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章未盡才》內容簡介：歷史和現實並沒有不能跨越的鴻溝，在歷史和現實中穿梭，是作者的興趣所在，無論是獨坐書齋，還是漫步在鬧市；是倘佯在山水之間，還是與朋友歡談笑語，感之於心的歷史場景，人物春秋，統統訴於筆端，一任思想自由奔流，抒寫生活和生命，作者在反思歷史的同時，提出了系列主張，有利於我們認識歷史、走近歷史。
基本介紹
- 書名：天下文叢:千古文章未盡才
-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頁數：360頁
- 開本：16
- 定價：45.00
- 作者：劉志琴
- 出版日期：2012年7月16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300157343, 9787300157344
- 品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後記,
內容簡介
無論是獨坐書齋，還是漫步在鬧市，無論是徜徉在山水之間，還是與朋友歡談笑語，那使作者動之於情、感之於心的歷史場景、人物春秋，統統訴於筆端，劉志琴所著的《千古文章未盡才》一任思想自由奔流，抒寫生活和生命，就是我的追求和快樂！
作者簡介
劉志琴，江蘇鎮江人。1960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明史、中國社會文化史。著有《晚明史論》、《張居正評傳》、《中國文化史概論》(合著)、《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主編)等書，出版《悠悠古今》、《思想者不老》等隨筆集
媒體推薦
我們這一代人都成長在輿論一律、思想一律的時代，都已習慣相似相近的人事，凡有出格者都視為異類，甚至加以排斥。坐井觀天看人，將人看成一種模式，這已成為思維定式。殊不知，這世界上山川日月，斗換星移，天地之間最為豐富多彩的是人，是人的面目、性格、心理和情感……
——劉志琴
——劉志琴
圖書目錄
學人剪影
感謝他們為歷史留下見證
特立獨行朱維錚
童心不泯蔡尚思
農民本色丁守和
哀哉，吳廷嘉！
何處覓清高
生命如歌
在天國安享桃李的芬芳
難忘少年師
不是謝幕，是序幕
沈元，一代知識分子的傷痛
千古文章未盡才
沙漠玫瑰
思想者不老
請理解老一代
六十年後的相會——在京51屆同學聚會感言
留得那一份難得的清淨
愛的聖徒
大愛在人間
藝海衝浪
盡顯女性文採風流
女性與探險
女性，重新認識你自己
東海漁家女
一代“猴王”婚戀的社會風波
回望尺牘文化
夢幻《圖蘭朵》
陝北民歌的震撼
大俗大雅話搖滾
評點清代宮廷劇
青春偶像的時尚化
從《東方大帝》說黃帝情結
批評比頌揚更深刻
春在千門萬戶中——《遲到的春天》序
漢字為中國文化之母
漢字的魅力
讀史明智
史學大國的困惑
講史路向何方？
黃仁宇現象
國學何須時尚化
升起智慧的長明燈
歷史，給你一個制高點
強化時間意識走進歷史場景
中國人的政治意識
問成中英教授
打工妹的原生態
有容乃大方為“龍”
炎黃文化與現代文明
“第六倫”與21世紀
到台北毛主席咖啡館做客
突破框架，艱難求索
生活是個大世界
史學與生活
從邊緣走來的口述史
歷史學的中國氣派
吳歌與人文啟蒙——重識江南小調
對立憲與帝制的歷史追問
愛國和誤國
風俗新語
商家主導時尚
民俗情懷與人文反思
哪裡有生活哪裡就有風俗
良莠交錯的風俗景象
考察國情民風的視窗
哺育民族文化心理的溫床
烹調與治國理政
文人自古愛烹調
菜名與口彩
吃喝風與王朝的盛衰
20世紀初西餐引領新時尚
中西風俗的摩擦與交融
義和團與風俗衝突
移風易俗與思想啟蒙
纏放足的波瀾
改陋習，提倡文明生活
風俗，可以演示的歷史
風俗考古，校驗歷史
二十四史為何沒有《風俗志》
民俗資源與文化產業
旅遊和世風
奔放的北京
廣告，從哪裡來，又到哪裡去
用現代意識開發非物質文化遺產
後記：不拘一格求真知——我的自述
感謝他們為歷史留下見證
特立獨行朱維錚
童心不泯蔡尚思
農民本色丁守和
哀哉，吳廷嘉！
何處覓清高
生命如歌
在天國安享桃李的芬芳
難忘少年師
不是謝幕，是序幕
沈元，一代知識分子的傷痛
千古文章未盡才
沙漠玫瑰
思想者不老
請理解老一代
六十年後的相會——在京51屆同學聚會感言
留得那一份難得的清淨
愛的聖徒
大愛在人間
藝海衝浪
盡顯女性文採風流
女性與探險
女性，重新認識你自己
東海漁家女
一代“猴王”婚戀的社會風波
回望尺牘文化
夢幻《圖蘭朵》
陝北民歌的震撼
大俗大雅話搖滾
評點清代宮廷劇
青春偶像的時尚化
從《東方大帝》說黃帝情結
批評比頌揚更深刻
春在千門萬戶中——《遲到的春天》序
漢字為中國文化之母
漢字的魅力
讀史明智
史學大國的困惑
講史路向何方？
黃仁宇現象
國學何須時尚化
升起智慧的長明燈
歷史，給你一個制高點
強化時間意識走進歷史場景
中國人的政治意識
問成中英教授
打工妹的原生態
有容乃大方為“龍”
炎黃文化與現代文明
