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鐸》，廣學會在美以美會傳教士亮樂月主持下出版的面向女基督徒的家庭刊物，該刊提倡女子教育、女子經濟獨立、實行嚴格的一夫一妻制、發展婦女手工業生產。每期還以較多篇幅介紹科學的生活、育兒知識，並設"婦女信箱"回答讀者問題，曾率先就"戀愛、結婚、生活"問題展開討論，得到基督教婦女會等國際機構的支持。編輯部在上海市開納路（今武定西路）。主編樂亮月，系美國傳教士，任職達20年之久，1931年6月因病回國後，由中國人李冠芳和劉美麗等任編輯，編輯部併入廣學會總部。被公認為中國第一份由書局出版的中文婦女刊物。
首期《女鐸》發行於1912年4月，每月一期，1943年曾停刊，1944年7月復刊，1945年遷成都出版，1946年仍遷回上海，至1951年2月停刊。持續近40年，發行總數達100餘萬份，可謂近代中國婦女類刊物中出版時間最長、總銷數最多的一份。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女鐸
- 發行時間：1912年4月
- 發表周期：每月一期
- 主編：樂亮月
創辦背景,發展歷史,主編人員,期刊定位,主要欄目,內容特點,社會影響,
創辦背景
廣學會要創辦一份主要面向女性基督徒和普通婦女的雜誌，早在1887年就有計畫，只是因為當時社會上具有一定文化、能夠順利進行閱讀的知識女性並不多，此事才擱置下來。辛亥革命前後，不但社會上有文化的女性逐漸增多，女子追求獨立自由平等的思想也開始流行，各地創辦女性報刊的高潮正在興起。當時較為著名的女性報刊有：1902年陳擷芬主辦的《女學報》，1904年丁初我編的《女子世界》，1904年、1907年秋瑾主辦的《白話》和《中國女報》等，1905年張展雲主辦的《北京女報》，1907年陳以益主辦的《神州女報》等，從1902年至1913年，全國湧現的女性報刊達50餘種。在這種背景下，廣學會總幹事李提摩太決定聘請美國傳教士亮樂月具體創辦一份面向女性的刊物。
亮樂月女士（ Miss Laura White）是美國人，生於1865年，此時她已在中國教會學校任教多年，“對於我國風土人情日益熟悉，尤其對於中國女子之思想習慣尤為了解。當初執教鞭時，已經覺得中國女子教育程度幼稚，女校稀少，一般女子體質羸弱，知識淺薄，至於道德偏重溫柔貞靜，終身禁錮深閨。其見聞廣學識深，品德純，在文章方面極具才能，故廣學會總幹事李提摩太慕其才德，力請她編定期刊物，為我國女界之引導”。從亮樂月女士來說，創辦《女鐸》的指導思想也很明確，即“喚醒中國婦女起來爭取生存與自由的權力”。對此她曾經這樣說道：“教育婦女們起來救中國，這並非受個人野心的驅使，而是受犧牲精神的鼓舞，要鼓勵她們崛起而不是驕傲，給予而不是索取，服務而不是控制，養育而不是毀滅，扶持而不是破壞，在必要時捨命而不是苟活。”
發展歷史
《女鐸》在近40年發行過程中也經歷了不少波折。1927年因時局不穩，各處郵件不通，各省學校也多關閉，而且暑期內學生多數回家休息，所以7、8兩月停止發刊。從1928年起，每年只出10冊，將6、7兩月合併作一冊，8、9兩月合併作一冊，凡合併兩冊為一冊的時候，都增加了頁數，以補“量”的缺欠。從1935年6月（第24卷第1期）起，又恢復原狀，按月出版一冊，全年12冊。
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上海處於戰爭狀態，受此影響，在上海出版的定期刊物停刊者過半，而《女鐸》1937年10、11月兩期也改為《明燈》、《道聲》、《女鐸》合刊。廣學會為此在致讀者的函中特加說明：“敝會因會所緊鄰戰區，八月十三日滬戰爆發以來，每日皆有流彈襲擊之可能……各項工作不能照常進行，茲將月來敝會情形，擇要奉告於右：（一）前因各印刷局，或在戰區，或因工友解散，未能按常印刷，且航路阻礙，郵遞困難，以致敝會所發行之各種雜誌不能如期刊行……近又因紙價昂貴，故敝會不得已決定將明燈、女鐸、道聲三雜誌合刊。”