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宗賢

姚宗賢，(1904―1926)字紹箏。 四川會理人。“三一八”慘案犧牲的七個共產黨之一，北京藝專學校（中央美院前身）第一任黨支部書記。他參與的革命運動加速了段祺瑞政府的垮台，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輝一頁。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姚宗賢
• 別名：字紹箏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四川會理縣
• 出生日期：1904年2月29日
• 逝世日期：1926年3月18日
• 職業：中央美院第一個黨支部書記，學生會主席
• 畢業院校：北京藝專學校（中央美院前身）
• 信仰：共產主義
• 主要成就：“三一八”慘案烈士北京藝專黨支部書記，學生會主席推動了革命

個人簡介

姚宗賢，四川會理縣人。1917年秋考入雲南省立第一中學。1918年秋參與發起組織省立一中學生自治會。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發起成立省學聯，參加創辦《雲南學生聯合會報》。曾組織雲南第一個社會主義研究團體大同社，編輯《滇潮》月刊。1922年秋考入國立北京藝術專門學校，積極參加反帝愛國活動。1924年初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隨後轉入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藝術學生自治會主席、中共藝專支部書記，並參加北京學生總會領導工作和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的黨務工作。1925年發起成立雲南旅外學生革命組織新滇社。1926年3月18日，在天安門組織領導反對八國通牒國民大會和示威遊行中，被反動軍警開槍殺害。時年23歲。

姚宗賢唯一的侄女姚志華現年85歲，離休於四川省冕寧縣政府。其孫姚萌，中共黨員，畢業於成都航院。

人物生平

姚宗賢，會理縣人，1904（清光緒28年）農曆2月29日出生於會理縣城北郊大灣營，民國初期隨父遷居縣城北大門外十字街口。他的父親姚子明（1870——1944）經營商業，家中還有母親楊氏（1877——1930 ）和弟弟紹賢及婉賢、淑賢兩個妹妹，在父親主持聯絡下，他家主要以商業活動為主，並邀集親朋集資開設商號“同昌祥”，還在昆明圓通街設了分號，姚子明任會理號經理。

姚宗賢以其居於長子的地位（實則為次子，其兄幼年早夭），父母寄予他很大希望，國小即送他入私塾讀書，辛亥革命後又進去縣立高等國小堂就讀。他聰穎過人，學習勤奮，每學期都名列前茅。平時喜歡讀歷史，酷愛武術，常以岳飛、文天祥、史可法、鄭成功等民族英雄的悲壯史激勵自己，描摹他們的畫像，立志讀書報國，做一個正直勇敢的人。

二十世紀初期的會理，非常閉塞落後。民國成立，雖已該州設縣，但一切都仍然承載著清朝的封建傳統，社會狀況並無多大改變，換湯不換藥，依然老一套。姚宗賢進入新辦的高等國小堂就讀，比舊學已經打打進了一步，從新的科學種，開始接觸到一些新的思想，獲得了一些新知識，對於當時的社會現狀和家庭中封建沒落的生活，逐漸引起不滿，渴望到廣闊的外地去讀書求知。高小畢業後，總算爭取到父母同意，隨商旅馬幫去往雲南昆明。

1919年，他在昆明考入昆華中學，當時正值軍閥混戰的年代，也是共產主義在中國開始孕育的時期，年輕的姚宗賢，在社會現實的影響和教育下，開始步入新的、革命道路，“五四”運動的爆發，大大鼓勵和振奮了她追求進步與光明的志願，煥發了滿腔的愛國熱忱，在昆華中學與一些進步同學發起組織了學生愛國運動，開展宣傳活動和抵制日過運動。

1922年父母按照封建禮教的老規矩，為他在家鄉聘訂了一位姓周的姑娘，並做好辦喜事的一切準備，派人到昆明接他回來結婚，她對此非常反感，不顧父母之命，在朋友的幫助下，毅然逃婚出走。這件事，當時在會理幾乎釀成軒然大波，成為一時重大新聞。