“第六倫”與21世紀
到台北毛主席咖啡館做客
突破框架，艱難求索
生活是個大世界
史學與生活
從邊緣走來的口述史
歷史學的中國氣派
吳歌與人文啟蒙——重識江南小調
對立憲與帝制的歷史追問
愛國和誤國
風俗新語
商家主導時尚
民俗情懷與人文反思
哪裡有生活哪裡就有風俗
良莠交錯的風俗景象
考察國情民風的視窗
哺育民族文化心理的溫床
烹調與治國理政
文人自古愛烹調
菜名與口彩
吃喝風與王朝的盛衰
20世紀初西餐引領新時尚
中西風俗的摩擦與交融
義和團與風俗衝突
移風易俗與思想啟蒙
纏放足的波瀾
改陋習，提倡文明生活
風俗，可以演示的歷史
風俗考古，校驗歷史
二十四史為何沒有《風俗志》
民俗資源與文化產業
旅遊和世風
奔放的北京
廣告，從哪裡來，又到哪裡去
用現代意識開發非物質文化遺產
後記：不拘一格求真知——我的自述
後記
不拘一格求真知
——我的自述
研究歷史並不是我最初的選擇。20世紀50年代的我以第一志願考取復旦大學物理系，不久因病休學，這才捧起了歷史書。起初完全是為了休閒和增加點知識，所以鐘愛的是那些文史並茂的作品和史家。他們在散文詩歌中揮灑的文采華章，論史說理中分析精闢的智慧，都使我動心，我逐漸轉移了專業的興趣，復學時就進了歷史系。
學歷史的想法是簡單的，就想做一名教師。這是永遠與年輕人為伍的職業，教師有年老的時候，學生川流不息，永遠年青，所以教師的工作是在充滿生機的思想園地，在這樣的園地里生息，擁有的是一顆永葆青春的心。可是天不從人願，1960年畢業後我卻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深宅大院（它後來發展成中國社會科學院）。一直到1975年我才調到近代史所，開始做研究工作時已經38歲了。
當我以老大姐的身份與剛出校門的大學生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我並不後悔在多年學術組織工作中耗費的青春。探索歷史真相、揭示事物至理的科學研究對我有莫大的吸引力，僅此一點就足以使我不計功利，埋首書齋。
這段經歷不同於一般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從我進入研究所以後，就有人認為我是學院派，也有人把我歸入另類。說我是學院派的，是因為我從1960年復旦大學畢業後就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工作，多年來耳濡目染，所言所思，莫不與學術有關，沾染學院氣，也算順理成章；說我是另類的，是因為我曾在部領導的手下做過十多年的學術秘書工作，那在穩坐書齋的人看來，自不是正宗。
當我放棄有可能擢升官員的機會，來到研究所，為的是尋找一個獨立思考的園地，能在這園地自由馳騁，這是我多年的夢。但在改革開放以前，那是一個沒有自我的時代，服從分配幾乎是學子的天職，領導指哪，我向哪，從沒有越職的非分之想。當一個螺絲釘高於一切，自然要高於自己的遐想。
應該感謝“文化大革命”，這雖然是一場浩劫，但卻使我茅塞頓開，我從政治思想的反思中，找回了自我。雖然它姍姍來遲，卻是由我自己做主，真正屬於我自覺自愿的第一選擇。
這一選擇也給我帶來因緣際會。1979年，我發表了第一篇論文《論東林黨的興亡》。兩個月後，有一次接待日本著名學者、京都大學小野和子教授。在機場初次見面，連寒暄還沒有來得及，她突然鞠了一躬對我說：“你的大作拜讀了，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她的坦率、真誠令我非常感動，連劉大年先生也驚嘆日本學者對中國學術界的情況了解得如此之快。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一種看法得到附和固然高興，有不同音調也是一種愉快，尤其是爭辯後的思考，往往有出其不意的長進，我與小野先生就因為有不同見解成為摯友，交往二十五年。也是這篇文章使我體會到老一代學者的寬容大度。在這文章中我指名批評了學界的泰斗侯外廬先生的一種論點，當他看到文章後，不僅沒有質難，還向歷史所林甘泉所長表示希望調我到他麾下工作，這對我一個半途出家的研究者來說，是一種莫大的鼓勵。
研究歷史真痛快！我常想，造物者對人類最大的恩賜，是賦予人類與眾不同的腦袋，這與眾不同的“眾”，不是我、你、他，而是生息在大千世界中林林總總的生物品種。植物、動物，脊椎、靈長，等等繁多的科屬，唯有人類才有一顆高高挺立在身軀頂端的能夠思考創造的腦袋，從此人類才得以高昂頭顱，傲視天下萬物，自詡為萬物之靈。
你說這腦袋是謂何物？在生物家眼中，它是血肉之軀的一部分，經不起撞擊、重壓，與其他生物無異；在思想家心目中，它是一個褒貶千古、縱橫四海、無所不往的思想工具。而在史學研究中思考問題，不僅要發掘塵封已久的文史舊典，還要綜覽海內外學人的最新研究成果，融匯現代科學精神，發現前人見所未見之處，做出自己的一得之解，這是我的快樂之源。史學研究雖非我的初衷，卻給了我自由翱翔的天地。所以在我剛進研究所的時候，給自己題了一首座右銘：“坐集千古之智，以善取為樂；不法前人後塵，辟蹊徑求知。”
