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斯坦丁·烏斯季諾維奇·契爾年科（1911年9月24日-1985年3月10日），蘇聯政治家，蘇聯黨務和國務活動家，工人運動的出色組織者。
1984年2月13日，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安德羅波夫逝世後，接任蘇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就任總書記後已經體弱多病，此後不久健康更加惡化，無法正常履行職務，任總書記13個月後即去世。由戈巴契夫接任總書記職務。
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執政方略,個人榮譽,主要著作,
人物生平
1911年9月24日，契爾年科出生在俄羅斯西伯利亞大捷西村鎮（今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疆區新村區）的一個農民家庭，俄羅斯人。少年時代當過僱工。
契爾年科總書記
契爾年科總書記1929年至1933年，先後任共青團區委宣傳部部長、邊防軍某部黨組書記、黨的區委部長等職。
1931年，加入蘇聯共產黨。
1933年，復員回鄉。
1933至1945年，先後任新村區黨委和烏雅爾區黨委宣傳部部長、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疆區黨的教育之家主任、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疆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黨委書記等職。
1945年，畢業於蘇共中央高級黨校。
康斯坦丁·烏斯季諾維奇·契爾年科1955年，當選為摩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代表。
1956年，當選為摩爾達維亞共產黨中央委員。
1956至1960年，任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處長。
1960至1965年，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秘書處主任。
1965年7月至1976年3月，任蘇共中央總務部部長，主管黨中央領導人的內務、行政、文書和安全等工作。
1966年8月起，連續當選為第七至十一屆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並任蘇聯最高蘇維埃聯盟院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
1966年4月至1971年4月，當選為蘇共中央候補委員。
1971年4月，蘇共二十四大起當選為蘇共中央委員。
1976年3月，蘇共中央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書記併兼任蘇共中央總務部部長，
1977年10月至1978年11月，當選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78年11月至1984年2月，當選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共中央書記。
1984年4月11日，在第十一屆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
執政方略
契爾年科，1911年9月24日生於西伯利亞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俄羅斯農民家庭。曾在高級黨校和基什尼奧夫教育學院求學。1931年入黨。1941－1943年任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黨委書記。1945－1948年住奔薩州黨委書記。1948－1956年任摩爾達維亞宣傳鼓動部部長，受到勃列日涅夫賞識，調莫斯科黨中央工作（1956－1960）。1964年勃列日涅夫掌握黨權，以契爾年科為主要參謀人員。1971年即為黨中央委員，1977年起為政治局委員。許多人早已認為他是勃列日涅夫的親信和接班人。但勃列日涅夫死後，契爾年科未能獲得黨內多數派系支持，遂使前克格勃首腦安德羅波夫於1982年11月12日就任黨的總書記。1984年2月13日在安德羅波夫逝世後就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就職後不久健康顯然惡化，經常不能履行職務。他在短短任期內幾乎無所建樹。他死後由戈巴契夫繼任。
年輕時的契爾年科
年輕時的契爾年科契爾年科在20世紀50年代初結識勃列日涅夫，受到勃的賞識，以後一直隨勃列日涅夫在一起工作，被稱為是“第聶伯幫”的重要成員和勃列日涅夫的“總管家”之稱。安德羅波夫逝世後，他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時已73歲高齡，成了十月革命以後就任蘇共最高領導職務年事最高的人。
從契爾年科的年齡、健康狀況和威望來看，顯然具有過渡性質。他執政僅13個月，雖然未能改善蘇聯國內外面臨的困境，但保持了蘇聯政局的穩定，做了一些具體工作。
在契爾年科執政期間強調政策的繼承性，因此基本上保持了安德羅波夫時期的對內對外政策。在經濟方面，契爾年科主張對蘇聯的整個經濟體制進行認真的改造，提出完善經濟活動，改革管理形式和方法、將國民經濟變成一種高效率的有條不紊的機制。契爾年科指出，經濟試驗的實質在於給企業更多的權利，提高企業的責任感，擺脫中央過多的監督。 契爾年科要求經濟幹部要表現出更大的自主性，大膽地進行探索。他強調要加速科學技術進步，儘快地將科學技術成就運用到生產中去。在他執政期間。除繼續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外，其它方面的改革並沒有展開。
CIA中關於契爾年科的資料
CIA中關於契爾年科的資料關於蘇聯社會所處的發展階段問題，他繼承了安德羅波夫的“起點論”，說：“蘇聯目前正處在社會主義建設新階段—完善發達社會主義社會的開端”。（《契爾年科言論選集》85年中文版） 他不僅強調了這個結論的重要性，而且也指出了發達社會主義階段的長期性，強調需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他把完善發達社會主義作為黨的基本方針，具體地說，就是使生產力發生深刻質變並相應地改善生產關係，大幅度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強勞動紀律和社會紀律．進一步發揮民眾的勞動積極性和主動性。
契爾年科長期從事黨務和意識形態工作，多次強調在意識形態工作、組織工作和經濟工作方面要始終如一地遵循列寧主義的原則，認為不創造必要的社會前提和意識形態前提，要把經濟提高到一個嶄新的水平是不可能的。 雖然業已成熟的經濟問題、組織問題及其它問題十分重要，但意識形態工作越來越提到首位，它是全黨的事業。強調把改善意識形態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到“適應黨在完善發達社會主義過程中正在完成的那些重大複雜的任務的水平”。（《蘇共中央全會（1983年6月14日——15日）檔案彙編》，莫斯科1983年版）
契爾年科和勃列日涅夫
契爾年科和勃列日涅夫契爾年科非常重視抓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大力呼籲要杜絕資產階級文化的滲入，主張對中國小的教育進行改革。然而，契爾年科卻沒有挽救得了自蘇斯洛夫去世後蘇聯國內意識形態混亂的局勢。
在對外關係方面他認為國際形勢的特點是：戰爭危險急劇增強，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以及雙方的政治方針和針鋒相對的世界觀的對抗空前緊張。因此他對美國的態度比較強硬，尤其是美國在西歐部署中程飛彈後，直到1984年12月份，他在會見美國企業家哈默時才表示蘇美兩國應建立良好關係。在同東歐國家關係方面，強調要全力發展和加強團結合作，而東歐國家無論是國內建設還是對外關係方面，如有一些獨立自主的做法都會被視為越軌行為而遭到指責。關於中蘇關係方面，雖然他強調同中國發展友好關係很重要，但和安德羅波夫時期一樣，中蘇兩國關係沒有出現更積極的進展。
個人榮譽
契爾年科任職期間積極參加集體制定和貫徹建設發展社會主義的方針，為提高人民福利、完善民主、增強國防、鞏固社會主義國家地位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