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簡介,工作簡歷,主要成就,
人物簡介
姚力文曾任劉少奇秘書，《人民日報》農村部主任。
工作簡歷
1941年9月，參加革命後，曾任冀魯豫邊區魯西南專署文教科科員；
1948年9月，調至冀魯豫區黨委機關報《冀魯豫日報》工作，歷任編輯、記者、編輯組長；
1948年11月，調到《人民日報》（時為中共華北局機關報）編輯部；
1949年3月，隨《人民日報》進駐北京；
1949年10月後，他是中央黨報第一批任命的駐省首席記者（先後駐湖南和陝西省，後改稱為駐省記者站站長）。
1958年5月，調到中共中央辦公廳，任綜合組研究員，
1959年5月，調任劉少奇同志秘書。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嚴重迫害。
1975年5月，下放到山東省兗州拖拉機廠工作兩年。
1977年8月，調回《人民日報》編輯部，任農村部副主任、主任。
1978年，被全國新聞高級職稱評審會評審確認為高級編輯，行政級別正局（廳）級。
1992年，獲有突出貢獻專家的榮譽證書，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主要成就
早在1947年，冀魯豫老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姚力文及時報導陽穀、壽張縣土改工作經驗的同時，寫出《陽穀農民翻身插話》、《擁軍橋》等通訊、特寫，《擁軍橋》得到劉鄧大軍政治部主任張際春的表揚。由於這一段時間，他報導成績顯著，《冀魯豫報社》曾給予乙等模範的獎勵。
北平和平解放後，解放區迅速擴大，新解放區讀者很想了解老區的情景。此時姚力文去太行山區的平順縣，訪問著名勞模李順達。他沒有一般地寫李順達的勞動業績，而是著重寫了李順達能夠有事大家商量，民主和睦，團結鬧生產的情景，通過山區一農家的變化，反映了老區農村的新生活、農民的新面貌。這篇以《民主之家》為題的通訊，在人民日報一版發表後，獲得讀者好評，香港的進步報紙轉載了這篇通訊。
建國伊始的1949年冬，他冒嚴寒到剛剛解放的甘（肅）青（海）交界的藏族聚居區採訪，寫出了《解放後的拉卜楞》、《藏民歌唱毛主席》等七篇西北旅行通訊，生動地介紹了藏族聚居區的山川景色，居俗風情和藏區人民解放後的喜悅。《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後不久，就被華東人民出版社以“藏民歌唱毛主席”為書名出版。
1950年夏正值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準備時期，姚立文作為駐湖南省首席記者，深入益陽、常德、湘陰等八縣農村，行程七八百里，對封建土地制度的弊端作了系統的調查，寫出《是誰造成貧困和災難》的長篇通訊，揭示了：“湖濱荒洲是怎樣變成良田的”，地主們是如何地“強占山、霸管水”，“人禍如何加重了天災”的情況，通訊在《人民日報》發表後，又被選入高中語文課本。
抗美援朝戰爭暴發後，他報名去朝鮮前線當隨軍記者。1951年2月11日夜，他隨志願軍某尖刀團夜襲美第二師和李承晚第八師的後方陣地，並一舉擊潰了偽八師的師指揮所。他寫出《戰鬥在敵人心臟》、《鋼鐵戰士曹希泉》、《一個鐵匠變成了志願軍勇士》等戰地通訊，引起了讀者的共鳴。一位北京大學的學生給《人民日報》來信說：“鋼鐵戰士曹希泉給我了深刻感動……使我明白了一點：人民軍隊曉得為何而戰，打起仗來有超人的勇敢，……在這樣的戰士面前，美軍怎能不慘敗，……我將努力學習，隨時準備獻身祖國”。
他從朝鮮前線回國後的1952年10月中旬，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在北京召開，他參加這次會議的報導，寫出會議特寫《讓太平洋兩岸開遍和平友誼之花》，得到讀者和新聞界領導的讚賞，時任新華社社長的吳冷西評價說：“人民日報、新華社的記者就應該寫這樣的特寫”。
1957年11月，他在中央黨校閉門讀書兩年之後，懷著渴望工作的熱情，去河南省林縣訪問寫出“社會主義的腳步”、“深山新人”兩篇通訊，通過不同側面、不同人物具體地反映出蘊藏在人民民眾中在萌發的經濟建設的巨大積極性。《人民日報》發表後，河南人民出版社以《社會主義的腳步》為書名，出版了包括這兩篇在內的多位作者撰寫的通訊集。
粉碎“四人幫”後，經歷“十年動亂”磨練的姚力文，重返人民日報社，主要是做編輯工作。他從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的反思中，提高了認識，增強了當好中央黨報編輯的自覺性。他滿腔熱情地投入粉碎“四人幫”之後的拔亂反正的鬥爭。他敢于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積極支持和宣揚那些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實踐中湧現出的新事新人、新的工作思路和新鮮經驗。他為推行改革開放事業，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盡心盡力。