對於研究工作，我並沒有將它當作職業，主要還是興趣的驅使。興之所至，論題經常會有轉移，文章一旦出手，該說的話說完了，也許又被另一個問題所吸引。雖然多年來熱熱鬧鬧的成果大多屬於社會文化史領域，但縈繞在心底揮之不去的卻還是對明史的思考，這不僅是我參加研究工作的起點，更重要的是由於晚明歷史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封建王朝發展到晚明有可能成為中國歷史的轉折，卻又未能走向轉折，這一時代澎湃的思潮，變幻的風雲，構成列代末世王朝從未出現的奇景異觀，給今人留下不盡的懸念和思考。這有永遠的吸引力，也會成為我學術生命的歸宿。
文化史從20世紀80年代復興後，我又踏人這個領域，這沉寂多年的學科重新崛起，引起很多思索。改寫中國思想史是我搞文化史研究的想法之一。我曾寫了一篇文章《公眾人物與中國思想史研究》。這是一篇論綱。我認為，古代史研究也要注意公眾人物。錢玄同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曾提出，明清時代影響中國最大的是兩個人，一個是孔夫子，一個是關羽——關老爺。有些“愚夫”可能不知道孔夫子，但沒有不知道關老爺的。匡亞明主張研究中國思想史所列出的名單就有關羽，但這也引起了爭議。
何為封建社會的公眾人物？這是社會上層、下層都推崇的人物，這有兩類，一是“清官”，一是“義士”。這樣的人物有他的永久性、神聖性。關公、包拯，永遠存在於人們的頭腦中，已經成為思想符號，具有全民性。中國社會是一個禮俗的社會，是以禮代法的。禮治是人治不是法治，清官為民請命，反對權貴的法外特權而受到民眾的推崇。清官雖然只是理想化的形象，但是百姓是永遠需要的，包括今天，清官戲也特別受歡迎，因為目前還沒有健全的法治，而到法治社會，清官的作用就會降低。義士打抱不平的俠義行為，為民一吐胸中的怨氣，也是老百姓需要的。下層社會的思想，與主流思想有所不同。關羽不是思想家，但後來他變成思想符號，很多東西已不是他本身具有的，而是社會附加給他的。孔子研究也是如此。有真孔子和假孔子，真孔子是春秋時代的孔子，假孔子是明清時代的孔子。假孑L子可以研究，假關公為什麼不能研究呢？國外研究思想史也把《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這種半真半假的神話傳說作為研究對象，因為它代表當時人們的思想。那么研究個人的思想，除了本人的東西外，時代附加給他的東西，應不應該屬於研究的對象？把公眾人物引入中國思想史，是要研究“關羽現象”、“關羽崇拜”。“包公崇拜”從明清以來，到現在依然存在。為什麼對於這種活的思想無動於衷呢？
我用“世俗理性”的概念來概括士大夫教化民眾的觀念，把精英的理念推向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國是禮俗社會，以禮化俗是精英文化社會化的過程。
禮俗社會具有禮俗文化。禮俗文化就一定要帶“俗”，對“俗”要進行研究。我曾和李澤厚交換過意見，他認為“生活是個本源”，我說，你從哲學方面提出問題，我要從歷史方面去說明。在20世紀80年代當我寫晚明城市風尚變遷時，談到由消費生活啟動而引發倫理道德觀念的變遷，研究上層社會通過哪些渠道來改變民情風尚是重要的一環。這是貼近社會、貼近民眾生活的課題，也是新時期史學發展的方向。
從社會文化現象來看可以解釋許多歷史問題。比如說中國封建社會為什麼這么長？一般都是從經濟、地理環境方面去解釋，但也可從另一個角度去考慮。中國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思想，一貫到底，融人民眾的生活方式，以禮化俗，主導俗的發展，致使禮中有俗，俗中有禮，禮與俗的契合，極大地增強了社會上層與下層的凝聚力，這是禮俗社會的一大特色。它是通過什麼渠道，怎樣廣布全社會？中國士大夫是如何建立教化民眾的使命感？歷史學家應該去解釋很多歷史問題，解釋了這些東西就會有很多智慧在裡面。解釋是有困難的，也有時會解釋錯，但這都不妨礙你以科學的精神去探索，用一種真實、無誤的知識去說明。
有人問我是否受到年鑑學派的影響，為什麼有些新看法一定是來自外國呢？！我恰恰是從本土出發得出的結論，要說有相似之處，那只能說是歷史有普世現象。中華民族的歷史資源非常豐富，只要有一種開放的思想，把眼睛向下看，我們也會形成自己的學派。我國的禮俗文化有豐富的文化底蘊，這是中國獨特的文化觀念。研究工作不光是受外面的影響，本土研究也可以影響外面。
從傳統到現代史學功能已經有所變化。當前的史學功能應該是教育為上，包括知識教育、素質教育，也包括給人以智慧。未來社會是一個智慧型競爭的社會。智慧型怎么開發？把歷史只看成為領導提供資政的東西我看沒有多大前途，但作為對民眾的教育它會有很大的功能。現代化的發展，必然會使一些傳統的學科發生新陳代謝。歷史應該在未來社會的智慧型競爭中發揮作用，研究者必須調整自己的智力結構。
