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古堡是我國三大古堡群之一，是中國北方防禦型堡寨聚落的典型代表，被著名古建專家羅哲文譽為“中華民居之瑰寶”。它們年代久遠、數量龐大、空間形式獨特、文化脈絡完整、時間截面清晰、歷史地位特殊。
目前，晉城境內太行古堡共117處，其中具有整體保護開發利用價值的34處。以湘峪古堡、竇莊古堡、郭壁古堡、柳氏民居、皇城相府、郭峪古堡、砥洎城、上莊古堡（天官王府）、中莊古堡、大陽古鎮、碗子城、良戶古村等為代表。
多數古堡建築群形制猶存、原始生活狀態依舊，是中國北方地區現存規模最大的“活態遺產群”。大部分堡寨沿境內貫通南北的太行古道、丹河流域和橫穿沁河通往河東地區的三條主要交通線分布。
歷史成因,分布情況,歷史價值,
歷史成因
晉城境內有數量龐大的太行古堡群，且大規模建造集中在明末時期，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發達的工商經濟。明中後期，隨著明朝政府開放民間冶鐵，富藏煤鐵的澤潞地區冶鐵業規模迅速擴大，一大批農民從土地生產中分離，從事貿易和手工業生產，鐵器、潞綢、琉璃等物品遠銷多半箇中國,以及印度、不丹等國家，這裡成為山西省乃至中國最富裕的區域之一。
二是動亂的社會環境，財富不僅為建設提供了堅實保障，也使這裡成為搶掠目標。明末李自成等領導的農民起義，為晉城傳統鄉村社會帶來“滅頂之災”，由此民間真正形成防禦意識，開啟大規模築堡。
三是精明慷慨的鄉紳主導。明清兩代山西籍進士數量是以往各朝代山西籍進士總量兩倍之多，其中十分之一來自晉城。明末動盪的政治環境下，在這些群體中又濃縮出一批志士，積極推動鄉村防禦建設。無論是固若金湯的砥洎城，還是防衛森嚴的湘峪堡，都是由鄉賢主導建成。鄉紳精明的治理智慧、慷概的資金捐助、別出心裁的防禦設計，創造了獨特的人居環境場所，表現了特殊時代背景下的審美藝術風尚，反映了當時社會財富和科學技術的總體水平。
分布情況
晉城境內太行古堡共117處，大部分堡寨是沿著境內貫通南北的太行古道、丹河流域和橫穿沁河通往河東地區的三條主要交通線展開。其中，沁河兩岸約60座，丹河沿線約57座。
保存較好且具有開發價值的古堡共34處，著名的有皇城相府、湘峪古堡、郭峪古堡、砥洎城、上莊古堡、中莊古堡、竇莊古堡、郭壁古堡、柳氏民居、大陽古鎮等；古風猶在，形制尚存的有謝氏古堡、坪上古堡等10餘座；還有一些院落性古堡，如潘家莊園、謝氏古堡、王村古堡、北蘇莊村、西黃石村、陟椒劉家大院等十餘處。這些古堡氣勢恢宏，歷史底蘊厚重，是山西乃至中國保存最大的鄉村古堡群，也是研究中國北方防禦型鄉村聚落的活化石。
歷史價值
古建木雕太行古堡是以漢民族為主體，鄉紳組織建成的大規模、多樣化的整體性村落防禦體系，“蜂窩”城牆、豫樓、最早的古堡規劃圖，體現了晉城古堡的獨特性與建造者的創造力。
太行古堡群以官僚鄉紳為核心的鄉村自治模式、平戰結合的防禦工事建設組織方式，形成了“家庭-宗族-村落”的空間構成和防禦組織層級，是中國封建官紳階級維護家鄉穩定、有序發展的優良範本，是儒家禮制文化、士紳文化在鄉村長期積澱的見證，如黃城堡是規模宏大的城堡式官宦院落，營造手法融合了中國宮廷禮制與地方生活特色，反映了中國傳統社會皇權與族權交疊的文化特徵。
太行古堡群依託得天獨厚的煤鐵資源，在以冶鐵為主的工商業繁榮發展的歷史背景下，鐵製品廣泛套用於鄉村防禦設施、建築構件，成為該地區歷史悠久的冶鐵文化的特殊見證，如砥洎城獨一無二的坩堝城牆見證了中國17-18世紀鄉村冶煉產業與建築技藝的輝煌，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民間手工業發展的重要見證。
太行古堡群將中原農耕社會的鄉村聚落選址、布局理論與中國古代城鎮防禦體系相結合，見證了17-18世紀中國北方鄉村在亂世中的變遷和自治，體現了官紳、商賈、平民等不同群體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在結寨自守、形成命運共同體過程中的相互影響和交流，反映了守望互助精神，如郭峪堡是僅用十月工期築成的晉城市內最大的古堡，以豫樓和蜂窩城牆為代表的防禦工事體系體現了17世紀中國鄉村突出的建造技藝，“有財者輸財，有力者出力；以役代捐，以工代賑”的制度設計模式體現了中國民間應急狀態下的治理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