秋天，他在北京考入了國立藝術專門學校（中央美院前身）西洋畫系，居住在北京京畿道宏文公寓，才開始和父母通信。對於他這一違抗父母之命的“不孝”行動，家中也無可奈何，但又覺得兒子能在北京考上大學，也是家庭的榮耀，所以也就原諒了他，繼續供他讀書。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中國人民覺醒的年代。1920陳獨秀、李大釗先後在上海、北京發起和組織了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召開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黨的領導下，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蓬勃開展，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並進一步加強了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民主派的聯繫，促進了國共合作，推動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來。姚宗賢終於找到了追求多年的共產主義真理，積極參加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國內封建軍閥的各種愛國活動和鬥爭。當時也在北京鐵道學堂讀書的楊秉章就曾給姚宗賢的父親寫信說"宗賢有紅樓之嫌“。姚子明十分焦急，寫信要他”好好學習，不可誤入歧途“。其實，她已於1924年初就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擔任了北京藝專學生會主席和中國共產黨北京藝專支部書記的職責。

1926年，北京爆發了因”大沽口事件“反對帝國主義”八國通牒“示威遊行了請願的”三一八“運動，在大獅子胡同執政府國務院門口，遭到段祺瑞的鎮壓，命令軍警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開腔，姚宗賢不幸中彈犧牲，年僅26歲。

姚宗賢犧牲後，北京藝專曾將送殯和安葬時的照片寄給了家屬，後來國民政府的國務委員于右任為多次力爭給”三一八“烈士家屬發放撫恤，還給姚子明回過信，可惜這些珍貴資料都在1935年紅軍長征過會理時，被駐軍劉元塘部火燒東西關和十字街時焚燒了。直到1932年，國民政府才每年寄給他家撫恤費大洋500元，直到姚子明去世。

對於姚宗賢犧牲後的情況，當時北京的《京報》和1980年以來出版的《黨史研究資料》、《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和《北京日報》都曾發表回憶文章和資料，現摘其要著，抄錄於後：

《大流血之後的各校現狀》

”藝專學校昨日下午一時開各班代表大會，個同學對於此次賣國的段祺瑞政府屠殺市民的慘劇，異常激憤，一直主張奮鬥到底，兼之該校學生姚宗賢君亦遭慘殺，尤不勝其悲憤······“

”·······又前日（十九日）下午四時，該校學生會，派出總務股委員王萬鑫，沈順，女生丁桂元等，赴國務院將該校西洋畫系三年級死難學生姚宗賢烈士棺木，雇大車運回該校，停放於大禮堂。因原棺過薄，血下滴，同學見此皆慘然痛苦。該校校長林風眠，當允由學校行政費內，提出現款二百五十元，為姚烈士治喪費用，更換新棺裝殮，當將姚烈士遺骸由原棺取出，觀察傷狀，見槍彈系由後右肋穿入，復從前胸部穿出······眉額眼角及前後身體部皆有木棍傷痕多處，死者兩手緊抱前胸，壯觀可慘。

（作者樂天宇，載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選編》第十輯，1981年9月）

“三一八”慘案後，北京市總工會，學聯等團體和割接代表數千人在北大三院隆重舉行死難烈士追悼大會，會場高懸“先烈之血，革命之花”八個大字。大會主席陳毅宣布開會後，死難者家屬及各界代表相機演講達四小時之久，會上有青年當場用鮮血寫下為烈士復仇的誓言。

“三一八”運動加速了段祺瑞執政府的垮台，鬥爭的影響是巨大的，人民覺悟提高了，革命陣線更加分明了，革命力量更加壯大了，迎來了北伐的勝利，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姚宗賢烈士和其他殉難烈士的光輝業績，將永垂青史，他們的戰鬥精神，將永遠激勵我們為實現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奮鬥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