1985年在《哲學研究》上我發表了《略論史學工作者的智力結構》一文，也是有感而發。在研究所里，像范老就主張史學家應該成為百科全書，像字典一樣。我很尊重范老，但這個觀點我不能同意。如果要求史學家人人像字典，人就工具化了，削弱了研究的能動性。我認為，研究能力就是掌握和運用知識的能力，對史學工作者來說，主要表現為對史料的選擇、判斷、推理、概括和說明的過程。這是包括記憶力、思維力、創造力和表現力的綜合智慧型，所謂智力結構就是這幾方面的有機組合。
林甘泉先生在歷史所里也推薦了我的這篇文章，說是代表了年輕一代史學工作者的思想。其實問題很簡單，為什麼過去不能發現？一方面有“階級鬥爭為綱”的影響，另一方面存在著因循的傳統，後輩人只是跟著前輩人走，只是去進行考證和補充。史學人才有兩種：一種是開拓性人才，一種是建設性人才。現在大量的人才是建設性的人才，但是必須有開拓性的人才提出課題。這是我借用愛因斯坦關於自然科學的說法，其實任何學科都是需要的。史學研究需要進行開拓，史學工作者要從自身去進行思考，不要只考慮市場的影響。
按照現代化的要求，歷史學應該重新定位，不能像封建時代的歷史學，也不能像“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歷史學，不能把歷史學變成政治的奴婢。在現代化的社會中，一些學科的位置必然會發生變化。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歷史出智慧》，這是針對嚴中平先生70年代在《紅旗》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歷史出科學》。嚴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師輩，我經常同他討論學術問題，但在這個問題上我不同意他的意見。我覺得科學的東西是需要反覆驗證的，但是歷史是不能驗證的，它還是屬於人文學科。凡是認定史學是一門科學的人，主要是認為史學能總結社會發展規律。規律是對必然性的認識，必然性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就像自然科學規律一樣，可以重複，可以預測，從而可以指導未來，所以才稱為科學。但對歷史學來說就有兩個問題：一是歷史常常受到偶然性的挑戰，使它不能按照既定的規律發展；二是科學是對未來的探索活動，科學研究的成果是可以驗證的，所以它才能轉化為技術，轉化為改造世界的力量，而歷史是永遠不能驗證的。歷史活動離不開人的參與，這是極其豐富和複雜的精神活動和社會行為的表現。歷史能給人智慧，這種智慧也具有普世性的規則。但你要把規律神聖化，當成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東西就不行了。歷史學無限崇拜必然性，但不要把它神聖化。一神聖化就絕對化了。歷史人物和事變有它的偶然性，過去把偶然性只是看成必然性的陪襯。說歷史出科學，就是由於歷史學探討規律。但歷史越發展，我們就越可以看出歷史規律的有限性，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律。歷史中有些極為相似的東西，第一次出現可能是喜劇，再次出現可能就是悲劇或鬧劇了，相似而不相同。所以歷史不是不可捕捉，但規律是有限的。必然性的重要性可以強調，但必然性不能神聖化。所以，歷史最現實的就是給人智慧，這種智慧就包括對規律的掌握。
總之，我認為歷史不能出科學，只能出智慧，稱歷史學為歷史學科而非歷史科學要更切合實際。但已經習慣的稱呼也無妨照舊，只是在研究者心目中這是有限定意義的，如果明確表白的話，我想歷史學是經驗性的知識。因為是經驗性的，自不乏一定的規則可參照，所以也有科學的因素。但又由於這是經驗性的，對後人可能有參照性、啟示性，而並不具有指導全局的作用。這也是作為人文學科的科學觀念與自然科學的最大差異。
當初我對嚴中平先生的《歷史出科學》一文的提法有些異議，當時還想不明白，卻一直在我心中存疑。後來在我為“中華智慧集萃叢書”撰寫序言的時候，又冒出了對這一問題的思索，自以為逐漸清晰，便以《歷史出智慧》的命題表述了我的態度。由於故人已仙去，不忍就此再進行討論，況且序言也不容對此多加議論，所以對此只能淺嘗輒止，主要是正面闡述對歷史智慧的看法。在我心目中無疑認為，歷史不能出科學，只能出智慧。
前面我已經說了，歷史學是經驗性的知識，因為是經驗性的，自不乏一定的規則可參照，所以也有科學的因素，但由於這是經驗性的，對後人有參照性、啟示性，而不一定就是指導作用。這也是作為人文學科的科學性觀念與自然科學的最大差異。自然科學是實驗科學，其中也要參照經驗，但經驗性的歷史知識永遠不能實驗。不能重複、不能驗證、不能假設的學科，何以能成為科學？有關歷史學是不是科學的爭議不會停息，因為研究對象的不同永遠存在，這也不必求同，但要為自己的主張立說。
歷史不能出科學，卻能出智慧，這也就是我想用“歷史出智慧”來代替“歷史出科學”的本意。智慧是一種對經驗的感悟、體認和敏感，對提高文化素質永遠不會過時，而且常用常新。所以把史學作為科學，則史學亡，把史學作為智慧，則萬世不竭，這是我極而言之的一種看法。
