。姚溱受命率領兩個隨行記者去拉丁美洲訪問。由於他的機智勇敢，得以突破阻擾，闖進古巴，獲得了這個新生的共和國的第一手材料，迅即向國內和全世界作了關於古巴真實情況的報導，打破了美國的新聞封鎖，他也因此被選任為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副會長。
姚溱經常和喬冠華、王力合作，以“於兆力”的筆名，在國內重要報刊上發表有關國際重大問題的論文，一時成為這方面的權威作家。後來他應邀介入撰寫《二月提綱》。當時康生不僅參與主持，還陪同彭真向毛澤東作了匯報。誰知後來《二月提綱》竟被康生誣為在彭真主使下，背著毛澤東炮製的“反革命檔案”。
沒完沒了的批鬥會，莫須有的罪名一大堆，姚溱有口不能辯。結果，1966年7月23日，這位才氣橫溢的“秦上校”在重重政治誣陷和迫害下含冤逝世了。
姚溱的冤案在胡耀邦任中宣部長時徹底平反，他被確認為我黨的優秀黨員、無產階級的忠誠戰士。
姚溱雖然只有17歲，但在當地，卻已頗有文名了，他在南通中學讀書期間，南通報刊已經發表了他的不少文章。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後，他就積極組織當地學生的救亡運動；盧溝橋事變前夕，還邀集進步同學搞了個“友聲社”，共同閱讀和討論進步書刊和積極宣傳抗日。南通城本來不大，姚溱名聲友不小，他的所作所為，學校當局當然是知道的。只是礙於他父親的聲望，不敢找他麻煩。
姚溱的父親姚味香，是地方上著名士紳，老國民黨員，曾在南京資源委員會工作過，宦海浮沉多年，，表面世故，心裡明白，對兒子的進步活動實際上是默許的。
這樣的家庭環境，對姚溱自然是有影響的，不滿18歲的毛頭小伙子，但交談、舉止已十分老練，完全是一副“大人”模樣，誰也不把他當孩子看。
1940年姚溱來到上海，在他父親的督促下，考取了辦在租界裡的大同大學中文系。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占領租界，“孤島”時期結束。梅益同志被省委指定負責籌建在淮南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新四軍江淮大學（由曾任孫中山臨時大總統秘書的韋愨任校長），姚溱被調去協助梅益做籌建工作，之後即留在根據地從事新聞工作，直至1946年初重返上海。
1946年初，姚溱從蘇北解放區調到上海。他一到上海，就根據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劉長勝的指示，在梅益幫助下，首先成立了一個“宣傳委員會”，它是黨內統一領導宣傳工作的組織。劉長勝指定姚溱為宣委會書記。姚溱就立即進入角色，迅速地與在各報刊工作的地下黨員建立了經常的聯繫，還代表地下黨的宣傳系統與中共駐滬辦事處的有關同志取得工作聯繫。同時，他和梅益一起，通過參加座談會、聚餐會，或者進行個別拜訪，同文化、新聞、出版各方面的上層人士廣泛接觸，其中包括許廣平、鄭振鐸、唐弢、柯靈、徐鑄成、宦鄉、金仲華、馮賓符、吳景崧、趙超構這樣一些人士（其中宦鄉和馮賓符不久即參加了共產黨）。姚溱就是通過黨內外這兩個渠道，及時地把黨對時局和重大問題的政策意見，傳達到黨內外人士那裡。
1948年初，為了職業掩護，姚溱到《中國建設》當編輯。當時的上海人，凡是關心解放戰爭和時局發展的，幾乎沒有人不知道蘇商辦的《時代日報》經常登載署名“秦上校”的軍事評論文章，文章的欄目是“半周軍事述評”。每逢刊有軍事述評的一天，《時代日報》就必須加印幾千份，可仍然被搶購一空，影響所及，甚至遠在香港的進步報刊，也紛紛打聽作者，指名索稿。一時社會上紛紛猜測：“秦上校”是何許人？多數人確信必是一位軍界耆宿，誰知作者竟是一位二十幾歲的文化人！
寫軍事評論，只能是夜深人靜時分。首先，他每晚都要收聽延安新華社有關戰況的廣播(這件事多數由妻子韓靜代勞)，這是撰寫軍事評論的基礎（但這部分材料隻字也不能用），然後再查閱各種中英文報刊，特別是從國民黨報紙所公布的戰報夾縫中尋找矛盾，據以撰文揭露事實真相，並暗示戰事的發展前景。因此，，姚溱所寫的軍事評論，不但材料豐富，說理透徹，而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文章中出現的材料都是英文報紙和國民黨報紙中公開披露了的），無可挑剔。國民黨的報紙把自已的戰果吹得天花亂墜，讀者本來就疑信參半，如今讀了“秦上校”的評論，才恍然大悟，不得不擊節嘆服。更妙的是“秦上校”不僅在《時代日報》筆走龍蛇，繼而《展望》周刊也出現了署名“波光”的一周軍事評論，與《時代日報》前後呼應。上海輿論界一下子冒出這么兩個目光敏銳、筆鋒犀利的軍事評論家來，使國民黨左右受敵，苦不堪言。殊不知這個“波光”不是別人，和“秦上校’一樣，都是姚溱扮演的。
1948年10月，姚溱被捕了。中統特務對他進行審訊，並用了刑。姚溱堅持自己只是《中國建設》的編輯，與共產黨毫無關係。特務馬上到《中國建設》雜誌社進行搜查，發現他父母在延慶路的住處後，又趕到延慶路搜查，結果一無所獲。經多方營救，1949年2月，姚溱由他父親保釋出獄。
上海解放時，姚溱起先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新聞出版處任處長，在夏衍領導下主管報刊、出版、廣播方面的工作，不久又出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他的工作才能深得陳毅和夏衍的嘉許。
1954年，姚溱調到中央宣傳部，由國際宣傳處副處長，而處長，而中宣部副部長。由於他的才思敏捷、博聞強記，深得中央領導器重，曾多次因國際宣傳方面的專長而隨同劉少奇、周恩來出國訪問。當時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的彭真也因工作需要，提請委任他為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主管人大常委會有關國際宣傳事宜。
60年代開始，古巴革命取得勝利。這個新生的加勒比海島國的訊息為近在咫尺的美國所封鎖。姚溱受命率領兩個隨行記者去拉丁美洲訪問。由於他的機智勇敢，得以突破阻擾，闖進古巴，獲得了這個新生的共和國的第一手材料，迅即向國內和全世界作了關於古巴真實情況的報導，打破了美國的新聞封鎖，他也因此被選任為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副會長。
姚溱經常和喬冠華、王力合作，以“於兆力”的筆名，在國內重要報刊上發表有關國際重大問題的論文，一時成為這方面的權威作家。後來他應邀介入撰寫《二月提綱》。當時康生不僅參與主持，還陪同彭真向毛澤東作了匯報。誰知後來《二月提綱》竟被康生誣為在彭真主使下，背著毛澤東炮製的“反革命檔案”。
沒完沒了的批鬥會，莫須有的罪名一大堆，姚溱有口不能辯。結果，1966年7月23日，這位才氣橫溢的“秦上校”在重重政治誣陷和迫害下含冤逝世了。
姚溱的冤案在胡耀邦任中宣部長時徹底平反，他被確認為我黨的優秀黨員、無產階級的忠誠戰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