在具有歷史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安微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勇於從本省實際出發，把深入揭批“四人幫”同解決農村的現存實際問題結合起來，把落實黨的經濟政策當作頭等大事來抓。他深入到鄉村農戶，面對面地聽取基層幹部和社員的要求和意見，掌握第一手材料。經過三個多月的由下而上、自上而下的調查研究、醞釀討論，安徽省委制定出包括尊重生產隊自主權、按勞分配要兌現、鼓勵家庭副業等六條政策規定。隨著省委六條政策規定的落實，安徽農村工作出現了新局面。當時分管農業的國務院負責人卻對安徽的做法表示不滿和責難。此時的姚力文已知上述兩方面的情況。他依然不懼風險、不畏限難地去安徽採訪，在報社領導大力支持下，於1978年2月3日的《人民日報》一版發表。這是中央黨報這一時期內第一次以如此顯著位置報導一個省落實政策的活動。這是當時政策宣傳的一次重要突破，17個省的黨報轉載了這一報導。
通訊發表後的第12天，他配合“安徽省定遠縣生產隊有了自主權，農業大增產”的新聞，撰寫了《尊重生產隊自主權》的文章（1978年2月15日《人民日報》一版）。這篇文章受到多數生產隊長的熱烈歡迎。
黨的十一層三中全會落幕後的第一個春天，姚力文受中央辦公廳的委託，同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所的同志一起，去廣東省農村調查，他執筆寫出《調動農民積極的一項有措施——廣東農村實行“五定一獎”生產責任制的調查》，並在《人民日報》發表。調查報告用事實闡明：“五定一獎”生產責任制有巨大的優越性，是合作化時期行之有效的“三包一獎”的恢復和發展，是對極左錯誤的時期把社會主義建設同農民的物質利益對立起來的拔亂反正。與此同時，調查報告還揭示了“五定一獎”責任制引起的新矛盾、新問題。介紹了南海縣及時研究新情況和解決問題的辦法。這個調查報告的發表，對那些具有開拓進取精神的幹部和農民是一個有力的支持。
1982年5月，他去全省範圍較早實行包乾到戶的貴州省農村訪問。經過20天的調查，他深切感受到農民獲和生產自主權後的喜悅，真切地看到包乾到戶大大激發了貴州農民的勞動熱情，許多地方農業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擴大再生產能力增強，多年來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局面有很大改變，大批勞動力從田丘中解放出來，多種經常空前活躍，許多地方出現五穀豐登、六業興旺的局面，貴州農村開始呈現多樣的多層次的農業經濟結構。他據此寫出《集體經濟獲得新活力》、《陽關道的新起點》兩篇通訊。前者榮獲農村改革十周年全國好新聞一等獎。
1983年11月，他去浙江省溫州地區實地考察後，編髮了“農村商品生產新動向”為題的經濟述評。這篇文章全面介紹溫州家庭工業是怎樣發展起來的，是怎樣成長數以十萬計的供銷員隊伍，出現了星羅棋布的年行銷額上億元的小商品產銷基地和專業市場，開創了農村商品經濟的新局面。文章還用事實表明：家庭經營不僅適用於農業和手工業，還可以使用現代機器，較大規模地發展輕工業，形成小產品大市場，形成民營經濟繁榮的新局面。這篇文章有力地回答了某些人士對溫州家庭工業和民營經濟的責難。
農村經濟多樣化，是農村經濟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圍繞這一課題，他組織和編髮了《多則活》、《家庭經營大有前途》、《自營專業戶是新型個體經濟》等多篇評論，從1984年6月15日起在《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它從不同側面、不同視角，幫助讀者深入理解黨對農村改革的指導思想，進一步認識農村經濟多種成分、多種經營形式並存、多層次發展商品生產的新趨勢。
在1985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萬里同志希望大家：“再也不要當糧食書記、或者棉花書記了，要用發展商品經濟的巨觀指導思想來總攬全局”。在這一指導思想指引下，山東諸城縣委、縣政府把切實作好流通領域的工作，當作搞活經濟全局的“牛鼻子”來抓。他們尊重縣財貿和經濟部門的職能，鼓勵他們發揮各自的優勢，運用經濟手段，積極參予市場調查，作為本部門的基層工作方針，下功夫功夫把商品流通搞活，使得全縣商品經濟顯著活躍起來，出現了流通和生產的良性循環，貿、農、工各業協調、持續、較高速度發展的新局面。1987年2月姚力文寫出《一著走活全盤棋》，報導了諸城組織“農村商品生產大合唱”的經驗。兩年之後，他又去諸城訪問，以《諸城新格局》為題，報導了諸城深化商品生產大合唱，依託龍頭企業發展貿工農一體化經營的經驗。諸城經驗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僅在1987年就引來十數省的兩萬多各省、地、縣、鄉幹部前來參觀學習，其中有個省是省委書記親自帶隊的。
1996年冬，古稀之年的姚力文，去山東省的聊城、莘莊、茬平、泗水等縣欠發達地區農村作調查，寫出《重新認識農業、農民和農村》的通訊（《人民日報》於1996年12月16日、20日分兩次刊出），明確提出“發展大農業，大流通，培育經濟成長點，”“正確認識和發展貿工農一體化經營”、“切忌短期行為，形式主義和瞎指揮”等急需解決的問題。
此外，1980年初，姚力文被借調至中央文獻研究室近兩年，作為劉少奇著作研究組第一任負責人，他參予和組織了《劉少奇選集（上卷）》的編輯整理和事實校正的工作。他撰寫的介紹《劉選》上卷和懷念少奇同志的文章：《黨和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我黨政治改革的思想先驅》、《公僕風範留人間》、《感受少奇同志民主務實風格》等文章，在《人民日報》、《中國改革報》、《瞭望》、《炎黃春秋》等報刊發表後，都獲得讀者的好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