歷史研究“求真”，也要“求解”，不僅要告訴人們是什麼，還要告訴人們為什麼，這就是歷史學的教育功能，也是讓人增長智慧之所在。秦王朝只存在了15年，可對它的研究長達兩千多年，並且還在不斷出新，秦始皇更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世世代代會不斷研究下去，因為它有社會意義，有時代的解釋。這是歷史研究的魅力所在。現在史學工作者要進行跨學科的研究，你不進行跨學科研究，人家會跨到你這來。《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就是社科院文學所王學泰寫的，而這應該是搞歷史的人做的。最早寫中國近代科學為什麼落後的文章，搞歷史的人沒有參加，是搞自然科學的人寫的。我覺得這很奇怪，研究歷史的也應該研究物質史，但搞近代史的人不僅不研究，而且沒有人提出這個問題。遊民問題應該是搞社會史的人寫的，但搞歷史的人只是描述現象，不作解釋。這也與歷史學的研究方式和人才培養方式有關。我們搞歷史的人，往往囿於一隅，範圍非常狹窄。跨學科研究是一種趨勢。現在科學的發展是一體化的，你研究歷史也需要有自然科學的意識。要注意質的變化，也要注意量的變化。歷史學家不能只有傳統的東西，也要吸收新的意識。現在很多描述性的書重複出版不少，只是再現過去已經不能滿足現代人的知識要求了。古代人只是“法祖”，知道祖先怎么做就可以了，現代人不行。這就需要史學家有社會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各種的背景知識才能解釋歷史中的為什麼。
如顧頡剛先生研究孟姜女的故事，這個研究是很有價值的。他研究出孟姜女的傳說在秦始皇以前就有了，被人附會在秦始皇的頭上。他運用文字學、音韻學、歷史地理學、社會學等知識和方法理清了孟姜女故事的由來和發展。但遺憾的是他只做了第一步，沒有做第二步。秦始皇的統治從歷史學的角度講是值得肯定的，這是史學界的共識，但是在他的旁邊出現了一個孟姜女，就意味著對暴政的控訴，表現了老百姓反對秦始皇的心態，這也說明民眾的評價往往與歷史學家的評價並不相同。進一步說，歷史評價與道德評價是二律背反。如果顧頡剛是個思想家的話，他應該對這個問題加以說明，可惜，他只是個學問家，有那么典型的例子，卻沒有提出深刻的思想。而這個問題是後來李澤厚引進康德的命題提出的。我覺得我們搞史學理論的不要自我陶醉，有很多史學理論的問題沒有解決。歷史出智慧，應該出一些命題，有了命題就有意義。顧頡剛先生為什麼話到嘴邊沒有把道理說出來，是因為他沒把這些問題聯繫起來去深度思考。諸如此類的問題可以舉很多。
歷史和現實並沒有不能跨越的鴻溝，在歷史和現實中穿梭，是我的興趣所在。無論是獨坐書齋，還是漫步在鬧市，無論是徜徉在山水之間，還是與朋友歡談笑語，那使我動之於情、感之於心的歷史場景、人物春秋，統統訴於筆端，一任思想自由奔流，抒寫生活和生命，就是我的追求和快樂！
——我的自述
研究歷史並不是我最初的選擇。20世紀50年代的我以第一志願考取復旦大學物理系，不久因病休學，這才捧起了歷史書。起初完全是為了休閒和增加點知識，所以鐘愛的是那些文史並茂的作品和史家。他們在散文詩歌中揮灑的文采華章，論史說理中分析精闢的智慧，都使我動心，我逐漸轉移了專業的興趣，復學時就進了歷史系。
學歷史的想法是簡單的，就想做一名教師。這是永遠與年輕人為伍的職業，教師有年老的時候，學生川流不息，永遠年青，所以教師的工作是在充滿生機的思想園地，在這樣的園地里生息，擁有的是一顆永葆青春的心。可是天不從人願，1960年畢業後我卻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深宅大院（它後來發展成中國社會科學院）。一直到1975年我才調到近代史所，開始做研究工作時已經38歲了。
當我以老大姐的身份與剛出校門的大學生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我並不後悔在多年學術組織工作中耗費的青春。探索歷史真相、揭示事物至理的科學研究對我有莫大的吸引力，僅此一點就足以使我不計功利，埋首書齋。
這段經歷不同於一般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從我進入研究所以後，就有人認為我是學院派，也有人把我歸入另類。說我是學院派的，是因為我從1960年復旦大學畢業後就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工作，多年來耳濡目染，所言所思，莫不與學術有關，沾染學院氣，也算順理成章；說我是另類的，是因為我曾在部領導的手下做過十多年的學術秘書工作，那在穩坐書齋的人看來，自不是正宗。
當我放棄有可能擢升官員的機會，來到研究所，為的是尋找一個獨立思考的園地，能在這園地自由馳騁，這是我多年的夢。但在改革開放以前，那是一個沒有自我的時代，服從分配幾乎是學子的天職，領導指哪，我向哪，從沒有越職的非分之想。當一個螺絲釘高於一切，自然要高於自己的遐想。