當年12月雜誌又恢復原刊，但篇幅大為減少，只及平時的三分之一，也不分欄目，直至1938年才恢復正常。儘管如此，刊物的發行量反比戰前有所增加，1940年的定戶就比1939年增加65%。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因受日軍進占上海公共租界影響，《女鐸》的出版又一次受到影響，1942年5月至1943年3月，又出現《女鐸》、《明燈》、《道聲》三種刊物合刊出版，刊期也不正常，改為不定期，實際上這段時間總共出版了4期，約5個月出版一期。對此編者向讀者解釋道：“太平洋戰事爆發，風雲突變，環境更移，影響到紙張與印刷的困難，影響到營業與運輸的停頓，所以我們辭去了大部分的工作人員，縮小工作的範圍，但我們幹部人員仍然繼續不斷的在工作在努力在奮鬥……我們的事工並沒有停止一日……為酬答讀者的雅意，在萬難中暫時將定期改為不定期刊物，當然這種不定期的形式也須以環境為轉移。如果環境許可這種形式自然是繼續一個時期。如果環境不許可就是這種不定期的形式也得停止。”這種三刊合刊的形式到1943年8月後，終因環境惡劣也停止了。
第二年春天，《女鐸》在四川成都復刊，1944～1945年連續出了兩年。“復刊後該雜誌的題材範圍有了很大的擴展，除了突出婦女在家庭事務中的重要意義之外，也開始強調要讓婦女們了解當前的政治與社會形勢，並有必要讓她們在這方面掌握更多的知識，以便為國家和民族做出更多的貢獻。”這也許是《女鐸》編輯部從實際的艱難經歷中對婦女社會使命真切感受的一種表達。抗戰勝利後，1946年2月《女鐸》又在上海復刊。
《女鐸》的訂戶數量總體上說不算太多，1917年大約是每期1000份，1925年增長到1400份，1937年發行量劇減至590份，但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則達到過每期3000份的歷史最高記錄。
主編人員
《女鐸》存在期間主編人員變化不大。第一任編輯是美國公理會傳教士亮樂月，她的任期是1912~1919年，此後是季理斐夫人和她從教會大學畢業生中挑選的兩位助手李冠芳和朱懿姝，從1936年起是劉美麗，她是亮樂月的學生並被送到西方國家留過學，其任期直到《女鐸》1951年停刊為止。
期刊定位
喚醒婦女，教育婦女，將婦女引向光明，《女鐸》的這一辦刊指導思想，在事隔三十多年後仍然十分明確。抗戰勝利後，《女鐸》在上海重新復刊，其發刊詞說：“自始至今，女鐸的目標，是促醒中國婦女，負起國家興亡匹婦有責，同時對於她們加入社會工作，不可為個人出風頭，而應為同胞服務。”1948年3月，《女鐸》編輯部在回答讀者詢問刊物的立場和使命是什麼時說：“我們的立場是站在婦女的地位說話，同時也站在家庭的方面說話，以後者來說，我們所站的地位是父母子女的地位以及代婆婆媳婦說話。講到我們的使命是宣揚耶穌愛的福音，促進基督化家庭，和貢獻一般的知識，所以本刊所選的材料，多注重這幾方面。但有人覺得我們不甚注重‘現實’的批評，這倒是事實，因為我們不願布露所謂‘黑幕大觀’，或盡力揭發他人的隱私，因此，我們給予讀者看的資料多是屬於光明的，我們以為只有光明的資料可以給人學好的榜樣，反之，則易引人入黑暗。”由此可以看出《女鐸》創辦以來一以貫之的辦刊宗旨。
主要欄目
《女鐸》創辦初期為32開本，1935年6月期開始改為16開本，此後其開本版式一直沒有變化。然刊物的欄目設定，變化較多。據《女鐸》自己介紹，“女鐸的內容出版以來歷年改良，以期合閱者心理，順世界潮流。
1922年季夫人代理任內略更動，分：社論，家政，說部，道域，服務，坤範，教材，雜俎，餘興，通訊，時事，西藝等；亮返華後又略改，分：社論，家政，道域，學術，說部，坤範，雜俎，教務，時事，逸興，西藝，通訊等，文體多用普通白話，少用文言。”