應該感謝“文化大革命”，這雖然是一場浩劫，但卻使我茅塞頓開，我從政治思想的反思中，找回了自我。雖然它姍姍來遲，卻是由我自己做主，真正屬於我自覺自愿的第一選擇。
這一選擇也給我帶來因緣際會。1979年，我發表了第一篇論文《論東林黨的興亡》。兩個月後，有一次接待日本著名學者、京都大學小野和子教授。在機場初次見面，連寒暄還沒有來得及，她突然鞠了一躬對我說：“你的大作拜讀了，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她的坦率、真誠令我非常感動，連劉大年先生也驚嘆日本學者對中國學術界的情況了解得如此之快。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一種看法得到附和固然高興，有不同音調也是一種愉快，尤其是爭辯後的思考，往往有出其不意的長進，我與小野先生就因為有不同見解成為摯友，交往二十五年。也是這篇文章使我體會到老一代學者的寬容大度。在這文章中我指名批評了學界的泰斗侯外廬先生的一種論點，當他看到文章後，不僅沒有質難，還向歷史所林甘泉所長表示希望調我到他麾下工作，這對我一個半途出家的研究者來說，是一種莫大的鼓勵。
研究歷史真痛快！我常想，造物者對人類最大的恩賜，是賦予人類與眾不同的腦袋，這與眾不同的“眾”，不是我、你、他，而是生息在大千世界中林林總總的生物品種。植物、動物，脊椎、靈長，等等繁多的科屬，唯有人類才有一顆高高挺立在身軀頂端的能夠思考創造的腦袋，從此人類才得以高昂頭顱，傲視天下萬物，自詡為萬物之靈。
你說這腦袋是謂何物？在生物家眼中，它是血肉之軀的一部分，經不起撞擊、重壓，與其他生物無異；在思想家心目中，它是一個褒貶千古、縱橫四海、無所不往的思想工具。而在史學研究中思考問題，不僅要發掘塵封已久的文史舊典，還要綜覽海內外學人的最新研究成果，融匯現代科學精神，發現前人見所未見之處，做出自己的一得之解，這是我的快樂之源。史學研究雖非我的初衷，卻給了我自由翱翔的天地。所以在我剛進研究所的時候，給自己題了一首座右銘：“坐集千古之智，以善取為樂；不法前人後塵，辟蹊徑求知。”
對於研究工作，我並沒有將它當作職業，主要還是興趣的驅使。興之所至，論題經常會有轉移，文章一旦出手，該說的話說完了，也許又被另一個問題所吸引。雖然多年來熱熱鬧鬧的成果大多屬於社會文化史領域，但縈繞在心底揮之不去的卻還是對明史的思考，這不僅是我參加研究工作的起點，更重要的是由於晚明歷史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封建王朝發展到晚明有可能成為中國歷史的轉折，卻又未能走向轉折，這一時代澎湃的思潮，變幻的風雲，構成列代末世王朝從未出現的奇景異觀，給今人留下不盡的懸念和思考。這有永遠的吸引力，也會成為我學術生命的歸宿。
文化史從20世紀80年代復興後，我又踏人這個領域，這沉寂多年的學科重新崛起，引起很多思索。改寫中國思想史是我搞文化史研究的想法之一。我曾寫了一篇文章《公眾人物與中國思想史研究》。這是一篇論綱。我認為，古代史研究也要注意公眾人物。錢玄同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曾提出，明清時代影響中國最大的是兩個人，一個是孔夫子，一個是關羽——關老爺。有些“愚夫”可能不知道孔夫子，但沒有不知道關老爺的。匡亞明主張研究中國思想史所列出的名單就有關羽，但這也引起了爭議。
何為封建社會的公眾人物？這是社會上層、下層都推崇的人物，這有兩類，一是“清官”，一是“義士”。這樣的人物有他的永久性、神聖性。關公、包拯，永遠存在於人們的頭腦中，已經成為思想符號，具有全民性。中國社會是一個禮俗的社會，是以禮代法的。禮治是人治不是法治，清官為民請命，反對權貴的法外特權而受到民眾的推崇。清官雖然只是理想化的形象，但是百姓是永遠需要的，包括今天，清官戲也特別受歡迎，因為目前還沒有健全的法治，而到法治社會，清官的作用就會降低。義士打抱不平的俠義行為，為民一吐胸中的怨氣，也是老百姓需要的。下層社會的思想，與主流思想有所不同。關羽不是思想家，但後來他變成思想符號，很多東西已不是他本身具有的，而是社會附加給他的。孔子研究也是如此。有真孔子和假孔子，真孔子是春秋時代的孔子，假孔子是明清時代的孔子。假孑L子可以研究，假關公為什麼不能研究呢？國外研究思想史也把《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這種半真半假的神話傳說作為研究對象，因為它代表當時人們的思想。那么研究個人的思想，除了本人的東西外，時代附加給他的東西，應不應該屬於研究的對象？把公眾人物引入中國思想史，是要研究“關羽現象”、“關羽崇拜”。“包公崇拜”從明清以來，到現在依然存在。為什麼對於這種活的思想無動於衷呢？
我用“世俗理性”的概念來概括士大夫教化民眾的觀念，把精英的理念推向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國是禮俗社會，以禮化俗是精英文化社會化的過程。
禮俗社會具有禮俗文化。禮俗文化就一定要帶“俗”，對“俗”要進行研究。我曾和李澤厚交換過意見，他認為“生活是個本源”，我說，你從哲學方面提出問題，我要從歷史方面去說明。在20世紀80年代當我寫晚明城市風尚變遷時，談到由消費生活啟動而引發倫理道德觀念的變遷，研究上層社會通過哪些渠道來改變民情風尚是重要的一環。這是貼近社會、貼近民眾生活的課題，也是新時期史學發展的方向。
從社會文化現象來看可以解釋許多歷史問題。比如說中國封建社會為什麼這么長？一般都是從經濟、地理環境方面去解釋，但也可從另一個角度去考慮。中國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思想，一貫到底，融人民眾的生活方式，以禮化俗，主導俗的發展，致使禮中有俗，俗中有禮，禮與俗的契合，極大地增強了社會上層與下層的凝聚力，這是禮俗社會的一大特色。它是通過什麼渠道，怎樣廣布全社會？中國士大夫是如何建立教化民眾的使命感？歷史學家應該去解釋很多歷史問題，解釋了這些東西就會有很多智慧在裡面。解釋是有困難的，也有時會解釋錯，但這都不妨礙你以科學的精神去探索，用一種真實、無誤的知識去說明。
有人問我是否受到年鑑學派的影響，為什麼有些新看法一定是來自外國呢？！我恰恰是從本土出發得出的結論，要說有相似之處，那只能說是歷史有普世現象。中華民族的歷史資源非常豐富，只要有一種開放的思想，把眼睛向下看，我們也會形成自己的學派。我國的禮俗文化有豐富的文化底蘊，這是中國獨特的文化觀念。研究工作不光是受外面的影響，本土研究也可以影響外面。
從傳統到現代史學功能已經有所變化。當前的史學功能應該是教育為上，包括知識教育、素質教育，也包括給人以智慧。未來社會是一個智慧型競爭的社會。智慧型怎么開發？把歷史只看成為領導提供資政的東西我看沒有多大前途，但作為對民眾的教育它會有很大的功能。現代化的發展，必然會使一些傳統的學科發生新陳代謝。歷史應該在未來社會的智慧型競爭中發揮作用，研究者必須調整自己的智力結構。
1985年在《哲學研究》上我發表了《略論史學工作者的智力結構》一文，也是有感而發。在研究所里，像范老就主張史學家應該成為百科全書，像字典一樣。我很尊重范老，但這個觀點我不能同意。如果要求史學家人人像字典，人就工具化了，削弱了研究的能動性。我認為，研究能力就是掌握和運用知識的能力，對史學工作者來說，主要表現為對史料的選擇、判斷、推理、概括和說明的過程。這是包括記憶力、思維力、創造力和表現力的綜合智慧型，所謂智力結構就是這幾方面的有機組合。
林甘泉先生在歷史所里也推薦了我的這篇文章，說是代表了年輕一代史學工作者的思想。其實問題很簡單，為什麼過去不能發現？一方面有“階級鬥爭為綱”的影響，另一方面存在著因循的傳統，後輩人只是跟著前輩人走，只是去進行考證和補充。史學人才有兩種：一種是開拓性人才，一種是建設性人才。現在大量的人才是建設性的人才，但是必須有開拓性的人才提出課題。這是我借用愛因斯坦關於自然科學的說法，其實任何學科都是需要的。史學研究需要進行開拓，史學工作者要從自身去進行思考，不要只考慮市場的影響。
按照現代化的要求，歷史學應該重新定位，不能像封建時代的歷史學，也不能像“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歷史學，不能把歷史學變成政治的奴婢。在現代化的社會中，一些學科的位置必然會發生變化。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歷史出智慧》，這是針對嚴中平先生70年代在《紅旗》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歷史出科學》。嚴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師輩，我經常同他討論學術問題，但在這個問題上我不同意他的意見。我覺得科學的東西是需要反覆驗證的，但是歷史是不能驗證的，它還是屬於人文學科。凡是認定史學是一門科學的人，主要是認為史學能總結社會發展規律。規律是對必然性的認識，必然性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就像自然科學規律一樣，可以重複，可以預測，從而可以指導未來，所以才稱為科學。但對歷史學來說就有兩個問題：一是歷史常常受到偶然性的挑戰，使它不能按照既定的規律發展；二是科學是對未來的探索活動，科學研究的成果是可以驗證的，所以它才能轉化為技術，轉化為改造世界的力量，而歷史是永遠不能驗證的。歷史活動離不開人的參與，這是極其豐富和複雜的精神活動和社會行為的表現。歷史能給人智慧，這種智慧也具有普世性的規則。但你要把規律神聖化，當成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東西就不行了。歷史學無限崇拜必然性，但不要把它神聖化。一神聖化就絕對化了。歷史人物和事變有它的偶然性，過去把偶然性只是看成必然性的陪襯。說歷史出科學，就是由於歷史學探討規律。但歷史越發展，我們就越可以看出歷史規律的有限性，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律。歷史中有些極為相似的東西，第一次出現可能是喜劇，再次出現可能就是悲劇或鬧劇了，相似而不相同。所以歷史不是不可捕捉，但規律是有限的。必然性的重要性可以強調，但必然性不能神聖化。所以，歷史最現實的就是給人智慧，這種智慧就包括對規律的掌握。