在創辦初期，《女鐸》的主要欄目設定為家政、學術、道域、說部、坤範、文藝、時事、戲劇，這些欄目的具體內涵如下：
家政—為“相夫教子”之說；
學術—為普通科學知識，與夫高歌雅曲；
道域—為宣揚宗教意義；
說部—為各種長短篇小說，寫情寫景，落筆構思，如生龍活虎，情態逼真；
坤範—為世界範圍中西閨秀傳記，名媛淑女，閱者想見其為人，激勵我女子登創業之程；
文藝—為詩詞課藝，足以培養文學之士，保全國粹之精華；
時事—記載中外婦女新聞材料，可以廣見聞，通國際婦女團體之訊息，新穎有趣，巨細雜陳，可供人茶餘飯後之談助；
戲劇—為劇本，情節可歌可泣，令人怡情悅性，改變氣質。
除了這些基本欄目，每期《女鐸》還發表手工製作兩頁，歌譜一則，後因手工製作沒有新作品而停止。另外，早期《女鐸》篇末都有一篇英文短文，同時還附有英文目錄，後來這些版式也逐漸消除，而變為純中文刊物。
內容特點
第一，傳播宗教知識和倫理，闡述基督教有關道德觀念、婦女責任、基督教與中國社會之關係等問題的基本觀點。
第二，關注婦女地位的改變，介紹蘇聯及歐美國家婦女地位的變化，鼓勵婦女走向社會參加工作，啟迪女性改變自身命運，追求與男性平等的地位。
第三，傳授科學知識和家庭常識，包括具有兒童科學啟蒙意義和治家必需的醫學知識和生活常識，並對如何構建和睦家庭和選擇理想伴侶進行指導。
第四，在重大歷史時期的政治態度，包括抗戰時期、戰後時期和新中國建立初期所表達的適應時代的政治傾向。
社會影響
《女鐸》是中國近代出版時間最長的婦女雜誌，堪稱近代婦女小百科全書，是研究近代女子教育、婦女運動、女性思潮以及基督教與知識女性關係等問題的珍貴文獻。《女鐸》本身即是婦女運動的產物，通過對女性話語的掌握、啟蒙觀念的倡導、榜樣形象的示範、社會網路的建構等一系列活動，反過來又助推婦女運動走向深入。《女鐸》傳遞了強烈的性別意識與角色觀念，影響了當時一批女性知識分子的思想與行動。《女鐸》的話語敘述同行動實踐緊密相連，以女學教育為基礎，家庭責任為前提,服務社會為職志，報效國家為目標，積極倡導女子獨立、男女平權、婚姻自由等理念，為婦女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女鐸》由於其內容豐富，形式活潑，主體內容非常適合具有一定文化的基督徒家庭主婦和一部分未婚的年青女基督徒和女性讀者閱讀，它對這些讀者的影響可想而知。《女鐸》在1950年的總結報告中說：“根據我們所蒐集到的意見看來，《女鐸》在一般基督徒的家庭中起了相當的作用。”一些讀者也寫信向編輯部表示她們對刊物的感受：“從來不知祖國有這樣豐美新穎的治家讀物，詳載各國女界的時事要聞。”“我們生在這個狂風似的時代，無日不為政治社會信仰婚姻擇業等切身問題所困惑，簡直叫我們有些彷徨不敢前進了。可是感激《女鐸》月刊，於這些問題上常給我指導和勇氣。”“我們喜歡看《女鐸》月刊，因我們校中開會時，教員常採用其中材料，講給學生聽。”
《女鐸》獨特的家庭月刊面貌，在基督教界也深有影響。中華基督教協會在1936年5月召開第二次基督教文化出版界會議時，任命了13位咨議員，負責對相關類別的出版物提供諮詢，在親職教育類出版物3位咨議員中，《女鐸》主編劉美麗即為其中一員，可見《女鐸》作為家庭刊物在基督教界的影響。
總之，“《女鐸報》被公認為中國第一份由書局出版的中文婦女刊物。該刊物的初衷是希望在中國的混亂時發出甜美悅耳的聲音，呼籲全國婦女擔當家庭的責任，做到基督教的節制，弘揚社會的美德。以後該刊又將主題範圍加以擴展，包括了工作天地、社交活動以及政治問題。該刊最關注的題材文章，如治理家務、哺育孩子、教育以及小說，很多是從西方翻譯過來的或是帶有明顯的西方傾向。明顯的基督教信息在雜誌中並不是主流，通常每期只有一兩個版面的內容是家庭靈修方面的讀物。該刊的文風比較清晰而純樸，《女鐸報》最不容置疑的成就在於它承認了婦女的重要地位，這使讀者感到十分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