總之，我認為歷史不能出科學，只能出智慧，稱歷史學為歷史學科而非歷史科學要更切合實際。但已經習慣的稱呼也無妨照舊，只是在研究者心目中這是有限定意義的，如果明確表白的話，我想歷史學是經驗性的知識。因為是經驗性的，自不乏一定的規則可參照，所以也有科學的因素。但又由於這是經驗性的，對後人可能有參照性、啟示性，而並不具有指導全局的作用。這也是作為人文學科的科學觀念與自然科學的最大差異。
當初我對嚴中平先生的《歷史出科學》一文的提法有些異議，當時還想不明白，卻一直在我心中存疑。後來在我為“中華智慧集萃叢書”撰寫序言的時候，又冒出了對這一問題的思索，自以為逐漸清晰，便以《歷史出智慧》的命題表述了我的態度。由於故人已仙去，不忍就此再進行討論，況且序言也不容對此多加議論，所以對此只能淺嘗輒止，主要是正面闡述對歷史智慧的看法。在我心目中無疑認為，歷史不能出科學，只能出智慧。
前面我已經說了，歷史學是經驗性的知識，因為是經驗性的，自不乏一定的規則可參照，所以也有科學的因素，但由於這是經驗性的，對後人有參照性、啟示性，而不一定就是指導作用。這也是作為人文學科的科學性觀念與自然科學的最大差異。自然科學是實驗科學，其中也要參照經驗，但經驗性的歷史知識永遠不能實驗。不能重複、不能驗證、不能假設的學科，何以能成為科學？有關歷史學是不是科學的爭議不會停息，因為研究對象的不同永遠存在，這也不必求同，但要為自己的主張立說。
歷史不能出科學，卻能出智慧，這也就是我想用“歷史出智慧”來代替“歷史出科學”的本意。智慧是一種對經驗的感悟、體認和敏感，對提高文化素質永遠不會過時，而且常用常新。所以把史學作為科學，則史學亡，把史學作為智慧，則萬世不竭，這是我極而言之的一種看法。
歷史研究“求真”，也要“求解”，不僅要告訴人們是什麼，還要告訴人們為什麼，這就是歷史學的教育功能，也是讓人增長智慧之所在。秦王朝只存在了15年，可對它的研究長達兩千多年，並且還在不斷出新，秦始皇更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世世代代會不斷研究下去，因為它有社會意義，有時代的解釋。這是歷史研究的魅力所在。現在史學工作者要進行跨學科的研究，你不進行跨學科研究，人家會跨到你這來。《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就是社科院文學所王學泰寫的，而這應該是搞歷史的人做的。最早寫中國近代科學為什麼落後的文章，搞歷史的人沒有參加，是搞自然科學的人寫的。我覺得這很奇怪，研究歷史的也應該研究物質史，但搞近代史的人不僅不研究，而且沒有人提出這個問題。遊民問題應該是搞社會史的人寫的，但搞歷史的人只是描述現象，不作解釋。這也與歷史學的研究方式和人才培養方式有關。我們搞歷史的人，往往囿於一隅，範圍非常狹窄。跨學科研究是一種趨勢。現在科學的發展是一體化的，你研究歷史也需要有自然科學的意識。要注意質的變化，也要注意量的變化。歷史學家不能只有傳統的東西，也要吸收新的意識。現在很多描述性的書重複出版不少，只是再現過去已經不能滿足現代人的知識要求了。古代人只是“法祖”，知道祖先怎么做就可以了，現代人不行。這就需要史學家有社會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各種的背景知識才能解釋歷史中的為什麼。
如顧頡剛先生研究孟姜女的故事，這個研究是很有價值的。他研究出孟姜女的傳說在秦始皇以前就有了，被人附會在秦始皇的頭上。他運用文字學、音韻學、歷史地理學、社會學等知識和方法理清了孟姜女故事的由來和發展。但遺憾的是他只做了第一步，沒有做第二步。秦始皇的統治從歷史學的角度講是值得肯定的，這是史學界的共識，但是在他的旁邊出現了一個孟姜女，就意味著對暴政的控訴，表現了老百姓反對秦始皇的心態，這也說明民眾的評價往往與歷史學家的評價並不相同。進一步說，歷史評價與道德評價是二律背反。如果顧頡剛是個思想家的話，他應該對這個問題加以說明，可惜，他只是個學問家，有那么典型的例子，卻沒有提出深刻的思想。而這個問題是後來李澤厚引進康德的命題提出的。我覺得我們搞史學理論的不要自我陶醉，有很多史學理論的問題沒有解決。歷史出智慧，應該出一些命題，有了命題就有意義。顧頡剛先生為什麼話到嘴邊沒有把道理說出來，是因為他沒把這些問題聯繫起來去深度思考。諸如此類的問題可以舉很多。
歷史和現實並沒有不能跨越的鴻溝，在歷史和現實中穿梭，是我的興趣所在。無論是獨坐書齋，還是漫步在鬧市，無論是徜徉在山水之間，還是與朋友歡談笑語，那使我動之於情、感之於心的歷史場景、人物春秋，統統訴於筆端，一任思想自由奔流，抒寫生活和生命，就是我的追求和快樂！
